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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国际特工-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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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苏子元来到何基沣的旅部。何基沣一见到他便神秘地说：“苏先生，想不想赴一出‘鸿门宴’？”
苏子元有些摸不着头脑，便笑着说：“既然是宴会，一定有的吃，我愿意去！”
何基沣拍了拍苏子元：“有种。”
原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阴谋策划一出“鸿门宴”，迫使宋哲元及其手下的29军官兵屈服，从而达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6月6日上午10时，日军驻宛平城部队中队长以上军官、29军军部驻北平部队团以上军官，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一次中日军官联欢会。苏子元换上了一身少校军装，以何基沣副官的名义出席了这次“鸿门宴”。
预定时间双方如约赴会。中方出席的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北平市市长、29军副军长秦德纯，37师师长、河北省主席冯治安，37师3旅旅长何基沣，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26旅旅长李致远，114旅227团团长杨干三等。日方出席的有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以及日军驻北平部队佐级军官。
联欢会开幕后，宋哲元首先讲话。然后松室孝良接着讲话，大意是说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应力求亲善和睦，不要兵戎相见。讲完话后，双方人员在一起合影，照像时，每个中国人身边一个日本人。
鉴于情报工作的原则，这种情况下，苏子元是不能照像的。于是他借口帮摄影师打灯光，避开了这次合影。
照像完后，宴会开始。酒菜都很丰盛，中日两方军官分主、客位坐下，每个桌子上都有四五位中方军官，三四位日方军官坐陪。
正酒酣之际，日方顾问松岛突然起立，说只喝酒没意思，可否让他跳一段日本舞蹈，众人正在惊异间，松岛已在场中间舞蹈起来。过了一会，松岛开始舞刀，中方军官顿觉气氛不对，十分气愤。副军长秦德纯小声对董升堂说：“看来情况非常紧张，一触即发。我们决不能输这口气。你武功不错，是打拳呢，还是耍刀？”董升堂心里早就憋着把火，当即答道：“先打拳，后耍刀，让这些日本人看看，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言毕即跳到地中央打了一套八卦拳，董打得变幻莫测，虎虎生风，日方军官见了不禁目瞪口呆。董打完拳，李致远也上场打了几个武术套路。这时场上的气氛已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何基沣小声对苏子元说：“推我一下。”只见他站起身来抬腿向桌上迈去，苏子元顺势推了他一把。只见何基沣站在桌上，豪迈地唱道：“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董升堂、李致远随之拿出刀来，准备舞刀。
这时，日本军官把宋哲元、秦德纯高举起来，中国军官也把松室孝良、松岛樱井高举起来。日方所有军官都执刀在手，中方军官亦不甘示弱，也把刀拿出来，双方军官你瞪我，我瞪你，跃跃欲试。
松室孝良见捞不到便宜，就打圆场，说中日应该亲善，亚洲人都是兄弟。宋哲元也就不便说什么。接着双方继续坐下来吃饭，不一会，联欢会就散场了。
当天晚上，何基沣和手下的几名军官同苏子元一起喝酒庆祝，庆祝出了一口憋在心头已久的恶气。
深夜，军官们纷纷离去。何基沣仍然酒兴未消，他指着苏子元的少校领章说：“干脆，这身衣服你就别脱了，留在我这儿干吧！”
苏子元微笑着说：“何旅长，我有我的工作。咱们来日方长，总会有合作的机会的。”
何基沣摇了摇头，“对了，我忘记你是苏联华侨。在那个伟大的国家里，我相信你会生活得很好的。”
苏子元亲切地说：“何旅长，在那里我不只是安逸地生活，也和苏联人民一起为和平而战。”
何基沣注视着苏子元：“中日迟早会有一场大战。你说，苏联会支持我们吗？”
“会的，苏联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子元坚定地说。
6月末，苏子元与周云庭准备离开北平去苏联，将北平工作交孙乐天负责，工作安排好后，苏子元、周云庭、粟佑文等人赶到了上海，登上了苏联的“北方”号客船。离启航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与他们接头的沙赫夫又通知下船，不去苏联了。经向伯力联系后，伯力命令苏子元一人设法回苏联。几次反复，使苏子元感到有点奇怪。后来才知道，苏联开始肃反，莫斯科情报局和伯力军区情报科的正副科长全部被捕，情报工作陷入瘫痪。在国外的一切工作人员，分期调回苏联并遭逮捕。苏子元接到命令后，开始作回苏联的准备。
7月7日，日军进攻宛平城“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中旬，日军向华北增兵达10万人，对北平形成北、东、南三面包围态势。
这时，从上海去苏联的交通已经中断，从东北日本占领区进苏联的秘密交通，已被封锁，经外蒙从新疆去苏联需要很多经费，只能通过关系以合法方式去苏联。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杜为东北义勇军总指挥，计划经苏联远东回东北。为了协助李杜来东北，国民党外交部派阎宝航任中国驻伯力领事馆领事。苏子元通过“东北救亡总会”的关系，由阎宝航介绍，作为李杜随员，随李杜去苏联。
7月26日，日军向廊坊、杨村、广安门、宛平城展开猛烈进攻。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守。29军被迫将主力撤至静海、永清、固安、涿县之线以南。
8月，周云庭、粟佑文、徐寿轩随马占山去了内蒙，苏子元化名袁一远，由李杜的工作人员办理护照，几经辗转，登上由法国巴黎直达苏联明斯克的国际列车。
1938年元旦，历尽坎坷的苏子元终于回了莫斯科，住进了“新莫斯科旅馆”。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内务部长叶若夫签署的“逮捕令”。
从此，苏子元中断了他的国际情报工作。
苏子元于1938年1月29日被苏联内务部逮捕。1939年6月11日，苏子元以“间谍罪”被远东军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十五年徒刑。1952年9月4日，苏子元刑期结束，被流放到北叶尼塞流放区。1955年9月29日，驻苏中国使馆答复了苏子元的申诉信，同意回国。1956年3月，苏子元偕妻子朱绍华回到祖国，由中组部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1994年7月2日，苏子元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赵石羽于1933年底，由齐齐哈尔经哈尔滨、扎兰诺尔再由国际交通送到苏联。不久赵石羽到伯力炮校学习，插班二年级，学了一年。接着到基辅坦克机械化学校学了两年。后被派往新疆帮助盛世才组建机械化部队。
第3节 张永兴：甘洒热血祭春秋
秘密情报组
1933年10日，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伯力的秋天，风和日丽，山林尽染，满眼望去五彩斑谰，真是一个美丽的金秋。
突然，在通古斯卡河畔的树林里，窜出一位穿苏军制服的中国青年，只见他拼命地奔跑，不时还回头张望。这时，两名苏联军人从草丛中跃起，拦住他的去路。青年急忙往旁边一闪，顺势跑开，一名苏军士兵扑上来，两人厮打在一起。
“砰！”苏军士兵被击倒在地，青年猫腰钻进了树林。两名苏军士兵气急败坏，端着步枪要射击。忽然，从树林中走出一位佩戴中校军衔的军官，用手势阻止了他们。然后，他对树林里大声喊道：“波波夫，快出来吧，考核结束了。”
片刻，那名年轻人从树林走出来，微笑着用俄语说：“瓦林同志，我的考核成绩如何？”
瓦林竖起大拇指：“很好，可以打满分。”
两名士兵站在一旁有些摸不着头脑，其中一个问：“将军同志，这个人不是逃兵？”
瓦林看了他一眼：“下士，你的责任是巡逻，其他的事就不必管了。”
两个士兵立刻敬礼，向远处走去。
原来，这是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搞的一次业务考核。受训者，是来自中国的张永兴同志。目前他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正在情报部受训，准备以后从事国际情报工作。来到苏联近二个月，他接受了各种特殊训练，代号“波波夫”，很快成了一名优秀的情报战士。
瓦林是情报部的部长，他足智多谋，思维敏捷，特别喜欢中国同志。为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国际情报战士，呕心沥血，尽责尽职，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波波夫，二个月下来，不仅熟悉了专业知识，俄语对话也有长进。”瓦林夸奖道。
“瓦林同志，下一步我该学习什么？”张永兴急不可待地问道。
“当然是无线电技术了，”瓦林说道，“作为情报人员，这是必须掌握的技能。”
张永兴点头，“明白，无线电技术就是情报人员的武器，我愿意认真学习这门技术！”
伯力是个山城，江边有个公园。斯大林大街是最热闹的地方。在伯力有中国领事馆，还有伪满洲国领事馆。情报部要求中国同志一般尽量不要上街，不要随便和不熟悉的人接触。张永兴非常遵守纪律，一直躲在房间内苦练发报技术。
1934年3月，伯力春寒料峭。
张永兴身穿一件军大衣，来到伯力加宁街头102号情报部办公楼。他来到四楼瓦林的宿舍门口，轻轻喊了一声：“报告！”
“进来吧！”里面传来了瓦林粗粗的嗓音。
张永兴推门进来，见瓦林正在削土豆皮，不禁问道：“瓦林同志，你在准备午饭吗？军官食堂难道不开饭了吗？”
瓦林示意他坐下，然后微笑着说：“食堂的伙食太难吃了，不如我自己煮几个土豆，蘸点盐，吃着痛快！”
张永兴坐下来，说道：“想吃中国菜吗？”
瓦林高兴地说：“当然。”他举着土豆，“难道你们也吃这个？”
“当然！”张永兴站了起来，接过土豆走进瓦林的小方厅，打开电炉子，上锅下料，叮叮当当的，半小时后，一锅土豆、萝卜、牛肉（罐头）烩菜端了上来。
瓦林闻了闻，“噢，真香呀！”
张永兴一边盛菜，一边说：“要是加上中国的桂皮、花椒、料酒，就更好吃了。”
“很好，这已经很好了。”瓦林一边吃一边说。
两人边吃边转入正题。
瓦林用勺子舀着盆里的土豆说道：“波波夫，你已掌握了情报人员该掌握的知识，现在应该战斗。快，回到你的祖国去吧！”
张永兴吃着面包说：“我等得这一天很久了。”
瓦林放下勺子，严肃地说：“下个月，你回到满洲，主要负责在齐齐哈尔建立情报站。你的情报站归我直接领导，不要同当地任何组织发生联系。记住，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搜集日本军队在齐齐哈尔地区的分布、调动及有关军事情报。要注意安全，保护自己！”
张永兴凝神细听，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瓦林说完之后，张永兴急忙表示一定完成任务。最后，两人都站了起来紧紧地握了握手。
张永兴好像想起了什么，他问道：“我有个胞弟叫张庆国，可否让他到苏联受训？”
“可以，我相信你，你尽管把他送来吧！”瓦林爽快地答应了张永兴的请求。
瓦林送张永兴到楼外。这时，天空飘下着清雪。张永兴将军大衣领竖起，“请回吧，瓦林同志，我们后会有期。”
瓦林再一次和张永兴握手，并小声地说道：“谢谢你的午饭，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吃一顿美妙的午餐。”
张永兴用力和他握了握手，从瓦林的身上他感到了一种温暖的同志情谊。
4月5日，张永兴乘苏联客轮到天津，然后换乘火车去北平，安置好了家庭后，即出关奔赴北满战场。
张永兴来到了齐齐哈尔，首先住在齐齐哈尔铁路局调度室谭继恕的家里。
谭家独门独院，加之又是伪职员，很少有军警宪特纠缠。
张永兴在谭家躲了两天没出屋。第三天，谭继恕兴冲冲地拎着一个纸包走进来，开口说道：“永兴，都搞到了。看，居住证、良民证。”
张永兴望着带有自己照片的证件，惊奇地说：“老谭，你真有办法，这么快就搞到了。”
谭继恕将油纸包放到桌上打开，里面分别包着猪头肉、花生米。他又从墙角拿出一瓶烧酒倒了两碗摆在桌上，一伸手：“永兴，你在这儿憋了两天，难得痛快，咱们喝两口！”
张永兴端起酒碗：“那好，我借花献佛，敬你一碗，来，干了！”
两个东北汉子豪爽地碰了一下碗，一饮而尽。
张永兴吃着花生米问道：“老谭，你怎么这么有神通，一下子就把两证搞全了？”
谭继恕吃着猪头肉说道：“我的能力有限，是我的一个朋友帮得忙。他叫赵云溪，在龙江县公署工作，自然跟这里的官员熟悉，所以才很快拿下了两证。”
张永兴端起酒碗沉吟片刻，问道：“此人思想倾向如何，能否为我所用？”
谭继恕点点头：“别看他在衙门做事，为人很正直，有民族感。背后也骂日本人。”
“算他一个。”张永兴喝了一口酒，接着问：“还有可靠的人选吗？”
“有哇！”谭继恕说道：“跑咱们这条线的火车司机魏世芳就不错。为人仗义、豪爽，敢做敢当，是我的好兄弟！”
“好，说干就干！”张永兴此刻两眼放光。
8月，张永兴的情报组织已发展了三十多人，其中骨干有：齐齐哈尔铁路局调度室的谭继恕、司机魏世芳、龙江县公署职员赵云溪、 《民生晚报》记者乔两忱、养鸡场业主金万山、陈国华、日军仓库工人李景春、兰岳宣。另外他还派吴奎群在瑗珲三道沟开了一个杂货铺，作为掩护情报员过江的交通点。而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四科也在江对面设了一个联络点，专门接收送来的情报。为了安全起见，张永兴启用了在安东一起从事工运的骨干分子许志岚、陈福绪、蔡秀林从事情报交通工作。
一切布置就绪后，张永兴马不停蹄地开始穿梭在各联络点之间。
一日，他来到龙江县公署找到了赵云溪，两人来到小河边，假装垂钓，开始交换信息。
张永兴望着年轻有为的赵云溪感慨地说：“云溪，你还年轻，今后大有作为。”
赵云溪望着河面，长叹了一口气：“可恨，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张永兴笑了笑：“也不尽然，报国有多种方法。只要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对得起祖国就行。”
“张大哥，你说我能干些什么？”赵云溪问道。
“搜集情报，掌握日伪动态。”
“可我无从下手哇。”
“这很容易。你只要及时关注县长及参事官会议内容和‘取缔反满抗日分子’的材料，就可以从中更深地了解到龙江县内的满军情报，借此掌握日本在此地驻扎部队的数量。”
赵云溪听罢恍然大悟：“噢，原来我们县公署这点事还是很重要的！”
张永兴说道：“记住，我们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为抗日力量服务的。任何时候都要沉着冷静，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情报。”
“那好，明天我把文书手里的文件、档案带回来一批，你看看有没有用。”赵云溪来了精神。
“不行，这样大批量的拿材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记住，一定要不露痕迹地动这些材料。”
赵云溪连连点头：“明白，明白。”
当晚，张永兴回到住处时，谭继恕便赶了回来。他一进门就说：“鬼子刚刚发了两个军列，一列开往海拉尔、一列开往北安。”
张永兴拿出了纸笔：“这两个军列都装些什么？”
谭继恕想了想说：“开往海拉尔那列，装得都是带铁轮子的大炮，大约有一百多门吧！”
“肯定是92步兵山炮。一百门，足够武装一个师用的。”张永兴飞速地记录着。
“开往北安那列，装得都是粮食，大约有100多吨吧。”谭继恕坐下来端起茶缸喝了几口水。
张永兴记录完后，高兴地说：“老谭，你提供的情报非常有价值。这样，我把大家近期搜集的情报一同送到三道沟去。明天，给我安排车次，越快越好。”
“没问题！”谭继恕满有把握地说。
第二天，随着汽笛长鸣，一列开往嫩江的货车驶出了齐齐哈尔车站。
在火车头驾驶室内，张永兴一身工人打扮正和司机魏世芳谈笑风生。
魏世芳一边观看前面的路基，一边对张永兴说：“老张，我这车头里，又热又脏，能行吗？”
张永兴笑着说：“魏师傅，我看这很好。坐车不花钱，还能看风景，多带劲儿！”
魏世芳嘿嘿一笑：“想不到，张先生还很能吃苦。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张永兴说道：“我在安东办了一个平民学校，专门招收贫困人家的子弟，教他们学文化。”
魏世芳问道：“民国二十年，安东四十多家工厂大罢工，你赶上没有？”
张永兴来到他面前小声地说：“魏师傅，那次大罢工，我率学校的二百多名学员参加了！”
魏世芳两眼放光：“有种。张先生，后来怎样？”
张永兴兴奋地说：“胜利了，最后资本家同意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呜——！火车亮着雪亮的车灯在路基上奔驰，隆隆的列车震撼着宁静的夜空。
第二天，张永兴在嫩江站下了车，由前来接应的蔡秀林陪同乘长途车向东进发。
一路经科洛村、石头沟子、塔溪、新民村、三站、二站，到达西岗子，再往前不通车了。张永兴和蔡秀林只好下车雇用了一辆马车，向10里以外的瑷珲村三道沟驶去。
傍晚，张永兴和蔡秀林才到达吴奎群的杂货铺，杂货铺虽然简陋，货品却很全。
吴奎群热情地招待了他们，香烟、罐头、熟食、烧酒摆了一桌。两人大概是饿坏了，立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吴奎群在一旁傻笑着。
深夜，在吴奎群杂货店后院的小仓库里，三人开始研究工作。
张永兴说道：“从齐市到三道沟路途遥远，今后我不能再跑交通了。这个任务就由秀林来完成吧。”张永兴说完看着吴奎群和蔡秀林。
吴奎群说道：“我看行。永兴是个负全责的，不能总出头露面，这段路让小蔡跑行。”
蔡秀林点头说：“没问题，老张你就发话吧，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张永兴拍了拍蔡秀林的肩，“老兄，今后就辛苦你了。”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看让陈福绪在讷河设个联络点，做中转，也省得大家都跑来跑去的。”
“我看这样很好。”吴奎群赞同道。
张永兴掏出了油纸包递给吴奎群，“老吴，这是大家搜集的情报，一定要安全送到江那边去。你有把握吗？”
“又不是一次二次，没问题。”吴奎群接过了油纸包。
“听说，炮艇加紧对江上的封锁，遇到可疑的船只可以开枪开炮。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张永兴关切地说。
吴奎群小声说道：“我早想好对付他们的办法了。我做了一个桦树皮筏子，又轻又小，趁着夜色和芦苇，不用二十分钟就过江了。”
张永兴又问：“送信的人可靠吗？”
吴奎群说：“是我的一个小伙计，十八九岁，鄂伦春人，话不多，但绝对忠诚。”
张永兴又把联络的办法和对苏军情报人员使用的俄语重复了几遍，要吴奎群背熟。
此刻已是三更。江面上传来了日军巡逻艇的马达声，三人急忙吹灯睡觉。
11月，大雪纷飞，东北进入了严寒。
这时，张永兴已找到了一个新住处。在齐齐哈尔市区内仁惠胡同的一个小院里落下脚跟。这个小院由两间瓦房组成，后面还带有一个小仓库，十分便于工作。
一日，乔两忱踏着风雪来到了张永兴的住处，向他汇报了最新了解到的敌人动态。
乔两忱因有《民声晚报》记者的身份，出入一些敏感地区比较方便，所以掌握的情报也较多。他围坐在小铁炉前，用手不住地在炉盖上方摆动，感受炉内的热量。
乔两忱低声道：“伪满军在齐市设立了第三军管区司令部，主要负责黑河、龙江两省的治安、保卫任务。司令官是张文铸。步兵二旅、骑兵二旅、混成三旅分驻齐齐哈尔、黑河、北安、海伦各地。另外还有一个教导队住齐市。”
张永兴用小本子飞快记录着：“还有别的情况吗？比如伪警察方面的。”
乔两忱急忙说：“有，伪警察系统有了变动。分别组建了滨江省警务厅、哈尔滨警察厅、北满特别区警务处、哈尔滨游动警察总队。”
“游动警察总队，这是干什么的？”张永兴问。
乔两忱回答道：“这支警察部队主要负责中东路沿线的治安，配合各线警署的警察警备、讨伐，执行日本人的‘治安肃正’。”
张永兴点了点头又问：“日本人有什么动静？”
乔两忱说：“关东军第14师团开进龙江省，第10师团开进了吉林省，这是两支极具作战能力的部队。据说都受过冬季严寒作战训练。”
张永兴合上小本，高兴地说：“两忱，你的情报极有价值，好好干吧！”
乔两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热水问道：“张先生，我有一事不明，那就是我们在为谁工作？”
张永兴笑了笑：“在为抗日力量工作。”
“究竟是那一派，中共，国民党，还是俄国人？”乔两忱两眼直视张永兴。
张永兴缓缓地说道，“不管为谁工作，我们都是在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只要对国家有利，又何乐而不为呢？再说，有些事知道的太多了，会对你不利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乔两忱摇了摇头：“不懂。我是文人，干事喜欢目的明确。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会对我有什么不利？”
张永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我们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有极度的危险性，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如果我们其中一人被捕，熬不住敌人的酷刑说出了组织的秘密，那么就会有许多人要遭殃。反之，知道得越少，危险就越小，危害就越小。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乔两忱似乎被震动了，他望着张永兴说道：“你是组织的负责人，知道的事情最多。如果你被捕，不是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吗？”
张永兴平静地说：“这个，我想到了。我一人受罪，换来大家的安宁，值得！”
“永兴！”乔两忱两眼闪着泪花抓住张永兴的手说：“你放心，我们都不会做孬种的！”
张永兴望着乔两忱，坚定地说：“我相信！”
12月，齐齐哈尔市郊的日军航空队飞机场建成使用，整天成批次的飞机轰鸣着从齐市上空掠过。
张永兴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提前两个月便派金万山、陈国华将养鸡场开到了飞机场附近。
寒冬腊月，张永兴披着羊皮袄，和金万山、陈国华昼夜潜伏在鸡舍里，注视着日军飞机场的动静，记录着日军飞机每次起落的架次和型号，以及日军飞行员转场的情况。这样，他们终于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1935年春节，正当张永兴在家和家人准备过年的时候，一个年轻人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他抖落身上的积雪，急切地喊了一声：“大哥！”
原来是张永兴的胞弟张庆国。自从去年夏天，张永兴将张庆国送到苏联以后，便没了音讯，如今兄弟相见，分外高兴。
“克兴，你怎么回来了？”张永兴叫着弟弟的原名，心中抑制不住喜悦。
“大哥，我该学的都学会了，你的两个女儿我已妥善安排了。你说，我不回来，呆在老毛子那里，干啥！”张庆国把大衣一脱，坐在了热炕头上，笑嘻嘻地看着他。
张永兴倒了一碗开水递给他，“这么说你现在出徒了。不过我还得去考核你一下，看能不能做我的助手？”
“你考吧，我肯定没问题！”张庆国神秘地拍了拍自己拎的一个大皮箱。
深夜，张永兴兄弟俩，身披大衣躲进冰冷的小仓库里，借着一盏微弱的灯泡，开始组装他们的秘密武器——收发报机。
这一次，张庆国学成归国，主要是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只身潜行数百里，将一部收发报机秘密带进了齐齐哈尔。
午夜，随着滴哒的电波声，张永兴小组的电台终于和伯力情报四科沟通上了。从此，张永兴小组的情报工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935年6月，夏季来临。张永兴小组的工作已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连续向情报四科发报30次。
鉴于齐齐哈尔宪兵队加紧疯狂搜捕爱国志士，张永兴决定中断几天的发报工作。
这些日子，齐齐哈尔街头整日警笛乱叫，囚车呼啸而过，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伪满警察挨家挨户地搜查，个个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一般。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由于这几日无法正常的工作，张永兴兄弟俩锁上家门，双双来到富拉尔基嫩江江畔的一处小窝棚住下，钓鱼野炊，过几天悠闲的生活。
“哥，你看，我的收获不小吧！”张庆国拎着几条鱼走了过来。
“有进步，比上次来强多了。”张永兴翻身坐起，点燃干柴架上的小铁锅，准备熬鲜鱼汤喝。
“哥，”张庆国一边收拾鱼一边说：“我看我们得变一组密码，长期下去会被日本人侦听到的。”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个你在行，你就改密码吧。记住，别忘了通知伯力的同志。”
张永兴已将水烧开，将几尾鲫鱼放到锅里撒上葱姜调料。
“前几天鬼子拉闸断电，试图找出电台的位置。如果电台不变成交直两用的，恐怕容易暴露。”张庆国颇内行地说道。
“要想交直两用，就得装配干电池，”张永兴拨着锅下的木柴，“干电池是特控商品，极难搞到。”张永兴望着火堆出神。
“哥，你不是认识调度室的谭大哥吗？车站上也有电台，我估计他们也配了应急的干电池，不如找他想想办法。”张庆国想出了主意。
张永兴沉思了一会，点点头，“是个办法。不妨试试。”他用勺子搅了搅锅：“味道出来了。我看可以喝汤了。”
第二天，张永兴来到了车站调度室，向谭继恕说出了干电池的事。
谭继恕见四下无人，便小声说道：“庆国的判断不准确。车站有应急发电机，根本用不上干电池。不过，可以想想办法。”
“你是说在货车上打主意？”张永兴心领神会。
谭继恕笑了笑，“听我的消息吧！”
三天以后，谭继恕传来消息，当晚有一列货车，其中一节车厢装有干电池等物品。
说干就干，在夜里10点左右，张永兴和好友许志岚悄悄来到路基旁，准备扒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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