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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国际特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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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家商定，由史沫特莱负责抗议斗争的准备工作，由方文负责侦查牛兰夫妇的下落。
第二天，方文找到了柳忆遥。国民党特务系统当时操纵在CC派，确切的说是陈立夫管辖的中统手里，而柳忆遥是浙江人，因工作关系与许多浙江派的国民党高官很熟，方文希望他能从这些人身上找出线索。
柳忆遥欣然接受了这项新任务。他笑着表示：“国民党特务势力都在咱浙江人手里，这种关系不难找到，你等我的信吧。”
两天以后，柳忆遥便来告诉方文，他有一个可靠的亲戚，认识CC派的张冲。
方文得到这消息如获至宝，因为张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是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经过进一步打探，证实张冲不仅知道牛兰夫妇被押在南京，而且此案正好由张冲主管。
佐尔格听取了方文的汇报后，一方面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同时指出，“只满足于这点信息还不够。因为国际进步势力不能只凭情报小组的口头情报去声讨蒋介石。最好能有一些确凿的文字材料，比如让牛兰亲笔写一个字条，才能证明牛兰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强有力的证据，国际进步势力才能进一步开展反蒋的抗议活动。”
方文认为佐尔格的要求过高，要冒巨大的危险。中统大特务如此做，不啻于为自己制造了“暗通共党”的罪证，他认为张冲未必敢为共产党冒这个险。
佐尔格却满有信心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出了一个顾顺章，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张顺章，马顺章么？只要我们方法对头，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
方文觉得佐尔格说的有理，于是，再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柳忆遥。
柳忆遥接到任务后，并未觉得有多冒险，反而认为可以一试。
又过了两天，得到了张冲的回答：手迹可以送出，但代价是二万元。
后来才知道，二万元是指二万美金。这样的价格真是高得吓死人。别说佐尔格拿不出来，就是“蔡老板”一时也筹不到这么大一笔款子。
佐尔格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照价付款，但需先交字条，后付款。
为此，情报小组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方文认为：“二万美金是多么大的一笔钱，能为革命做多少事呀！而现在毫不痛惜地将这笔巨款送给国民党特务，未免太不爱惜革命财产了！”他坚决不同意浪费这样大的一笔钱买一张小小的字条。
佐尔格则认为：“张冲在中统内有一定地位，他没拒绝我们的请求，说明他有意和共产党保持一定关系。如果这笔交易成功，既有了牛兰的字条，又等于我们已收买张冲为我方的情报员。我们手里有了这个把柄，他就不能不为我们工作。”最后，佐尔格提醒方文，“究竟是金钱重要，还是牛兰的生命重要？舍不得钱，就得不到证据。你必须认清，政治交易不能用金钱计算。”
佐尔格说服了方文。下一步就是如何筹集这笔巨款。
万般无奈下，佐尔格只好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牛兰夫妇的进展情况，要求组织上火速送来两万美金，用以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资金。
莫斯科中央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上路。
在哈尔滨有一处共产国际远东地区的秘密联络站，确切地说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秘密机关，所有往返中国的情报人员，都必须在此报到，转接关系。负责人是位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巨款的任务就交给他来完成。
为了安全起见，西伯勒尔将薄薄的钞票捆儿分散地放在各个口袋和一条专门缝制的贴身腰带里。可以说西伯勒尔浑身都是钱。
当时，在哈尔滨还有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此人，便是后来派到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
布劳恩受共产国际（实际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委派，前往东北进行对日情报侦察工作。由于伪满洲国成立，日伪加强了对抗日武装的“讨伐”，布劳恩无法开展工作，只好辗转到哈尔滨，在西伯勒尔的联络站住下，一呆就是好几个月。由于布劳恩到东北后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上级严厉地批评了他，为此布劳恩在哈尔滨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如今，他听说西伯勒尔要去上海，强烈要求和西伯勒尔同行。西伯勒尔考虑，两个人上路能互相照顾一下，便答应了布劳恩的要求。
两人坐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在傍晚时分到达新京（长春）。第二天，火车继续南驶，到达大连后，两人换乘一艘日本客轮前往上海。
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位，布劳恩不知道送钱一事）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
西伯勒尔返回了东北，而布劳恩则滞留上海不归。尽管共产国际对布劳恩此举十分不满，但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阿瑟·尤尔特却替布劳恩说了不少好话。不久，布劳恩便正式留在上海。
有了二万美金，方文便遣柳忆遥前去交易。很快柳忆遥把一个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外国字，像是俄文，因方文不认识俄文，难辨真假，只好尽快交给了佐尔格。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望速付对方。”
货款交给对方后，国际进步势力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1932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诸如，中国法院审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违反中国有关法规；法院不允许被告聘请外籍律师、阻止律师了解案情；嫌疑犯被关押一年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被关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监狱里转换，遭受非人待遇；开庭审理时公诉人拒绝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和人证。当牛兰夫妇以绝食相抗争而处于昏迷状态时，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长邝宽请来美国医生协助他们强制犯人进食。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却以“违背法治原则”为由横加阻挠。所有这一切由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的连续报道很快传播全球，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因此达到高潮。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公开呼吁营救牛兰夫妇，抗议国民党当局。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
1932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224号文件，决定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牛兰夫妇的关押审判。此后《真理报》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经过和审判过程的报道，文章冠以“工会秘书处于危险之中”、“绝食第九天”、“狱中遗嘱”等醒目标题。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审判一对外国夫妇的过程中，一分未得，满盘皆输。
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亲任主席。她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亲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并两次书面具保，要求送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当时数次绝食的牛兰夫妇已不抱生还的希望，唯一担忧的是他们的儿子吉米。虽然当时有几家人表示愿意抚养吉米，但是在牛兰夫妇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也是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人，便请求宋庆龄出面，将吉米送到一个他们共同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此后若干年，很少有人知道牛兰一家人的下落。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逃出监狱，来到上海躲藏起来，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而且按特工人员的纪律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的帮助。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他们坚持下来，直到1939年，最终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顺利地返回苏联。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命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牛兰在中国期间与托派有来往，并由此推断牛兰夫妇回苏联后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实上，牛兰夫妇后半生的生活是平静的，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44年回到莫斯科与父母团聚。
二万美金的政治交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牛兰案件结束了，但这个交易线索却无法割断，结果却导致佐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
因为在这次交易背后，无形中留下了佐尔格情报组织和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他们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种种迹象表明，交易前的种种分析只是一种乐观估计，特务己开始跟踪、寻找他们。
为安全起见，莫斯科中央总部希望情报组织主要人员撤离中国。当时佐尔格坚持要留下来继续工作，直到别尔津来电，告诉他中央对他有另外的安排，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在被召回莫斯科，结束他在中国的工作时，佐尔格曾无限留恋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佐尔格、方文、柳忆遥、肖炳实同时撤往莫斯科。方文小组只剩下一个陆海防，因他未参加营救牛兰夫妇，也对这项工作毫不知情，故无需撤离上海。
佐尔格情报小组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小组所收集的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有好几份情报得到莫斯科总部的高度评价。在短短的三年中，佐尔格和他们的战友们，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成员多达数百人，同时向苏联输送了数十名革命青年学习情报技术。
1933年底，佐尔格和克劳恩经海参崴回到了莫斯科，圆满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情报使命。在中国的三年，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另外，他和克劳斯、安娜及尾崎秀实等人共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经验对他们以后在日本的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理查德·佐尔格回到莫斯科后，接受了苏军总参情报局局长别尔津将军的指示，于1933年9月抵达东京，组建代号“拉姆扎”的情报小组，开展对德、日法西斯的战略侦察活动。仅在最后三年，佐尔格就向苏共中央发出了65420组密码，即32。71万个字！这些情报包括：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谈判内容及德军在苏联边境集结情况、日本的汽油贮备量、日本不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情报……等等。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幅幅骇人照片及数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佐尔格在中国现场拍摄和记录下来，寄回当时的德国保存下来的。
拉姆扎小组的成员来自九个国家：日本、苏联、德国、朝鲜、中国、美国、南斯拉夫和丹麦。报务员是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
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在日本东京被捕。1944年11月17日遇难。佐尔格牺牲后，他的日本妻子安葬了他的遗骨，并为他竖了一块灰色大理石墓碑，碑上刻着：“安息吧，英雄！为反对战争，为全世界的和平献出了生命。”
第二章 怪西人和他的战友们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2年12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正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处长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交谈。
皮亚特尼茨基认真地说道：“佐尔格在中国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网，他的业绩很让我们吃惊。”
特里利瑟尔点点头：“是啊，理查德不愧是优秀的谍报专家。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他的继任者到了没有？”
皮亚特尼茨基说：“接替佐尔格工作的约瑟夫·华尔顿已经启程了，估计下个月就会抵达中国。”
这时，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推门走了进来。
廖雯初对二人说道：“领导同志，前往中国工作同志的名单已经拟好。”
特里利瑟尔点头说道：“很好，为了支持中国红军与白匪作战，我们要派大批懂军事的同志到苏区去。”
皮亚特尼茨基在一旁说道：“不要落下奥托·布劳恩，他一直希望到苏区去。”
廖雯初开口道：“特里利瑟尔同志，恕我直言，我认为奥托·布劳恩并不是一个好的军事指挥员，而且此人脾气也不好，难以和同志相处。”
特里利瑟尔沉思了一会，问皮亚特尼茨基，“你看怎么办？”
皮亚特尼茨基想了想说：“那就让奥托·布劳恩暂时留在机关，做为尤尔特的副手，先熟悉一下那里的情况再说。”
第2节 千里大护送
1933年春，继佐尔格离开中国不到一个月，莫斯科中央总部便派两位同志来到上海。
一位是被称作“老师”的苏军情报部特派员（此人也是佐尔格的引路人）。另一位是苏军远东情报部门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上校，奉命接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负责人。华尔顿仪表堂堂，很有些军人气派。
约瑟夫·华尔顿，也叫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勃罗宁，原名里赫坚施坦，曾化名博什博士、亚科夫·果列夫、华尔顿、劳伦斯等，犹太人，生于拉脱维亚里加附近一个犹太教牧师家庭，1918年克列缅楚格中学走读生毕业，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加入工农红军，在土耳其斯坦方面军任部队政工人员和报纸编辑，后任工农红军政治部新闻局局长，1928年10月至1930年10月在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除俄语、拉脱维亚语外，精通德语。毕业后被调入工农红军总参侦察局，此后多年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1933年6月在柏林和理查德·佐尔格会面并交接工作，随即赴上海接任红军总参侦察局上海站（亦即中国站）站长，1934年4月在上海和上级派来的报务员埃莉。·伊万诺芙娜结婚。
老师首先将方文引见给华尔顿，方文立刻向他移交工作，一俟交待清楚，方文就撤离了上海，赴莫斯科受训。他遗留的工作由陆海防接替。
华尔顿迅速了解了佐尔格情报组织中的成员情况，并开始系统地整理各种遗留的情报资料。不久，在华尔顿的领导下，新的情报组织开始工作，嘀嘀哒哒的电波又飞向了莫斯科。
这时，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博古、洛甫同其他同志去中央苏区。行前，要求尤尔特将奥托·布劳恩也派往苏区。尤尔特征求布劳恩的同意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请示。不久，得到了答复：同意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由于这份电报来得迟了一些，博古等人已先期离开上海，布劳恩只好继续呆在上海，等候交通站的同志护送他到苏区。
6月，新委任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总军事顾问到了上海，他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与奥托·布劳恩相熟，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弗雷德是上级，他要求奥托·布劳恩执行他的指示，但很快他们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为此，布劳恩去苏区的心情更迫切。9月底，布劳恩去中国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行前，尤尔特交待说：“一切决议最后还是应由中央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
10月初的一个深夜，月色朦胧。布劳恩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一位叫林刚的中国同志陪同下启程。布劳恩提着一个小手提箱，为防意外，怀里还掖着几百美金。他口袋中深藏着一本中国国内护照，其中填好要去的地区有意不包括他的目的地——江西。华尔顿派了一辆德国牌照的轿车送他们到黄浦码头，随后他们登上一艘英国货轮，消失在浩淼的大海之中。
第三天早晨，船到广东汕头，林刚找到了特科交通站的联络员王军，并立即由他带路，乘一辆长途客车北上，向内地潮安进发。潮安是国民党的封锁区，再往北就是中央苏区了。他们到潮安后步行出城，向潮江江畔走去。
这时，几名国民党地方保安队队员拦住他们的去路，带着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他们一番。一个小头目问道：“干什么的？”
王军回答道：“这位是德国的考古学家，想参观一下附近的古代寺庙。”
小头目见布劳恩身高马大鹰目钩鼻，十足的一个洋人，没敢多说什么，急忙让路。三人继续前行。到了潮江，王军将布劳恩、林刚带上一条隐蔽在灌木丛下的小船，让二人在狭小的船舱里足足躺了两昼夜，二人又饥又渴，十分难受。
第三天傍晚，一条拖轮拖着许多小船向上游进发，布劳恩他们的船夹在其中。第四天黑夜到达韩江、梅江的交汇处三河，改道向江西境内驶去。第五天黎明，拖船在赣粤边界的石正停下。布劳恩等人弃船登岸，进入江西留车地区。这里是国民党的管辖区，因离苏区很近，盘查特别严。
按照预定的计划，布劳恩一行在一块水田附近的农舍里等候红军战士来接应。因带路的王军迷失了方向，找了一个上午才找到，错过了接头时间。傍晚，三人来到那间农舍里休息，王军出去找地下党接头。
半夜，几名国民党军士兵突然闯进来，大声盘问，林刚从容应对。这时，进来一位佩上尉领章的军官，死死盯着他们看了一阵子。
军官阴森森地问：“前面就是匪区，你们去那里干什么？”
林刚说道：“这位德国的考古学家，想去那里考察寺庙文化。”
“不行，进入匪区的人都有通共嫌疑。”军官强硬地说，“你们跟我到团部去一趟。”
林刚正色说道：“你们竟敢这样对待德国朋友，我要到南京政府告你们去。”
“少来这套。”军官气势汹汹地说，“老子还没听说哪个外国人愿意去匪区，这里肯定有问题。快跟我走！”说着拔出手枪。
哪知，林刚比他更快，突然，他已抢先拔出一支德国鲁格手枪，“当当”就是两枪。那个军官应声倒在地上，其他的国民党兵吓得扭头就跑。布劳恩趁机拾起国民党军官的手枪，两人向屋外冲去。
两人绕过村庄，沿着水田的窄小田埂，拼命地奔跑。布劳恩在田埂上笨拙地走了几步，便一头栽进水田。这时，附近的国民党士兵已经赶了过来，呼啸的子弹在他们头上飞过。
突然，几个头戴斗笠的精壮青年手持驳壳枪像旋风一样冲了过来，乱枪齐射，打退了国民党士兵的进攻。这时，王军跑了过来，大声喊：“林同志，我们来救你们了，不要慌！”
几名持驳壳枪的青年架起布劳恩，向一片小树林跑去。
在小树林里，王军告诉他们，这几位青年人是红军总部手枪队的，奉保卫局长邓发之命，特地来接应布劳恩。
布劳恩显得非常激动，哇哇地说了好一阵。林刚忙替他翻译，告诉大家：“布劳恩同志说，他一次见到红军战士。他非常敬佩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
为保密起见，布劳恩头戴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手巾，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在红军战士的簇拥下，又连续走了两个夜晚，终于安全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
此行虽历经波折，甚至出现危险，但在中共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最终化险为夷。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林刚在这次护送行动中功不可没。
尽管后来改名叫李德的布劳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护送此人，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执行的一项艰巨任务，它开创了情报人员护送高级领导人穿越敌占区的先例，为后来的护送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3节 双雄传奇
为便于在中国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华尔顿在核心情报小组中，征召了四名中国助手。
陆海防，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北伐战争期间到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潜至上海，后在方文的引荐下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刘思慕，又名刘燧元，毕业于岭南大学。1926年，经鲍罗廷推荐，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后转至德国学习。1933年秋归国，经肖炳实介绍，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黄维佑，又名黄君珏，复旦大学毕业生，1933年被华尔顿特召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
蒋浚瑜，又名蒋渊若，复旦大学毕业生，1933年被华尔顿特召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
陆海防主管情报资料整理，收集，是华尔顿的贴身助手。
刘思慕利用特殊的身份打入国民党高层，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提供核心机密。
黄维佑，负责和刘思慕直接联系，取送情报。
蒋浚瑜，负责通信联络站，寄给黄维佑的情报，都投入以“蒋渊若”名义设立的信箱。
当时，华尔顿在国民党高层有三个重要关系。一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少校科员章文先，另一个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作战科上校参谋陈绍韩，最后一个便是武昌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刘思慕。
另外，华尔顿还掌握一个绝密的关系，那就是在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任少佐课长的川合定吉。
在这里，刘思慕、川合定吉的事迹，是要重重地书写一笔的。
刘思慕敌营脱险
1934年12月，长征红军离开江西转进湘黔。蒋介石为了围追堵截红军，在武昌设立行营，亲自坐镇。因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与甘乃光私交很好，便推荐他出任主管民政与法规的第五处处长。甘乃光是刘思慕岭南大学时的同学，刘思慕考虑，如果利用他的关系打入武昌行营，相信会对情报工作有很大帮助。
这时，华尔顿正因章文先离开后，组织上失去在敌人核心机关的情报来源而犯愁。听了刘思慕的建议后，立刻批准了他的请求。甘乃光当时正网络人才，安插亲信。像刘思慕这样喝过洋墨水的“笔杆子”，当然他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刘思慕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进入了武昌行营第五处，当了一名上校法规专员。1935年初，刘思慕便率一家五口抵达武汉，住在武昌一家小洗衣店的楼上。
不久，刘思慕便和另外几个专员打得火热，很快得到了不少情报。他利用工作之便，把大量机密、绝密文件带回家去偷拍，然后，到汉口把胶卷交给情报组织派来的交通员。情报组织收到情报，整理后用电台发给莫斯科中央总部。
3月13日，刘思慕和太太曾菀（曾兆蓉）带着胶卷和密件来到约会地点——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见到了交通员王墨磬（汪默清，黄维佑的丈夫）。三人见面格外高兴。
相互问候几句后，刘思慕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王墨磬：“老王，胶卷和文件都在这里，情况十万火急，请你务必尽快交给华尔顿同志。”
王墨磬接过信封，郑重其事地说：“老刘，你放心，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送往总部。”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上海方面可能有新的任务要我去执行，下次不能来了。组织上会临时指派别的交通员，详情待下次见面时通知。”
4月下旬，根据黄维佑的来信，刘思慕偕同曾菀带了胶卷及其他密件，按预先约定的日期和时间来到约定地点——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找新来的交通员接头。到了那里，人不在，茶房却一再叫他们进屋去等候。这种违反常规的接待方式，引起了刘思慕夫妇的怀疑和警惕。他们没有进房间，立刻离开了旅馆，转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馆，打电话询问他们要找的人回来了没有？接电话的人连声说：“回来了，请你马上来。”刘思慕夫妇更加觉得蹊跷，没敢再去旅馆，马上过江返回武昌。回到家里，刘思慕越想越不对头，意识到刚才接电话的人可能是特务，冒充交通员在那里守候他们上钩的。为了安全起见，他当机立断，迅速把预定要交给交通员的胶卷、密件毁掉，然后马上给上海的黄维佑打电报，隐约其辞地暗示联系不上。
华尔顿接到刘思慕的电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黄维佑乘飞机赶到武汉。
黄维佑在汉口紧急约见了刘思慕。她告诉刘思慕：“那个交通员是陆海防的弟弟陆独步，大概是出事了。华尔顿要你们夫妇马上从武汉出走。”并给他们350元钱作旅费。
刘思慕夫妇立刻紧张行动起来。为了掩人耳目，两人决定分头离开武汉，到上海会合，然后再定行止。刘思慕以去广州探视重病的老父为由，向甘乃光请假，当晚出走，先到北平，又取道天津转赴上海。几天后，曾菀也托辞父病垂危，带着三个孩子乘长江轮赴上海。出发时，甘乃光为表示关心，派广东同事区伯雄照料上船，区为了免去行李检查，向码头宪警出示了有“行营”官衔的名片。不料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刘思慕的身份。
长江轮刚到南京下关，曾菀便上岸打电话找张畏凡，托张打电话给上海黄维佑接船。她没料到此时特务已经在跟踪她了。
曾菀到了上海，黄维佑恰巧来晚一步，曾菀见没人来接，而东亚旅馆有人上船来接客，便想既然和思慕约定过到南京路东亚旅馆会面，不如就先坐东亚的车直接去旅馆。
等黄维佑后来赶到码头，从船员处获悉曾菀已去东亚，便先通知了陆海防，然后自己去东亚看曾。黄刚离开东亚，陆也来了。他问曾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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