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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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紧挨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地方，有一条短小的马路。叫做“定海路”。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户十有七八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职工。
　　定海路一九四号，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他生于一九一○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来。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
　　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一九五八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其实，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
　　就在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复员了。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那身刚买到的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报到之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他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到底是大厂，整整一座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塞满了办公桌。他在盘算着，他的未来的办公桌，该安在哪个房间里？他注意到，每个办公室的窗是宽敞的、明亮的，金色的阳光投撒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绿树在窗外轻轻摇晃，树上不时传来清脆的乌叫声……如果沏上一杯清茶，点上一枝香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点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轻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
　　好梦竟未能做成。完全出乎意料，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
　　当工人？！工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美丽的幻想顿时泯灭。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
　　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高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一九四号那十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崔根梯每月收入二十四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当过五年半的兵
　　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
　　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王洪文是她的长子。
　　一九三五年，当王洪文在长春郊区出生，飘扬在那里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一贯道在“满洲国”盛行。一贯道原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后来张光壁成为该会的“师尊”之后，榷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而改称一贯道。自从张光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贯道的势力就在“满洲国”蔓延开来。那个小脚女人和她的丈夫，成了一贯道的门徒。
　　王洪文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在农村，她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王洪文常常去钓鱼，给家里增加点活鲜菜肴。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来到朝鲜战常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某师通信科当通信员。
　　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却当场跟协理员吵开来了，显露了他的“造反”精神。……当年跟他在一个部队的战士回忆道：“一次，领导派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竟赖着不去。又有一次，部队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人炮击，他不顾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炮声一响就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五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一次，机关驻地落下了一些带菌物，广大干部战士都忙着打扫、清洗，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抄…“面对着震耳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却向领导提出要到乐队去吹喇叭……总算离开了朝鲜战场，回国当个”和平兵“。没有生与死的考验，没有爬冰卧雪的艰难，在和平的日子里，凭着能说会道，王洪文显得十分”进步“。他，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当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获“，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虽说复员之后没有当上“官”，但毕竟分配在人人羡慕的上海滩；虽说小屋那么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亲风尘仆仆，千里而来，本想享享儿子的福。可是，小小的十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长住？
　　她离去了，还是回长春老家。
　　“娘，等以后我出了头，一定接你来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安对即将离别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遗憾的是，他在车间里还是“工”字不出头。他不愿吃“技术饭”，依然胡混着。
　　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那是在一九六○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
　　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口处，号称中国第三大岛、第一沙岛。黄浊的长江挟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崇明岛的东西两端和北岸。宽阔的滩涂，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崇明岛拦洪筑坝，围堤造田，从各单位抽调了十万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正面临着生产淡季，开工不足，于是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
　　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如今，他连保全工都当不成，要到崇明去种田！
　　那个恨，那个气，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他想，他是个党员，是个复员军人，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吵呀，闹呀，无济于事。一九六○年十月五日，王洪文只得踏上驶在崇明岛的轮船，离开了他的定海路小屋。
　　虽说刚到崇明的时候，他常常蒙头睡闷觉，终日脸上无笑，扳着手指数着离回沪休假还有几天，可是日子一久，他倒随遇而安，在郁郁寡欢中找到了欢乐：那里的河，有的是鱼，是钓鱼的好地方；那里的海滩，有的是螃蟹，一趟抓个半铅桶，用蟹下酒，美不胜收！
　　崇明蟹，又肥又大，向来是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眼下，芦苇丛里，河边泥涂，到处是这“横行”的家伙！
　　崇明的鸟叫声，也唤起王洪文的喜悦。他从上海带去了小口径步枪，摆下了与鸟儿“宣战”的架势。
　　“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人们用这样的顺口溜，勾画当年王洪文的形象。
　　有一回，王洪文扛着锹，跟大家一起去挖河泥。夕阳西下，收工的哨声响了，却不见王洪文的影子。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带队的同志在芦苇丛中找到了他。他弯着腰，低着头，正在那里跟螃蟹展开“运动战”呢！
　　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生“脖，”脖了好久才回崇明。他打发着时光，两年多的时间就这么个混了过去。
　　既然王洪文无意于“技术饭”，想吃“政治饭”，领导便找他谈话，要他在崇明留下来，当个农场干部。
　　王洪文的脸顿时煞白，连声说：“要我留下，我不干，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
　　他终于“逃”回了上海。
　　科长梦的破灭
　　这一回，他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
　　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这下子，他在进厂八年之后，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虽说保卫员只是个科员，毕竟意味着他从工人转为干部。考虑到他是复员军人，厂里还让他担任了基干民兵连连长。他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就在这时，技校学生廖祖康成了他手下的“兵”。
　　王洪文坐在保卫员的椅子上，巴望着保卫科科长的位置。那时候，保卫科科长的位置空缺，只有一位代科长。
　　“哪怕是当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楼的二楼，望着从嘴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道。
　　每当厂里来了外宾，王洪文总是把四六分的小分头梳得光光的。外宾一到，他抢前一步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远远地站在现场的保卫科代科长虽然已提醒过他，保卫员的职责只是保卫外宾的安全，而接待外宾是厂领导的事。可是，每逢这种场合，王洪文岂甘默默无闻，颇爱显山露水。难怪他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抢着走在华国锋之前。
　　渐渐地，王洪文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小家庭添丁进口，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先是生了个女儿，取名亚萍，又生了个儿子，取名亚军；最后，又添了个小儿子，取名亚民。
　　他呢，又抽烟，又喝酒。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
　　他听妻子说，她是崔家领养的女儿。他想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好在他在保卫科工作，跟公安部门常来常往。
　　公安部门认真负责地替他寻找崔根娣的亲生父母。过了些日子，传来消息：找到了！
　　王洪文和妻子一阵惊喜！不过，见面之后，王洪文很快就明白：妻子的亲生父母也很穷。正因为穷，才把自己的女儿送人。
　　每当回到拥挤的小屋，王洪文长吁短叹。借酒浇愁买不起酒，借烟解闷缺烟钱，拮据的日子使他的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唯有借下象棋消愁——下棋不花钱！
　　他极力想从困境中挣脱，而在他看来腾跃之路，唯有“升官发财”。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升官”。
　　那时的他，“升官”的目标，不过是做个科长罢了。
　　正当王洪文做着“科长梦”的时候，一盆冷水迎头浇下，使他好梦破碎，恼火之极。……那是上海市委“四清”工作队，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四清”运动开始了。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后来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清经济”的时候，有人向工作队反映：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花布做的，显然是偷的。
　　王洪文在修理自己的房屋时，用的黄沙、水泥直至门上的弹子锁，是从厂里偷去的。
　　在外宾走后，王洪文悄悄地把剩下的高级香烟塞进自己的衣袋。
　　有人看见，王洪文从堆放在定海路上的公家木料中扛走了一根最粗的……最使王洪文难堪的是，有人要他当场把穿在里面的花布衬衫脱下来，弄得他的两颊涨得绯红绯红的。
　　虽说都是些小偷小摸的事儿，算不上大是大非，但是毕竟暴露了王洪文灵魂深处的肮脏。尤其他身为保卫科干部，身为共产党员，这些丑事使他名声挺臭，他差一点连科员都保不住了，当然别指望当科长了。
　　王洪文不怪自己的不检点，反而倒打一钉耙，心中燃起一股对厂党委的怨恨之火。
　　他也恨“四清”工作队，还有那个向厂里揭发他偷拿行为的定海街道第五里委会第二居民小组长余凤珍。他是一个报复之心很重的人，发誓有朝一日要余凤珍“好看”。
　　就在这个时候，一嘲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
　　第三章　揭竿而起“造反”生涯的起点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这便是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出现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共七人，领衔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张大字报于六月一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出。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了耸人听闻的际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
　　同版，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这把火，就点燃起来了。
　　仿佛东施效颦，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来了个七人签名，领衔者便是王洪文。
　　沸沸扬扬，那张大字报刚一贴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就轰动了。工人们挤在大字报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样“剥开”党委的“画皮”……虽说那时候的王洪文，压根儿不认得聂元梓，然而当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打心底里敬慕那个“造反女人”。在私下里，他在保卫科同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议论着如何“揭发”厂党委。
　　六月十一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
　　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那张《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写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多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
　　这张大字报成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第二天清早，大字报由董秋芳抄毕，保卫科和组织科的五个人签了名，加上执笔者王洪文共六个人。
　　“六个人不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则是七个人签名的！”王洪文颇为遗憾地说。
　　就在这时，财务科的一个出纳员路过保卫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签？”
　　就这样，终于凑齐了七个人！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
　　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
　　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在他的“战友”们恭维声中，王洪文眉开颜笑了。
　　在朝鲜战场，他想溜；干保全工，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地，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捉摸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虽说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已经贴出一些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或者揭发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小事。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一发重磅炮弹，作者之中六人在保卫科、组织科等要害部门工作，深知内情，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大字报在上午十时刚刚贴出，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十一时赶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看这张大字报……“保卫科事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
　　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
　　王洪文忽然“病了”。六月十六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手里。
　　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也把卿卿我我扫荡殆荆王洪文出现在冷落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
　　小屋座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
　　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十八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贰！傲煜巫髡摺庇质峭鹾槲模？
　　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贰？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那是六月十九日晚九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九时四十五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王洪文双眼喷出愤怒的火焰，他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祝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
　　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六月三十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象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