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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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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
  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
  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赤卫队”的崛起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蓖鹾槲钠闷咔仙蹋谥飨ㄉ匣瓴皇厣帷?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安亭事件真相!贰渡虾9と烁锩旆醋芩玖畈康囊徽磐跖啤贰兑桓鲈旆炊釉钡目夭稹吠鹾槲姆淖拧俺辔蓝印背傻那τ〈ィа狼谐莸溃骸拔颐恰ぷ芩尽惨笤煊呗郏 ?
  《解放日报》事件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
  《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解放日报》是党报。”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督伙湃毡ā坊故巧虾J形菩凶什准斗炊废叩墓ぞ撸 ?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谈判僵持着。
  大批印好的三十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佣工人造反报》。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在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十二月一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三百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十二月二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祝“赤卫队”也出动了。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要抓锥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锥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从十二月三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十二月十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中共上海市委文件沪委(66)第12号通知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
  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荻秋(签字)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就在曾荻秋签字的翌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六十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挂着“工总司”袖章。
  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胸前只差挂副望远镜、腰间少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眼珠子朝上翻,不可一世登上主席台。
  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
  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的劲敌。
  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
  “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挂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挂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
  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地点:北京政协礼堂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代表:他们二十五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1。要罢张春桥的官;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3。炮轰上海市委。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的人数)。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两军对垒争夺上海“工总司”与“赤卫队”旗鼓相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樱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潮)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赤卫队是保皇队!”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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