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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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连连夸奖汉布尔格机敏，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的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长相颇有个性，易于记住，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处，在王家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李士英小组一开始想从租借的房子直接翻墙而入，开枪击毙王斌，但李士英又担心被王的妻儿看见似乎不妥，于是改为在马路上将其击毙。
　　汉布尔格主动承担了跟踪王斌的任务。经过两天侦查，汉布尔格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她马上向李士英做了汇报：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没什么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早晨7时多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回来亦无规律，难以掌握；惟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李士英决定4月2日下午动手，干掉这个罪大恶极的犹大。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头发梳得油亮，身着西服，乘坐上自备的黑色黄包车外出了。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时，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立即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靠在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住区的宁静，当法国巡捕房的巡警闻声赶来时，神出鬼没的枪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惩治王斌的行动在上海滩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二天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特科的行动起到了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
　　第一个惩治目标干净利索地解决后，李士英随即又率员打击了第二个目标曹清澄。曹清澄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任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长。此人对党的危害也甚大，连他的妻子也承认：“老曹捉共产党很凶的。”
　　计划好任务后，汉布尔格同样先找来了照片给李士英看，曹清澄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相貌堂堂，不像叛徒坏蛋，倒像是个正面人物。李士英和手下的行动队成员也对其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跟踪盯梢，同样采取了先摸清其行动规律的办法。
　　5月6日，正是个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拉斐路（今复兴中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郁郁葱葱，遮天蔽日。上街沿边的铁栅栏里面那一幢幢乳黄色洋房漂亮气派，花园里绿叶葱茏，姹紫嫣红，偶尔有一朵红花开出栅栏闹春意，情调浪漫。
　　汉布尔格身着连衣裙，李士英一身长衫，率组员刘国宝、李泽才、袁立夫三人分头前往拉斐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的住处附近守候伏击。当时分工刘国宝、袁立夫在其门口监视，并采取行动，李士英、李泽才在后掩护他们行动，汉布尔格和瓦尔特驾驶汽车接应。
　　一切安排妥当后，各就各位等待行动。守候至下午1时半左右，正巧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从弄堂里出来送客，此人的身材和衣着颇似曹清澄，年轻的刘国宝误以为是叛徒，当即上前开枪射击，对方见来者拔枪欲射，顿时吓得掉头就逃，“砰砰”两声枪响，黑衣男子当场倒下。
　　弄堂里的人听到枪响抱头四散，乱成一片。枪声引来了法国巡捕，刘国宝在撤离现场时被盯上，当他拼命跑至白尔路桂福里11号附近，刚将手枪扔入垃圾筒时，就被紧跟上来的巡捕抓获。
　　李士英撤至茄勒路（今吉安路）、白尔路交汇处时，突然发现真正的曹清澄出现在眼前，此时李士英已听到警哨声，为了安全，他完全可以放弃行动。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千钧一发之际，他当机立断，果断向对象开枪，当场将曹清澄击毙。
　　由于此次行动没有按计划行事，李士英拔腿沿白尔路跑走，使汉布尔格无法及时接应。当李士英跑到白尔路与安纳路交叉路口，见四周无人，以为逃出了危险地带，便放缓了脚步，不料却被刚从嵩山巡捕房赶来的华人巡捕逮个正着，人枪俱获，当即被押解至法国捕房警务处。
　　从另一路撤离的李泽才，被汉布尔格接走，在外躲了一夜，想想家里还有一些钱和衣服，次日清晨，便抱着侥幸心理悄悄溜回住所，结果被守候在暗处伏击的侦探截获。
　　李士英等三人被捕后，国民党警特机构为进一步深挖中共地下党员，迫不及待地致函上海第二法院，要求将李士英等人“提回讯究”　。
　　当时，法捕房以发生地在法租界为由，拒绝引渡。将李士英等人关押在大自鸣钟法捕房看守所（今金陵东路174号）。
　　笔者从有关材料中找到了巡捕房审讯李士英的片段，情况是这样的：
　　探员瞪着眼、抿着嘴，审讯李士英道：“是谁让你们干的？你的后台是谁？”
　　李士英按事先准备好的统一口径道：“我是河北来的农民，今年5月1日来上海找亲戚，想让姑夫给我找个活干，谁知来到上海找上门，姑夫一家已搬走了。无奈身上的盘缠已用尽，只得到处漂泊。那天在公园里认识了一个老乡，我帮他打工，他供我吃饭，就成了朋友。他那天被流氓欺负，我就为他两肋插刀，做人嘛就得讲义气。”
　　探员盯着李士英的眼睛追问道：“那你平时住在何处？”
　　李士英早已想好了答辞：“火车站、马路边、公园里，四处为家。”
　　探员看文绉绉地审讯无多大收获，便又改为用刑讯逼供。反复折磨近一个月，案情丝毫没有进展。就在李士英庆幸自己度尽劫难，使对手无可奈何之际，突然法租界巡捕查出了李士英在西藏路忆德里296号的住处，从他租借的房内发现了手枪子弹和马列书籍，探员如获至宝，又劲头十足地重新提审李士英。
　　对方先不说话，将《共产党宣言》等几本油印的书往台上一扔，李士英一瞅，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完了，但表面上却依然不露声色。对方突如其来地问：“这是什么？”
　　李士英继续佯装糊涂：“是书。”
　　“怎么解释？”
　　“我没见过。”
　　审讯者颇为自得地说：“这是从你忆德里的住处搜到的。”
　　李士英仍然一脸茫然：“什么忆德里？”
　　对方眯眼意味深长地说：“你应该最清楚！我们还有其他证据，包括你的照片。”
　　李士英一听就知道对方在诈他。因为特科有纪律规定，个人决不允许拍照留影。李士英拍着胸脯坚定地说：“只要你们拿出我的照片，我什么都满足你们。”
　　审讯者反而被他的坚定弄糊涂了，又挥了一下手，从门外走进来一个40来岁的男子，李士英一见是自己的房东，还是故伎重施，装不认识。
　　来者见到满脸胡子的房客，先愣了一下，仔细辨认后点头道：“就是他！”
　　但李士英却一口咬定不认识对方。当年也没户口簿、身份证之类的东西，房东拿不出铁的证据，一个说认识，一个说没见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审讯者也无可奈何，难以断定。
　　花言巧语，劝说利诱不管用；使尽了酷刑逼供，严刑拷打还是不管用；拿出证据，也是无效。对方软的、硬的、真的、假的，无所不用其极，但都无济于事。
　　法国捕房的承办员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心想当场人赃俱获，手枪、子弹、赤书都有，铁证如山，怎么就拿这家伙没办法？他们不死心，紧追不放，千方百计找蛛丝马迹，想顺藤摸瓜挖出更大的后台，结果都败下阵来。
　　无奈之下，1932年5月31日，只得以“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的罪名，将李士英等三人移送至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
　　中央特科领导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们，并请了上海著名律师、知名人士唐豪、史良、章士钊等为李士英等人辩护。汉布尔格闻讯后暗中送去了一笔资金，留作打官司的费用。由于组织纪律，汉布尔格很快脱离了这个案子，并于同年年底离开了中国，奉调去莫斯科受训。从此，她再也无法了解到李士英的音讯，但仍然一直牵挂着她的中国战友。
　　1933年1月17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开庭审理李士英一案。法官认定枪杀曹清澄是共产党干的，系报复杀人，并将曹清澄与王斌被杀案串并在一起审问，以被告“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判处李士英、刘国宝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19年。
　　李士英等三人不服判决，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刑法》《刑诉法》有关条款，提出上诉。　1935年2月22日，高三分院重审维持原判。李士英等人再次上诉到民国最高法院。当时正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放弃前嫌，一致对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4年坚持不懈的斗争，事件终于出现了转机。
　　1936年7月13日，民国最高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李士英改判无期徒刑，刘国宝、李泽才分别改判有期徒刑12年和10年。　李士英被囚于拉往马司南路第二特区监狱。抗战前夕，李士英获释出狱，又继续奋战在隐蔽战线上。
　　第3节　新的任务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梅季希。
　　在梅季希的密林中，有几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门口站着哨兵，里面有苏联军人在这里工作。这几栋建筑物位于一个俄罗斯乡村附近，有一辆公共汽车通往莫斯科市内，途经列宁山和高尔基公园。这就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白天，郊区下了一场潮湿闷热的小雨，到了晚上天气就变得特别晴朗、温暖，使人感到舒服，在透明的镜子般的天空上一块云彩都没有，西边的天空已变成了玫瑰色。
　　汉布尔格躺在雨后潮湿的草地上，把脸埋到湿润的大地里。大地散发着蘑菇和树林的气息。如果闭上眼睛你会觉得，自己不是置身于有着“梅季希基地”这个神秘名称的隐秘射击场，而是在某个疗养院。然而，两发短促的自动步枪连射注定会打断你的遐思。其中一次从她的左边响起，另一次是从右边，射击声嗡嗡地响彻在田野上空，并从不远的森林折回到射击场内。
　　野外射击训练，这是目前首要的课程。
　　汉布尔格用力握紧摩神逊步枪的前托，熟练地安上枪托，把它顶在肩上。现在，树与树之间就该出现目标了。总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第一枪就要击中目标。
　　“砰”的一声枪响过后，身后的指挥塔上，忽然传来扬声器震耳欲聋的响声：“汉布尔格学员，停止上课，把武器交上来，返回基地……”
　　汉布尔格站起来，把自动步枪扔到背后，径自走开。
　　汉布尔格从中国来到莫斯科后，便和七八个学员在这里接受无线电报务员训练。汉布尔格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汉布尔格学习组装发报机、接收机、整流器和电波测量仪，还学习俄语。她自认是个用功的学员，但在这个领域里却不是最有天赋的人。
　　时光按照既定的计划在流逝着，汉布尔格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担心，她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学习。
　　1934年2月，汉布尔格被召到阿尔巴特街。一位少校和汉布尔格谈话，他不会讲外语，汉布尔格必须用俄语向他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此时汉布尔格已经学习过六个月的俄语，所以做到这一点并不费力。少校向汉布尔格宣布说，她将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国满洲的奉天执行秘密工作。
　　在第二次谈话时，少校告诉汉布尔格，她将和一位德国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的太太，汉布尔格将得到一份相应的护照。这位同志同时也是汉布尔格的上级领导。汉布尔格感到很惊讶，她设法说服少校，这样做是不行的。汉布尔格和罗尔夫在上海到处都有熟人，上海人经常到奉天去，汉布尔格不可能在公开地回欧洲度假之后，突然又带着假护照以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现。
　　不久，汉布尔格又第三次被召到局里。她被告知，上级已经放弃了关于假夫妻的想法，并正式把汉布尔格未来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绍给她。那位同志的别名叫恩斯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职业是海员，和汉布尔格受过同样的情报技术训练。汉布尔格愿意和海员相处，他们坚强，有韧性，见过世面，在非常情况下能迅速适应环境。除此之外，他们都喜欢大海。
　　此后两周的时间，汉布尔格打点行李，与恩斯特一道搬进挨近森林深处由一栋栋小木屋构成的强化学校。
　　在训练结束之前，他们只有不多的时间相互熟悉，可这已足以让汉布尔格认识到恩斯特的长处。恩斯特在技术上比汉布尔格熟练得多。他是一个细致认真、非常具有韧性的人，在把一件事情完全弄明白之前，他决不肯善罢甘休。他似乎从来不看钟表，也不休息，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与他相比，汉布尔格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愿意服从他的工作方式。但至少有一点令汉布尔格感到欣慰，在发报速度方面汉布尔格比他快。
　　在他们共同度过的这14天里，汉布尔格竭力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免得恩斯特为此花费脑筋；同时，她竭力做出一副经得住摔打的粗犷样子。她要让恩斯特知道：跟他一块儿走向未来风险的是一个合格的同事。
　　恩斯特和汉布尔格分头去布拉格。在那里，他们住在不同的饭店，然后乘同一列火车去特里斯特。汉布尔格的儿子米沙跟着爷爷奶奶住在捷克边境的山村木屋里，汉布尔格已经和米沙分别了七个多月，她非常想念儿子，做为她答应执行这次任务的条件，她要把儿子接出来，带在身边。她和恩斯特装作在旅途中新结识的旅客。从特里斯特出发，他们买了两张意大利轮船的二等舱船票，穿过苏伊士运河，途经印度，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达上海。
　　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但事先汉布尔格没有机会告诉他，他们只是路过这里。当汉布尔格最终将要和他分手的决定告诉罗尔夫时，他显得十分沮丧，但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遇到危险随时可以退缩的同情分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因为这样，与他分手使汉布尔格的心情格外复杂。
　　他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汉布尔格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汉布尔格走访了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汉布尔格以批发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以及汉布尔格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汉布尔格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了。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路上，他们的视线时刻不离这只“贵重”的行李箱　。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1934年5月，汉布尔格一行到达奉天（沈阳）后，立即住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汉布尔格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
　　他们在奉天的任务，是要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抗联的处境和要求及时报告给苏联，同时向抗日武装传达苏联的建议。他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遇到挫折：在奉天根本买不到组装整流器所必须的变压器。为此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旅程返回上海，在罗尔夫的帮助下，把购买到的变压器藏在一把沉重的安乐椅的底座内，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托运到汉布尔格手中。
　　随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处可以安装电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庞大的日本官员机构把所有空住宅都贴了封条，剩余的都是些逃跑的东北军将领们的豪华别墅。但对于汉布尔格来说，这些孤零零的豪宅都显得太大。最终，汉布尔格相中了一栋石砌的二层小楼，据称原是一位东北军将领为情妇购置的香巢。在征得房东，那位已移驻北京的东北军将军的肯定答复后，汉布尔格以惊人低廉的价格租下了这座小楼，每月租金只相当于大约30德国马克。汉布尔格很快就迁入新居，与此同时，恩斯特的电台也已组装就绪。
　　1934年6月的一个深夜，奉天一座简陋的石楼里，仍然亮着微弱的灯光。不过这灯光从外面是一点也看不见的，因为吊在空中的灯泡被一个黑布罩紧紧罩住，一束只够阅读和写字用的亮光洒在办公桌上，窗户上还严严实实地插着护板。
　　灯光下，汉布尔格头戴耳机在静静地发报。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在小小的石屋内回荡。汉布尔格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嘀哒，嘀哒……她一口气发出了300组密码。整个城市都入睡了，只有汉布尔格一个人醒着，向太空里发送着抗日武装的消息。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苏联海参崴，一名红军报务员正在接收这些消息。
　　这样的工作大约每周都要重复一两次。通过无形的电波，他们向中央汇报抗日武装的行动计划和执行成果，拍发关于政局和军队士气情况的报告，以及通报最新的、值得关注的动态动向。
　　工作之余，恩斯特偶尔也会带汉布尔格到沈阳郊外游玩散心。在一次去游览东陵的途中，不巧下起了小雨，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跑进路边一家小杂货铺里避雨。小铺里有三名“满洲国”的“靖安军”士兵，正坐在炕头上和白胡子老掌柜扯着闲话。从他们的闲谈中，汉布尔格第一次听到了邓铁梅的名字。
　　不久，中央来电指示汉布尔格了解辽东一带抗日武装的活动情况，汉布尔格这才知道，邓铁梅就是活跃在辽东的铁血自卫军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此时，邓铁梅的自卫军经过日寇的“讨伐”已经元气大伤。由于叛徒出卖，邓铁梅在上一年5月被日军逮捕，并于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奉天伪陆军监狱。眼下，邓铁梅的战友苗可秀招集邓的残部，组织了“中国少年铁血军”，共千余人，仍坚持辽东三角区一带活动。
　　6月初，汉布尔格终于通过组织和苗可秀联系上，并亲赴他的营地岫岩参观。初次见面，汉布尔格感到苗可秀是位年轻英俊的指挥员，他穿着灰布军装，足蹬马靴。身上背着两支德国造的二十响毛瑟手枪。
　　苗可秀向她介绍了队伍的情况，“中国少年铁血军”共1000余人，分3个大队，12个分队。总司令是苗可秀，赵同是参谋长，其成员是各地的爱国青年，还有不少大中小学学生。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辽东三角地带，根据地在凤城、岫岩之间的山林区域。
　　当汉布尔格谈到邓铁梅牺牲，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惋惜时，苗可秀激动地表示，邓铁梅的血不会白流，前不久，铁血军已诛杀了出卖邓铁梅的叛徒沈廷辅。
　　接下来，苗可秀向汉布尔格谈起了请共产国际支持抗日武装的愿望。汉布尔格表示，一定会把他的请求转达共产国际。
　　中午，汉布尔格在苗可秀那里吃了一顿午饭，小米饭、炖狍子肉。虽然，她是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但感觉还不错。
　　汉布尔格回到沈阳后，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苗可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有关情况。
　　6月下旬，中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安奉路以东转战，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上，并给予了积极的关注。
　　中央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
　　王济之，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第一期毕业生。1934年初奉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命令潜入安东，开展情报工作。
　　汉布尔格与王济之接头是在中朝边境的安东进行的。汉布尔格发现，他穿了一身长衫，头戴一顶礼帽，与自己在一起显得十分不协调。但当她指出这一点时，王济之却苦笑一下，告诉她，自己的家里很穷，供养妻子和两个孩子已非常困难，根本无钱添置衣服。细心的汉布尔格记在心上，在第二次接头时，汉布尔格将一套包装得很好的西服送给了他。
　　通过和中国联络员的接触，汉布尔格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沟通的障碍。王济之不会讲外语，而尽管汉布尔格在上海学过汉语，但也只能借助手势谈些日常的会话。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汉布尔格必须违背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情报写到纸上，偷偷地塞给接头的同志。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中国人随时都可能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领军的搜查，这种做法无疑增大了情报工作的风险，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汉布尔格请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学习汉语，每天学习两个小时，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读写600多个常用汉字，而她四岁的儿子米沙，已经掌握了一个同龄中国孩子的所有词汇。学会了简单的汉语，母子俩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方便了许多。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
　　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出面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一天，汉布尔格领着米沙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于是她准备买一些。不过，她打不定主意到底买多少合适，因为买多了可能会引起日伪当局的怀疑。尽管硝酸铵是农业上常用的物品，但日本特务们肯定还知道它的另一个用途，那就是将硝酸铵按比例配制一定数量的高锰酸盐或铅粉，就制成了炸药。
　　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江县三岔子附近活动，重创日伪军。他们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过去，以便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这个任务交由汉布尔格来完成。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此处属龙山区，再往前就是杨靖宇所部活动的江一带。
　　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像约定的那样，来人并未向汉布尔格表示问候。他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向前走去。马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大约40分钟，便进入山区。尘土像烟雾一样笼罩在马车周围。多年来这里似乎不曾有欧洲人来过，特别是欧洲女人在这里行走。老百姓都转过头来看她，好像看怪物一般。
　　最后马车驶进一片小树林中，有两个战士冲赶车的同志打招呼，顺利地放行。
　　出了树林，是条潺潺的小溪，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人们叫它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木刻楞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
　　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高高的个头（近1。93米）在欧洲人当中也属上乘。他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穿着绿布军装，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汉布尔格努力用标准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
　　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过，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
　　“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汉布尔格自认对发报机有一定了解，决心帮助他们。
　　“那太好了。”杨靖宇扭头对一位女同志喊，“小刘，快过来。国际来的同志要帮你修发报机。”
　　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汉布尔格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个简易发报机电键。她利用两根尺子，下边一根是黄铜的（镇纸）上边一根缠有锦线圈的木尺，充当电键，在它们的缝隙间插入一颗螺钉。在揿动棉线圈时，螺丝钉击打黄铜尺。一条金属线通向辊丝钉，第二条被缠在黄铜尺上。触键每二三分钟须重组一遍。屋内的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汉布尔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她是个细心的人，她发现黄铜尺（镇纸）上刻了许多文字，便问是什么意思。杨靖宇便告诉她，“此中有真意，得寿五百年，”就是说深刻理解真理的人是会长寿的。这句话汉布尔格印象很深，多少年以后还记得。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汉布尔格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
　　约定的时间过了5分钟、10分钟、20分钟，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汉布尔格告诉自己，王坐的车可能晚点了，他可能生病了，或者记错了他们约会的时间。汉布尔格绕道去找恩斯特，她从未在接头之后直接去他的住处。
　　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王济之。第三天汉布尔格临去前把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她仍相信能见到王济之。来了，他向她走来。汉布尔格激动的心情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然而，这个人不是王济之，而是个日本人。汉布尔格在上一次接头时就发现他在附近来回游荡。他也像她一样等待了15分钟。汉布尔格心想，现在可是死到临头了。万幸的是，那个日本人并未跟踪她。
　　汉布尔格一直在设法压抑对王济之的担心。然而，现实是冷酷无情的。6天的接头期限很快就过去了。即使他真的生了急病，也不大可能耽搁6天的时间。
　　汉布尔格只好向中央汇报王济之的失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