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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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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完成了为古典宇宙图像奠定基础的发现。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位年轻的作家，名叫马克斯·布罗德。布罗德擅长在思想和发明史中探寻本民族的杰出人物的心理特征。在短篇小说《第谷·布拉的赎罪》中，布罗德塑造了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的形象。有趣的是，由于和爱因斯坦的交往，布罗德在现实中找到了开普勒这个伟大科学家的化身。所以很多人在读了小说后都说，开普勒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是开普勒。
布罗德小说中的开普勒对生活享受、世俗娱乐不感兴趣，而在探索科学真理中汲取欢乐。他对第谷·布拉调和天文学体系和宗教体系的倾向尤为不满。他以为无论天文学关于宇宙的假说是什么样的，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开普勒的形象之所以与爱因斯坦相近，不仅在于这类插话，并且也在于布拉格天文学家的创作中渗透着的宇宙和谐感。
《第谷·布拉的赎罪》问世后30多年，马克斯·布罗德出版了小说《囚禁中的伽利略》，并把它寄给了爱因斯坦。1947年7月，布罗德收到了回信，在信中，爱因斯坦对伽利略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已经把《伽利略》这本书读了三分之一。对于体现出通常叫做历史的那些人物的活动，能够获得如此深切入微的洞察，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既然这是一个论述遥远的历史事件的问题，实际上似乎不大可能，也没有多大意义。
“至于伽利略本人，我想象中的他却十分不同。当然，毫无疑问，他渴望认识真理，历史上这样的人是少有的。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他竟认为值得去顶着如此多的反对，企图把他已经发现的真理灌输给浅薄的和心地狭窄的群众，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对他来说，耗费他的晚年去做这样的事，难道真的是如此重要吗？他被迫宣布放弃他的主张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伽利略的论据对于所有那些寻求知识的人都是可利用的，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必定都知道他在宗教法庭上的否认是在受威胁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此外，认为年迈的、有着刚强的理智独立性的伽利略，应该置身于虎穴，去同罗马的神父和政客去争吵，这同我自己的想法也有矛盾，除非这件事真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如何，我不能想象我自己会采取这样的步骤来保卫我的相对论。读到这几行时，我倒感到：同我相比较，真理是无比强大的，而且在我看来，试图用长矛和瘦马去保卫相对论，这是可笑的并且是堂·吉诃德式的。……小说对背景的描述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单凭本能，要根据现有的贫乏知识，以这样一种生动和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重现人们的活动，那一定要付出巨大的精力。”
显然，开普勒具有的探求和洞察真理的深沉性比伽利略的慷慨激昂的社会热情，对爱因斯坦更接近一些。
爱因斯坦对开普勒的思想和个性的阐述贯穿着精神风格的深切的一致感。爱因斯坦读过开普勒的书信，它们对他产生的印象并不小于表述天体运动定律的经典著作。
1949年，纽约哲学图书公司出版了一部英文书，名叫《约翰内斯·开普勒的生平和书信》，编译者是卡罗拉·包姆加特。爱因斯坦为之作序。在这篇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开普勒内心世界的透彻理解，或者说，他正好借此表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位无与伦比的人物的一些信件由包姆加特先生的翻译而使英文读者能够读到了。这些信件的时间是从1596年到1631年。信的选择，首先是要使读者能获得一个作为人的开普勒的形象，而没有企图要把他的科学成就及其无比的影响放到显著地位上。不过，知道那个时候科学状况的读者，从这些信件里，还是能够在这方面知道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
“在那里，我们见到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热情地、全心全意地去探求对自然过程特征的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不顾一切内心的和外界的困难，终于达到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开普勒的一生致力于解决一个双重问题。”
开普勒的崇高目标是“古典理想”的第一个草图，它是一幅宇宙的因果图像。外界的和内心的困难究竟何在呢？
外界的困难来自因果解释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以另一种方式感染了开普勒的内心世界，使它不同于伽利略的内心世界。开普勒既不愿作思想妥协，也不愿作思想斗争。
爱因斯坦写道：
“无论是贫困，也无论是那些有权支配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同时代人的不理解，都没有使他灰心丧气。此外，应该注意的是，他不得不和直接触犯宗教信条的信徒们的知识领域打交道。但开普勒还是属于这样的一类少数人，他们不可能不公开地发表自己对任何一个问题的信念。同时，他也不是在同别人的论战中得到本能的乐趣的那种人，譬如伽利略就是这样一种人，他那辛辣的讽刺话，甚至在今天还引起有学识读者的欢乐。开普勒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并不对教会的一切决定都赞成。对此他也不隐瞒，因而他被看作是一个温和的异教徒，并且也受到了相应的待遇。
“在这里将适当地谈谈那些为开普勒所必须克服的内心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我已经提到过了。看来，开普勒一生的事业就是做到了这样唯一的一件事，即在很大程度上从他出身环境的精神传统中解放了出来。这不仅是以教会权威为基础的宗教传统，而且也是关于自然界、关于认识宇宙中和人类生活中现象的有限可能性的普遍观念，同样也是关于思维和经验在科学中的相对价值的思想。
“他应该在科学研究中摆脱目的论的、万物有灵论的思维方法。他不得不清楚地意识到，逻辑—数学推论本身无论多么清晰，也不能使真理得到保证；自然科学中最美妙的逻辑理论如果不与最准确的实验和观察相比较，那是毫无意义的。要是没有这样的哲学态度，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明显地讲到这一点，但在他的书信中反映出这种内心的斗争。”
对于开普勒退出为新的科学思想而进行社会斗争的阵地（在完全拒绝任何妥协的条件下）爱因斯坦是理解的；但是，爱因斯坦也看到，开普勒和伽利略不同，对存在和谐的纯因果理解还存有内心的障碍。爱因斯坦对伽利略在思想论争上的积极性始终有些格格不入，但他懂得他的意义。像开普勒那样不会去妥协，那样沉浸于内心世界、而且也是像伽利略所特有的那样完全的内心自由，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这就是摆脱了对宇宙和谐的因果理解的一切障碍，一种内在的独立的自由。
不得不再三重复地写出“和谐”这个词并多次使用这个音乐术语。对爱因斯坦一生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是他自己论及玻尔所说过的“最高音乐神韵”。宇宙的和谐感、和谐的社会理想、城市建筑形式的和谐印象……当然，还有直接意义上的和谐——声音的和谐。在这方面，布拉格对爱因斯坦来说，可说是一个和谐的天地：天主教堂的风琴声、新教教堂的圣歌、犹太旋律的忧郁曲调、胡斯颂歌的雄浑音响，这一切，又和捷克的、俄罗斯的、德国的民歌、作曲家的作品交融在一起，让人沉浸在和谐的音乐氛围之中。
在平庸、毫无个性的布拉格教授群中，也有出类拔萃的人物。爱因斯坦和其中几位很接近。
在同事中，爱因斯坦和数学家格奥尔基·皮克相交甚好。在二战中，皮克由于是犹太人，惨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皮克从青年时代当马赫的实验物理学助教时，便对物理学问题一直抱有兴趣，这也是他与爱因斯坦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们的交往中，爱因斯坦找到了一个哲学争论上的孜孜不倦的对手。此外，在这段时间里，因皮克的相助，爱因斯坦克服了与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有关的特殊困难。也正是皮克促使爱因斯坦攻读了意大利数学家里齐和勒维—契维塔的著作，它们充实了爱因斯坦的数学武库。皮克也会拉小提琴，于是有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举行音乐聚会。
爱因斯坦还经常去古代史教授、梵文专家莫里茨·温德尔尼茨家。专业兴趣不同并未妨碍他们对一般的、特别是文学话题的热烈讨论。温德尔尼茨的五个快活的孩子也很招爱因斯坦喜欢，他和他们交上了朋友。爱因斯坦还把自己的小提琴带去，温德尔尼茨的堂妹给他伴奏，她是一位音乐教师、严谨的演奏者，爱因斯坦称她为自己严厉的中士。
谦逊、善良、随和、大多是善意的幽默，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的朋友。但是，说来也怪，正是这些品性也给他带来了敌人。谦逊常常变成对教授称号态度不恭，冒犯了大学内外的学究集团。爱因斯坦那过于简朴的穿着，不拘一格的授课方式，都让正儿八经的教授们看不顺眼。
关于爱因斯坦在布拉格首次讲课的情景，有一份报道作了如下介绍：“爱因斯坦极为朴实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从而使在场的人都为之倾倒。他讲起话来生动而开朗，从不矫揉做作，十分自然，有时还来点使人振奋的幽默。相对论原来是如此简单，这使不少听众为之惊叹！”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那一头蓬松的黑发和那一双孩子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看他那心不在焉的梦游人一样的神情和马马虎虎的衣装，哪里像个德国教授呢？
人家嘲笑他的衣装，他也嘲笑自己的衣装。为了参加对皇上效忠的宣誓仪式，每一位皇家大学的教授都要定做一身特别的服装：一套绣金的绿色礼服、一顶三角帽和一把佩剑。小汉斯看到这一身衣服可乐坏了。他一定要爸爸穿上这套威风凛凛的衣服，带他到街上去出出风头。
爱因斯坦拍拍孩子的头，说：“儿子，爸爸倒不在乎。可是穿上这身衣服，真怕有人会错把我当成巴西来的海军上将呢！”
1911年，爱因斯坦从布拉格赴布鲁塞尔出席索尔维会议。索尔维是比利时化学家和工业家，他发明的新的制碱法，使他成了百万富翁。当时，这位制碱大王已70开外。怎样处置自己那数不尽的财富呢？他想仿效瑞典的炸药大王诺贝尔，扮演科学保护人的光荣角色。
索尔维是有远见的人。他看到，物理学正在向原子和电子的微观领域前进，这对于人类的未来，将产生巨大影响。怎样促进新的物理学的发展呢？索尔维和他的好朋友能斯特教授谈起这个问题。能斯特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机构，邀请世界各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到布鲁塞尔来做学术报告，并且就当前“物理学的危机”自由地交换意见。这就是在物理学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的索尔维会议的发端。
1911年秋天，索尔维会议向欧洲20几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发出了邀请，给他们订了头等来回客票，在大都会饭店里包下了几十间头等客房和两个会议大厅，外加每人1000法郎礼金。爱因斯坦接到请柬，他以奥匈帝国皇家大学教授的身份来到了布鲁塞尔。
此时的布鲁塞尔，群星灿烂！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智慧”聚集在一起。普朗克的头顶几乎全秃光了。他握住爱因斯坦的手，看着爱因斯坦那一头又黑又密的卷发，脸上不禁泛出了慈祥的笑容。他亲切地向爱因斯坦介绍：“德国来了能斯特、维恩；法国来了居里夫人、朗之万和彭加勒；英国来了卢瑟福和金斯；荷兰来了洛伦兹和昂内斯，……”
对，就是这位昂内斯教授，在10年前给爱因斯坦吃过闭门羹，他正好站在爱因斯坦旁边，笑着说：“现在应该由我来给你当助教了。你10年前写来的那张求职的明信片我还保留着。将来把它送到博物馆去，让后人看看我这个老头子当年有多么糊涂！”
爱因斯坦走到一位中年妇女面前。她穿着黑衣服，戴着黑手套，是出席会议的唯一女性。两年前，爱因斯坦在日内瓦大学350周年校庆上见到过她。她就是“镭的母亲”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摘下黑手套，露出一双灵活瘦削的手，手指上伤痕斑斑，她笑着说：“这就是放射性的功劳，你的公式的最好证明。”
她用手指在空中轻巧地划了个E＝MC2。第一届索尔维会议，讨论的题目是“辐射理论和量子”。第一个报告人是洛伦兹，他用经典的方法讨论辐射问题。他用德语、法语和英语轮流讲演，三种语言都讲得那么纯正、流利。最后一个报告人是爱因斯坦，他总结了量子论的各种应用。第一届索尔维会议从经典理论开始，以量子论告终，这是有象征意义的。洛伦兹和爱因斯坦是两代人。8个月前，爱因斯坦到洛伦兹家里作过客。他尊敬洛伦兹，就像尊敬长辈一样。洛伦兹深感后生可畏，也十分钟爱爱因斯坦。
会后，爱因斯坦给人写信说到他对洛伦兹的景仰：
“……他是一个才智和机智的奇迹。一件真正动人的艺术杰作！我认为，所有在座的理论家中洛伦兹是最有才智的……”。
1928年洛伦兹逝世时，爱因斯坦在他的墓前发表了演说，里边重复了同样的说法：“他把自己的一生安排得如此细致周密，就像创造一件珍贵的艺术作品一样。他总是那样善良、宽宏大量和具有正义感，同时又善于深刻而直觉地理解人和环境，这使他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成为领导者。大家都乐于追随他，因为感到，他不是力求支配人们，而是为他们服务。他的形象和著作将为许多世代的人们的幸福和教育服务。”
洛伦兹不仅以兴趣相投和爱因斯坦亲近，他还是这样一个人，对他来说“超个人的”是最个人的。当新的发现打破了古典物理学时，洛伦兹说过，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为什么不在旧的基础崩溃之前死去。这里，有趣的完全不是替古典物理学唱挽歌。大概，对过去的价值的惋惜那不是根本的，它已由愉快地接受新东西所取代了。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在科学的发展面前，个人的生与死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1911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年鉴》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引力对光线传播的影响》的论文，这是他在布拉格期间最重要的成就，该文阐述了相对性引力理论的基本原理。结论的创新之处在于，由星体发射出来的光束在太阳附近掠过时必然会弯曲，这是由于光也有惯性，因而受到太阳引力场的巨大的引力作用。爱因斯坦建议，在下次日全蚀时，通过天文观测来验证这个理论预见。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1914年的考察工作半途而废。直到1919年，在爱因斯坦倡议下，两个英国考察队进行了观测，爱因斯坦的预言被证实了！
布拉格的短暂时期，爱因斯坦的名望已如日中天，世界认识了爱因斯坦。
欧洲的许多大学都向爱因斯坦发出讲学邀请，甚至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发来邀请。苏黎世工业联邦大学——爱因斯坦的母校终于不敢怠慢自己的学生了，他们也打算请爱因斯坦来主持一个新开设的数学物理讲座。
面对这么多的邀请，爱因斯坦选择了母校。米列娃不喜欢布拉格，她想念苏黎世。她和爱因斯坦一样，把苏黎世当做自己的故乡。爱因斯坦对于母校总有一种依恋之情，而且他觉得，那儿有格罗斯曼，解决引力问题需要他！
★ 母校的呼唤1912年秋天，爱因斯坦回到了母校！聘书的期限是10年。
在苏黎世，不仅工大的人们急切地等待爱因斯坦。老朋友们，特别是格罗斯曼，也在焦急地等着他。
老朋友在苏黎世会面了，爱因斯坦又得向格罗斯曼求援了。12年前，格罗斯曼曾帮助爱因斯坦不必去听数学课，但现在的爱因斯坦则需要数学了。
在布拉格时，皮克对爱因斯坦指出过某些几何概念能帮助他在进一步推广相对论时克服困难，但这些指示还不够，还需要把弯曲概念不只运用于线和面，而且还运用于三维空间和四维空时。除了几何思维的深刻和明晰之外，除了为物理问题选择数学方法外，还需要广泛的和系统上的数学准备。
格罗斯曼又一次帮助了爱因斯坦。
他与爱因斯坦进行了多次长谈，并把爱因斯坦领进了数学方法的园地，这些方法有助于爱因斯坦解决新的物理学课题。
1922年12月在东京演讲时，爱因斯坦详述了为建立引力场方程而寻求数学方法的历程：“如果所有（加速）系统是等效的，那么欧几里德几何对它们不可能都成立。抛弃几何而维持（物理）定律，就等于表达思想不用词语。我们必须先寻找词语才能表达思想。在此我们必须寻找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了1912年，我才突然认识到，高斯的曲面理论是解开这个秘密的关键，我认识到高斯的曲面坐标系意义深远。然而，我当时还不知道黎曼已经以更深入的方式研究了几何学的基础。我突然想起，我在读大学时盖泽先生给我们上的几何学课程中就有高斯理论……我认识到几何基础具有物理意义。当我从布拉格回到苏黎世时，我亲爱的朋友、数学家格罗斯曼也在苏黎世。从他那里我首先知道里其，后来又知道了黎曼。因此我便问朋友，我的问题能否通过黎曼理论来解决……。”
格罗斯曼的鼎力相助使得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前景明朗化了。
在苏黎世工大，1912—1913年冬季学期，爱因斯坦讲授过的课程有：解析力学、热力学；1913年夏季学期有：连续介质力学、热的动力学理论；1913—1914年冬季学期有：电和磁、几何光学。此外，他还主持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课。关于这些讨论课，1912年以编外教授身份来到苏黎世的马克斯·劳厄教授讲道：“每个星期，爱因斯坦主持一次讨论课，在课上报告物理学方面的新成就。课在工大举行，连所有的副教授以及大学的许多物理系学生都来参加……讨论课后，爱因斯坦偕所有想同他同行的人到‘王冠饭店’去用晚餐。相对论是讨论的中心……1913年夏，在热情豪放的埃伦费斯特访问苏黎世时，这些讨论特别热烈。我现在仿佛看见许多物理学家当时的情景，在大家陪伴下攀登苏黎世的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发着欢快的笑声。”
同埃伦费斯特的交往和友谊持续了20年——直到1933年埃伦费斯特逝世，这种交往和友谊对爱因斯坦有巨大意义。埃伦费斯特是一代如此富于天才的理论家中最卓越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极为谦逊、敏锐和善良的人。他是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1933年9月25日，埃伦费斯特自杀。爱因斯坦为之写了一篇悼文，语调之平静、理解之透彻，不仅叙述了埃伦费斯特的一生，而且也折射出爱因斯坦自己的人生观：“现在时常发生品格高尚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人世的事，以致我们对于这样的结局不再感到不寻常了。然而要作出死别的决定，一般都是由于无法——或者至少不愿意——屈从新的、更困难的外界生活条件。因为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而了结自己的天然生命，即使在今天，在精神健全的人中间，也极少发生，这只有在那些最清高、道德最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我们的朋友保耳·埃伦费斯特死了。完全了解他的人，也像我一样，知道这个无瑕的人大概是良心冲突的牺牲者，这种冲突以这样或那样形式决不饶过年过半百的大学教师。
“我是22年前认识他的。他从俄国径来布拉格看我，（当时）在俄国，犹太人是禁止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他想在中欧或者西欧找工作。但我们很少谈到那些，因为当时的科学状况几乎吸引了我们的全部兴趣。我们两个都体会到，古典力学和电场理论在热辐射现象和分子过程（热的统计理论）面前都告失败，但似乎还没有可以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普朗克的辐射理论——尽管我们两人对它都大为赞赏——的逻辑缺陷，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我们也讨论了相对论，他对相对论有某些怀疑，但这种怀疑是带有他的独特的批判性见解的。几个小时内，我们就成了真正的朋友——好像我们的梦想和志向都彼此心领意会。一直到他逝世，我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他的才于在于，他具有充分发展了的非凡的能力，去掌握理论观念的本质，剥掉理论的数学外衣，直到清楚地显露出简单的基本观念。这种能力使他成为无与伦比的教师。由于这个缘故，他常被邀请去参加科学会议；因为他总是把明确性和尖锐性带进任何讨论中去。他反对马虎和罗唆，必要的时候，他会使用敏锐的机智，甚至直率的粗鲁态度。他的某些发言几乎可以被解释为妄自尊大，然而他的悲剧却正在于几乎是病态的缺乏自信。他的批判才能超过他的建设能力，这件事使他经常受苦。不妨说，他的批判的判断力，甚至在他自己思想的产物出生以前，就已夺去了他对它们的爱。
“我们第一次会面后不久，埃伦费斯特的外界经历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们尊敬的老师正切望辞退正规的大学教职，他认为，埃伦费斯特是一位能鼓舞人的教师，就推荐他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一个广阔的天地展现在这个还年轻的人的面前。他不仅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一专业里的最好的教师，而且也全心全意地关怀人——尤其是他的学生——的发展和命运。了解别人，得到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帮助任何被卷入外界斗争或者内心斗争中的人；鼓励年轻的人材——所有这些都是他的真正的专长，几乎胜过他在科学问题上的钻研。他在莱顿的学生和同事都爱戴他、尊敬他。他们了解他的极端的热忱，他的那种同愿为人服务和乐于助人的精神完全协调的性格。难道他不应当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说实在话，他比我所接近的任何人都感到不幸福。原因是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他所面临的崇高任务。大家对他的敬重能有什么用呢？他的这种客观上没有根据的不胜任的感觉，不断地折磨他，时常剥夺他平静的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心情的安宁。他受到很大的苦痛，以致不得不在消遣中找安慰。他经常作无目的的旅行，他对无线电的入迷，以及他的不平静生活的其他许多特征，都不是出于安静和无害的嗜好的需要，而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冲动，是为了逃避我已提到过的那种精神的冲突。
“最近几年中，这种情况恶化了，那是由于理论物理学新近经历了奇特的狂暴发展。一个人要学习并且讲授那些在他心里不能完全接受的东西，总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于一个耿直成性的人，一个认为明确就意味着一切的人，这更是一种双倍的困难。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在读了这几行之后能充分体会到那种悲剧。然而主要的正是这一点，使他厌世自杀。
“我认为，言过其实的自我批评的倾向，同少年时代的经验有关。无知和自私的教师对青少年心灵的摧残所引起屈辱和精神压抑，是永不能解脱的，而且常常使以后的生活受到有害的影响。就埃伦费斯特来说，这种经验的强烈，可由他不肯把他心爱的孩子送进任何学校这件事来证明。
“在埃伦费斯特的生活中，他同朋友的关系所起的作用，要远大过大多数人。他实际上是受他的同情心所支配，同时也受以道义判断为根据的憎恶所支配。他一生中最强的关系是同他的那位既是妻子又是工作同志①的关系，这是一位非常坚强和非常坚定的人物，才智上也同他相当。也许她并不完全像他本人那样伶俐，那样多才，那样敏感，但是她的平静，她对别人的独立性，她在一切困难面前的坚定，她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的正直——所有这些都使他得到幸福，而他也以敬重和钟爱来报答她，这种敬爱的感情，在我一生中是不常见到的。同她的分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这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他那已经受创伤的灵魂再也受不起这种波折了。
①指塔姬雅娜·埃伦费斯特，她是俄罗斯人，也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夫妻俩于1911年曾共同发表关于统计力学的逻辑基础的论文。
“他的精神的力量和正直，他的丰美心灵的仁慈和温暖，以及他那压抑不住的幽默和锐利的机智，都丰富了我们活着的人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他的去世对我们是多么大的损失。他将永远活在他的学生的心里，也将永远活在其志向曾受到他的人格教导的一切人的心里。”
1913年秋，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前往维也纳出席自然科学家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比较通俗的报告：理论还未完成，但爱因斯坦等不及了。
爱因斯坦在维也纳把这一理论是作为新的引力论讲的。他把引力理论跟电的理论的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比较。在18世纪，人们关于电只知道存在电荷，它们相互吸引或排斥跟它们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在引力学说领域，实质上，我们知道某种与此相似的东西——重物的相互作用定律，仅此而已。但是，电的学说在一个半世纪内已经得出了电磁场概念。该是在引力学说中也得出比较复杂的概念的时候了。
因此，这涉及要把引力作为空间的某种特性来考察。在这些年中，爱因斯坦接近于把引力看作是空间的特殊几何属性的观点……可是，不应该不依顺序地往前赶，宣称爱因斯坦现在就已经把空间的几何属性和引力等同起来了。
在维也纳逗留期间，爱因斯坦会晤了居住在维也纳郊外的马赫。马赫75岁了，瘫痪在床。爱因斯坦景仰已久的马赫，现在已成为一位须发蓬乱、面容慈祥、表情有点复杂的老头。1955年，在与科恩的谈话中，爱因斯坦追忆过同马赫的见面。这次谈话后两个星期，爱因斯坦就辞别人世。爱因斯坦逝世后，科恩把这次谈话整理成为一篇文章，以《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为题，发表在《科学的美国人》月刊上。下边一段话涉及到1913年爱因斯坦与马赫会晤的背景以及谈话的内容：“爱因斯坦说，科学上有种种潮流。当他作为一个青年人在学物理的时候，所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分子是否存在？他记得，像威廉·奥斯特瓦耳德和恩斯特·马赫那么重要的科学家都曾明白宣称，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原子和分子。爱因斯坦评论说，当时的物理学同今天的物理学之间的最大差别之一是，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拿这个特殊的问题去麻烦人了。尽管爱因斯坦并不同意马赫所采取的根本立场，可是他告诉我，他尊重马赫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他有过重大的影响。他说，他在1913年访问过马赫，曾提出一个问题来考考他。他问马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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