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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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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王洪文请“病假”,原来是在准备去北京呢!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十月十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工人也能去?”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十月十一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意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
  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
  哪三项建议呢?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十九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十四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翌日——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一一五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十四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十月十四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十五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二二二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象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樱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十月十八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十月十八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成为“永忠队”头头
  “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十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十四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
  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
  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十八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
  “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
  “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
  当选为头头之后,王洪文便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在他的眼里,这些传单仿佛成了中央文件似的。他不时地引述着传单上的话,那模样,如同引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毛主席说过,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康老(引者注:当时对康生的流行的称呼)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
  “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到北京去了十天,王洪文的水平仿佛猛然提高了。他接着说道:“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
  老保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拳头。他的讲话,马上成为“永忠队”的行动指南。
  王洪文当即定下一系列炮轰工作队的计划。
  王洪文从北京回来才一天多,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火药味骤然变浓了。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永忠队”便出动了。队员们手提浆糊桶,在厂的南、北大门口,都刷上大字标语,每一个字都有乒乓球桌面那么大:“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
  在杨树浦路上,他们也刷出一条条大字标语:“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
  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上午八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
  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这时,王洪文进厂了。他一出现在厂门口,又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捍卫会”的工人们质问王洪文: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溜到哪里去了?廖祖康闻讯,带着技校的“革到底”战斗队杀入重围,救出王洪文……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当天夜里,乘着“捍卫会”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队”在王洪文指挥下,发动了突然袭击: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抢走材料,查封工作队的抽斗……斗争,日紧一日:十月二十九日,“永忠队”在厂最高处刷出大幅对联——“大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批是“SOS”。
  “捍卫会”奋起反击,也来个“上纲上线”,指着“永忠队”说:“‘SOS’,是向外国人求援的信号。你们写上‘SOS’,是叛国行为!”
  于是,五、六百人簇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口,就“SOS”展开大辩论。
  行人们驻足围观,上千人挤在那里,使杨树浦路交通阻断,震动了杨树浦工厂区。
  十一月一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大字标语。
  十一月四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
  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向社会了……
  第四章 当上“造反司令”结识王秀珍
  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
  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她只在十一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一九五六年八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主任苏福金
  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
  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这家老纱厂。
  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
  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她上中专之前,在一九五六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三角。
  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七十九元二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
  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
  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
  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
  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
  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在一九六四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
  一九六六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
  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飘。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贰?
  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十一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个字。
  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三十厂不是象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象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
  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骛不驯的造反派。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
  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工作队之旗。
  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二○○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干部,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
  果真,十月二十九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士”聚集恭候了。
  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
  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了一把火。
  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十一月四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领着“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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