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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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行驶了20公里，便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这时，杨奠坤才发现这里各国的学员都有，德国人、波兰人、蒙古人、中国人。
　　在办公室里，校长缪勒尔亲切接见了大家。
　　缪勒尔拉住杨奠坤的手说：“杨，我很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你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学员，如今见到你，真的很高兴。”
　　杨奠坤用俄语回答：“校长同志，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请上级在这里考验我吧！”
　　缪勒尔拍了拍他的肩，“很好。你会在这里得到锻炼的。”停了停他又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瓦尔德尔。”
　　当天，杨奠坤等人吃饭、洗澡、换衣服，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被称作“古斯达夫”的张逸仙和杨奠坤同住一个寝室。
　　第三期训练班共有12人，除杨奠坤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马克斯”的中国人，原名叫阎荆璞，营口人，曾当过卡车司机。另一个叫“威利”，是佳木斯人，原名王君。不久，在学校开课后又来了两个中国同志，一位叫“埃菲德”的奉天人，原名常杰男；另一位叫“普尔斯”，原名张明礼，他俩都是皮鞋工人。时间长了，大家才了解到，校长缪勒尔是位老共产党员，1917年就参加革命，在德国坐过牢，腿有风湿病，不时要发作。他为人很风趣，能用手势表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他的夫人是学校的厨房经理，照顾学校学员的饮食。他们的儿子叫鲁迪，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学飞机驾驶，每天早出晚归。星期天便同学员们一起玩，和大家相处的非常好。
　　这几天没有开课，杨奠坤等三人都在学校里休息。一天，缪勒尔来到宿舍看望他们。
　　“瓦尔德尔，现在生活习惯了吧？”缪勒尔问。
　　杨奠坤回答道：“很好，要比我们在国内的条件好得多了。”
　　这时，有人敲门，杨奠坤立即把门打开，只见进来一个工人模样的苏联人，问有没有烟。
　　缪勒尔不高兴地将那人轰走，然后对杨奠坤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是谁就开门让他进来。你要知道，你们将来回国都负有重大责任，假若现在被人认识了，对你们将来有极大危险。”
　　这时大家才感受到学校的特殊性。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接触的第一条原则便是：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他不准打听。
　　一星期后，开始正式上课。课程是每天上一门。每天早上，从莫斯科派来一位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每隔五天休息。总课程是六个月零十八天。学习的课目有：秘密工作学，包括通讯传达法、药品贮藏法、情报员联络、侦察技术；政治学，包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燃烧化学；爆破学；射击；格斗；车辆驾驶。除政治和秘密工作课程外，其他课程均注重实地操作。
　　杨奠坤经过一段观察发现，学校的校长缪勒尔只是负责学员的学习和训练，而真正的神秘人物是来自总参情报部的少将——学校总监杜曼宁，他是专门负责学员的派遣工作的。杜曼宁不定期地来学校视察，他每次来学校后，都会有学员离开学校。
　　细心的杨奠坤还发现，学校二楼尽头的一个宿舍里住着几名女学员，她们很少露面，上课也不和男学员在一起，由一名女红军大尉专门负责他们的训练。杨奠坤印象里有一个女学员叫汉布尔格，还有一个叫罗莎，两人个子都不高，约有30多岁。
　　学校的生活紧张而神秘，杨奠坤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天，缪勒尔单独将杨奠坤叫到了办公室。一见面，缪勒尔就开口问道：“下午你们还有什么课程？”
　　“是政治课，校长同志。”杨奠坤答道。
　　“不要上了，”缪勒尔习惯性地把手一挥，“你马上跟我走，去见一位重要人物。”
　　下午1时，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将缪勒尔和杨奠坤接走。轿车仿佛是故意在街上兜圈子，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停在了阿尔巴特街一幢灰色的大楼前。听缪勒尔说，这便是“格柏乌”（苏军情报部）的总部，苏军全军最高情报指挥中心。
　　通过戒备森严的岗哨，缪勒尔带杨奠坤来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他们先在门外的休息室等候。不久，一位少校出来说：“将军同志，请你们进去。”两人起身走进办公室。
　　杨奠坤随缪勒尔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位身穿将军制服的中年人坐在办公室的后面，真有点不怒自威的气势。
　　“别尔津同志，”缪勒尔恭敬地说，“我将学员瓦尔德尔带来了，请你指示。”
　　“缪勒尔，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返回你的岗位上去。”别尔津礼貌地说。
　　缪勒尔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去。
　　杨奠坤着实有些吃惊。因为，眼前坐着的这位将军，便是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部部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原名帕维奇·伊万诺维奇，是个传奇式的人物，领导苏联情报机关已经有很多年了。
　　别尔津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杨奠坤的面前，两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说，“好样的，瓦尔德尔……听说你非常能干，为我们在中国东北打开了局面。可你应该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来，咱们谈一谈。”别尔津回到座位上，直截了当地问：“你对日本怎么看？……”
　　杨奠坤努力调整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脑子开始飞快地旋转。日本是俄国的宿敌，也是中国的宿敌。现在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决不仅仅限于此，他们还有更大的野心……
　　杨奠坤回答别尔津说：“我认为，日本是中国和苏联最大的敌人。日本人的野心在于称霸亚洲，其中也包括苏联的远东地区。”
　　别尔津同意杨奠坤的看法，他补充说道：“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掌握潜在之敌人的计划，打入他们的组织，侦察他们的行动……这将是我们对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贡献。识破敌人的阴谋就等于粉碎他们的侵略计划，至少可以做到有备无患……消除战争的威胁，这是当务之急。你说对吗？”
　　“正是这样！”杨奠坤高声说：“部长同志，我愿意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好，这就是把你叫来的原因，”别尔津说，“来，咱们研究研究。”
　　别尔津走到书柜边，打开一个小保险柜，拿出一本棕色硬皮夹子，翻了一下，打开递给杨奠坤，“你看看吧，请用俄文读出声来。”
　　杨奠坤接过皮夹子，发现别尔津翻开的那页，是份中文的抄件，于是他用俄文念道：“《帝国对苏俄之积极根本政策》：惟欲保证帝国在东亚的利益，必须解决俄国问题，在满洲国建立起绝对安全之地带，并夺得出海口。这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东部地区应在日本帝国的绝对控制之下……”
　　“好，这就够了，”别尔津打断他的话。杨奠坤急忙将皮夹子递给别尔津。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打算。”别尔津说，“如果我们错过时机，历史将不会饶恕我们。我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迅速在满洲国建立庞大的情报组织，搜集日本军队，主要是关东军的战略情报。这就是我们的决定。”别尔津习惯地用一只拳头击着另一只手掌心，站在杨奠坤面前，补充道：“干我们这一行，既要足智多谋、英勇绝伦、履险如夷，又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们的辩证法，懂吧？”
　　这之后，杨奠坤又和别尔津多次会面，渐渐了解了这个神秘的人物。
　　扬·别尔津整整比杨奠坤大22岁，是一位阅历甚广、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面貌年轻性格开朗豁达的“老人”。早在16岁那年，当时名叫彼得·丘济斯的他，就饱尝了哥萨克大兵步枪通条的抽打，同宪兵搏斗时三处负伤，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苦役，已煎熬得满头白发。当他从遥远的雅库特逃出来，在一天深夜偷偷回家时，母亲竟不敢认他。他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现在我就叫别尔津，扬·别尔津了。当年的小彼得已不复存在。他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销声匿迹了……妈妈，你看，我用了父亲的名字。我不会让他的名字蒙受耻辱，永远不会……”
　　别尔津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在1917年的二月、七月和十月革命中，扬·别尔津都坚守革命岗位，他同士官生打过仗，参加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后来参加了拉脱维亚起义……这些都是有一次别尔津在闲谈中告诉杨奠坤的。
　　“这就是我一头白发的由来！宪兵和警察使我变聪明了。我上了6年学，蹲过差不多6年监狱。幸好我从苦役中逃出来，才得以提前毕业……”
　　在杨奠坤和别尔津累了时，扬·别尔津就提议下盘棋，清醒一下头脑。他们喝一杯浓茶，又接着研究。研究出了什么呢？那就是一项针对日本侵略军的绝密计划——“戈比旦行动”。
　　别尔津总是对杨奠坤说：“瓦尔德尔，你知道我要给你讲什么吗？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认为敌人都是呆头呆脑的傻瓜，要把他们看成是高明的对手。要勇敢机智，随机应变才能克敌制胜……别嫌啰嗦，你应当比我看得更清楚——你要去的地方是满洲呀！”
　　杨奠坤每到这时，都会认真地聆听。
　　“干我们情报工作，要有强烈的爱国心、冷静的头脑和钢铁的意志，”别尔津说，“我们重任在肩，应该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特别是日苏战争。这是你们的主要任务。此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给他们一家伙。瓦尔德尔，你懂我的意思吗？”
　　别尔津有个习惯，总要问明对方——他的工作人员和同伴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这一良好的习惯被杨奠坤、张逸仙他们很好地继承下来。
　　“戈比旦计划”明确之后，别尔津就设想，应该在哈尔滨、北京、奉天、天津、青岛一线建立网状情报点。首先应在哈尔滨、大连扎根，因为这里有很多俄国侨民，便于苏联谍报人员活动。具体怎么做，别尔津就只能靠杨奠坤自己考虑了。他发现这个比自己小22岁的年轻人既有敏锐的领悟力，又有熟练的实际工作本领，还有老练谍报人员的洞察力。
　　在长达一个月的频繁接触中，杨奠坤对别尔津更加尊敬，爱戴，并视为师长。可以说，别尔津对杨奠坤的影响举足轻重。
　　就在别尔津和杨奠坤秘密制定“戈比旦计划”的时候。张逸仙也没闲着，在爆破教官邱列宁的指导下开始了特殊训练阶段。
　　一天，一位穿便服的教官来到张逸仙的面前，他自称是邱列宁教官，是教爆破的。
　　邱列宁打量一下张逸仙问道：“古斯达夫，我想知道你有多大年纪了？”
　　张逸仙也打量一下邱列宁，见他也就30多岁，甚至比自己还年轻。为了让他心理平衡，便顺口说道：“教官同志，我今年31岁了。”其实张逸仙当时已37岁了，在这些学员中算是老大哥了。
　　邱列宁得意地笑了笑，“那我比你大很多，我今年35岁了。”
　　邱列宁富有传奇经历，17岁便参加了十月革命。1921——1922年参加了远东共和国与日本的战争，曾只身炸毁日军的火力点。
　　在郊外小山包他们开始了爆破训练。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张逸仙一次又一次地引燃导火线。而每次炸药的装量都不同，爆炸威力也不同。从一次只能崩掉一块一尺见方的泥土，到最后掀掉了一个小山角。
　　邱列宁颇为内行地告诉张逸仙，在当今世界上，德国人的炸药最出色。尤其是他们研制的“黑索今”炸药，熔点为204。1°C，压药密度为1。77/厘米3，爆速达8600米/秒，是最好的高能炸药。由于它是用石蜡、树脂、动物胶包覆炸药外表，具有一定的粘度，非常适合隐藏于各种物体之中。搞秘密行动的人，都喜欢这类黑索今炸药。
　　张逸仙想起了在救国军时曾使过的梯恩梯炸药，便问道：“教官同志，梯恩梯炸药是军队常使用的一种炸药，它的效能如何？”
　　邱列宁点点头，“TNT是威力很大的炸药，它的爆速可达每秒6970米，热安定性能极高。不过，它的原料甲苯来源于战略物资——煤焦或石油，在战时往往战略物资往往受到严格控制，这样，TNT的产量会减少的。”
　　“教官同志，”张逸仙越谈越有兴趣，“我在国内同日本人作战时，常发生炮弹炸膛的事故，这是为什么？”
　　邱列宁倒真是个行家，他稍稍思索了一会儿答道：“排除人为的因素和机械故障，能使炮弹炸膛的，大概还有一种因素，那就是装弹火药发生了问题。”
　　“火药发生了问题，是梯恩梯吗？”张逸仙很认真地问道。
　　“不，是黄色炸药，”邱列宁说道，“它的主要原料是源于羊毛的黄色染料——苦味酸。它的优点是取材方便，爆速高，机械感度低，但苦味酸极易与金属发生反应，形成苦味酸金属盐，这种盐的机械感度很高，做炮弹火药时，稍不留意就会发生火炮炸膛事故！”
　　这时，张逸仙简直是对邱列宁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向邱列宁学习，把极其珍贵的军事知识带到国内去，带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的战场上去。
　　以后，张逸仙又学会了燃烧化学，可以用极其简陋的材料配制炸药。苏联的正规培训为张逸仙的爆破技能打下坚实基础，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威力。
　　在学校受训期间，班与班之间的学员不能交流，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缪勒尔的儿子鲁迪。小伙子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英俊漂亮，在莫斯科附近一所军事航空学校学习驾驶。鲁迪聪明好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由于这个班的学员只有张逸仙会英语，故两人常在一起玩耍。为了锻练学员的意志，学校开设了野外生存的课程。教官带着学员来到距莫斯科400公里的伊凡诺夫山丘进行反追捕训练。学员2－3人一组，只携带少量的面包、食盐和水，在内务部队和军犬的追逐下拼命狂奔。
　　杨奠坤和张逸仙还好些，两人都打过游击在山里转过。可苦了那些德国、波兰的学员，没跑出一公里就被发现，很快就被“逮捕”，取消了训练资格，留在下一期继续训练。
　　内务部队的一个大尉逐渐发现，那两个中国人是最难对付的。一天下来，竟不见踪影，他甚至怀疑他们脱离了训练区。不过，从某些遗留的痕迹上的判断，他们的确还在训练区。
　　杨奠坤和张逸仙忍着饥渴潜伏在灌木丛的一个长满荒草的大坑里。内务部队的士兵几次从他们的头顶边走过，都没有发现他们。
　　入夜，两人啃了几口黑面包，继续潜伏。
　　张逸仙感到有点寂寞，便小声问道：“小杨，听说你在磐石打过游击，说说看。”
　　这是杨奠坤颇为自豪的一段历史，他开口说道：“那是1932年的春天，我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命令，前往磐石开展工作。那里靠近中朝边界，群众的觉悟很高。中心县委组织了一支小型武装‘打狗队’。我到那里以后，整顿了‘打狗队’，并利用‘反日会’的关系，组成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当时李红光任队长，我任政委，声势很大，震动磐石。”
　　“那你怎么又搞起国际工作了呢？”张逸仙问。
　　“我们‘工农反日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他们出动三四百人围剿我们，在游击战中我腿部负伤，组织上安排我回哈尔滨养伤。这样，那里的工作就交给杨靖宇同志来完成。我伤养好后便留在了满洲省委。1932年冬，经满洲省委同意，在王东周同志的介绍下，我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并组成了由王东周、我和高成儒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开展北满地区的国际情报工作。”
　　张逸仙听罢不由暗自佩服，杨奠坤当年只有23岁，就已有了丰富的革命阅历。
　　“砰！砰！”两发绿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这是训练结束的信号。杨奠坤、张逸仙从草丛中站出来，向集合地走去。
　　第3节　精英纷至沓来
　　就在杨奠坤、张逸仙等人进行特殊训练的时候，又一批中国学员从中苏边境出发了。
　　这次越境的中国学员仍是三名，为首的叫陈冰岩，当时只有18岁，是吉林三师（校址阿城）的学生。1933年5月，经三师文牍熊锄辛介绍，参加了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1934年秋，先期回国的黄振先在召集受训学员赴莫斯科训练时，推荐了陈冰岩。
　　陈冰岩三人越境的地点仍是中苏西部边境。三人从哈尔滨出发乘快车，经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到达嵯岗。嵯岗是个小站，下站是扎兰诺尔煤矿。当时日苏敌对，国境线很紧张。边境设有岗楼、暸望塔，苏联边防军在境外驻扎军队屯垦。种地的犁架也是用炮架组成的，全由军人操作，农民已撤走。满洲里有日军守备，扎兰诺尔有暸望塔，上面有探照灯。日军一般不敢出来活动，苏军不怕，有时骑马过境到菜地买菜。距扎兰诺尔十多里有一个车站，驻有警备队，有些平房。陈冰岩三人越过铁路，穿过一片荒地，看见一个地窝棚，住一个种菜的老百姓。陈冰岩上前打听道：“大叔，过境的路怎么走？”
　　那农民仿佛很有经验似的，连头都没抬，用烟袋锅一指：“向北走三四里就过了。”
　　陈冰岩三人等到深夜继续前行。面前是一片草原，没有路标，他们只好顺着马车的车辙走。走了一段路，进入苏联一侧。绕过一座小孤山，有一个村落叫喇嘛街，开始有人来往。陈冰岩见人就找会中国话的，因为他们俄语不行，最后把他们送到了边防军的一个哨所，恰好护送他们的情报部的一位中国同志在那里。双方对答了接头暗号。陈冰岩说：“我们要去莫斯科。”
　　那位中国同志点头说：“我等你们好多天了。”
　　过境后一切很顺利，第二天乘快车到赤塔转西伯利亚大铁路，行程一周到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后，陈冰岩三人仍是先住在米黄色的小楼内。这一回女将军米勒接待了他们。据说，米勒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当过军事间谍，是个神秘人物。
　　米勒身材丰满、金发碧眼、和蔼可亲、待人态度十分耐心。中午，米勒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饭后稍事休息，米勒便亲自驾车把他们送到了莫斯科郊区森林中的“军事情报学校”。
　　这是一期很短的训练班，学期只有三个月，属于学校的第四期训练班。训练班只有9名学员，其中5个中国人，2个蒙古人，2个东欧人。
　　在五个中国人中，除同去的两人外，还有两名新学员。其中有一个叫王耀南的中国人，俄文水平极高，常担任学校的翻译，俄文名字叫伊万诺夫。陈冰岩也起了个俄文名字，叫玛雅利，是校长缪勒尔给起的。
　　他们学习的内容与杨奠坤他们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政治课、军事爆破、军事化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法。配炸药、做爆破机、做燃烧弹。不知怎么搞的，陈冰岩对这些事感到恐怖，仿佛他们是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陈冰岩的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对情报工作特殊性的无知。这一点被细心的王耀南看了出来，他是位职业革命家，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一天王耀南和陈冰岩一起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这时，夕阳西下，大地一片金黄。
　　两人拣了一块干净的草地坐下。
　　王耀南开口说：“玛雅利，我看你的思想不对头，上爆破课程时不专心。”
　　陈冰岩见王耀南主动提及此事，便毫不犹豫地开了腔：“我们干革命的，是靠光明正大的手段去斗争。要么口诛笔伐，要么刀枪相见。怎么能干些暗杀、放火、爆炸的勾当呢？”
　　王耀南冷静地看了看他，问道：“请问，我们动用这些手段对付的是谁？”
　　“当然是日本人和那些汉奸。”陈冰岩回答。
　　“对付这些人，我们还用讲究什么光明正大么？”王耀南反问。
　　“反正敌人用过的手段，我们来用，我感到不舒服。”陈冰岩说完注视着远方。
　　“玛雅利！”王耀南有些激动，“当我们坐这里享受落日的余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国内有多少同志关在监牢，有多少同志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要想反抗反动势力就必须付出多得多的代价。当你看到成千上万的同志倒下的时候，你不会去想任何事情，那就是复仇，不惜一切代价复仇！”
　　王耀南的话深深震撼着陈冰岩的心灵，他头一次感觉到“革命”是这样的惨烈。
　　陈冰岩望着激动得满脸涨红的王耀南，不由低下了头。
　　王耀南语重心长地说：“同志，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搞革命我们内行，搞军事我们是外行。抓紧时间学习军事技能，争取早日归国报效国家！”
　　“可我们是在为苏联服务。”陈冰岩突然说道。
　　“可我们共同的敌人，却都是日本帝国主义！”
　　陈冰岩无言以对，面对浑身溢着革命热情，对敌人无比愤恨的王耀南，他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在以后的实践课中，陈冰岩认真学习爆破技能，还不时地虚心向俄语好的同学请教。由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化学知识，很快地掌握了各种复杂的爆破技能，成为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
　　陈冰岩越学越精，他考虑到今后工作的特殊性，尽量把配炸药的每种化学原料成份记在脑子里，不用笔记。而且还特别留意这些原料在城市中普通的西药店中是否可以买到。日积月累，加上勤奋苦学，陈冰岩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爆破“专家”。
　　看到陈冰岩的进步，王耀南喜上眉梢，他多次夸奖，陈冰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后来，缪勒尔给学员们的一次讲话，使陈冰岩促动很大。
　　缪勒尔讲道：“反动派对待革命者是残酷的，我们没有必要对他们留情。既然反动派喜欢残酷的手段。那么，我们对他们就施行残酷的手段！”这时，陈冰岩想起了中国的古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934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7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红场照例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军事情报学校选派了一部分学员到红场参加庆祝活动，杨奠坤、张逸仙有幸目睹了这一盛况。当斯大林出现在列宁墓上的观礼台时，他们也和欢乐的人群一起激动得热泪盈眶。尽管后人对斯大林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在当时，他在国际战士的心中是崇高伟大的。
　　斯大林的讲话铿锵有力，他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尽管她面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但却依然傲然挺立。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骄傲吧，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欢呼吧……”
　　“呜啦——！”广场上的红军战士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在雄壮的军乐中，苏联红军战士排成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接受斯大林的检阅。
　　步兵、骑兵、战车、火炮，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夜晚，杨奠坤和张逸仙都难以入睡。他们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风采，亲眼目睹了苏联红军的雄姿。有这样强大的国家，有这样强大的军队，中国革命完全有了依靠。
　　第二年的新年刚过，学校组织参观。那时听说苏联每天能造五十架飞机，最大的有八个引掣，普通四个，载重八吨。大家先参观了飞机厂，由飞机厂技术人员讲解。他只是向这批特殊的参观者讲了飞机有哪些弱点，如何进行破坏，使有些兴致勃勃的学员感到大煞风景。
　　第二次参观新式武器展览。这次是游击教官和校长一起带大家去参观。参观前告诉中国同志说：“有人问，就说是蒙古人。”大家乘坐火车到莫斯科车站，再乘单轨电车到兵器展览馆大楼下车。大家整整看了一天，看到了各种高射炮、反坦克炮、远距离高射炮、岸防炮等，有各种类型的坦克、战斗机、军舰、潜艇的模型，还有各种测量距离的仪器。有一架横装的镜筒，可以透过障碍物看清背面的物体，令张逸仙十分惊奇。后来他才知道那叫“炮兵观测镜”。总之，这次参观，真是大开了眼界，看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各种新式武器。
　　12月，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顶着漫天的风雪。第五期中国学员来到了学校。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这种军情情报学校并非只此一所，一公里外的树林里还有一所预备学校。预备学校并不学什么特殊的知识，只是让学员们学习俄语、学习也不紧张。其实校方的最重要目的是保密。因为各期的学员有时会碰到一起，难免会给保密工作带来不便。为避免各期学员见面，新来的学员往往要在预备学校呆上一阵子，等上一期学员离校后方能进驻军情学校。第二、四、五期学员都住过这里，只有负有重大使命的第三期学员直接进住了军事情报学校。
　　第五期学员共有7名：王方、张秀春、陈岩、王君、陶立明五位中国同志和两名蒙古同志。王方为班级学员组组长。
　　王方，原名姚荫芳。国际情报组织北满地区负责人，曾协助王东周同志开展情报工作。
　　王方受过中等教育，聪明能干，遇事冷静，体力好，精通中国武术，是个优秀的情报战士。
　　由于王方的特殊经历，缪勒尔对他格外重视，给他亲自取名马克西姆。
　　一日，缪勒尔将王方叫到办公室密谈。
　　“马克西姆，学校的毕业生回国后将奔赴各地，组成众多的情报点。这样，我们就很需要一些优秀的情报人员进行协调，我看你很胜任这种工作。从今以后将给你加开一门特殊的课程，情报协调学。”
　　王方听后很激动，他连连说：“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谢谢！”
　　缪勒尔将身子往后一仰说道：“情报组织是点、线的结合，最终形成一个面。我想请你谈谈我们情报点设置的最佳位置。”
　　王方的大脑开始飞快地转动，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可组成西线；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可组成东线；哈尔滨、新京、奉天、营口、大连可组成南线。另外，北平、天津、青岛等地位置重要，环境复杂，也可以设点。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张覆盖中国东北部的情报网。”
　　“真是太妙了，”缪勒尔高兴地站起来，“看来我没有选错人，你是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停了停缪勒尔又说，“如果我要去中国旅行，一定请你做导游！”说完，缪勒尔拍了拍王方。
　　王方当时只当是缪勒尔在开玩笑，不料后来，这位情报专家真的去了中国，王方不仅成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