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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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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接着回忆道：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国共产党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张国焘还回忆说：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摸〔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的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实行国共合作。
此后不久，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召开。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王俊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出席了会议。记者瞿秋白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英语流利的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发言：
“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关于统一战线的决定公诸于世。
这样，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这样，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样，一九二四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时，大会主席为孙中山，而主席团由五人组成，即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李大钊居然成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
会上，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这样，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一段非常准确而又简明扼要的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1
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发出通知，决定在“下月”——六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罗章龙是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笔者曾采访过他。据罗章龙回忆，他当时接到一封署名“钟英”的信，要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所谓“钟英”，如前述及，也就是中央的谐音，“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意。
罗章龙是从北京经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到了广州，罗章龙悄然找“管东渠”先生接头。
所谓“管东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
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开，但是这一次“三大”却改在广州召开。所有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都由“管东渠”安排在广州的食宿。
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召开，是因为在“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决策实行“国共合作”，而广东当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
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广东，是在一九二○年。这年二月，驻粤的滇（云南）系军阀和桂（广西）系军阀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孙中山趁机策动驻闽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回师广东。十月二十九日，粤军夺回广州。十月三十一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离沪赴粤。于是，广州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然而，军阀反复无常。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凌晨二时，坐落在广州观音山的孙中山总统府突然遭到陈炯明部队四千多人的袭击。在猛烈的炮火中，总统府化为一片废墟。陈炯明原本打算一举摧毁孙中山政权。在万分紧急之中，孙中山被迫连夜登上“宝璧”号军舰直驶黄埔，然后换乘“永丰”由于“永丰”舰在这一战斗中立下历史性功勋，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命名为“中山”舰。舰，与叛军相持。
孙中山急电正在浙江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永丰”舰。孙中山授以海上指挥全权。蒋介石指挥反击陈炯明。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侍立在孙中山左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八月十八日，蒋介石护送孙中山前往上海。蒋介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并请孙中山作序。从此，蒋介石有了一笔令人垂羡的政治资本，常以孙中山的“好学生”的“光辉形象”出现于社会公众面前。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使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高层领导之中。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孙中山借助于滇军杨希闵、刘镇寰的力量，打败了陈炯明。一九二三年三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于是，广州再度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州发展力量，建立了“管东渠”——广东区委。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前不久——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陈独秀在参加“西湖会议”之后，也从杭州来到广州。
这样，国共两党的首脑，都坐镇广州。
对于国共合作，虽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而且在“西湖会议”上得到五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认可，但是在全党思想上并未统一。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中，也有好几位只是基于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点而认可国共合作，在思想上并未弄通。正因为这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题。
既然中国共产党“三大”要着重讨论国共合作，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在广州召开当然是最合适的。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
这“看云楼”，并非古寺名楼，只是因为门口贴了“看云楼”三个字而得名。这“看云楼”是陈独秀在广州的住所，那三个字也出自陈独秀笔下。陈独秀给住所取名“看云楼”，大抵是要在那里“看”中国变幻莫测的风“云”。陈独秀住所有个大客厅，成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会场。会议有时也改在离那里不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的住处“春园”召开。
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在上海召开时那种时刻提防特务、巡捕的紧张气氛来说，中国共产党“三大”要宽松得多。因为广州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友好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要多得多。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三十多人——不过，其中有表决权的十九人。这些代表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州、浙江、山东、满洲等地以及来自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刘仁静、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向警予、阮啸仙、徐梅坤、冯菊坡、林育南、于树德、邓培、项英、刘尔崧等。
陈独秀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陈独秀指出：
“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六八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2
陈独秀着重讲述了“西湖会议”的精神。他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
陈独秀批评了党内的不良倾向：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陈独秀也检查了中央委员会的错误：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会经常不能待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实包括他自己。为此，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陈独秀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他说：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对各地区的党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一口气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和广州，但是唯独表扬了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的工作：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这次大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作出了决议。决议对国民党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决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引者注：当时的习惯用语为“议决”，亦即决议。下同）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此议决。”
决议指出：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时的四条注意事项：
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对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国共合作策略，后来蒋介石称之为“寄生”策略。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中国共产党）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
不论蒋介石怎么说，事实证明“西湖会议”以及中国共产党“三大”作出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重大策略的提出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立下两大功劳：
第一，为了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马林出了大力。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曾以他的洪钟般的声音作了长篇讲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特务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时，他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察觉并决定转移到嘉兴开会。
第二，制定国共合作方针，使当时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借助于与国民党合作，迅速得以壮大。
这一回，马林又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作长篇讲话，阐明他提议国共合作的意义，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三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
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有四百二十人。
第八部分：锤炼有人前进 也有人落荒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发展了，壮大了。
那曾经围坐在李公馆大餐桌四周的十五位代表，后来又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一九三○年三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曾刊载鲁迅的一篇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文章一开头，鲁迅便写道：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
在论述这一命题时，鲁迅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
“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用鲁迅的这段话来形容那张大餐桌周围的十五位代表后来行进的轨迹，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十五个人当初从天南地北走向李公馆的大餐桌，确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为着建立中国共产党，走在一起的。不论他们后来怎么样，应当说，当他们走进李公馆的时候，当他们参加建立在当时“非法的”秘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是冒着被密探追捕的危险，追求并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
然而，在离开那张大餐桌之后的道路是漫长的。在行进中，有人继续奋进，“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人是变化着的。退伍、落荒、颓唐、叛变是后来出现的。大可不必因后来如此，去否定这些人当年曾经有过的贡献（虽然贡献有大有小）；也不必因后来如此，而大为迷惑：这些人怎么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
当然，最为可贵的是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的。有人在前进途中，抛头颅，洒热血，为着“共产主义真理”；也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虽然在晚年陷入了严重失误之中，但通观他的一生，毕竟功绩超过过失。
谁都希望直路通天。然而，历史的道路总是曲曲弯弯，九曲十八弯。曲管曲，弯管弯，一江春水依然向东流。江水，在曲曲弯弯中向东流。这便是历史：一方面，历史的发展趋势无可阻挡；另一方面，又无可避免“左”拐右弯。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五十多个党员，发展成今日世界第一大党（不光是共产党中的第一大党，也是任何政党中的第一大党）——到二○○二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六千七百多万。这一发展过程，不过八十多年。这种从小到大的发展总趋势，无可阻挡。
然而，纵观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时而“左”，时而右，又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
有钢必有渣。炼钢与除渣是同时进行的。前进者与退伍者、落荒者、颓唐者以至叛变者并存。
追溯那十五位代表在离开李公馆大餐桌之后的足迹，会给人以一种特殊的启示：自始至终在共产主义之路上前进，并不那么容易。
下面以离世时间为序，勾画那十五位代表的后来的人生之旅——也兼及十五位代表之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先行者陈独秀、李大钊、杨明斋、张太雷、陈望道以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贡献甚大的维经斯基。
第八部分：锤炼王尽美积劳成疾心力交瘁
已是酷暑时节，地处海滨的青岛也炎热难挡。
青岛医院里，一位瘦骨嶙峋的青年已病入膏肓，不时口吐鲜血。他已无力握笔，用微弱的声音口授遗嘱。坐在病床之侧的有他的母亲，笔录者则是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的负责人。
“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看罢笔录的遗嘱，在纸末捺上了自己的手印。
未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他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二十七岁！
他，便是王尽美。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他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
在他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宣读了他的遗嘱。
他被安葬在他的故乡——山东莒县北杏村。他的大耳，在冥冥地下，谛听着潍水的哗哗声，“沉浮谁主问苍茫”……
他是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由王瑞俊改名王尽美的。他在一首诗里，表达自己改名之意：
贫富阶级见疆场，
尽美尽善唯解放。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王尽美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书记。后来，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扩大为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他仍为书记。
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会议。与他同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还有张国焘、邓恩铭、柯庆施、高君宇等。
另外，大会邀请国民党代表参加。在王尽美的动员之下，王乐平放弃了本来去美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打算，来到了苏俄红都莫斯科。
在苏俄学习、参观了半年之后，王尽美回国，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织会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罗章龙为主任。
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他，领导了京奉铁路山海关钢铁工厂工人的罢工。
他，领导了秦皇岛码头工人的罢工。
他，领导了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
年纪轻轻，他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王尽美多才多艺：
他的口才，使他成为一位富有鼓动力的宣传家。在组织罢工的时候，他拿条板凳一站，即席发表演说，把革命的道理说得一清二楚，工人们心中顿时豁亮。
他擅长绘画。在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五月五日）时，他花了一夜工夫，便用炭笔画出一幅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像，翌日高悬于会场中央。
他的书法也不错。写标语，写游行横幅，他颇为拿手。
他还会演戏。他演过话剧《盲人配》中的盲人，演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地进行了反封建宣传。
他能演奏各种乐器，不论是琵琶、二胡、月琴、三弦，还是笛、笙、箫、唢呐，他都会。他在苏俄期间，一曲琵琶，曾使苏俄朋友为之倾倒。
他的诗也写得不错。他在济南历下亭写过一首流传颇广的诗：
无情最是东流水，
日夜滔滔去不停。
半是劳动血与泪，
几人从此看分明。
一九二三年二月，他在山海关被捕。工人们闻讯，重重包围了县衙门。县长无奈，只得释放了王尽美。
在风雪交加之中，王尽美从山海关步行到天津。组织上把他调回山东工作，仍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三年十月，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他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于是，一个月之后，他当选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山东代表！这样，他既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又参加了国民党“一大”——这时，他不过二十五岁！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孙中山北上，从广州到上海经日本长崎抵达天津。王尽美闻讯，赶去求见孙中山。五十八岁的孙中山已患肝癌，二十六岁的王尽美已患肺病。孙中山委任王尽美、王乐平等四人，作为他的特派员，在山东开展工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王尽美去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四大”之后，便已经病重。但他仍在青岛坚持工作。
连日吐血，王尽美终于病倒，不得不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回到故乡莒县北杏村静养。
虽然母亲、妻子竭尽全力照料，无奈小小村庄缺医少药，眼看病情日重一日，王尽美自知来日不多。
他惦记着工作，惦记着党组织，在一九二五年七月，由母亲陪同前往青岛。
在青岛医院，他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负责人面前，口授遗嘱，交代了未竟之业，了却心事而永别人世。
他的家中，如同倒了顶梁柱。两个儿子不过六岁、四岁。他的祖母和妻子，在凄风苦雨中相继去世。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极度困苦之中顽强地挣扎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尽力给予了帮助。
王翔千资助王尽美遗孤上学。
山东解放之后，王尽美的寡母、遗孤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细心照顾和妥善安排。
毛泽东也念念不忘王尽美。当毛泽东视察青岛时，曾这样说及：
“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党的‘一大’代表之一，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现在还活着，要好好养起来。”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王尽美的母亲，确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不仅拉扯两个孙子成人，而且还精心保存了王尽美的照片——迄今流传于世的王尽美照片只有一帧，是她当年藏在墙内外边糊上泥巴，才得以保存下来。不然，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的照片，便会缺少一张……
一九九八年六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王尽美一百周年诞辰。
第八部分：锤炼李大钊从容就义绞刑架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午，一艘轮船在上海高昌庙码头刚刚泊岸，从船上下来的一位神秘的大人物马上被一串轿车前呼后拥地接走，横穿上海市区，直奔西南角徐家汇法租界祁齐路（今岳阳路）的“交涉所”。那里，顿时成为黄金荣、宋子文、张静江、虞洽卿、张啸林、杜月笙等沪上要人络绎来访之处。
这位神秘的大人物，便是蒋介石。他正在密谋“分共”、“清党”——把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国民党中“分”出去，予以清洗、消灭。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蒋介石尚未正式动手，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就先在北京下手了。四月六日，“安国军”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冲入旧俄兵营内，一举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党员。
如北京《晨报》所描述，李大钊“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在受审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
沉重的消息，终于出现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晨报》：
“军法会审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中坐，主席审判官颜文海，法官朱同善、付祖舜、王振南、周启曾（周系卫戍总司令部法官），检察官杨耀曾分左右坐。依次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名党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一一依据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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