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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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
　　作者：关梦龄　李占恒
　　内容简介：
　　《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是曾任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军统上校关梦龄生前留下的一部手稿，这本“特务小说”是关梦龄出狱前后的反省笔记，由著名军旅作家李占恒第三次精心整理修订，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关梦龄几乎参与了他任职督察长期间督察处的全部罪恶活动，并且将自己高超的特务技术传授给上司、同僚、下属，曾迫害大批共产党人。长春解放后，关梦龄自首，在清除国民党遗留特务时立下大功，关梦龄本因罪行该死而不死。1953年关梦龄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先关押长春监狱，后集中抚顺战犯管理所，1963年刑满释放。共产党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和照顾战犯，使他们死去的良心又复苏了。关梦龄在监禁的15年里写了有近百万字的材料，他们对代表政府的管教人员感恩戴德，历数了其中种种感人肺腑的事例。
　　关梦龄思想灵魂深处是复杂多面的，他效力国民党军队多年，却对战胜了他和他的军队的人民解放军推崇备至，也居然坚决抗日！他经过改造成为了人民的一分子，老实而敢于仗义执言，最后因拒绝冤枉党内干部而自尽身亡。
　　存活于可留恋的世界，是关梦龄自首及盼望早日飞离樊笼的主旨，对独生女儿的炽热的爱却始终是关梦龄一条感情的潜流，……一个背景复杂经历曲折良心尚未完全泯灭的真实人物形象在书中呼之欲出。
　　由于并非刻意写作，关梦龄在行文中悉数自己人生历程，总结国民党失败教训，剖析改造心路，因此真实、自然地记录了关梦龄的军统生涯及囚犯生活。其中的记述详细而真切，鲜为人知且文笔细腻，语言幽默，思想深邃，为读者在阅读中增添了趣味，在品味中思索历史人生。
　　正文
　　第一章　败兵之将
　　1948年秋天，长春城内一片混乱，被围困的十万国民党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大街小巷每天都有饿死的人，关内的报纸说长春成立了“埋尸委员会”。一天，督察处逮捕了一个叫王万富的木匠，他的老婆孩子都被饿死了，他饿得没有办法，就到市场上去诳骗那些饥饿的孩子，把十一二岁的孩子骗到家，用斧子把小孩砍了，把身上的肉割下来拿到街上顶马肉卖，卖了钱，买高粱米。这样的事，我不但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民不聊生”啊，“饿殍载道”等等都不足形容当时长春饿死十来万人的凄惨景象。
　　守在长春的部队计有新七军和六十军，加上吉林保安旅，骑二旅和警察总队等。这些部队的士兵饿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军官们依然如故，吃得脑满肠肥，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躺在白骨堆上享乐。
　　长春守军没有力量出击，期望辽西战役打好，能有援军到长春解围。蒋介石给郑洞国的电报指示：“固守待援，相机出击。”待援是可以的，出击是办不到。给养没有，士气低落。士兵把长春当成“坟墓”，军官揶揄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
　　这种情况下，我在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①工作已没有什么劲头，加上我与处长张国卿还有一些私人意见，9月，我就离开了督察长的职务。随即，保密局长春站②站长项迺光保我为“军事联络组”组长。当然，南京保密局不会不准的。这个“军事联络组”是为控制袁晓轩一支两三万人的“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武装特务而成立的，一个少将组长，四个中校组员，还有一部电台。由2月到9月，这支特务武装便垮台了。我这个组长已没有工作可做，只担个名领几个薪水和给养而已。
　　离了督察处，我是“无官一身轻”。每天自在逍遥，整天吃喝玩乐。虽然饿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可是我的生活还保持正常。我的习惯，不吃大米，不吃豆油，每天仍然吃最好的美国面粉、猪油，或者芝麻油，鸡、肉不断，一些小特务给我到处搞吃的。我在外边也有一些应酬，所到之处也都是大酒大肉。除了吃就是嫖。找女人跳舞，没有大型舞会，就组织家庭小舞会，轮流在各个“公馆”举行。这个太太，那个小姐，乱七八糟，自己倚恃有高粱米可以作为玩弄女人的诱饵，这时我的生活毫无拘束，心想：反正快完蛋了，八路军一来，一切都不属于我，为什么不得乐且乐呢？
　　北平家中接二连三地来电报催我速回，二老婆郭依平给我来电报说：“老太爷叫你赶快回来，再不回来，就是不孝。不然，我就到长春去找你……”一些朋友从北平、天津都来信问候，望我早日离开长春这个危险地区。从关内寄到长春的信是空投的，长春往外寄信是寄不走的，只有用电台发电报，我利用空军的电台发这些私人电报。特务电台不能随便乱用。我回电报告诉他们：长春四面被围，飞机场已被八路军炮兵控制，不能起落飞机，只要有飞机我就走。这是项迺光与我说定了的。
　　9月中旬以后，各地战况非常不好，天天是打败仗的消息，不是这个地方丢啦，就是那个县叫八路给占了。消息来源于收音机，还有沈阳“东北剿总”的通报。南京保密局也给长春站来了电报，指示：能潜伏的立即潜伏，不能潜伏的向沈阳疏散或到北平集中。九月底，我与项迺光商量，我要化装经四平去沈阳。项迺光说：“你走，我先向南京局本部请示，我不能同意你经过四平，你忘了，南忠信（长春警察三分局局长）到了四平，来信不是说得很清楚嘛，公主岭及四平等地的八路军卡哨都询问你的行迹。由此可见，八路军要抓你，你还自己送上门去了。”
　　我一想，这么走的确危险，认识我的人很多，比如5月20日在长春召开的军民大会，庆祝蒋介石就任伪总统，有六七万军民参加，我是这个大会的警卫组组长。我站在大会门前的警卫车上，虽然穿着便衣，却也暴露了身份。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会后对我说：“你还怕八路不认识你，站在汽车上自己贴布告呢！”
　　长春如果失守了怎么办？我与项迺光研究，第一是随军向沈阳突围，项迺光对我说：“长春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三个部队：新七军的三十八师，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和吉林师管区，这三个部队的部队长陈鸣人、李嵩、李寓春都与我说好了，并且我已经给南京打了电报，毛先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回电说已转报给大总统。这三个部队可以与咱们一致行动。”
　　我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项迺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相片，我、项迺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相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吴国栋”，商人。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
　　我又叫医生给我弄了一些吗啡、疲乏崩，我吸食鸦片，唯恐途中不能吸食。
　　有一天，我到督察处去看看。接我工作的陈牧对我说：“现在，没有什么案子可办了，政治案件都处理完了，看守所押的几十个人都是刑事犯。外边有人说，八路军就恨督察处，督察处就是关督察长，和两个陈主任，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寿岚。这话也不假，咱们过去怎么抓人家，审人家，杀人家，将来人家如法炮制。所以，有政治犯还要抓，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对呀，能杀就杀呀！宁可自杀，也不叫他杀。”我又接着说，“咱们手中连自杀的东西都没有，真被八路抓去，死不了活不了有罪受。应该预备毒药棉花，必要时往嘴里一放，完啦，省得遭罪。1945年光复，在汉口抓了一个日本战犯，少将级的军官，押在咱们的看守所，入所之时，没有认真检查，他带了一块毒药棉花，什么口供也没有就自杀了。老板（军统特务对戴笠的称呼）当时在北平发了一顿脾气，说这个看守长无能。”
　　“这个日本战犯把毒药棉花放在哪里啦？”陈牧问。
　　我告诉他：“放在军衣贴边儿，没法查出来。后来，我在北京担任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长，我对看守所所长说：‘抓来的八路和日本战犯一进所就要把衣服脱光，另给他们一套囚服，如果再不放心，叫他们先洗个澡。’这样什么事也没出过。”
　　没有几天，沈阳“东北剿总”二处处长郑兆一给我和张国卿来了一个电报，说要在长春布置潜伏组，原来的方学儒那个组已暴露身份，无法潜伏。求我们在长春给物色个组长人选。我找了徐克成，他是伪满的秘书官，后来又为我们做过情报工作。当时在长春赋闲，他的家在长春住，长春的社会关系多。他愿意干。我与张国卿便给郑兆一回了一个电报，把徐克成介绍给他。10月初，由沈阳用飞机给徐克成这个潜伏组空投了干电池，密电本等，并由我代向长春后勤第十六支部给徐克成领了半年的经费，半年的粮食。
　　同时，保密局长春站也布置了潜伏组，组长吴殷强，他年龄大、稳重，在七马路开了一个粮米加工厂，扮作商人，很像。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迺光找我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他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5个组，每组10个或15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
　　对于这些事情，我没有意见。
　　为了便于紧急行动，督察处的内外勤人员都命令搬到处内住。我内心并不紧张，听说蒋介石到沈阳亲自布置一切，我认为最近可以安然无事。我每天接触的新七军的军官们不是跳舞就是打牌。我想：“长春有这么多军队，两个军，六个师，上校以上的军官有几百，我怕什么？天塌有大个，过河有矬子，死，大家死一块；逃，大家一起逃，我用不着过分忧虑。”我准备腌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给我买一口猪，预备春节吃火锅，过个太平年。
　　10月14日锦州防线被突破，这个消息传到长春如晴天霹雳，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锦州被占，切断了沈山交通，使华北与东北交通断绝，使东北的守军成为瓮中之鳖。东北休矣，长春不待论矣！10月15日，我看见新七军的所有大小汽车、卡车一律试行加油，擦修，似乎要出动的样子。
　　10月16日是农历九月十四，我33岁的生日。长春金店同业公会理事长魏占元张罗给我祝寿，我说：“这个时候可不能过生日，叫外人知道说闲话，如果要聚会聚会，就到我这儿，找几个朋友偷着吃一顿，我请客。”
　　于是魏占元找来了几个朋友，我叫厨子做了一桌席，鸡鱼海味，应有尽有。不算烟酒饭，花了七八百亿元，算在一起有九百亿元。酒醉饭饱，尽欢而散，午夜我才休息。我刚上床，床头的煤油灯罩炸了，我心中颇不高兴，谁也没碰它，这个灯罩怎么会坏了呢？早不坏，迟不坏，偏在过生日这夜坏！太不吉利。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还没有起来，我的表弟苗可成（新七军谍报队队副）到我这，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不好了，六十军叛变了！长春完蛋了。现在长春分两部分，新七军的防地可以通过，六十军的防地不准通过。二哥你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问消息吧！”
　　我匆忙起床拿起电话机想给新七军参谋处打个电话，一拿耳机，没有声音，电话坏了？洗完脸我就到新七军参谋处，参谋处没有人，几个下级军官什么也不知道，我下楼到卫侍班问李鸿军长的病好了没有？说现在正发高烧，不能说话。我又从新七军军部转到警备司令部参二科吴科长公馆，一进门看到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参谋处长肖豪，副官处长王士旗以及其他一些科长。他们抢先问我：“有什么消息没有？”“没有，到新七军没找到一个人。”“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都到兵团去了。”
　　我问他们看见国防部史高参（史祚炎，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没有？大家都说没见到。电话打到他的住处，是一个职员接的，他说：“史高参昨夜到空军张副官长那去跳舞，回来经过六十军防地，六十军哨兵问他口令，车子没有停，哨兵开枪，打伤了他的右肩，现在小五马路施医院治疗。”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我又给督察处张国卿打电话，问他在押的人犯怎么办了？他说：“都处理了。”
　　我告诉他：“大势已去赶快走吧，还等什么！”
　　他说：“好，我马上走。”
　　我回住处一看，简直成了拍卖行，什么皮袄、大衣、棉被、毛毯、西服、留声机……摆了一屋子。这些东西有的是朋友扔下的，有的是我用高粱米换的。一件白狐女大衣1000斤高粱米，一件黑狐女大衣600斤高粱米，缎子被十来床，这些东西我无心多看。我叫勤务兵把我的日记、信件、电报，凡是有字的东西及所有照片一律焚烧。我把一个水晶的，一个贺兰山石的私章亲自砸碎。在屋内巡视一番，没发现有字的东西。我又出去了，到北安路郝小姐那儿。在那儿遇见了李树桂（长春团管区少将司令），他对我说：“项迺光他们都在我那儿。大家还打听你呢，你快去吧。”
　　我匆忙赶到团管区，上楼找到项迺光，他穿一套黄布尉官棉军服，见我就问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不一会儿李寓春（吉林师管区少将司令）、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王焕斌（吉林教育厅长）、袁晓轩（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都来了。
　　项迺光对我说：“咱们决定突围，你就不要回去了。”
　　他并且示意袁士举把我监视住，怕我出去泄漏这个机密。袁士举对我说：“到那屋吧。”一个大屋几十个人，乱糟糟的。我还想回家看看，再去新七军打听打听消息。我趁袁士举不注意带着勤务兵溜了出来。
　　家里的东西没动，伙伕在那看着。我转了一圈，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对伙伕说：“我走了，屋内的东西都给你了。”
　　我从家出来，打算到新七军去，一想到那儿也是没有办法，便又回到团管区，决定与项迺光他们突围。
　　不一会儿天黑了，吃了一碗小米饭，已经上灯了。我们在院子站队走出了团管区的大门。门口停着吉普车和其他车辆，这些车子都是我们乘坐的，司机也跟着突围，汽车没人管了。
　　月光下由李寓春领队，向兴安桥哨卡行进。正行进间，正前方一个骑兵直奔我们而来，这一来把我们吓坏了，有的回头便跑，等这个骑兵到了跟前，才知道是新七军送公事的传达兵。我们有三百来人，在行进间漫无秩序，这些人有师管区的官兵，有特务、勤务兵、司机、炊事兵，就是缺少战斗兵。夜里10点到了宋家洼子保安旅，找到旅长何大刚，告诉他我们要突围。他叫人给我们几个做了一顿稀饭。休息了一会儿，李寓春把人集合起来讲了话：“长春十万官兵投敌，我们决不投敌。我们一定要打出去，只要能走出60华里，咱们就到了安全地带，大家不要三心二意，要精诚团结，我有办法。”
　　从宋家洼子继续向西突围，走了半里地，前面火光四起，枪声不停，我们队伍停了下来。我们当中属袁晓轩胆子小，他说前面必有八路军，前进必要被包围。这样一来，我们又退回到保安旅。在那过了半夜，睡了一觉。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远，感到浑身乏困。
　　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迺光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3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
　　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一些师管区的官兵无所谓又返回城里。可我们这些特务多了一个心眼，项迺光、袁晓轩、袁士举、马绍周和我谁也不肯先进城，唯恐有人看见行踪，怕将来被人出卖。我一看这形势便对勤务兵使了个眼色：“走，咱们到报话局去！”
　　我领着勤务兵进了城，往东一拐，往西一拐，乱走一阵，看看后面没人跟踪我才安心。
　　进了城里，我把长发推光，找了一套黑旧呢上衣，黑布夹裤，一顶旧礼帽，看了看，还可以。
　　上午10点我去新七军，在参谋处李润棠的屋子呆下。他是军部少将副参谋长，与我私交很好。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李军长在病中，不省人事，一切还没有一定。”他的女朋友赵小姐也搬到这儿，屋内放了几个皮箱。赵小姐说：“就在这听信吧，别瞎跑了，听说要往外打，你跟军部一块走吧。”
　　李润棠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唉声叹气，如锅上的蚂蚁。我问他郑洞国的动态，他说：“郑洞国有什么办法啊？他只身一人，平常称孤道寡，现在谁理他。昨天向他请示，他也束手无策，现在新七军要自己拿主意，等命令已经来不及了。”
　　我与赵小姐谈谈她家情况，谈谈跳舞。我是故作镇静，心中非常焦躁。赵小姐说：“你的太太没到长春有多好啊，一个人真方便，我现在跟着他多累赘。我要走他不让走，真要打出去，我害怕。”
　　晚饭在饭厅遇到军部的龙国钧参谋长，副军长史说及各处处长。我利用这个机会，尽力鼓励他们突围：“绝不能放下武器，你们对共产党的情况知道得太少，真的放下武器，你们有后悔的日子，现在往沈阳突围，空军一定接应！”
　　到了半夜，李润棠开完会回来，他说：“三个师长都同意向沈阳突围，打算明晚上就行动，你就在这儿吧。”
　　19日，情况又变了，长春围城司令员肖劲光派代表与新七军副军长交涉：劝说放下武器，举行和谈。这样一来突围的计划又搁下了。经过解放军的代表与新七军的代表多次面谈，又经过新七军三个师长的同意，决定和谈，李润棠把和谈的条文拿出来给我看。
　　条约有一二十条，我从头到尾看罢计上心头，条约第三条写道：新七军尉官遣送吉林，明春送往辽南开垦，不愿参加者听从自便。我决定化装一个尉官，潜到尉官队，先到吉林后到辽南，以后再回北京。
　　新七军军部的楼下原来是警备司令部的各处办公室，现在各屋都挤满了人，一些太太、少爷也搬到这里，督察处的一些特务也混在里面。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在这儿。他小声对我说：“你要注意呀，人家有人打听你呢，找一个小屋子躲起来，到晚上溜走吧。”
　　我心想，有人打听我，就没有人打听你，我的官比你大吗？心中有些不愉快。
　　晚上李润棠对我说：“方才龙参谋长说，我们已与共军签订了和约，老关在咱们这不相当。”
　　我一听火了，决心离开他们。李润棠说：“你不要走，由我负责。平素是朋友，现在就不是朋友了吗？人情不能这样，胆小如鼠，根本就不是军人！”
　　20日上午，新七军军部大楼挤满了人，不管哪个部队的官兵，都到这来了，似乎从这里能得到什么。
　　我把参谋处管总务的焦副官找来，叫他给我找一套尉官的棉服，他出去不一会儿，拿了一套新棉服，对我说：“您穿吧，不合适再换一套。”
　　我试了一试，还合适。我把呢子上衣和呢子裤扔在地下，焦副官说：“您不要士兵要，他们有许多都穿上了呢子制服，他们不在乎。”
　　焦副官又把他的一双新皮鞋给了我。
　　我这样一改装，赵小姐说：“像一个排长。”
　　我们正在楼上换衣服，院中枪响了，猛然间冲进一群八路军，穿着灰棉衣，全身武装，进了警备大门就射击，射击一阵，无人还击，他们将大门把上，接着一些士兵冲进大楼。我在屋中看到这种情况心中不悦，既然放下武器还来这一手干什么？是下马威？
　　一个班长模样的解放军，后面跟着一个武装士兵，走到我们面前，很客气地说：“你们如果有武器，请缴出来，放在一个屋子！”
　　李润棠说：“缴了吧，大炮机关枪都缴了，手枪留着也没用。”我把勤务兵叫来，叫他把身上带的左轮缴了。我的五眼左轮和一个最小的五锋子小枪，是放在口袋里的自卫武器，也都拿出来了。想一想，这些枪多少年来没曾离开过我，于是我掉下了眼泪。失败了，一切都没有了。
　　我在院中把新七军辎重营营长于新民找来，我对他说：“听说辎重营营部缺一个少尉书记，我来顶他。我的名字叫吴国栋，有人问你就承认。如果有人追问就说我因为有病不到营部办公……”于新民都答应了。接着我又问了他营部人员及各连连长的名字。一一记下也是件麻烦事。
　　晚上，勤务兵杨成荣对我说：“明天到吉林，身上既没有红钱（指解放区的钱），也没有金子，得想个法子，不然到吉林花什么呀？”
　　他一提我想起来了，虽然身上有一个金戒指、两块手表和一块怀表，但都是纪念品，不能卖。平常家中没有积蓄，只有几两黄金在大马路金店存着，那是六十军的防区，过不去，有一些长春中央银行的本票，现在也成了废纸，只有在新七军防区内找办法了。我拿起笔给一个姓庄的朋友写了一个条子，杨成荣去了，拿回来五块银圆和一个金戒指。
　　晚饭吃的油炸饼，油太多了，我只吃了一张。我到大厨房一看，挤满了士兵，两大锅豆油滚开，许多人把做好了的白面饼放进锅里炸，一边炸，一边吃，一边骂：“有的是白面，有的是豆油，就是不发给弟兄，八路不来，这些东西不用说吃，老子看也看不见哪。”
　　我回头一看，地下洒满了油、白面。这不是吃是糟蹋。这是家败人亡的景象。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儿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随我一块从沈阳飞到长春的，我保他为新七军谍报队的队副，后来是组长。这个时候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随尉官去吉林。于是他就找来了七八个谍报队的组长和组员。
　　10月21日的早上，李润棠说：“咱们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个车去吧。”
　　我说：“不能坐车，以免暴露身份。”
　　上午10点，新七军的尉官在警备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给我一件美国呢子大衣，领子很高，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合适。李润棠告别时对我说：“一切保重，要小心谨慎，我认为关梦龄是个有办法的人，不会束手无策，吉人天相。再见。”我感到李润棠这个湖南人对我很义气，我把手上一块西马牌手表撸下来送给了赵小姐。
　　院子里挤满了人，乱吵乱嚷，不像是队伍，仿佛庙会一样。有人喊站队，喊了半天才站了几行队伍，苗可成、陈震寰、李继先，七八个人与我站在一起。他们抬了一箱饼干。从警备司令部院出来，奔空军司令部，七马路督察处……路两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领高高的立起，把帽檐扣在眼睛上，整个脸外人看不清楚。所谓败兵之将不如丧家之犬，一点也不错呀。经过督察处时我望了一眼，门口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威严，刹那化为云烟，一切都完了。
　　下级军官和士兵并不在乎这些。在路边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士兵卖自行车，他要100万元，老百姓给60万元（东北流通券），这个士兵说：“你再加5万元就卖给你，这个自行车是新的，65万元你占了便宜。其实我们的机关枪、大炮都给你们了，还在乎这辆车？拿去，加五万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都是中国人。”只有团长以上的官，才现出特别难过的表情。有的两眼微红，似乎掉了泪，我心想：事已至此，难过也是无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们便坐在我的周围恐怕别人看见我。路上，全是新七军的官兵，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乱，不成样子。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军部陈处长和几个人。他叫我坐车，我坚持不肯，他们又上路了。这样一来，队伍里有人知道我了。我心中非常不安。
　　火车到吉林车站已经是夜里9点半钟。下车之后，由解放军武装战士押着往解放团走。沿马路都站着岗哨，队伍已没有队形，零零落落。路上遇着一个卖酱肉的，一群官兵围上去，把酱肉抢光了。卖肉的小贩喊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不是队伍简直是土匪！在长春你们抢人，到吉林还抢人。”解放军战士也没法子，只好对那个小贩说：“你走吧，找不到人了。”
　　走了两个多钟头，到了一个有铁丝网的大院子，说是叫北大营。进院之后，按人数编队，坐在院里等着开饭。到过夜两点饭才煮好，苞米干饭、白菜土豆汤。一点也不好吃。吃饭时，我看见了李济才（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科长，后调充五十六师中校副官主任）、方学儒（东北剿总二处第三组组长）。李济才的那个日本下女现在成了他的老婆，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们怕我与他们说话，躲着我，其实我也怕他们招呼我。心想，我是个危险人物呀，都怕我牵连了他们。
　　吃完饭，又集合。走了许久，天亮时走到了船营中心小学校。解放军战士把着大门。在院里又编队，又分班，又举班长。我们这八九个人，我指定陈震寰为班长，他比较能办事。我们这一队共100人，10个班，被安置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地下铺着谷草，分成十块、一个班一块。我们这个班在中间一块。我看到墙上有黑板，还有批评与表扬的文字。这里没有大伙房，是由区政府给米，给柴，发动老乡煮饭。晚上吃的是高粱米小豆干饭，炖白菜豆腐，很好吃，颇有家乡风味。
　　院里有许多送饭老乡，我看无人监视，就与他们谈了起来。先从东西贵不贵谈起，谈到黄金，国民党，共产党，路条、户口，以至到沈阳好走不好走？最后我问他：“明天你还来不？”“不一定，我们轮班往这送饭。”我计划利用这个老乡，决定明天进一步做工作。
　　这是尉官解放团，有1000多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很少有四十岁的。新一军的京剧团，新七军的政工队，与我在一个屋子住。这些人小孩子一样的脾气，不是吃就是唱。他们把美式大衣卖了，到街上吃大炖肉。长春吃不到猪肉，吉林的猪肉一万元一斤，便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