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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国际特工-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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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你别怕，我带你去，让你开开眼。”赵国文拍着黄成山的肩膀说道。
2月11日晚，赵国文伪装成码头工人混进了野战货场，在黄成山的带领下来到堆放羊毛的十三号仓库。只见赵国文从嘴里掏出一个小眼药瓶，然后又将小褂的下摆撕开一块布，抖落一些药面在上面，将小瓶和药面一包，塞进了羊毛货堆中，拍拍黄成山示意赶快离开。
两人出了货场，黄成山不住回头张望，他见没动静，便问：“咋没烧起来呢？”
赵国文拉他到附近的一个小铺坐下，要了半斤烧酒和两碟小菜，两人喝了起来。
赵国文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小声对黄成山说：“等到了7点，货场准着火。”黄成山听了，半信半疑。
“当当……”墙上的挂钟刚敲过七下，小铺内喝酒的食客纷纷惊叫起来。“着火了，码头着火了。”争先恐后地跑到街上观看。
黄成山也急忙起身来到街上，只见码头十三号仓库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到这时，他才对身边这个“河北侉子”彻底信服了。
赵国文放的这把火，是至此为止青岛码头的最大一次失火，令日方直接损失近四百万元。
2月29日，黄成山勇敢地潜入码头第一号仓库放火，烧毁了一批军装、被服，由于扑救及时，只损失了五千元。
码头大火激怒了日本宪兵，他们实行戒严、搜捕，闹腾得非常凶。赵国文见形势紧张，便躲到东镇外吴家村安心地休息起来。
5月中旬，日本当局放松了警戒，码头趋于平静。赵国文见风声已过，便和黄成山合计，再放一把火。此刻的黄成山已成为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他自告奋勇要求独立完成任务。
6月9日上午，黄成山像往常一样拿着饭盒，来到青岛第二号码头上班。
门口的日军哨兵示意黄成山打开饭盒，见里面的是高粱米咸菜，便挥了挥手让他进去了。
中午，黄成山利用吃饭的机会，将饭盒底层藏着的手绢包拿出来，悄悄地来到三号仓库，他知道这里是棉花，全部是易燃品。见四下无人，黄成山麻利地将发火药包放进了货堆中。
当晚7时左右，青岛二号码头三号库房浓烟滚滚，又燃起了大火。据悉这次大火造成的损失也不下四百万元。
1939年6月11日，大连。
西岗基督教会福音堂。教众做完祷告后便纷纷起身离开，眨眼间福音堂内空荡荡的。
传教士孙文凯合起圣经刚想离去，就见曾也是这里传教士的洪德锡带着一位年轻人走来。
洪德锡一见孙文凯，便小声介绍说：“这就是邹立升常常提起的秋世显兄弟。”
孙文凯热情地和秋世显握了握手，“秋兄弟，久闻大名，今日一见，真是年轻有为。”
秋世显笑了笑，“我也久闻孙教士古道热肠，扶危济困，颇具仁义之风。”
三人来到福音堂里间的教士休息间坐下。
原来，早在这一年2月，邹立升就发展了福音堂的传教士洪德锡为行动队员。洪德锡是大连人，少年时便在西岗子基督教会福音堂听道，以后又在安东劈才清三育中学神道分校读书，毕业后在西岗子基督教会任传教士。由于常看一些进步书籍，又受进步师生的影响，逐渐对基督教产生反感。这时，恰遇邹立升，便毅然决定加入抗日组织，走上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并立刻将自己的好友西岗基督教会传教士孙文凯也发展成为行动队员，共同走向抗日的道路。
寒暄过后，秋世显开口问道：“孙教士，不知你近来工作开展得如何？”
“有成效。”孙文凯说。“我发展了一个教友为我们组织的成员。他是市内达公书店的老板，叫李泽民，为人诚实，憎恨日本人，绝对可靠。”
“李老板我认识，他是个好人。”洪德锡在一旁说道。
“好，很好，”秋世显说，“我希望你们能在教会内更多地发展信教工人为行动队员，为我们的组织增添新的血液。”
“这没问题，”孙文凯说，“教友们都有反日情绪，跟日本人斗争，他们是愿意的。”
“孙教士，你是信仰上帝的人，如果让你去破坏日本人的设施，你能做到么？”秋世显问。
孙文凯笑了笑，“耶稣说过，万恶的事物是有必要铲除的！”
秋世显听了，和洪德锡都笑了起来。
几天以后，洪德锡和孙文凯为了表达自己的抗日决心，竟一连点燃了天德昌店的席子堆、铃木君正特许制造所等好几处日军后勤基地。秋世显对二人大胆果敢的行动十分赞赏，将二人调入核心组织，协助自己工作。
秋世显叮嘱他们说：“干我们这行要注意保密，平时不要到人烟杂乱的地方去，不要住小店，不要看戏看电影，多团结工人兄弟。”
洪德锡问：“世显，当差的行不行？”
“尽量不要发展这样的人，他们都靠不住，”秋世显加重语气说，“而且，这样的人最容易暴露。”
洪德锡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这一时间，秋世显的工作开展得很好，在码头、仓库发展了不少的工人。
1940年2月13日，秋世显来到寺儿沟丁兰盛家，亲自配制了放火药。然后到马有佐家，将发火药交给了行动队员于守安。
当晚，于守安顺利地潜入大连码头137马粮草仓库以及305号马粮草及棉花仓库，安装了放火药。午夜，两处仓库同时起火，火烧虽然不大，却烧毁了价值十一万五千元的物资。
2月21日，于守安向秋世显报告，说是码头上新来了二架外国进口的飞机，并主动请战，要求烧毁它。秋世显觉得第二天是正月十五，搞一次大行动，可以振奋一下国人。于是，秋世显和赵国文在丁兰盛家制作了三个放火药，在中午交给于守安。
秋世显对于守安说：“这三个放火药各有用处，一个是烧飞机用的，一个是烧日清油坊用的，还有一个是烧瓜谷油坊用的。”
于守安接过放火药，风趣地说：“明天是正月十五，我就给他来个烈火闹元宵。”
2月22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于守安将三包放火药放在盛饭的饭盒内，大摇大摆地走进码头。这一天，很安静，日本人虽然不过中国年，但也被大小汉奸请去吃饭。于守安现在已干上勤杂工，这个工作不累，游动性还特别大。他把放火药放在一条麻袋里，拿着扫帚，借打扫过道上的散粮，来到了码头西部41号门北侧的货场附近。他仔细观察，发现过一段时间，日本兵才从岗楼里出来一次。他瞅准机会，迅速爬到飞机底下，把两个放火药放在了飞机的油箱下。中午，码头外不时传来踩高跷、耍龙灯的声音。于守安溜出厂门来到秋世显的住处，又拿了几个刚刚制作的放火药，潜入寺儿沟电车站附近的三泰油坊露天堆积场，往存放那里的军用粮草里放了放火药。半小时后，他又出现在日清油坊露天堆积场。
根据秋世显的安排，于守安在码头外安放的是快速引火装置，目的是让港外的大火掩护港内的火，麻痹敌人，重点破坏飞机。
果然，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港外就着起火来。干草堆烧着军粮垛，“噼噼啪啪”越烧越旺。
于守安在飞机上放的是慢速引火装置，下半夜一点多钟引发起火。这火是化学品引发的，越烧越旺，救火的人不敢靠近。离远了水龙头又够不着，面对熊熊烈火束手无策。不一会儿工夫，现场只剩下两堆东倒西歪的残骸。
由于总负责人黄振先身为大连、上海、天津的交通员，又常驻大连指导工作，天津地区工作的重担就由石永贵一个人担起。
石永贵不负重望，很快组织起了天津行动队，并发展了于锡政、李玉生、袁顺、陈德禄等一批行动队员。
4月初，石永贵将大家召集到自己住的那处破马架子里，买了些酒肉款待大家。
石永贵端着酒碗激动地说：“弟兄们，你看我们多长时间才能喝一顿酒，多长时间才能吃一顿肉。为嘛我们穷成这样？还不是小鬼子闹的！我们不能让他们消停了！”
“对，跟他干了！”众人纷纷附和道。
石永贵拿出一个破筐，丢掉上面的破布头，将一排小眼药瓶摆在桌上。“弟兄们，从今以后就要靠这个，烧他狗日的一个天昏地暗！”
众人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小药瓶。
4月19日，于锡政携带放火药潜入天津站东货场内放火烧席子堆；4月21日，于锡政潜入东站货场内东侧放火烧毁棉花堆；4月25日，陈德禄潜入天津特别三区日本陆军货物堆积所放火烧毁棉花堆；4月30日，陈德禄再次潜入陆军货场放火烧毁大批军服，一个月下来几次纵火，使日军损失了近百万元的物资。
由石永贵独撑的天津行动队，行动出色、战斗力强，被上级称作“天津组织的活动达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程度” 。石永贵作为天津行动队的领导人，功不可没。
4月20日，大连，奥町“宏济舞台”门前。
黄振先身着西服像位阔老板，从容地在门前走来走去。不久，一身学生装的秋世显来到他的面前。两人向远处的一条小胡同走去。
黄振先对秋世显说：“小秋，上级决定加强奉天地区的工作，让它和大连地区齐头并进，一同扰乱南满的日军后方基地。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怎么样？”
秋世显不情愿地说：“大连的工作正开展得热热闹闹，为什么调我走？”
黄振先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独挡一面，不好么？”
“那，我服从组织的决定。”秋世显答应下来。
“我正式宣布你为奉天地区的负责人，”黄振先说，“以郝子建为基础扩大奉天组织。另外，你马上将你手下的行动队员全部移交给赵国文。”
秋世显这时说道：“我临走前，再一次建议，我们应同时出击，一齐放火。”
4月末，潜入奉天的秋世显已在二经路东纬路107号设置了指挥机关开始工作。并发展了郝子建、王鸿眉等人，又将在安奉线一带独自活动的洪德锡招来，组成奉天行动队。同时，秋世显也亲自潜入奉天被服厂发展骨干分子，准备将其派往抚顺、阜新、辽阳、鞍山等地活动，扩大侦察范围。
5月初，秋世显突然接到上级发来的急电：“因北平组织傅志忱被捕，其有关人郝子建必须警惕。”接到告警电报，秋世显果断地和郝子建断绝了联系，搬到自己的亲戚“满洲国渔业局”职员王鸿眉的家中。
不久，秋世显把目标盯在了大关东飞机场。大关东飞机场，是日军在南满的几个重要飞机场之一，平均每天起降三十多架次飞机。特别是，机场西南有一个专用运输机场跑道，每天运往前线大量的战略物资。
为此，秋世显和洪德锡多次化装成工人在机场附近转悠，侦察机场的情况。有一次，两人甚至爬到了机场跑道的铁丝网前，近距离地观察日军飞机的起降情况。在摸清了机场的基本情况后，秋世显开始命令洪德锡偷运炸药、汽油等爆炸物，准备对机场实施爆破。后来，大连行动队有行动招秋世显去大连，洪德锡不久也回到大连，此次行动遂暂时中止。
1940年5月，日本关东局、大连的日本宪兵、警察已开始知道有一支很有背景的“谋略放火团”，于是，他们派出宪兵、警察、暗探四处出动，疯狂抓人，扩大搜查跟踪范围。为了防止抗日志士从海上潜入大连，日军还实行海员手册制度，并常常在工厂内进行突击性“防谍”演习。日本宪兵在油厂的灰烬中发现了一块没有燃尽的“肥皂”，经化验是燃烧弹，从此检查更加严格，规定工人上班不准带任何东西进厂，无论男女一律脱光衣服检查。
6月，周水子日本陆军仓库。一辆辆军用汽车满载着物资进进出出。据侦察，这里储存着大约五万套毛衣毛裤和大批饼干，如果烧掉它，对延缓日军的冬季攻势大有帮助。黄振先和赵国文商计后，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在周水子仓库做工的行动队员王有佐。
王有佐接到任务后，即高兴又担心。他考虑，日本兵搜查很严，工人们上班不许带任何东西，进厂门一律脱衣检查，放火药是很难带入仓库的。
王有佐朝思暮想，设计的方案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整整想了三天三夜。一日午饭，他将一根大葱放在煎饼上卷起来吃。突然，心中一动，计上心来……
6月14日中午，王有佐借工人回家吃饭之际，买了两张煎饼，一根大葱。他用大葱的上半截夹在煎饼上端，当中夹放火药。上班的笛声响了，他故意拖在最后，待工友们都进了仓库，他才装出急急忙忙的样子奔到仓库门口。
执勤的日军哨兵正要拉大门，见王有佐光着上身，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攥着卷未吃完的煎饼气喘吁吁地来到门前，他面带歉意，点头哈腰地说：“太君，我的晚了的有？”
哨兵见他这副样子，不耐烦地草草检查一下，就捣了他一枪托，骂道：“偷懒的干活，快快去！”王有佐假装咬了一口煎饼，匆匆向仓库里走去。
毛衣毛裤不容易引燃。为确保万无一失，王有佐又费了很大心思，在仓库里放置了放火药。夜，黑沉沉，静悄悄。王有佐放进仓库的放火药点燃了毛织品，无声无息地烧光一包又一包。深夜11点20分左右，巡岗哨兵闻到了焦糊气味，就在打开仓库大门的瞬间，大火一下子着了起来。待消防队从市内赶来时，五万件毛衣毛裤及无数箱饼干化为灰烬。据日军估算，日寇损失达700万元。
面对一连串的爆炸和熊熊的大火，日军慌作一团。大连日文报纸《日日新闻》惊呼：“损失惨重！”日本关东军情报机关也哀叹：“由于大量军用资财及其他贵重物资的被烧毁而引起的人心动荡和酿成的各种流言蜚语，对维持治安与完成圣战极为不利，的确是令人处在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中。”
而大连的老百姓中则流传着：“火神爷下凡了，放火烧光小鬼子的所有东西，小日本快完蛋了”，“骑白马打白旗的中国女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打进大连”。有一首歌谣秘密传遍了大连：
大火连三月，烧红半边天。
灰飞烟不散，痛快在人间。
第4节 血祭关东
六年来，五十多起大火，把日本侵略者烧得焦头烂额。为破获所谓的“谋略放火团”，关东州厅加强防谍机构，增设了外事课，充实警备力量，还紧急建立了一个由134人组成的“特殊警察队”，由关东州厅警察部长亲自担任总指挥，外事课的各系主任分别担任大连、小岗子、沙河口、甘井子及水上警察署指挥，专门负责侦察“放火团”的活动。同时，以各个警察署管辖地区为单位，成立了“工厂设施爱护委员会”，全力对付国际行动队。大批特务化装成工人，不分昼夜地到各个工厂、旅馆、市场和工人居住较集中的地方，用高级超短波电台、方向探测仪，窃听器、小型照相机、录音机等高等器材，对国际行动队进行侦破，还利用一些帮会成员和汉奸“腿子”，监视可疑人员，先后逮捕无辜群众2000余人。但是，火情仍然不断。日本统治当局如惊弓之鸟，东窜西窜，始终一筹莫展，找不出头绪。
1940年6月18日，行动队员黄成山下班后，碰见了福昌公司小工头牛嗣义。
“黄大哥，好久不见了，去喝一盅吧，我请客。”
黄成山与牛嗣义是老相识了，牛嗣义一说，黄振先就答应了。
两人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壶烧酒几碟小菜便喝了起来。
黄成山本来酒量就不大，几杯酒下肚，便有些晕乎乎的。有心试探的牛嗣义假意说道：“黄大哥，这过得是什么日子，真没劲！”
黄成山瞪着微红的双眼说道：“你别着急，小日本长不了。骑白马打白旗的中国女将军，带着中国军队马上就打进大连了……老子再放几把火……烧他个……龟儿子的。”
牛嗣义闻言吓了一跳：难道这个姓黄的醉鬼就是放火团的成员？他感到事关重大，于是离开酒馆后立刻向公司大工头宋洪泰讲了这件事。宋洪泰也感到事态严重，拉着牛嗣义一起到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向汉奸巡捕长隋云封报告了此情。
隋云封正为“放火团”的事大伤脑筋，听此消息，如同打了一针吗啡，顿时来了精神，他授意牛嗣义佯装仇恨日本人，打进“放火团”内部，了解更详细的内情。同时，立即将此事上报关东州厅警察部。日伪当局立刻在全市范围内布下搜查网，展开了严密的追查和跟踪。
此后，牛嗣义多次约见黄成山，有意在他面前假称爱国抗日，大骂日寇，骗取了黄成山的信任，黄成山甚至想把他发展为行动队的成员。牛嗣义又从黄成山处了解到王有佐也系“放火团”成员，他向外事课日本警部饭冢一郎报告了探知的情况。
6月23日，饭冢一郎、隋云封开始跟踪王有佐、黄成山。
6月25日，隋云封发现赵国文和王有佐、黄成山在小村公园（今鲁迅公园）接头。第二天，又发现赵国文和王有佐晚10点左右在关东街泰东日报阅报处接头，然后，两人分头走开，隋云封觉得赵国文像个头儿，便跟踪他。当赵国文在小村公园下电车时，隋云封与赶来的 “狗腿子”张吉陆一同将赵国文抓住，送到了大广场警察署。
日寇特务捕捉赵国文之后，立即在10点多钟召集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的警察、特务到大广场警察署集合，实施大逮捕。由于赵国文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严刑拷打之后仍然只字不说，日寇遂决定将与赵国文有来往的所有人全部逮捕。
当晚12时，日寇逮捕了寺儿沟收留赵国文的丁兰盛一家。
第二天天还未亮，日寇外事课主任加藤广治带领十多名日伪特务在牛嗣义的引路下分乘三辆汽车，其中两辆去荣町（现荣华街）将正在木头堆上睡觉的黄成山和孙元芬抓获，另一辆汽车去关东街，在上午10时，将王有佐逮捕。
6月下旬，日寇关东州厅外事课派巡查部长松下兼雄与刑事罗天一在奉天南市场王鸿眉家将国际行动队负责人之一秋世显逮捕。
7月3日晚11时，松下兼雄返回大连，和汉奸张子久到码头工人宿舍逮捕了和王金泰相识的阎禄增，在西岗基督教会逮捕了教士孙文凯，在新开大街达公书店逮捕了老板李泽民。同时，隋云封、牛嗣义等人到寺儿沟马永富家将行动队员于守安抓走。
在以后的几天里，行动队成员吴成江、陆炳义也相继被逮捕。
7月5日，外事课刑事小林谦、饭冢一郎、隋云封等人到黑石礁将邹立升、包玉侠捕获。
大连发生的变故，远在天津的黄振先并不知晓。到了7月10日，黄振先在天津得不到大连方面的信息，便亲自到大连，前去西岗荣华街福泰园饭馆，当即被埋伏在那里的荣町警察官派出所巡捕逮捕。警察部外事课第二系主任加藤广治与刑事刘会川亲自审讯，黄振先什么也不说，后来敌人只好去黄振先在天津的住处搜查。
7月14日，在上海的纪守先因得不到天津、大连方面的消息，不禁心急如焚，紧急约见A。鲍威尔。
上午10时，在大光明戏剧院门口，纪守先见到了鲍威尔，两人来到附近的街心公园边走边聊，交换着对近日时局的看法。
纪守先说道：“鲍威尔先生，近来的情况有些异常，游文清已超过约定的会面日期两天，不知道天津、大连方面是否会出事。”
鲍威尔说道：“完全有可能。如果瓦夏（黄振先）出事，大连舒拉（赵国文）的组织、天津石永贵的组织、奉天秋世显的组织都将受牵连。”
纪守先焦急地问：“那我们该怎么办？”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鲍威尔笑了笑，“不过，等你的女交通员来了，你一定转告瓦夏，让石永贵转移到北平去，让秋世显转移到抚顺去，大连暂时停止工作。如果在8月15日后，仍不见你的女交通员，那么就立刻停止工作。”
纪守先不禁感到有些失落，他问鲍威尔：“像我们这样秘密的组织就会这样完结了？”
鲍威尔望着远方的楼群：“即使最成功的谍报组织，也有失败的时候。你无论如何要明白这一点。”
“如果我们真的失败了，那国际在中国的组织岂不是要瘫痪了么？”纪守先担心的问。
鲍威尔看了纪守先一眼，骄傲地说：“万尼（纪守先的化名），我们这一组失败，其他的组织还会继续战斗，我们永远是不会失败的！”
纪守先欣慰地点了点头。
8月初，日寇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长二长川绩带领特务加藤广治、梅崎孝、汉奸张庆和扑到天津，秘密潜入英租界二十一号路耀华里七十二号黄振先的住处，逮捕了他的妻子、担任天津——上海交通员的游文清。并从起获的文件中得知了石永贵的住处。不久，石永贵被逮捕。
经过严密的搜查，特务终于在游文清的梳妆台内一个暗格里找到了有关纪守先的材料，知道了纪守先在上海的住处，并搜出纪守先照片一张。同时，也知道了游文清和纪守先本月接头时间：8月15日。
8月15日下午，长川绩、加藤广治、梅崎孝到达上海，秘密潜入租界。
由于在上午预定的时间游文清没有出现，纪守先果断地在辣斐德路附近的电线杆上画了一个“X”图案，并写下W·Y字母，向鲍威尔发出了报警信号，然后自己烧毁文件，在中午从容离开住所。
当纪守先走至上海新新公司门前时，被长川、加藤等人认出，他们一拥而上，将纪守先拖到僻静处，套上麻袋，塞进一辆汽车，慌忙逃出法租界。
当天傍晚，长川一行押着纪守先登上了开往大连的客轮，至此，大连行动队被全部破坏。
由于日寇对大连国际行动队恨之入骨，抓获主要成员后，立即开始严刑拷打、残酷折磨。
另一方面，对于破获大连国际行动队一案有功人员，则大肆庆功、嘉奖。关东军司令部特地向关东州厅警察部颁布了感谢状。原文如下：
感谢状
从昭和十年以来在大连附近发生的谋略放火事件，自昭和十五年二月以来，其次数有显著的增加，到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已达五十几件，他们把大量的物资归于乌有，其中国防用资财的灾祸又占多数。关东州警察部队从事件发生以来动员全部力量，进行不眠不休的活动。可是因为谋略团采用巧妙的组织和化学的放火资材，总未得到逮捕。然而，依靠警察部长以下的不屈不挠、日益奋勇切实的指导，旺盛的责任观念，以及敏锐智慧的眼睛，终于掌握其头绪，将大连谋略团一网打尽地检举出来，因此树立了极大的功绩。在此正当大连谋略放火事件告一段落之际，对关东州厅警察所贡献的丰功伟绩表示感谢之意。
1941年2月6日，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在报纸上公布了大逮捕的事实经过，并用假名公布了五十一个人的名单。
1941年3月，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将大连国际行动队人员及其有关人员五十一人转送日本关东地方法院检察局。
10月30日，关东地方法院第一法庭召集所谓公判庭，对所捕人员进行审判。日寇以法院院长中里龙为审判长，审判官成田薰、吉田伍市为陪席审判官，特别旁听席坐有日寇特务机关长鹈辞、大连宪兵队长西田、州厅警察部长内清一等，由检察官田中魁提起公诉。
1942年3月16日，日寇关东地方法院院长中里龙宣布了对大连国际行动队有关人员的判决：
一、对军需品以及其他物品实施放火，并对铁道实行破坏的下列十二名处以死刑：
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黄成山、王有佐、吴成江、李化钧、孙文凯、高绪慎、孙玉成。
二、帮助实施右列行动的四名判处徒刑十年。
李泽民、周文礼、张玉江、马永富。
三、参加阴谋策划的左记十三名判处徒刑七年：
邹包氏（包玉侠）、丁兰盛、阎禄增、申绶章、时延寿、孙元芳、马永佐（德良）、李品义、王传周、赵景海、任寿谦、李光桥、王泰和。
当日，日寇把所有判决人员，押在大连日本地方法院拘留所（岭前监狱）。
1942年12月9日，日寇对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邹立升、孙玉成五人执行绞刑。
12月10日上午9时，高绪慎、李化钧、王有佐、黄成山分别被绞死。
这些抗日志士在就义前都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
被判死刑的12名勇士，除在旅顺监狱被绞死的纪守先等9人外，秋世显、吴成江已于先前被日寇折磨，死在岭前监狱。据悉，孙文凯也是这样死在狱中。
12烈士的英勇事迹，鼓舞着被关押的抗日志士，当时有人写道：
壮士从容入狱中，身心似铁气如虹。
工农革命成功日，万里江山一色红。
义愤填膺不顾身，誓将热血靖胡尘。
凄清一掬同情泪，壮烈牺牲十二人。
此后，大连国际行动队在狱中服刑人员又有：任寿谦、丁兰盛、王传周、周文礼、时延寿五人死在狱中。
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被释放的人员有：包玉侠、陈更茂、李泽民、张玉江、李品义、马永富、赵景海、阎禄增、申绶章、孙元芳、王泰和共11人。
1945年末，日寇长川绩、长池内真清、田中魁、石河竹次郎、内海辰亥等人作为战犯被苏军逮捕。1946年人民政府枪决了汉奸隋云封。1950年人民政府枪决了汉奸刘会川、宋大智。
全国解放后，纪守先、黄振先、秋世显、邹立升等被当地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满洲国际情报组织（日文称“满洲国际工作班”），在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成员多数为东北籍青年，都曾在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受训，有良好的素质和顽强的战斗精神。该组织遍及哈尔滨、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大连、天津、青岛、北平等地，频繁出动，猛烈攻击，纵火无数，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行动。他们用热血和忠诚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英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的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背景材料一：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解散
1943年5月21日，一条从莫斯科传出的消息震惊世界：共产国际将要解散。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至此已经存在24年。作为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斯大林是当时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的领袖。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作出。那么，在解散共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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