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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膊�党宣言》是由周作人转去的，不是直接寄给鲁迅。后来许多文章写成陈望道直寄鲁迅）。鲁迅当天就读了，并对周作人说了如下赞语：“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第三部分：酝酿添了一员虎将　李达
　　走了张东荪，走了戴季陶。
　　来了陈望道，又来了李达。
　　一九二○年八月，一位身材壮实、三十岁的男子，刚从日本归来，前往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这位湖南口音的来访者，原本只是看望陈独秀，却被陈独秀留住了，从此竟住在渔阳里二号，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新编辑。此人便是李达，号鹤鸣——毛泽东总是喊他“鹤鸣兄”。李达的到来，使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添了一员虎将。李达曾如此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年四月第八期。
　　当时的李达，正处于热恋之中。时值暑假，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理事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亦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黄兴夫人。黄兴，同盟会的元老，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总司令。偶然，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名叫王会悟。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李达，一八九○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在李达上中学的时候，有两件事给了他莫大的影响。
　　一件事是学校里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那信竟是用鲜血写成的！
　　写信者名叫徐特立（后来他成为毛泽东的老师）。他断指写血书，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反日救国运动。这封血书震撼了李达的心灵。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鲜血写信的徐特立……另一件事是同学们为了抵制日货，把日本生产的文具堆在操场上，用火烧毁。点火时，发觉火柴也是日本货！可是，点火的同学在点火之后，不得不把这盒日本火柴留下来。因为倘若把这盒火柴也烧掉的话，下一回烧日货就没有火柴了！他意识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在一九一三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我们一群留日的青年们，一方面感到耻辱，一方面滋长着反日情绪。老实说，我们是要忍耐着，在那里学习一点东西，以便将来回国搞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可是，当时国内的情势怎样呢？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终于流产，出现了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局面。袁世凯被人民推翻以后，又出现了直系、奉系、皖系各派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同时，南方也出现了川、滇、粤、桂各派新军阀互相争斗的局面。各派新旧军阀都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后台，发动内战。全国人民在蔓延的战火中，受着军阀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面，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英、美、法、日、俄等帝国主义趁机大举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它攻占了德国所盘踞的胶州湾，占领了山东，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形成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这件事激起了留日学生们极大的义愤，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我们发通电，开大会，表示抗议。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连开会的会场也很难找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会场，刚刚开会，警察又把我们驱散。这时我们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像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一九六一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
　　积愤终于在极度的苦闷中爆发，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声言为了“共同防敌”，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消息传出，三千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责骂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
　　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决定“罢学归国”、“上京请愿”。这个救国团的领袖人物之一，便是李达。五月中旬，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抵达北京。北京大学学生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了欢迎大会。主持大会的便是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李达和许德珩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五月二十一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虽然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不过，却使李达由“实业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回到日本之后，李达找来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埋头钻研起来。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一年之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和十九日，由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接连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署名“鹤”（取自李达的号鹤鸣）。这位“鹤鸣”先生终于“鸣”起来了，“鸣”出了社会主义之声，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转。
　　原本埋头数理化的他，如今埋头于翻译马克思学说著作。那在《民国日报》发表的文章，只是他在翻译之余写下的心得而已。他译出数十万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这样，李达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也正因为这样，李达跟陈独秀才见了一次面，陈独秀马上抓住了他：“你搬过来，到我这儿住，帮我编《新青年》！”陈望道搬过来了，李达搬过来了，渔阳里二号里住着三位“笔杆子”，同编《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国共产党大计。当然，随着李达迁入渔阳里二号，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临那里。这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终于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和年，从北京南下，住进了渔阳里二号。
　　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所生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就在陈独秀抵沪前夕，陈延年、陈乔年获准赴法勤工俭学，于一九二○年一月离沪，坐船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到达马赛，在二月三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第三部分：酝酿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组”
　　那时节，常常出入于渔阳里二号的，还有一位文弱书生，名唤沈德鸿，字雁冰。后来他写小说，署笔名“茅盾”，逐渐以茅盾知名，而本名沈德鸿却鲜为人晓（尽管他在一九二○年使用的是原名，但为了照顾读者习惯，此处仍用茅盾）。这位以写《林家铺子》、《子夜》、《春蚕》著名的作家，在解放后当过十五年的文化部长，是人所共知的非党人士。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
　　在茅盾病殁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他生前的请求和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恢复”两字，表明他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恢复他的党籍之后，党龄从何时算起呢？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中写明“从一九二一年算起”！茅盾，跟那位进出渔阳里二号的王小姐，说起来还有点沾亲带故。如同他在《我的学生时代》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东方》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所回忆的：“父亲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茅盾，王会悟的同乡——浙江省桐乡县人。他从小便与王会悟认识，同在乌镇长大。乌镇，十万人口的城镇，一条河沿镇穿过，一艘艘乌篷船往来河上，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令人记起茅盾笔下的《春蚕》、《林家铺子》。
　　一九一三年，十七岁的茅盾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教他国文的，便是沈尹默，教文字学的则是沈尹默之弟沈坚士。“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了三年，他经亲戚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英文不错，所以在该所英文部工作。后来调到国文部。这时候的他，在中国文坛上还默默无闻。
　　他开始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投稿。最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觉得这个主义“很痛快”，“主张取消一切”。慢慢的，他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住进了渔阳里。陈独秀原本不认识茅盾，听张东荪说起茅盾能译英文稿，便约他见面。“哦，原来你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听茅盾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沈尹默老师，一见如故。只是陈独秀那很重的安徽土话，使茅盾听起来很吃力。陈独秀拿出一叠英文的《国际通讯》（《国际通讯》是共产国际的刊物，每周三期，用英、法、德、俄四种文字出版）交给茅盾，说道：“你把里面关于苏俄的介绍翻译出来，供《新青年》刊登。”于是，茅盾常常进出渔阳里二号。于是，当陈独秀、维经斯基召开座谈会，茅盾也参加了。于是，茅盾参加了一个“小组”。关于这个“小组”，茅盾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如此叙述：“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引者注：此处张东荪有误，他未加入“小组”）。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茅盾还翻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八一年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时，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至于茅盾的党籍，为什么直到他去世后的第四天才得以追认，那是由于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最初，茅盾一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活动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信，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钟英小姐”是谁？原来，“钟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谐音。那些来自各地的信，是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由茅盾代转。因为茅盾当时有着公开的职业，比较方便。外地中国共产党组织来人，也常找茅盾接头，再由他介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指派，茅盾加入了国民党。当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茅盾是宣传部的秘书。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四街三十八号，茅盾以及萧楚女也住在那里。茅盾跟毛泽东有了许多交往。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茅盾受到了通缉。他不得不转入地下，以写作谋生，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交《小说月报》发表。他不再署过去常用的“沈雁冰”，而是临时取了个笔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觉得此名太假，令人一看便知是笔名，就在“矛”上加了个草头，成了“茅”。从此，“茅盾”之名不时出现在中国文坛上。
　　一九二八年七月，茅盾化名方保宗，剃去了蓄了多年的八字胡，亡命日本。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在一九三○年四月五日，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他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曾向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提出，希望恢复组织生活，未果。但是，他和鲁迅站在一起，为左翼作家联盟做了许多工作。他写出了长篇力作《子夜》。
　　一九四○年，茅盾受新疆军阀盛世才迫害，带着一家从乌鲁木齐逃往西安。在西安遇朱德将军，遂与朱德一起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握着这位老朋友的手。茅盾郑重地提出，希望恢复党组织生活。毛泽东当然了解茅盾的情况。不过，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茅盾作为一位著名作家，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加有利。这样，茅盾一直以一位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在中国文坛上活动着。也正因为这样，茅盾在去世之后，才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去世后第四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的决定的全文如下：“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一九二八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在举行茅盾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遗体上醒目地覆盖着一面红旗，旗面缀有金黄色的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第三部分：酝酿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茅盾当年在上海所参加的“小组”，用他的话来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小组”是在一九二○年八月成立的。如果说，一九二○年五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迈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立则是迈出了第二步。这个“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不过，由于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组”的成员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不尽相同。
　　这个“小组”的成员，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的反复考证，有以下十七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茅盾之弟）、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声蟹）、李季。这十七人中，年龄最大的是陈独秀，四十一岁，最小的是沈泽民，二十岁。这个“小组”究竟叫什么名字？施存统在一九五六年回忆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李达在一九五四年回忆说：“一九二○年夏季，C�盋�盤（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邵力子在一九六一年这么说：“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六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林伯渠在一九五六年则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回忆：“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袁振英的回忆》，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四七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周佛海在一九四二年称之为“筹备性质的组织”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陈望道在一九五六年则说，还是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现今可查到的这个“小组”的七位成员，七种说法。查阅当年的报刊，则又有第八种说法，即这个“小组”名叫“社会党”。
　　一九二○年十月十六日《申报》上，曾披露这么一条消息：
　　“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申报》称陈独秀为“社会党”，倒是有根有据的，因为陈独秀在这个“小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称“吾党”即“社会党”。
　　那是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八卷第一号《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此文是由于“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于是“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陈独秀的“略述”，令人诧异地提及了“吾党”：“吾党对于法律底〔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此处清楚表明，“吾党”即“社会党”。下文，又一处如此行文：“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这位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文章，本来就引人注意。他口口声声说起了“吾党”，警方马上意识到他组织了“社会党”。正因为如此，《申报》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称之“社会党陈独秀”。也有人称这个“小组”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不过，这是后人取的名称，并非当时的名称，没有被采用。现在对于这个“小组”的正式的、统一的称呼，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二○○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各地成立的小组均称为“早期组织”）。对于这个“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如此论述：“实质上，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党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以列宁建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的工作方向，即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绝大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共产主义小组概述》，见《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这个“小组”推选负责人，众望所归，当然公推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而陈独秀正符合这个条件。这样，不论是“小组”的成员们，还是苏俄的代表，都一致以为非陈莫属。“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叫“主任”？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说应当叫“书记”。“书记”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书·高适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不过，古时的“书记”，是指主管文书的人。后来，中国的“书记”是指抄写员。
　　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意见译成中文，“小组”的组员们都感到新鲜。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从此以后，“书记”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应用，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称之为“总书记”、“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以至到了后来设立了“书记处”，设立了“书记处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就在上海小组诞生的那些日子里，列宁在苏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关切着世界的东方，关切着中国的革命。正因为这样，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虽然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毕竟不是共产国际直接委派的。列宁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刘绍周和安恩学晤面，在考虑着再直接派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第四部分：初创“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　1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意味着向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迈进了一大步。
　　维经斯基来华的主要使命是“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建党已在上海开始了，紧接着的任务便是建团。帮助各国建团，原本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任务。那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共产国际之后，在同年十一月，欧洲十四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代表会聚柏林，成立了青年共产国际。苏俄共青团的十七岁的代表拉扎里·沙茨金在前往柏林之前，列宁与他作了一次长谈。沙茨金不负列宁的重托，艰难地穿越正处于战争之中的几个国家的边境，这才秘密到达柏林。开完代表会议，他又成功地返回了苏俄。
　　设在柏林的青年共产国际，那时还顾不上东方，没有派出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团。这样，建团使命也就由维经斯基兼顾。在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上海诞生。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也是在上海诞生。那是一个炎热的星期日——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八位年轻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聚会。陈独秀、维经斯基、杨明斋也来到了那里。陈独秀的身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书记，维经斯基作为俄共（布）远东局的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那八位年轻人是“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据施存统自己说，“我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去东京”，因此不可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创始人之一，则当之无愧）、袁振英、金家风、叶天底”。在这八个人之中，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六人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会议决定成立青年团，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亦即“S。Y。”（“社会主义”和“青年团”的英文的开头字母分别为“S”、“Y”）。青年团的名称，在中国有过几度变迁：一九二二年五月正式成立时，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了适应抗战形势，便于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抗战，共青团改组，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一九四六年，试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四九年四月，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七年五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没有年龄限制，连四十一岁的陈独秀也是团员——凡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全部都是团员。直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也是如此，即党员同时是团员。
　　到了一九二二年底，这才明确团员有年龄限制，即二十三岁以下。这样，一批超过这一年龄的团员，退出了“S。Y。”。个别超龄的而仍需留在团内工作的，称“特别团员”。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发起人之中，年纪最轻的是俞秀松，二十一岁。陈独秀指派这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年轻成员，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负责人的职务，根据维经斯基的意见，也叫“书记”。这样，俞秀松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俞秀松这个后来跟斯大林有着友谊的人物，能干而思想敏锐。他原名寿松，字柏青，曾用过化名王寿成。他后来在苏联工作时，叫“纳利马诺夫”。他的浙江口音很重——他出生在杭州南面不远的诸暨，那里是西施的故乡。对于俞秀松来说，人生的重要一步，是在一九一六年跨出的。那年他十七岁。考入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成为“四大金刚”的门生。这“四大金刚”便是前面已经提及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四位具有新思想的国文教员——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这位来自小县城的农村青年，受到新文化的洗礼。他很快就博得一个雅号，曰“三W主义”——英语中的谁、为什么、怎么样都以“W”为开头字母，他遇事总爱问“谁、为什么、怎么样”，犹如“十万个为什么”。五四运动风暴骤起，消息从北京传入杭州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成了浙江的“北大”。满腔愤懑，总想一吐为快，于是俞秀松和一班同学筹备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