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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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档案记载：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在伊尔库茨克出席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五月七日还在大会发了言。接着，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抵沪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出席了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倘若马上动身回沪，是可能与马林、尼柯尔斯基会面的。但是，会面之后，又参加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讨论，起码在六月十日才可离沪。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六月二十二日赶到莫斯科——因为从上海到赤塔大约要十天，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要四天，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约半个月，总共约需一个月！也就是说，他即便六月三日一到上海，马上与马林、尼柯尔斯基见了一面，翌日就动身去莫斯科，也来不及！何况，六月二十二日是大会开幕式，他总得提早几天到达，那就更不可能在六月上旬回到上海。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一九七一年写的，时隔半个世纪，把八月的事记成六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是在一九二八年发表的。他与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事。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张太雷在五、六月间曾回国一次，而是说：“一九二一年六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引者注：即杨明斋）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另外，查阅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种种回忆文章，也未见到写张太雷五、六月间在上海。
　　信、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之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
　　罗章龙如此回忆──
　　“一九二一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回忆李大钊》，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版。这一资料是罗章龙之孙罗星元读了《红色的起点》之后，于一九九一年十月抄寄笔者的。
　　罗章龙之孙罗星元则曾这样记述罗章龙的回忆──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爷爷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去上海参加一大会。可是他那时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工作非常忙，竟然脱不开身。他拿着中央召开‘一大’会的通知找到刘仁静说让刘仁静代替他去，因为刘仁静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语翻译。这就是爷爷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的原因。刘仁静生前曾将以上情况告诉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但我不知道刘仁静是口述还是写成了书面的回忆。”引自罗星元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致笔者信。
　　刘仁静如此回忆——
　　“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第六部分：聚首“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2
　　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人们所关注的。刘仁静如此回答：
　　“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到他。”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一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张国焘则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六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长沙〕
　　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提及一句：“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引者注：指何叔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三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在谢觉哉的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行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据谢觉哉说，“○○○○○”即“共产主义者”。生怕暴露秘密，画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武汉〕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接受尼姆·韦尔斯的采访时说：“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九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陈潭秋在一九三六年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是董必武同志和我。”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
　　〔济南〕
　　王尽美、邓恩铭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广州〕
　　包惠僧说：“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全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六八至三六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公博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四一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日本〕
　　施存统说：“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相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
　　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佛海说：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个代表大会。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
　　包惠僧的回忆，似乎与施存统稍有不同：
　　“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个人出席。”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陈独秀去广州，上海小组的书记原是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
　　李达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讲述了这一过程：
　　“（一九二○年）十一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引者注：应为陈炯明）之邀，前往广东做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基（引者注：即维经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引者注：应为伊尔库茨克）。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除了“二李”，照理，陈望道应是上海的代表。陈望道不仅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而且上海小组的重要事情总是由“二李”、陈望道和杨明斋商量决定。此时，杨明斋去了伊尔库茨克。虽然规定每个地区选两名代表，而会议是在上海召开，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据李达回忆：
　　“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李达：《李达自传》，《“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陈独秀还以为这一主意是陈望道出的，于是迁怒于陈望道。如《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五卷《陈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陈望道生前曾多次对人谈起，他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会前他已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故未去参加。”
　　第六部分：聚首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1
　　来了！来了！
　　从北方，从南方，从东边的日本，从西边的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们朝上海进发（有人认为这年三月间开过一次代表会议，但未得到确证）。
　　这是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有史以来的头一回大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头一个来到上海的，是坐着火车前来的张国焘，他“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据他自云是“五月中旬”抵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才来沪，经过开会筹划、寄信以及北京小组讨论，所以他来沪的时间估计在六月下旬。
　　张国焘在路过济南时，曾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王尽美、邓恩铭约了济南八个党员和他会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谈。
　　张国焘已经来过上海几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了李达。
　　在张国焘的记忆屏幕上，“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接着，张国焘来到本书小引中所着重描述过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志路一○六号。这时李汉俊已从三益里迁入这里。
　　张国焘如此形容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迅速地察觉“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张国焘这么回忆李达的话：
　　“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张国焘从李汉俊那里，也听到类似的意见。
　　“二李”性格耿直，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说便怎么做，于是与马林之间产生明显的分歧，有几次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知道了马林和他们会谈的内容。于是，他来到南京路上那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跟马林会面。
　　他记忆中的马林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与维经斯基的和颜悦色、为人随和恰成反比例：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犟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难怪，如此倔强的马林，会与直来直去的“二李”弄僵了关系。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七岁，但是显得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很亲密。这样，他往来于马林与“二李”之间，成为双方的协调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领导权抓在手里。此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内中的缘由便在这里。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前来上海。他和邓中夏一起从北京来到南京。七月二日至四日，刘仁静、邓中夏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为这个学会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选择七月一日这一天召开年会（刘仁静未赶上开幕式）。这样，刘仁静大约在七月六日到达上海。
　　据谢觉哉日记所载，毛泽东和“何胡子”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时间大致上跟刘仁静差不多。
　　陈潭秋和留着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汉登上长江轮船，顺着东流水，驶往上海。
　　王尽美和邓恩铭自从与张国焘作了一日会谈之后，便一起相约动身，登上南去的火车，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不论是马林、尼柯尔斯基，还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回电报，但陈独秀仍然不来。
　　于是，包惠僧从广州坐了海船，于七月二十日直达上海。
　　陈公博没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个抵沪（周佛海何时抵沪，现无法查证。考虑到日本路途较远，也可能他晚于陈公博抵沪）——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七月十四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七月二十一日来到上海。
　　来了，来了，十五位代表终于汇聚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关于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泽东等”一语代替。后来曾改成“毛泽东、董必武等”。尔后，又改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如今，常见的提法是以城市为序，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柯尔斯基”。这样以城市为序的排名法，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第六部分：聚首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2
　　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代表”！为了避免争议，便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则万无一失——不论怎么说，包惠僧总是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过去所依据的是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由于毛泽东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十二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毛泽东的话，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细细追究起来，那“出席者”之说，最初也源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么说及中共“一大”：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个人。”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包惠僧列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当时毛泽东的回忆有误，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说成“十二个”。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他的话富有影响力。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依据毛泽东的话，长期以来这么说：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当然，这里没有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计算在内）。
　　其实，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广州小组代表也可以。因为他是由广州小组推选、由陈独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张包惠僧可以算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不论怎么说，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确认。“十三人代表”之说，已经日渐被中共党史界所接受。
　　除了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确认，不久前又发现了两位未曾正式到会的代表。这两位代表，一位来自南京，一位来自徐州。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会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陈亚峰，南京的代表一说是郭青杰，一说是刘真如。陈亚峰从徐州来到南京，与南京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颇深，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没有出席大会。
　　笔者绕开种种关于“代表”和“出席者”的争议，关于代表排名的先后次序的争议，在这里排出一张以年龄（出生年月）为序的代表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同年出生者标明月份）：
　　姓名出生年份当时年龄籍贯
　　何叔衡一八七六四十五湖南宁乡
　　马林一八八三三十八荷兰鹿特丹
　　董必武一八八六三十五湖北黄安
　　李汉俊一八九○三十一湖北潜江
　　李达一八九○三十一湖南零陵
　　陈公博一八九二二十九广东南海
　　毛泽东一八九三二十八湖南湘潭
　　包惠僧一八九四二十七湖北黄冈
　　陈潭秋一八九六二十五湖北黄冈
　　周佛海一八九七二十四湖南沅陵
　　张国焘一八九七二十四江西萍乡
　　王尽美一八九八二十三山东莒县
　　尼柯尔斯基一八九八二十三俄国
　　邓恩铭一九○一二十贵州荔波
　　刘仁静一九○二十九湖北应城
　　这是一次年轻的会议！
　　在代表之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不过四十五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三十岁以下的有十位，占三分之二！
　　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为着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为着一个学说——马克思学说，汇聚在一起了！
　　令人惊讶的是，除去两位国际代表，在十三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的占五位，湖南籍的占四位，“两湖”相加占九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北京大学学生占五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泽东，及在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共五位。另外，“南陈北李”两位都是北大教授。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四位——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加上“南陈北李”，则是六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外，其实还有若干位完全应当进入代表之列而因种种原因未来的：
　　陈独秀——当然代表；
　　李大钊——当然代表；
　　杨明斋——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
　　施存统——可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不能回国出席。
　　第六部分：聚首“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是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陈潭秋。
　　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为了译成“七月下半月”还是“七月底”，译者颇费了一番工夫——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七月一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其实，这个“旅行团”如陈潭秋所写的：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渔阳里二号，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张国焘常在博文女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他在上海还另有住处。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陈公博带着太太来，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虽说是学校，其实不大，相当于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尔路三八九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一二七号）。也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红漆地板。这所学校不过百把个学生。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
　　原来，“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颇熟。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一九一七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
　　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
　　李达的那位个子娇小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
　　黄绍兰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里。时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便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不光因为黄绍兰与“二李”有友谊，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团陆陆续续到达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之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沪，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据包惠僧回忆：
　　“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