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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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早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李汉俊便曾与陈独秀发生争执：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
　　在这次会上，李汉俊又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只是个联络机关。他又一次处于少数地位，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很自然地，由此便产生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讨论。马林在开幕式上已经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说得清清楚楚。尼柯尔斯基也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得到明确的指令，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李玉贞：《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柯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合刊。。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倒是赞同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这“联合”一词，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所说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直至一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才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竟然引起空前激烈的大辩论，那便是在讨论党员条件时，党员能否在现政府中做官？陈公博主张可以，因为他正在广东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而陈独秀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样不小的官。李汉俊也同意他的意见。不过大多数代表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最后，“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当作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经过一番又一番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屋顶花园。张国焘向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讲述着讨论的意见，讲述着党纲和决议的初稿。马林听着、听着，当他听到那句“联合共产国际”，顿时双眉紧锁。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他以为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马林要求出席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第七部分：成立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1
　　七月三十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柯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肚子忽地大痛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八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一九九○年八月九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晚，那个闯进李公馆的穿灰布长衫的中国密探究竟是谁？七十年来从未知晓。据薛耕莘先生告知，那不速之客叫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八八五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程子卿不会讲法语，但臂力过人。他与黄金荣结拜为兄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是做巡捕，后升为探长。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身体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三十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开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因为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他于一九五六年病逝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第七部分：成立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2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那〔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分〔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戒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一九四四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现今仍健在的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引者注：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
　　第七部分：成立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乃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当时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由于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后，包惠僧才步入渔阳里，来到了二号。李达给他开门。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一进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地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渔阳里二号来的，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遭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肚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渔阳里二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的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七时三十五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十时二十五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九时、十时，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二时五十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七时三十五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
　　可是，陈公博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无法通知他。
　　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不便去。
　　陈公博自己则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第七部分：成立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馆，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也起身向李汉俊告辞。
　　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前门，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也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也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十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记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时，路过上海，曾到大世界游玩。即使入夜，那里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那幽暗而人群拥挤的地方使他突然加快了步伐。他消失在黑压压的观众群中。
　　当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这才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四十一号房间的房门，灯亮了，他的太太醒来了。
　　他关紧了房门，顿时出了一身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铺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十四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八月二日，《新闻报》刊载《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也在八月六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是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二十二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枝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五时，瞿松林用三十二毫米口径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七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枝三十二毫米口径的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烈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版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七月三十一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七月三十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是七月三十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虽然他清楚听见枪声，却没告诉茶房，生怕警方在侦查此案时会要他充当证人。他并不怕当证人，只是在作证时，警方势必会盘问他姓名、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万一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第七部分：成立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七月三十一日早上七时三十五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去了，尚是一个待解之谜。据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
　　比起三天之前，这趟车算是空的。三天前——七月二十八日，正值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南湖的“荷花生日”，四面八方的人赶去庆贺，湖里的船也骤然猛增。那天夜里，湖里举行灯会，波光灯影，美不胜收。
　　不过，比起平日来，这趟车里去南湖的游客稍多一些。因为这天是星期日，上海方向早去晚归的游客自然比往常增加。
　　那时的快车，只是相当于今天的慢车。小贩们在车上叫卖酱油瓜子、豆腐干、五香豆，旅客们慢条斯理地咀嚼着零食，打发着时光。
　　王会悟小姐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她是“领队”兼“导游”。她的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嘉兴是座古城，秦朝时称由拳县。到了三国时，这儿属吴国，设置嘉兴县。由于嘉兴在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点，也就兴旺发达起来。
　　南湖是嘉兴胜景，游嘉兴者差不多都是为了游南湖。
　　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池，雅称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部分，形状如同两鸟交颈，便得了鸳鸯湖之名。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南湖水面面积为六百二十四亩。它是一个平原湖。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南湖之妙，妙在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
　　南湖原本一片泽国，并无湖心岛。那是在明朝嘉靖二十七年（公元一五四八年），嘉兴知府赵瀛修浚护城河，把挖出的泥用船运至湖心，堆成了一个人工小岛。
　　在南湖之滨，矗立着一座设计独具匠心的南国风格的楼。登楼眺望南湖，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四处烟雨茫茫，得名“烟雨楼”。那是公元九四○年前后五代后晋时，吴越国国王钱镠第四子广陵王钱元璙所建。
　　赵瀛在南湖堆出一个人工岛之后，翌年，便把烟雨楼拆移到岛上。这样，光秃秃的小岛上冒出一座飞红流翠的烟雨楼，又栽上银杏、垂柳，顿时美若仙境。
　　明朝万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嘉兴知府龚勉又下令在烟雨楼侧建造亭榭，南面拓台曰“钓鳌矶”，北面筑池曰“鱼乐国”。如此这般，南湖如同锦上添花，姿色益增。
　　南湖名声大振，是在清朝那位“旅游皇帝”——乾隆光临之后。
　　乾隆爱南湖，尤爱湖心岛上的烟雨楼。他六游江南，曾八次登南湖烟雨楼，前后赋诗近二十首！这样，在湖心岛，四处可见到乾隆御笔：
　　春云欲泮旋蒙蒙，
　　百顷明湖一棹通。
　　回望还迷隄柳绿，
　　到来辨榭梅红。
　　不殊图画倪黄境，
　　真是楼台烟雨中。
　　欲倩李牟携铁笛，
　　月明度曲水晶宫。
　　这位“旅游皇帝”甚至带走了烟雨楼的图纸，在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的青莲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