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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日-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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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03年，是袁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汉俄声明文件》，确认大汉帝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大汉帝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却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大汉帝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西元1905年再订《汉俄蒙协约》，确认西元190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
西元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于是外蒙重回祖国的怀抱。西元1918年大汉帝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西元1919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大汉帝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西元190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共产主义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苏共领导人列宁见过他俩后，在大汉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
西元1920年由苏黑巴托尔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分裂运动，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仕。西元1921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俄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俄红军开入库伦城，考虑到外蒙当时的特殊情况，坚定的“苏维埃分子”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俄势力庇护，同意苏俄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
西元1922年俄蒙签定一份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西元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效苏俄“宪法”，以西元1898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出面干涉，大汉帝国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的非法独立，遭到大汉帝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议和反感，鉴于此，苏联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汉苏协定》承认外蒙是大汉帝国的一部分。西元1925年，李飞耘主持中央政府时，苏联曾要求大汉帝国承认外蒙的独立，李飞耘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祖国。西元1927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
在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大汉帝国政府出兵外蒙，汉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但是大汉帝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帝国中央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使帝国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叛乱分子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
西元1933年9月一直到西元1934年4月，这整整半年多时间里，除开方云外，副总理兼民政部部长朴志玄是最忙的，他要负责把华北，华东的人口向西部迁移，工厂物资往帝国中西部搬置等等，为此，方云批准成立了一个帝国移民物资安置委员会来协助他工作，以便工作更快更顺利地进行。在华东、华北和东南沿海，大汉帝国秘密修建了机场和雷达站，进一步完善国防预警体系。
罗布泊在若羌县境东北部，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海拔780米，面积约2400－3000平方公里，因地处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古“丝绸之路”要冲而著称于世。罗布泊曾经是塔里木盆地的积水中心，古代发源于天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流域，源源注入罗布洼地形成湖泊。汉代，罗布泊“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它的丰盈，使人猜测它“潜行地下，南也积石为中国河也”。
这种误认罗布泊为黄河上源的观点，由先秦至清末，流传了2000多年。到公元四世纪，曾经是“水大波深必”的罗布泊西之楼兰王国，到了要用法令限制用水的拮据境地。清代末叶，罗布泊水涨时，仅有“东西长八九十里，南北宽二三里或一二里不等”，成了区区一小湖。西元1921年，塔里木河改道东流，经注罗布泊，使得湖的面积又开始增大达1700多平方公里。注入罗布泊的水，主要有：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和米兰河等，同时也部分的受到祁连山冰川融化的雪水的补给，融化的雪水从东南通过勒河流入湖中。
西元1933年8月，帝国地质资源部部长李华光的考察搜索队带着秘密指令进驻到这历史上有名的楼兰古国遗址，当时的情景令人震惊：除开水源外，四处是杂草丛生，荒无人烟。当地的土著罗布人生活几乎是处在原始社会，土匪和盗墓者横行。尤其在罗布泊北面的楼兰古城一带，几乎是成了盗墓者的天堂：在渺无人烟的楼兰古迹，考察队看到最多的就是盗墓者丢弃的锄头。
西元1933年10月，谢峰将军的工程兵部队开始在罗布泊以北200公里的地方开始建设名为龙腾的大型军事基地，同时把包括罗布泊在内的近8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划为军事禁区，命名为“第17区”，级别列为最高。此后，在大汉帝国战场上被俘虏的士兵、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和政治犯中的精壮人员与工程建设兵团、农垦军团陆续被派到了第17区，近30万人不分日夜地进行大规模的基地建设。
针对日本帝国在其国内为战争做准备的计划，方云指示情报部门要想方设法打乱日本人的战争准备计划，不能让他们依照计划在他们想开战的日子开战，不能让他们轻轻松松地备战。不光在帝国内部，还要在海外打击他们。
国家安全局开始行动了。
对于日本商人在帝国内开设的工厂、商店，大汉帝国国家安全局统统予以查封没收，并且驱逐了日本在上海的大使，在帝国范围内驱逐日本人。所有的商店不得销售日本的产品，禁止帝国任何人与日本人有所接触，一旦发现，即关进集中营，以叛国罪论处。在国际上，以瑞华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帝国的商界力量和日本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抢购物资，尤其是石油、铁砂矿等战争资源物资等等。所有这些极端的措施都让大汉帝国人感到新奇、兴奋，感到自己终于是有了一个强力的领袖了。
这一切，让日本感到措手不及，在国际上又丢了脸面。国内要求惩戒大汉帝国的呼声高涨起来。也让日本大本营颇为为难，按照正常的备战时间，日本最少还需要3年时间，才有能力一举灭掉大汉帝国，如果现在匆忙开战的话，日本国内的经济将受到重大的挫折，并不能支持长久的战争。
西元1934年4月11日，迫于压力日本海军陆战队离开上海租界。
日本帝国内阁的这一软弱性行动，彻底激怒了好战的日本军部，遂爆发了军事政变。一个强硬的军事内阁上台替代了文职内阁，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东条英机出任首相。
大汉帝国和日本帝国之间的战争气氛骤然升温。
第四卷 第三章
西元1867年，一群武士在日本各势力战乱中获胜，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革新派统一天下的局面。他们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对封建社会制度进行改造。有鉴于近邻大汉帝国的教训，“富国强兵”这一政策对日本影响最大。身处岛国，海洋、火山的灾害不断，资源又缺乏，这些先天的条件使日本民族产生了一种深沉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使得日本人练就了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
在对法、英、德等国进行考察后，日本仿照欧美建立了类似的兵役和军事体制。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的军工从引进、吸收到自行研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接近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同时，各类的军事教育机构，如水雷学校、通讯学校、炮兵学校等等也纷纷建立，为将来的军事水平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得到优先发展的日本海军，在日本军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好学勤奋的日本人让日本在明治维新二十年后，进入了军事大国行列。有此政策，军队在日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军方可以直接左右日本的内外政策，并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中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
社会党革命军坚决不同意放下武器接受整编，这让方云感到有点厌烦。他在国家国民委员会上做报告时说：“当我们的国家在经历灾害和战争带来的痛苦时，我们不忘记伸出友谊之手，派遣和平的使者。可是，我们得到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们说要和平是假的，说要联合抗日也是假的，那么我们帝国的军队应该怎么办呢？只有义无反顾地走过去，消灭他们。”
方云在国会的演讲引起了巨大反响，原先同情和支持社会党革命军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出来大骂社会党革命军不顾大局了，分明就是想抢班夺权。是民贼，是独夫！一时之间舆论滔滔。
这下，华泽民坐不住了，失去了舆论民心，社会党运动被消灭是迟早的事情。他立即在延安发表通电说：“复兴党政府还扣押我党高级人员，这种谈判是没有诚意的，如何进行？”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的文章。
仔细拜读了社会党主席华泽民的通电后，方云大笔一挥，吩咐道：“放人！这下我看你怎么办？”于是社会党赴西安代表团被释放，帝国政府还派了飞机直接把社会党代表团送回陕北延安。
这下，社会党所提的条件方云全部答应了，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社会党革命军只好同意接受整编。在整编方式上革命军又提出异议，说是要把自己所有部队变成一个军。这让前去谈判的金必胜陆军中将非常恼怒，他硬邦邦地说：“原帝国中央军都全部被打散了充实到二线部队进行培训、整编，你们革命军凭什么例外？”
随即谈判不欢而散。跟随谈判的帝国媒体记者如实报道了这一切，全国民众弄得又是舆论大哗，对社会党革命军的谴责声不断。
在和革命军谈判收编的同时，山东、山西、绥远的地方部队收编、整训也是非常顺利的，除了有点麻烦的北京和广东。北京的地方强权军阀第二十九军（甲级）军长兼晋察国民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和李飞耘有很深的矛盾，而且他在北京有十万军队，一直和东北的日本人较劲。在和日本人长年的对峙中，宋哲深刻地感到了大汉帝国军备的孱弱，面对占领了帝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常常是有心无力。
李飞耘夫妇坠机身亡、何英清阴谋叛国等大事件过后，帝国的军政大权忽然全部落到了新近崛起的西南土军阀方云的手里，这让宋哲颇为踌躇。从眼前的表现来看，方云是一个坚定的反日分子，可是他对东北军张良将军的处理，又让宋哲有点心寒。对宋哲来说，张良对他是有恩的，没有张良当初的慧眼，也就没有他宋哲的今天。为此，方云让帝国常务副总理兼教育宣传部部长王文宾，前去山东乐陵，探访在老家休养的宋哲将军。
而广东的国民政府，在失去中央政府亲日派的遗老遗少的支持后，已经是日渐衰落。复兴党对广东国民政府的渗透是成功的，广东国民政府中大多数官员都已经倒向了方云，唯有孙科颇不甘心，最后，在方云的再三邀请下和国民政府的多数官员推举下，孙科只有怏怏不乐地进了帝国国民委员会，就任副委员长，而广东的国民政府也随之解散了。
西元1934年6月18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方云在帝都南京宣布了特赦令，赦免了一大批人，包括“西安事变”的张良和杨诚两位将军。这一举措深深地收买了原东北军系和原西北军系官兵的心，随即宋哲将军在北京宣布，接受帝国国防部对他的军队进行整编。最后，在陕北的社会党革命军也不得不接受了方云的整编方式。
收到这个确切的消息后，方云笑着对杜英豪说：“呵呵，最后一个也倒下了。下面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
杜英豪阴险地点点头说：“我知道怎么办。事情终于是有点意思了。”
“英豪，你要记住了，我们没有站到帝国权力颠峰的时候，可以用一切手段进行阴谋夺权。现在我们已经是站在了帝国权力的颠峰，那么一切手段将用来维护我们的权力和地位。”方云说道，“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人民这一边，站在了广大无产阶级这一边，但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确切地说，已经是在几大家族手中，李家、陈家、宋家和孔家等大家族手里，这些家族手里控制了帝国约40％的经济命脉，这将是不允许的。”
“主席说得不错，我们的党是不允许几个家族来左右我们的政策的。我们接手的帝国在经济上的确是一个烂摊子，我们在西南三省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随着移民、安抚和军费，现在已经是颇为困难。”王文宾在一旁说道。
“卑职明白了，我们先拿李家开刀。”杜英豪微微笑了起来。
“主席，还要对全国的官员进行一次民意考核，要选拔一些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做实事的官员上来，这可是当前的必须要做的重要的事情。”何凯说话了。
“这个没有问题，你和文宾商量着解决就可以了，我现在手头的重点，还是军队。小日本扎根东北，如针刺在背，总是不舒服的。政府方面的事情，还要大家多多合作。”方云有点头痛地说道。
社会党革命军在大汉帝国视野内消逝了，让苏联很吃惊。再加上大汉帝国对苏联的政策不是很友好，这让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元帅感到不舒服，他通过苏联驻大汉帝国的大使表示了对苏联在新疆和蒙古的权力的担忧。
王文宾直截了当地对苏联大使说：“新疆、蒙古是大汉的地方，苏联在这两地有什么权力呢？请注意，权力与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大汉帝国还要和贵国谈谈被贵国割据去的领土的问题。我记得你们伟大的列宁同志曾经允诺过要归还历史上从我国割去的土地的。”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了，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苏联大使狡辩道。
“那我们谈谈现实问题，贵国政府在背后支持我国外蒙闹独立，又是什么意思？”王文宾语气是咄咄逼人。
“这是谣言。我国政府历来都承认外蒙是贵国的一部分领土。”
“是吗，那最近外蒙搞的什么全民公决是不管贵国的事了？”
“那是外蒙人民在争取自己的权利，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苏联大使脸红了。
“那就好。我们也希望和贵国没有关系。毕竟，我们还是友好邻邦嘛。”
“贵国这段时间的一系列动作，是不是要和日本帝国开战？”
“我们和日本帝国一直都是处在战争状态。光复我们的国土，是我们帝国的职责。”
“哦，我明白了。”
这样，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了大汉帝国与日本之间要有一场新的战争，只是不知道战争的爆发日期而已。大汉帝国和日本双方在各自国内都加快了战争准备。
到了西元1934年中期，位于17区的龙腾基地已经是颇具规模。
通过瑞华商贸公司在欧洲和美国收罗的精密机械、仪器、资料和帝国自行制造的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向第17区汇聚，包括丹麦著名核物理科学家丹尼斯。波尔教授在内的一大批受纳粹迫害的科学家，在瑞华公司的游说和帮助下，来到了龙腾基地，和先期到达的爱因斯坦等人一道，在五十多个科学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大汉帝国的国防军工事业创建了坚实的基础。
西元1934年7月初，方云在帝都南京召开国防军三军全体会议。在会议上，国防军总司令孙仲伦元帅做了关于《加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的报告，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重型远程战略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这是帝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全体国防军事会议上提出“两弹”的概念。
这是一个跨越了当时时空的理想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大汉帝国的军事力量已开始规划未来的世界格局——虽然只是一个雏形。
会议后，方云主持了帝国部长全体会议，在听取关于在大汉帝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的报告后，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大汉帝国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帝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
西元1934年8月底，方云亲自领导制定大汉帝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年规划。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他指出，纵观我国的历史，国家王朝的兴衰都是由农业的发展的兴衰决定的，要建立起一个现代的，稳定发展的国家，必须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把我国由一个农业大国逐步向工业大国发展和转型。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
方云认为，这许多不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于什么是重点，专家们在讨论中又出现重大分歧。
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技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方云决定。方云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方云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87项重要任务。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八七工程”。
对方云来说，西元1934年尽管有些不如意的地方，但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圣诞节这天，方云对夫人林雪说：“这是我多年来最愉快的一个节日。”
西元1935年1月8日，方云在国会发表新年演说：“今天，本人必须感谢上苍，是上苍的恩赐才能使我一个无名小卒，得以为我们的荣誉和国家的权利进行斗争。”在演说里，方云回顾了多年来大汉帝国面貌的改变。他为收入较低的老百姓增加福利铺平了道路，政府的口号是西部遍地是机会，他还建立起了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制造了价格低廉的轿车和经济快捷的民用飞机，一般人都可以享受得起。
他鼓励工业界作出努力，以完全消除有毒气体；凡是新建的工厂都要配有防止水源污染得装置。教育制度发生了剧烈的改变，相当重视体育，重视种族生物学，重视大汉帝国历史和文学，并接受民族复兴党思想的熏陶。
方云说：“千秋帝国的大厦自然不可缺少教育这块基石，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自觉培育新人使民族重生。”
西元1935年2月中旬，方云对经济部、工业部和农业部的负责人说：“我们面临的冲突要求巨大的效率。战备是无止境的。前途不是胜利就是灭亡。如果我们胜利，你们都将得到可观的补偿。所以，我要求你们，全力以赴！”
西元1935年3月，大汉帝国的战争准备已经接近尾声。帝国华北、华东的人口、工厂大疏散已经基本结束。陆军各部队已经开始秘密向华北调动，空军的战机也开始秘密进入前线机场。
西元1935年3月8日，方云召开了军政首脑的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开方云，共有8个人，他们是：国防军总司令孙仲伦元帅，陆军总司令陆军上将林红军，海军总司令海军中将庞德，空军总司令空军中将陈瑞天，近卫军总司令陆军上将王力军，帝国预备役总司令谢峰中将，常务副总理王文宾，国家安全局局长杜英豪中将，以及总统的军事副官马海龙上校。马海龙上校负责会议记录。
这次会议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才结束。
方云说：“帝国改革的目的，是要巩固和保存社会，并且把它加以扩大。因此，对日本帝国这一战是必须的，不光要打掉我们国家内部的日军，还要把战火延伸到日本本土去。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大汉帝国的经济问题和人口问题，不是光靠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要解决深层次的社会根本问题，就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土地和资源。经济的发展，不能靠增加国际贸易来解决，重要的是在我们内部自身建立起良性的循环消费品市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被欧美的商品充斥着，但这是必要的和暂时的，帝国要在军事上迅速崛起，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做出牺牲。“在海外谋求生产原料还不如在帝国内部或附近寻找生产原料的区域。”
“在今后时间里，帝国应该在它的军事力量最大程度的时候采取行动。随着战争的进行，帝国的生活水平和出生率将下降，武器装备也会渐渐过时，所以必须要加快进行保密的‘特殊武器’研制。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五年内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化。”
方云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接着，王文宾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认为目前国际政治关系对大汉帝国非常有利，尤其和美国国会正在一种新婚蜜月期。然后是国防军总司令孙仲伦元帅和三军总司令各自介绍了各军种的准备情况。方云对海军是格外关注，他认为现阶段帝国海军要超越日本帝国的强大海军是不现实的，但是，帝国海军可以利用潜艇对日本岛屿进行不间断打击，重点打击日本人的海上运输线，因此帝国海军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潜艇部队上。
一周后，即西元1935年3月15日，孙仲伦元帅向方云递交了一份“迅雷方案”的初步时间表。方云同意把6月23日定为向大汉帝国东北日军反攻的日子。为了这个行动，帝国空军、海军潜艇部队被要求提前参战，陆军、近卫军借口要在华东、华北进行夏季演习，以便调动军队不让日本人感到突兀。
3月18日，帝国战争部受命完成了东北作战计划的所有细节。方云所计划打的是总体战，它不仅要求军事动员，而且要求国家资源总动员。为了统一调度这个规模庞大的工作，方云在3月21日主持了一次国防会议，出席会议的有40多名部长，将军和军官，要求工业、农业、交通等部门，一切都要为前线服务。
大汉帝国怒吼在即。
大汉帝国海军总司令庞德海军中将的心情是激动的，心中多年的梦想就要由他自己亲手来实现，让他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帝国的海军已经是颇具规模，已拥有了帝国海军第一舰队、潜水舰队、第一海军航空兵联队、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和岸防炮兵师三个，总兵力达到了10万人。
旗舰为一艘经过改装的重型战列舰―――暴龙号。这艘美国战列舰在纽约海军船厂开始建造，该型号一共建造了两艘。战列舰建成后的标准排水量为36600吨，满载排水量44800吨。最高航速30节。舰长（全长）252米，水线长247。5米；最大舰宽36米，水线宽31。85米；平均吃水9。635米，最大吃水12。82米。舰员编制：设计人数1950人（其中军官120人，士兵1830人）。
经过大汉帝国海军船舶研究所和海军武器研究所的改装，更换了更为强劲的动力装置，使其最高航速提高到惊人35节，加装了新式的搜索雷达―――海洋盾。主炮为三座三联装共9门420MM重炮，炮弹以重型穿甲弹为主。副炮为10座双联装152MM高平两用炮（每舷安装5座），其中6座配置在主甲板上，另4座配置在上层建筑甲板上。防空武器为18座四联装40MM高炮和36门单管20MM高炮。配备有4具600MM的鱼雷发射器。
第一舰队还配置有重巡洋舰一艘（烈风号），轻巡洋舰两艘（定远号，定威号），驱逐舰七艘，扫雷舰两艘。潜水舰队有近海作战潜艇26艘，远洋潜艇18艘。潜水舰队现在已经能够每月增加1－2艘潜艇。第一海军航空兵联队装备有战斗机64架，鱼雷攻击机60架，水平轰炸机48架和俯冲轰炸机72架。
庞德中将接到帝国最高统帅方云的命令后，开始指挥帝国海军，特别是潜艇部队开始对日作战。方云给海军下达的作战训令只有一句简单的话：“海军应与敌商船队作斗争。”
夜色下的上海依然是灯火辉煌，纸醉金迷。黄浦江依然滔滔，绕过横卧的崇明岛，流入茫茫大海中。
已经是深夜一点左右了，在长江入海口外，花鸟山岛一带游弋的有一艘帝国海军远洋潜艇Q003号。靠近花鸟山岛是上基隆到长崎、基隆到横滨日军运输线。Q003号的值更官在指挥台上发现西北方向，在漆黑的夜空中有一个黑色的香肠式的庞然大物在蠕动。原来它是一个栓在一艘驱逐舰的尾系气球。这艘驱逐舰就是海军常说的“清道夫”，即做护航运输队舰队的开路先锋。值更官立即把这情况报告给了吴进上尉。
吴进上尉是这艘潜艇的艇长。
他接到报告后，立即上了指挥台，用望远镜观察。不久，这种蠕动物在黑暗中越来越多，最后舰队的庞大侧影终于暴露出来了：这是一支满载货物的日军护航运输队。
吴进立即命令潜艇紧急下潜，保持潜望镜深度，并且立即把情报传回了海军总部。这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潜艇战术。即在某个海域由多艘潜艇组成一个打击集群，该集群在海域中巡逻，搜索敌人船队，然后实施集中打击。
潜艇悄悄穿过了日军驱逐舰护航兵力，准备对外侧的那列商船队的第一艘商船发起鱼雷攻击。突然，要攻击的商船队集体转向，朝吴进的潜艇驶来。这种突然改变航向的做法，可能就是按预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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