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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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因此后来他在一八六○年开始写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的末尾反对自己的老战友，并声明他不同意爱沙·葛雷的看法，即每一种变异都是上帝预先决定的，并且是沿着一定的路线进行的，“就象人们为灌溉而沿着一定的方向排出的水流一样。”
　　正是这种诚实态度使他在这本书中又提到了他对人类起源的观点，虽然当时他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材料。
　　一八六○年一月，他写信给剑桥的一位老朋友詹宁斯牧师说：“关于人类，我很不愿意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但我认为完全隐瞒我的意见是不诚实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相信人类是由于一个特殊的奇迹而出现的，但我自己既没有看出它的必要性，也没有看出它的可能性。”
　　同时赫胥黎竭力想实现自己的打算，即驳斥奥温关于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思想。早在一八五七年，奥温就提出了一种哺乳动物新的分类法，在这一分类法中，他把人跟所有其它的哺乳动物加以对比，把人区分出来，列入特殊的一个“哺乳类”的亚纲中。在这一点上，奥温依据的是人脑结构的几个特点（他认为只有人才具有这些特点），即依据下面三个存在：一、大脑半球中从上面盖住小脑的“第三部分”；二、侧脑室后角；三、所谓的小海马，即每一个脑半球的后叶室里的脑壁特别内陷。
　　赫胥黎对奥温提出了异议，他证明上述这些脑的特点不仅人有，而且类人猿也有。辩论持续了两年左右，直到一八六七年在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协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才结束。会上弗洛乌耶尔教授展示出解剖标本，证明高等无尾猿同人一样，也有人脑的那些特征。奥温的分类法实在荒唐，他把哺乳动物分为三个亚纲：哺乳类亚纲，他把人算作这一类；大量的其他哺乳动物，除了鸭嘴兽，都属于这一类；对鸭嘴兽他又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因此达尔文以讽刺的口吻指出：“我不能同意人区别于黑猩猩就象鸭嘴兽区别于马这种看法。那样的话，关于黑猩猩又会怎么说呢？”
　　一八六○年一月三日出版的《物种起源》第二版（印数三千册）也很快就销售一空。达尔文在爱沙·葛雷的帮助下开始准备另出一个“美国版（印数二千五百册）。他打算为美国版写一个历史性的序言，并想在序言里提到自己的那些先辈进化论者。促使达尔文这样作的是如下一种情况，即现在，当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进化论和选择原理时，突然却出现了许多人，他们都妄想以首先发现这种理论和原理而自居。一八六○年四月，马太在一家园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简讯，说他早在一八三一年就已经发表了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达尔文先生想证明的一切。人们还向达尔文提出，法国植物学家诺丹在一八五二年时曾发表了一部书名为《关于物种的起源》的著作，其中也提出了选择的原理，人们曾运用这一原理来培植栽培作物的种子。最后，赖尔告诉达尔文说，德国人夏福浩森于一八五三年发表在德国一个省的协会杂志上的《关于物种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一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论文发展了地球上的物种是由过去存在的物种变来的这一思想，还提到了中间类型的绝灭问题。所有这些作者达尔文决定在自己的序言中都要提到。例如，达尔文在提到马太的《论造船业和育树》这部著作时说，它是一部”作者清楚地看到了自然选择原理的意义“的著作。达尔文接着说：”不幸，马太先生对于这一观点的叙述非常简略，只是以片断的意见发表在阐述完全是另一个问题的一个著作的补遗中，因此没有为人们所注意。“当然，由于达尔文是一位规规矩矩的人，因此他才想在先驱者的名单中提到这些竞争者。但由于同他指出的那些人中一些人”在观点上的小小分歧“极端重要，所以显然不可能认真对待他们的主张。
　　总之，《物种起源》的出版是自然科学史上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因为它成了十九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改造世界观的开端。和其他任何改造一样，世界观的改造不能不经过残酷的斗争：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应该把一个基本的主要的战士——《物种起源》一书本身放在首位，这本书紧接着一版再版，并很快被翻译成几种最主要的文字。这本书的性质，它的格调和结构以及作者非常诚恳的态度（预先提出理论中的一切难点，并尽可能客观地加以分析）——这一切都极大地帮助了这一斗争，使之取得胜利。这本书首先为自己争取了朋友，造就了象虎克、爱沙·葛雷、而特别是赫胥黎这样一些理论信徒，他们积极地参加了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很快开展起来，并把广大的博物学者卷了进去。
　　第十四章　达尔文的新著作：《兰花的传粉》、《同种花的不同形态》、《攀缘植物》、《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泛生论假说。继续为达尔文主义而斗争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达尔文把《物种起源》看作是一部“巨著”的摘要。《物种起源》仿佛宣告了他的学说，并对他的学说的一些论点提供了说明和例子，但决没有证明它们，任何人都可以引证许多别的例子，那些例子单个地来说似乎可以驳倒这些论点。这里缺少达尔文在二十年间从事物种起源问题的研究所搜集的、并据此得出他的结论的大量材料。这就是为什么在六十年代，达尔文除了再版《物种起源》外，首先着意的是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能够详细证明他在《物种起源》中在他看来只是简单勾画出其轮廓的东西。于是，他的巨著之一《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就成了实现他早已梦寐以求的计划的开端，他计划把他的选择论和进化论连同各种说明“赞成”和“反对”他的理论的事实一并提出来。难怪亲自见过达尔文的俄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弗·奥·科瓦列夫斯基，在出版他的俄译本《动物和植物的变异》（还是根据达尔文寄给他的校样译出的）时，增加了英文原文没有的小标题：“《物种起源》，第一部”。这清楚地证明，达尔文想分许多册出版扩充了的《物种起源》，以详细研究他所搜集的各种材料。
　　另一方面，批评自然选择理论的人们，特别反对选择不能说明生物构造上很多他们以为毫无用处的细小的特征。因此，对达尔文来说，用一些例子表明极细小的器官的用处则是一项令人神往的任务。兰科植物的花给达尔文提供了这样的例子。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这些花和这些花凭借昆虫授粉的器官；他终于写成了一本小书，在一八六二年仍由穆瑞出版，书名是《兰花借助昆虫传粉的各种器官》。
　　曾引起十八世纪植物学家们兴趣的关于植物是否有性别的这一争论，到十九世纪初，这场争论才以承认花有雄性和雌性而宣告结束。但是，卡麦拉利斯认为，雌雄同体的花总是自花受粉的。而考尔鲁特在一七六一年最早主张，许多花只有凭借昆虫才能传粉，而且只有能变成蜜的花才能把昆虫吸引过来。
　　一位中学教师斯白伦格尔，在他的《在花的构造和授粉中揭示出来的一个自然秘密》（1793）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作者在该书中对花由昆虫传粉的各种器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本书当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英国大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知道有这本书，他还把它推荐给达尔文，虽然他自己认为斯白伦格尔的思想是空想的。达尔文早在一八三九年，甚至早在一八三八年夏天，就开始独立地观察花凭借昆虫进行异花传粉这一现象，因为“关于物种起源的想法”使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杂交在保持物种类型的稳定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八四一年；他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斯白伦格尔的书，认为该书充满了真理，虽然“有一部分是无稽之谈”。不管怎样，他对植物凭借昆虫传粉的问题所产生的浓厚兴趣早就有了，早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他在《园艺者纪录报》上就发表过两篇关于这个问题的短文。就在那个时候，他得出结论：“有一些非常巧妙的器官来阻止柱头得到它自己的花粉，而且看来只有根据杂交比自花授粉有利益的理论才能对这种情况加以解释。”一八六○年夏天和一八六一年夏天及秋天，他开始兴致勃勃地研究花凭借昆虫进行传粉的器官，特别是兰花的传粉器官。
　　虽然考尔鲁特和斯白伦格尔都承认并观察花凭借昆虫进行异花传粉的现象，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想到对花来说异花受精比自花受精要好。而达尔文一开始就产生了这种想法，这是因为雌雄同体的动物永远是异体受精，虽然看起来自体受精比较容易。他开始怀疑，在花的构造中会出现这样一些不仅对于把一朵花上的花粉传到另一朵花的柱头上有好处的器官，而且也会有阻止自花受精的器官。他从研究英国植物区系的花开始，进而研究许多热带兰科植物的花。物种凭借选择发生后天变异的思想是他的指导思想：所有兰科植物尽管有共同的特点，但是花的构造很不相同，而且所有这些特点，看来都是凭借昆虫进行异花受精和阻止自花受精的非常精巧的器官，在这里，自然选择的作用在他看来同样是勿庸置疑的，就象啄木鸟有着适应爬树干和吃针叶种子的器官一样。
　　他在一八六○年六月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您说，植物的这种器官是很少能看见的。不久前，我首次研究了一种普通的欧洲红门兰属，所以我说，我认为花的每一部分的器官是十分精致而明显的，甚至比啄木鸟的一些器官还要精致。
　　真是如此，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种普通的红门兰属的花吧。在它的构造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花冠的唇瓣，昆虫落在上面就力图钻入蜜腺中去。在花冠房的后面，紧挨着唇瓣的是柱头，而在柱头的正顶上是两簇变成所谓蕊喙的花药，花药几乎呈球形，稍微突出在柱头的上面。花药中的花粉囊由汇合成两根通向蕊喙的花梗的细丝联结在一起，在蕊喙处，两根花梗的末端就是由蕊喙底部一些带黏性物的块形成的花盘。这种粘性物被浸在液体里，并且外面被蕊喙的一层薄膜包着。只要用一种东西，例如铅笔轻轻触动一下，或者竭力钻入蜜腺的昆虫用头触动一下，蕊喙的薄膜就会按一定的线条破裂；那时，薄膜下面的小块就卷起来，粘盘就牢牢地粘住那个东西，而且很快就在空气中凝固，变得象水泥那样坚硬，如果把拨动的铅笔收回来，那么铅笔就会把花盘、花梗和花药一起带出来。
　　花药也同样会牢牢地粘住钻入蜜腺的蝴蝶的喙，外壳顺着蝴蝶的喙也会破袭，而露出一些花粉囊。刚刚粘上的大量花粉起初在花梗上垂直地附着花粉所附着的物的表面，但过了半分钟（这个时间对于昆虫飞到另一朵花上来说足够了）后，由于花梗的圈特别缩小，花梗上的花粉顺着蝴蝶的喙向前倾，并且必定会落在昆虫所要落在另一朵花的柱头上。
　　达尔文在该书中描写了各种红门兰属传粉的器官后，又描写了其他兰花科，如英国的和热带的兰花，传粉的器官很不相同。尽管这些花和他们的传粉器官大不一样，但是达尔文相信罗伯特·布朗提出的简单的示意图，是兰花的花的构造的基础。罗伯特·布朗教导说，由于兰花属于单子叶植物，所以它们的花是由三个萼片，三个花瓣，分成两个圈的六个花药和三个雌蕊组成的。虽然经常起作用的只是由外圈中的一个花药和两个（有时合成一个）雌蕊，但是，如果通过花的横剖面图上的螺旋状导管的分布情况来判断，雌蕊中有一个形成蕊喙，外面的花药中有两个同花冠下面的花瓣一起组成唇瓣，由内圈中的上面两个发育不全的花药构成柱头喙（或所谓的药床）等等。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深究其细节，而只根据达尔文举出的示意图就可看到，兰花的花是由他所指出的十五种器官组成的，即使这些器官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缩小了。
　　于是，达尔文专心研究了具有两种器官的大量兰花：一种是使昆虫能够把花粉从一朵花传到另一朵花，另一种是使这些花粉不致落到同一朵花的柱头上。作为第一种特别不同的器官的例子，我们将谈谈达尔文所描述的一种非常大而且下垂的万带兰科中的盔兰属花的构造。
　　这种兰花的唇瓣的末梢部分变成了一个大杓，在这一杓的上空，有两个附属物从唇瓣狭窄的基部伸开来，并且分泌出很多液体，可以看到，这种液体一滴滴地落到总是满盛这种液体的杓中。这种液体也许和花蜜一样，但它并不是甜的，也不吸引昆虫。当杓充满了液体时就从管里溢出，在管上面有一个带有花粉的空心柱状物。很可能，传粉的蜜蜂是由唇瓣的上半部吸引来的，因为它们总是把这一部啃光。并在啃的时候掉进杓里，即掉到液体里，它们只有在悬有长着花粉和桩头空心柱状物的地方才能从液体中爬出来。昆虫在使劲爬出时就得到花粉，并且第二次掉进另一朵花的杓后，在那里为自己从杓里开辟一条通路的同时，把大量的花粉带到柱头上，这样就为花传了粉。
　　对兰花的构造和对它们凭借昆虫进行异花受精的器官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物种起源学说，并且表明，甚至连表面上看来花发生的微小变化都是有益的。根据螺旋状导管的运动情况，有可能把所有这些不同形状归结为一定类型的构造，归结为一个示意图，归结为某种“共同的祖先”，这种可能性吸引着达尔文，以致他在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给虎克写道：“这个课题使我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而在更早以前，在他迷恋于兰花的研究时，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懒惰的人，因为他为了进行他认为使他开心的“次要的”观察，丢开了他的主要工作（写一部“巨著”），因此，他写道：“对我来说，观察的兴趣比写作的兴趣简直无法相比，可我感到我内心有愧，因为我没有醉心于研究公鸡、母鸡和鸭的变种，却把时间浪费在这个课题上。”
　　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直到晚年，对研究兰花抱有极大的热情。十年前《自然杂志》发表了我们所知道的信中最后的一封信，这是他在死前九天写的①。他在读完托德教授从衣阿寄来的关于兰花的著作后，便请这位教授用一个盒子给他寄一些托德描述过的那些兰花的种子，以便他亲自培育出这种植物，亲自看到花，并对花进行一番试验。
　　①见《自然杂志》1946年6月22日第157卷第3999号。查·达尔文的信是1882年4月10日写的。值得指出的是，达尔文给托德写道，他甚至在1882年就打算对兰花进行试验。
　　由下面达尔文在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从唐恩给爱沙·葛雷的信中的一段话清楚地看出，达尔文之所以从事研究兰花，不仅由于兰花本身的构造美丽和奇异，而是把它作为自然选择对器官的细小地方影响的实际证据，作为对“敌人”的驳斥。这段话是：“在所有能够把钉子准确地钉在头脑里的木匠当中，您确是最好的一个：谁也没有发现，在我那本关于兰花的著作中，我的主要兴趣是对我的敌人进行侧翼攻击。”
　　达尔文对如何出版《兰花》一书曾有点举棋不定。起初，他想作为《林纲学会会报》的论文出版，后来又决定给《物种起源》的出版者穆瑞，并提出共同分担该书出版后所造成的亏损风险，因为他认为，一定数量的购买者（对博物学感兴趣的人）保证会有的，但这样的购买者可能为数不多。他给穆瑞写道：“我非常倾向这种想法，我的鹅是天鹅，在我看来，这个课题是十分出色而又有趣的。”穆瑞愿意承担全部亏损风险。该书的第一版《兰花借助昆虫传粉的各种器官》于一八六二年出版。一般来说，这本书很受欢迎，当然也有怀有敌意的评论，《雅典神殿》杂志有个对这个课题一窍不通的评论者“以非常亲切的怜悯和轻视”“劝说”达尔文，正如他给穆瑞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植物学家们认为这本书写得很成功，而为人廉逊的达尔文，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植物学家，对此却感到十分惊讶。
　　一般来说，应当指出，六十年代以来的植物学著作开始使达尔文感到很高兴。不断复发的病常常使这位编纂者无法长时间地研究那些要求付出巨大精力和辛勤劳动的课题，写得很快使他感到疲倦。对现实的活物的研究是他当时的一种休息和快乐。他一如既往地认为：“如果只限于研究而不从事写作，博物学就不算什么美好的事情。
　　六十年代初，在植物学的问题中，除了《兰花》以外，他着重研究了某些植物的花的二形性和攀缘植物。
　　早在一八六○年夏天，他就对报春花的二形性进行了十分有趣的考察。有一种花长着一些比雄蕊高的长雌蕊；它们的雄蕊是小粒花粉，花冠有一个较长的颈。另一种花长有一些短的雌蕊和带着许多大粒花粉的长雄蕊，花冠的颈也较短。达尔文的第一个想法是，这里有着从两性花到单性花的过渡，长着短雌蕊的花更接近于雄性，而长着长雌蕊的花则更接近于雌性。但是这种假说看来是错误的，是没有经过试验证实的。不管怎样，有趣的是两种类型的花在性方面是不同的；例如，长有长雌蕊的花虽然用本身的花粉受精，但不是所有的花都能孕育。只有在不同品种的花相互杂交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完全孕育。
　　一八六一年秋天，达尔文写完了樱草二形性的著作，并把关于报春花的论文寄给《林纲学会会报》，该杂志刊载了这篇论文。他甚至决定亲自在伦敦林纳学会上报告这篇论文，他十分重视这一点，这可以从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给虎克的信中清楚地看到：“我决不认为，我给予了林纳学会以‘强烈的印象’，但是，林纲学会的确给予了我以强烈的印象；因为我到第二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才起床，我只能够爬回家去……令人极为苦恼的是，我不能够做其他人做的事情”
　　千屈菜这种植物更加有趣，因为它是具有三种不同的雄花和三种不同的雌花的三种形态的花。达尔文把三种形态的花粉同一种其中可能有一切（十八种）组合的三种形态的雌花进行了杂交。达尔文“象疯子一样”地高兴，他认为，这些事实应该使任何承认物种不变的理论发生动摇，而试验（他当时对报春花进行的，把两个性的花粉带到同一朵花的柱头的两个部分的试验）向他表明，柱头似乎不同于花粉，就是说，只有另一种花的花粉是在唇瓣的杓管里发芽的，而同一品种花的花粉是不会长出杓管来的。因此勿庸置疑，两个品种的花在花方面是不同的。
　　他打算看到，这些品种的差别的意义在于，不同品种的花的雄性器官和雌性器官是在不同时期成熟的。
　　对千屈菜三形性的这些观察，同不久前对报春花二形性的观察一样，也刊登在《林纳学会会报》上；报春花载于一八六三年，而千屈菜载于一八六四年①。
　　①后来这三篇合在一起，叫作《同种植物上的花的不同形态》（1877）。
　　他当时同植物学家虎克、爱沙·葛雷、季泽尔顿、达伊尔、边沁以及园艺爱好者的通信是特别频繁的。他们在给虎克写信时说，达尔文早就把他看作“自己的读者”，并且“对他的意见比任何其他人的意见都更感兴趣”。虎克当时代替了他父亲任基由皇家植物园园长的职位，他一直非常亲切友好地对待达尔文，经常供给达尔文植物资料，并十分关心达尔文所有的植物试验和观察。爱沙·葛雷写了许多赞扬达尔文植物学著作的评论。达尔文给他写信道：“您以最高的恭维话结束了您的评论。如果您尚未冲昏我的头脑的话，如果尚未把我弄成一个令人作呕的、目空一切的人的话，您和虎克看来决心要冲昏我的头脑，并且以自负和虚荣来哄骗我。”
　　写完《兰花》以后，达尔文着手写另一部植物方面的巨著《攀缘植物的运动和习性》。这里有着缠绕植物产生非常合理的运动的饶有兴趣的问题。达尔文写这部著作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一八六二年读了他的朋友爱沙·葛雷于一八五八年发表的一篇论葫芦植物卷须的盘绕的短文。达尔文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爱沙·葛雷给他寄来了种子，达尔文把种子种上，培育出了这种攀缘植物，并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房里，使他感到惊奇和高兴的是，他能够观察到这种植物最上面的两个叶子中间的那段茎在不断地、缓慢地旋绕。看来，这种旋绕和光线毫无关系，但是，达尔文认为，这是“事先规定好”为了要让植物的卷须缠绕某种支柱、棍子或树枝。还指出，卷须对所接触的东西非常敏感，并且一经触及就很快在这种或那种支柱的周围缠起来，然后就长粗、变硬，固定在这些支柱上。
　　达尔文认为，攀缘植物的运动，也象兰花靠昆虫传粉的活动一样，是自然选择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自然选择把愈来愈适宜的器官和愈来愈适宜的运动保存下来，并传给后代。他给虎克写信道：“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工作，使我高兴的是，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进行观察时，充分相信物种是可以改变的这一原则是一种极好的指导原则。”
　　一八六三年秋天和翌年春天，达尔文病趋严重。据他说，他当时除了观察攀缘植物外，什么事也不能做，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愉快，并使他得到安宁。按照他的习惯，他会尽量广泛地搜集研究的对象，从各地订购不同的攀缘植物的种子。其中很多种子是从基由植物园他的朋友虎克那里弄到的。为了确定卷须在附着硬物时的敏感性，他把有一定重量的线挂在卷须上，观察卷须的反应。他认为，攀缘植物能够伸到有光线的地方，并把叶子伸向有光线的地方和户外，而且它能够比一般植物消耗有机物要少得多地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攀缘的“方法”是不同的。
　　达尔文把他研究的植物分为四类。第一类（缠绕的）植物是我在上面曾经提到的借助旋绕运动而爬攀，而且这种运动可以由顺时针方向改变为逆时针方向。嫩枝在遇到支柱后便停止运动，但是，嫩枝在支柱外的部分继续旋绕，于是新长出的部分同支柱接触，植物就围住支柱缠绕起来。例如，啤酒花就是这样。
　　在第二类植物中，起作用的是接触处引起的刺激，因为植物在此处变弯，并且围绕着支柱生长。达尔文把这类植物又分成几小类：一类是有感觉的地方在叶柄，一类是有感觉的地方在叶子中间的叶脉。这些叶子攀缘植物用有感觉的地方缠住支柱，这个地方往往长得很粗，变得很硬，而且植物牢牢地附着支柱之后，就不可能再被风刮掉。达尔文认为，那些不用有感觉的叶子，而有着感觉的卷须的植物，也应属于对接触到的东西有感觉的植物这一类。他认为，这些植物最能攀绕。他把用钩和根攀绕的植物（的确，攀绕能力较差）归于第三类和第四类。
　　有趣的是，攀绕植物在各个大陆为数很多，而且各个不同科的攀缘植物随处可见。当时植物分为五十九个目，其中有四十五个目是攀缘植物。达尔文通过许多例子表明，叶子攀缘植物大概起源于缠绕植物，因为在它们之间有很多过渡形态。此外，叶子攀缘植物多数仍保持着缠绕植物所特有的旋绕运动，这有助于它们“发现”支柱。同时，从叶子攀缘植物很容易转变成带卷须的植物，因为卷须往往是变相的叶子或花柄（象葡萄那样）。卷须植物节间的旋绕运动比叶子攀缘植物运动要少一些。在叶子攀缘植物和卷须植物之间也有各种过渡形态。
　　有些攀缘植物表现出十分特殊的性质。例如，有些藤本植物的卷须（如紫威卷须），正如达尔文指出的那样，不喜欢光滑的树干，甚至也不喜欢粗糙的树皮，而喜欢和苔藓、亚麻或兽毛之类的绒毛纠缠在一起，并牢牢地系在它们上面。达尔文请求准备去南方的虎克验证一下，爬有这种藤本植物的树上，是否长着苔藓或者地衣。野葡萄的器官也是很有意思的：它的卷须凭借顶端长着特殊的突起物或悬空附着在墙壁上，并沿着墙壁蔓生。达尔文指出很多这种极为有趣的特殊器官。
　　达尔文把他的关于攀缘植物的论文寄给《林纲学会会报》，论文于一八六五年在该杂志上发表。十年以后，他又重新谈及植物运动的问题。
　　由此可见，达尔文较快地写完了这些植物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并没有使他花费多大力气。
　　在这些年中开始写的第二部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则使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劳动。
　　我们已经指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来源于人的实践，来源于人工选择。因此，他的理论具有非凡的生命力。难怪他不顾很多朋友的意见，坚持用“自然选择、选择这一已被人的实践证实了的术语”。首先他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用几乎是彻底的、非常深刻的方法研究了这种实践，并且对这种实践作出了评价。的确，在整理这种实践的方法中有一个特点，有些人在不久前还是用傲慢的讥讽态度对待这个特点。
　　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达尔文往往引证这个或那个通信人、专家或实践家在某个问题上的证明和意见。我们的科学工作已经形成这样的习惯形式，任意破坏这种习惯形式，在我们看来都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要求在引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的文字时，要准确地指出版本、年代、卷次和页码。的确，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表现出他学识渊博：他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引文，除了纯文献资料外，他还报道了很多他从实践家和专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他本人同这些实践家和专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并非偶然，因为这是他确定的工作方法①，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种方法。难怪他在《地质学》中指出，“商谈使人有经验”。
　　①见第五昌“家鸽。的注释1和2。他在注释里列举了那些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家鸽和有关这些家鸽的资料送给他的通信人。
　　在该书的头十章里，他详细地描述了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品种和类别，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某些类型的生物究竟来自或者可能来自哪种野生祖先，以及它们在家养状况下会得到什么样的变异。所以，他在第一章里详细分析了家狗和家猎，第二章是马和驴，第三章是猪、牛、绵羊和山羊，第四章是家兔，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家鸽，第七章是家鸡，第八章是鸭、鹅、孔雀、吐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