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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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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1949年10月14日结婚，在马略卡群岛度蜜月时怀上了我。
我的父母对两个妹妹琳迪、凡妮莎和我一视同仁，孩子们的意见和父母一样有效。小时候凡妮莎出生前，如果爸妈出去吃饭，他们会用毛毯把我们包在车后座上。琳迪和我静静地眺望夜空，倾听父母笑谈他们的夜生活。我们成长中一直象朋友那样和父母交流，我们懵懂时就参与讨论爸爸手头的案件，争论黄色小说和毒品是否应该合法化。爸爸妈妈常鼓励我们要有自己观点，除非我们主动要求，他们很少说你应该怎么做。
凡妮莎出生前，琳迪和我在伊斯特兹长大，那是一个盖满长春藤、朝向绿色田野、有着白色窗户和白色便门的小村舍。我比琳迪大3岁，比凡妮莎大9岁。小时候家里常常挤满了人，为了收支平衡，妈妈邀请德国和法国学生来我们家学习英语，我们不得不招待他们，帮妈妈准备饭菜、打扫房间，每当我想偷懒时，我就跑过田野去找我的朋友尼克·鲍威尔。
尼克的妈妈会做极其美味的蛋塔，所以我常常偷跑到尼克家，不搭理那些只知道练习口语、让我们纠正发音的德国人。尼克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他寡言少语，一头整齐的黑发，一双黑眼睛。
妈妈总是琢磨着两件事：一是给我们找活干，二是想方设法赚钱。我们从没有过电视机，我想我的父母也未听过收音机。我们家一直团结一心，只要和妈妈在一起，我们就得主动找活儿做，如果我们借口其他事情试图溜号，她就会坚定地告诉我们这是十分自私的行为，因此，形成了我们将他人放在第一位的习惯。
除了和爸爸家的亲戚一同在德文郡的萨尔科姆比度暑假外，我们也去诺福克和妈妈的姐姐克莱尔·霍尔在一起。克莱尔姨妈同妈妈一样是一个小企业主，她被濒临灭绝的威尔士山区绵羊迷住了，为保护它们绝种，她养育了一大群这样的黑色绵羊，成功地使它们从濒危物种名单上消失。然后她开了一家黑绵羊公司，开始卖画有黑绵羊的陶器，这些杯子印着“咩，咩，黑绵羊”的押韵儿歌，卖得相当好；不久，克莱尔姨妈又让村子里所有的女人喜欢上她的黑羊毛披肩和衣服——她一门心思要将“黑绵羊”做成一个品牌，她成功了，40年后，这个品牌仍然还生生不息。
几年后，在维珍音像早期岁月里，我收到了来自克莱尔姨妈的电话：“里奇，你无法相信，我的一头绵羊在唱歌呢！”
一开始，我目瞪口呆，“它唱什么？”我边问边想象一头绵羊在歌唱。
“‘咩，咩，黑绵羊’，当然是这个，”她对我咬牙切齿，“现在我要录唱片，这头绵羊可能不愿意在录音棚里面唱歌，所以你是否能派些录音师来这儿？他们最好快点，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绵羊就会停下……”
那天下午，一群录音师带着移动录音室朝诺福克进发，为克莱尔姨妈的绵羊录音，同时他们还录制了一个由绵羊、鸭子和母鸡合作的唱诗班音乐。这只“咩，咩，黑绵羊”的单曲，我们一发行便登上了排行榜的第4位。
来说说你一生的好朋友尼克吧，我和尼克的友谊不仅基于友爱，而且还包含很强的竞争心，我想在任何事情上都超过他。有年夏天，尼克生日时得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立即
决定带它去进行“河岸赛跑”，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游戏，从山坡上直冲下去，在最后时刻紧急刹车，最后停在河岸边缘。
由于是尼克的自行车，他第一个上。他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刹车，弯成环形，停在距水边仅仅一英尺。尼克通常会尽力刺激我做些更古怪的事情，但是这次他试图阻止我。“你不能比那个刹车做得更好了，”他说，“我的表现非常完美。”
我不这样认为，我决定做一个比尼克更好的刹车，我骑着他的自行车上山，疯狂地踏板，直冲向河里，当我接近河岸时，很明显我已经失控了，没可能停下来，在飞驰中，我模糊地看见尼克张大嘴巴，极度恐惧。我竭力刹车，但是太晚了，一个筋斗掉进水里，自行车沉了下去，我狼狈地爬上岸，尼克在那等我，暴跳如雷。
“你弄丢了我的自行车！那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是那么愤怒，都激动地哭了，他把我又推下水去。
“该死的，你最好找到它，”他叫嚷着。
“我会找到它，”我局促地说，“我会把它钓上来。”
接下来两小时，我潜到河底，在泥巴、水草和石头中四处摸索，试图找到他的新自行车，但是我徒劳无功，尼克坐在河岸上，狠狠盯着我。他有癫痫症，过去我曾看见他发过几次病，现在他愤怒异常，我祈祷怒火别让他再次发病。到最后，当我冷得发抖，几乎不能说话，双手惨白、麻木，被河床上的石头划得鲜血直流时，尼克原谅了我。
“我们回家吧，”他说，“找不到了。”
我们走回家，我努力让他振作起来，“我们会给你买一辆新的。”我向他发誓。当然，我的父母一定很痛苦，因为自行车价值20英镑。
当我们8岁时，尼克和我分开了，因为我被送到温莎公园的斯凯兹利非预备学校读书。
在斯凯兹利非的第一个晚上，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听着宿舍里面其他男孩的鼾声，感到非常孤单、郁闷和害怕，不幸的是，我病了，病来如山倒，我来不及起床去浴室，就直接呕吐在被子上。女舍监被惊醒，却不像妈妈那样有同情心，她责骂我，让我自己清理干净，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羞辱。很显然，父母认为把我送到那里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我对他们只有疑惑和怨恨，对未来的一切深深地恐惧。
爸爸在我这样大的时候也被送到公立小学，爷爷之前也一样，这是我们这种家庭的男孩接受教育的传统方式——学会自立。但是我厌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被送离家庭，并常常暗自发誓决不把我的小孩送到公立小学去，直到他们到了能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年龄。
我是个大麻烦——经常惹麻烦。我8岁还不会读书，事实上我阅读障碍，还是个近视眼，尽管坐在教室最前面，我还是无法看清黑板。直到几个学期后，才有人想到是否该检查我的视力。但即使我能看清，字母和数字对我而言毫无意义。那时阅读障碍看起来不是一种病，或者说尚未得到重视，阅读障碍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听说过阅读障碍症，不能够阅读、书写或者拼写对于同班同学和老师们来说只意味着你要么愚蠢，要么懒惰，而这两者都会让你倍受鞭责——我每周就会被鞭打一到两次。
在我的整个学校生活中，我一直都有阅读障碍。现在，虽然我的拼写有时仍然较差，但是我通过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已经成功地克服了我最大的毛病。或许阅读障碍这个我儿时的痼疾反而让我培养了更好的直觉：当有人送我一份手写的报告时，我不会纠缠于细节，我通过自己的想象力领会所读的东西，并且进一步予以发挥。
我剩存的荣耀是在课堂之外：我擅长体育。很难过高估计在英国公立学校中体育是何等重要。如果你擅长体育，你就是校园英雄：年长的男孩不会欺负你，裁判不在乎你没有通过课业考试。也许是因为体育是我唯一能够胜过别人的地方，我极度渴望在体育中获得成功，每次运动会，我都赢得赛跑和跨栏的一系列奖杯。就在我过11岁生日前，也就是1961年，当我在所有的赛跑项目中都已夺冠后，我决定参加跳远比赛，之前我从未尝试过。我沿着跑道助跑，踏板，起跳，在空中滑翔，在我落到沙坑后，裁判走过来，激动的摇晃我的手：这是一项斯凯兹利非学校的新纪录！在那个夏天，当我上台领取“路德热姆胜利者”奖杯时，我的父母和妹妹们坐在白色帐篷里拼命鼓掌，除了我自己，那个时候谁还在乎我不能拼写？
秋季开学后我参加校际足球对抗赛，当时我已经射入一球，正在盘过后卫，控球，就要射门了，此时后卫追上我，飞身铲球。当他掠过我时，我的大腿被他压在身下，一阵恐怖的尖叫，混乱中我认为他受伤了，瞬间意识到受伤的是自己。他从我身上滚过，我看见我的双腿以惊人的角度扭在一起。父母常教育我以笑容面对痛苦，所以我勉强保持微笑，在我那夹杂痛苦和笑声的尖叫声中，学校女舍监驾车送我到了医院。右膝盖的软骨完全被撕裂，得立刻做了手术。
全身麻醉后我变得毫无知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在街旁的病床上，一个护士正举着药水瓶给我吊点滴，除了我，其他几个病友也都被安放在外面。我以为在做梦，但是护士解释说手术时医院起火了，所有的病人都被疏散到大街上。
医生告诉我，我很长时间内都将不能运动。
“别担心，里奇，”医生走后，妈妈立即冲进房间对我说，“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失去了大腿，但是他打高尔夫、开飞机，什么都难不到，你还打算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吗？”
这次受伤最恶劣的后果是它立马突显出我在功课上的不足，每门功课我都垫底，无论无何也通不过入学考试，只好被送往另外一所学校，它位于苏塞克斯海岸，采用填鸭式的教学。在那里，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只有无穷无尽的功课和眼花缭乱的各种考试。如果你不会拼写、不会加法，或者分不清圆形、正方形，那么方法十分简单：你将被鞭打，直至你学会为止。铁的纪律和背后的累累伤痕让我获得不少教训，即使我有阅读障碍症，但这不是借口，每当我不可避免地做错时，只会招致更多的题目或者一顿好打。我倒更愿意选择被鞭打，因为至少那样快点。
我唯一的安慰是校长18岁的女儿夏洛特喜欢我，我很高兴从所有的男孩中脱颖而出，得到她的青睐。不久我们就在晚上定期约会，每天晚上我爬出宿舍窗户，溜到她的卧室里。一天晚上，当我正从窗户往回爬时，不幸被一个老师看到我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你昨天干了什么？布兰森。”校长问。
我给出的是最糟的答案：“我正从你女儿的房间里出来。”
毫无疑问，我立刻被开除，学校通知我父母第二天接我回去。
那天晚上，无法想到其他逃脱父母怒火的方法，我只好写下一份遗书，说自己无法忍受被开除的耻辱而走上绝路。我在信封上注明得到明天才能打开，但是我又把它交给了一个室友，这小子太爱管闲事，我知道他立刻就会打开看。
很慢、很慢地，我离开了大楼，穿过校园，走到悬崖边，当看见一大群老师和同学开始向我追来时，我故意放慢速度使他们可以赶上，哈，他们把我从悬崖边拽回来，不再开出我了。
奇怪的是父母表现得十分平静，爸爸甚至觉得夏洛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2。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1963…1967）（1）
经过填鸭式的教育和鞭打的洗礼后，我转学到一所大型公立学校——斯托学校，它位于白金汉郡，有超过800的男生。在这里我面临更勘忧的前途：服劳役！这是斯托的古老传统，低年级的男孩要供高年级的男孩差遣，为他们打杂，确切地说，做他们的仆人。欺凌弱小相当普遍，只有你擅长射门或者击出六分，才能逃脱酷刑。但是我的膝伤使我不能从事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我的学业也不好，班级最后一名，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我很快就被孤立了。看起来，父母过去给我设置的所有的训练现在毫无用处。
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每天下午都去那里写小说。坐在这个安全的港湾里，周围是真皮封面的书和大地球仪，远眺着人工湖佩尔，我写下所能想象最香艳、刺激、令人咂舌的色情小说，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的男孩，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参加体育活动，但是他成了午夜牛郎，光荣而又熟练地被学校来自北欧的年轻女舍监诱惑。在我的想象中，女舍监常常蹑手蹑脚地跟着男孩；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无论我梦想出多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艳遇，现实中的斯托没有一个女孩，只有一个年过60的女舍监。
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天马行空地浮想联翩时，我注意到另一个人也是图书馆的常客：乔纳森 ·荷兰·吉姆斯。与绝大多数斯托的男孩相比，乔纳森非常老成、稳重，阅读广泛，对艺术有渊博的知识。他是伦敦人，他妈妈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父母认识许多记者和作家，他也认识许多报刊杂志提到的名人。乔纳森激发了我对报纸的兴趣，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记者。
学期中，学校举行 “加文·麦柯斯维奖”的作文比赛，该奖项是一位作家设置，他是斯托的校友。我立刻放下自己动人心弦的黄色小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参赛——并且得奖了！
加文·麦柯斯维亲自来到斯托学校颁奖，一起来的还有小加文，《观察家报》的战地通讯记者。典礼结束后，他们驾车回到萨里，顺路带我回家，他们是我良师诤友，非常扶持我，即使他们意识到我不是那么需要扶持的，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获奖后，我的英语开始有进步，我一跃而成为全班21名同学中的第3名，但拉丁文我仍排名18，数学、物理和化学依然垫底。“他非常努力，但是无法理解最简单的数学方法，记不住任何提到过的新话题。”期末评价中如是说。
不管学校对我的数字能力多么差评，我对于找机会挣钱颇有兴趣。复活节假期，我决定以妈妈为榜样开始挣钱。当时我家刚从山姆里·格林区的一头——东村搬到另外一头，那儿四处散落着许多谷仓、工棚和一些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计划，他也从约克郡的学校放假回来，我们计划在空地上种下400棵圣诞树，下一个圣诞节前它们会至少长到4英尺高，那时我们就能卖掉它们。尼克和我同意一起做这件事，对半分成。
那个复活节，我们犁地，在农场的土地上播下400棵树种。我们盘算着如果它们都长到6英尺，我们就每棵卖两英镑，这样我们就从5英镑买树种的初始投资上，获利800英镑。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去看这些圣诞树，却发现除了一两个小树枝冒出地面以外，其余的全被野兔子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猎杀了很多兔子，一一剥皮， 1先令一只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屠夫，但是离我们计划中的800英镑还差的远。
圣诞节，尼克弟弟得到的礼物是一只相思鹦鹉，这引发了我另外一个伟大的商业机会：养鹦鹉！我可以整整一年都卖它，而不只是在圣诞节前夜。我计算出它们的售价、会长得多快、饲料花多少钱，并说服爸爸建了一个大鸟舍。
爸爸不情愿地建好了鸟舍，鸟儿长得很快。然而，我高估了当地的需求，即使山姆里·格林区的每个人从我这至少买了两只鸟，我们仍然还有满满一鸟笼。一天，我收到妈妈的信，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老鼠咬烂了鸟笼，鹦鹉都被吃掉了。很多年后，妈妈才向我坦白，她已经受不了每天清洗鸟笼，因此有一天她故意打开鸟笼，所有的鸟都逃走了。
但是，即使所有的这些构想没有赚钱，它们教会了我数学。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在的数字解决现实问题时，数学才对我有意义。只有在计算得种多少棵圣诞树，或者喂多少只鹦鹉时，数字才会变得真切，我才喜欢用它。但在教室里，我仍然是一个数学上的大傻瓜。我曾经作过一次十分可笑的智力测试，我不能对其中任何数学问题集中注意力，人们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智力测试经常是由一些学者凭空想出来的，这些学者对于外界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而我，喜欢做真正的商业计划。
我想我的父母向我慢慢灌输了反叛的性格因子。1967年1月和2月间，我和乔纳森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学校的规定。虽然当时才15岁，我父母教育我自信能改变世界，因此看到斯托学校的管理，我肯定我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规则需要打破，斯托学校拥有的规章制度和军队一样多——在我和乔纳森 ·吉姆斯看来，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是过时的、漫无目标。我和乔纳森尤其地如下规定感到愤怒：当校队在其他学校比赛时，任何一个不参加比赛的人必须去观看比赛。虽然我们可以每天下午去图书馆，却被强迫在每个星期六看校队比赛。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膝伤，我一定能入选校队，这令我倍感沮丧，我写信给校长：“我反对被迫观看比赛，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有人不能够参加校队，他应该有权利利用自己的时间。我知道这严重违反了传统，但是我坚持己见。如果这看球赛的450人不把时间花在看球上，哪怕使用来擦白金汉宫的窗户，他们的收益也一定超过‘观看他人获得什么东西’”。
另外，我试图改变学校的用餐制度：
“我觉得要改善斯托，我们应该首先从社交上着手。许多男生渴望从有趣的谈话获得知识。谈话最好的是时候是在吃饭时，但是在斯托，这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在大堂里面吃饭时，每天都被安排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身旁坐着同一个人。所以，我建议食堂里可以自由选择食物、自由入座，这样不会浪费食物，还可以使你裁减至少一半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务生。”
校长建议我把这些想法登在校刊上，但是我和乔纳森想创建另一份观点新颖的杂志。我们想废除劳役、体罚、强制性的教堂礼拜、看比赛和学拉丁文。所有的这些想法过于“革命”，无法在校刊《死拖人》（《史托人》）上发表，校刊的名字看起来倒是挺适合这些长期受罪的学生。
然后我们同其他有相似规章的中学联系，慢慢地，创办一家校际杂志的想法产生了。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各种名字：《今日》《焦点》《1966》、《摩登不列颠》和《访谈》；写出我想要出版的东西，然后又再计算盈亏，这使我领略到数学包含的趣味。
我从《名人录》上搜集到250名社会名流的名字，在电话簿上找到潜在的广告客户。我也写信给怀特·史密斯（注：英国最负盛名的书籍连锁店，零售网络遍及全世界），问他是否能让我的杂志上架。这样，写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费用均已到位——至少在纸上，我已经写下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
可是相关的数字看起来这项生意实在规模太小，所以我们决心扩大覆盖面，纳入更多的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这样杂志将面向更多的受众，吸引广告客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面向大学生，那么高三学生也会购买；但是如果我们面向高三学生，那么大学生将对此不感兴趣。
我们决定起名为《学生》，因为当时流行谈论“学生势力”，经常有学生静坐和示威，这是个年轻人的时代。妈妈借我4英镑交电话费和邮资，乔纳森的爸爸准备了信纸，印着“《学生》——英国青年的杂志”，顶端伴随一轮旭日东升的logo。我们开始给所有的赞助商和广告客户写信。
《学生》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出口。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我在学校自己的房间里开设办公室，请求校长给我装电话，他断然拒绝了。我只好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但是我很快发现一个有用的招数：如果我告诉接线员投币电话吞了我的钱却断了线，我可以免费再打一次电话，更妙的是接线员听起来像秘书：“布兰森先生找你。”
我列出一张人名名单，亲自与他们一一联系。绝大多数人拒绝为一份还没有出版的杂志付广告费，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找到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法。我打电话给国有威斯敏斯特银行，告诉他们劳埃德家族银行刚刚拿下一整版的广告，他们是否想和劳埃德家族银行一同登广告？我还强调《学生》将是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又打电话给可口可乐公司，告诉他们百事公司刚预定了一个大广告版面，但是反面还是空的；我打电话给《每日电讯报》，问他们想比《每日快报》先还是后做广告。
另外一个伎俩是问一个无伤大雅又难以拒绝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招聘到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人事经理说他们要寻找二流人才。“那么我们正出版的杂志恰恰适合你……”
为了避免接线员切断我的电话，我学会了怎样在5分钟内把所有的事情说完。我的语速开始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感召力。我很早就变声了，没人会想到他们正和一个站在公用电话亭的15岁小鬼通话。我留下在山姆里·格林的地址，写好成打的信件寄给父母，他们请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后寄出。
我的功课越来越差，但却学会如何自己树立信心。如果我再大五六岁，一定会觉得试图替一份由两个才15岁的校园男生主编、尚未面世的杂志招揽广告是无比荒谬的事，但是当时我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假期中，我告诉尼克所有关于《学生》的事情，他同样非常兴奋而且愿意帮我们贩卖杂志并尽力找到发行商。虽然尼克知道《学生》实际上是我和乔纳森的创意，但是他同我们一样对杂志的潜力充满信心。我们15岁了，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
1966年4月之前，我丢下一大堆无法通过的课业，更多地投入到《学生》中去，这让教拉丁文和科学的老师们同样松了口气。
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写成百上千的广告招商信，再焦虑不安地等待回信，但是，直到1967年4月，我们也仍然离发刊日遥遥无期。我和乔纳森已经筹划了1年的时间，所能登载的只是一些校长和老师的支持信和政客们含混不清的许诺，没有任何广告和新闻材料。我拒绝妥协，在1967年4月27日的家信中，我对在复活节中同家人相处时间太短表示歉意：
过去的4周是一个非常好的假期，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不能多呆在家里生气。也许是我不对，但我觉得自己有两个责任：一是对家庭，一是对《学生》杂志。对我而言这不容易，因为任何所做的事情我都想全心全意。我感到自己对《学生》尽了全力，以致无法兼顾其他。我知道想左右兼顾很危险，但我已经决定一直走下去。我现在16岁，但是大多数人16岁时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和我两三年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晚上兜风，白天鬼混。你们16岁时在做什么？射击、钓鱼、游泳，或者和女孩出去玩，或者帮着打理花园。你们16岁时能否预见到世界今天的样子，你们的未来早就被安排好了，可是今天的世界却要求艰苦卓绝的自我奋斗。
你们认为《学生》是我自我中心的产物，可能吧，但是人一生中做什么不是自我中心的呢？它是我生活的开始，如同当年大学对于你们一样。写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反感，但是过去两星期这些话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把它写出来也许更好一点。
我很幸运，能同父母像亲密朋友那样自由交谈，他们亲切地回应了这封信，和我保持开诚布公地交流。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很多朋友早已不再相信父母，而我和父母之间从未感到尴尬或者反叛，他们经常鼓励我放手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他们不赞赏我的项目，也会表达同情和支持。妈妈竭尽所能帮我做《学生》杂志，她给我省吃俭用攒出来的钱，帮我考虑我应该联系的人。有一次当我告诉她我想同大卫·弗罗斯特（英国最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接触时，她花了好几个星期问遍她所有的朋友，谁能认识大卫·弗罗斯特？
终于我们实现了首次突破：我们收到了第一份广告订单——一张250英镑的支票，而且杰拉尔德·斯伽非（著名漫画、动画家，《大力水手》的作者）同意为我们画卡通并接受采访。《学生》终于从我们脑海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变成一份真实的杂志。
另外一件从幻想变成现实的事是“性”。假期里我结识了许多女朋友，最终一次聚会中随着灯光熄灭，所有人都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时，我献出了第一次。
在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一位女孩，我们溜到楼上一个很偏的卧室里。当我们开始做爱时，她不断呻吟，尽力控制呼吸，很显然她有快感，所以我对我的技巧这么好感到非常高兴。我尽情享受，变得同样的兴奋异常，大口大口地喘息，接着我从她身上滚了下来。让我震惊的是，她还在气喘吁吁，当我开始怔怔发呆时，终于意识到她的喘息是另有原因。
“哮喘！”她快透不过气来，惊恐无比地喘息道，“呼吸机！救护车！”
我很高兴我的第一个固定女友十分健康，茹迪是个荷兰“革命者”，在最后一个学期，我邀请她来斯托：她溜入校园，偷偷地在树林中搭起帐篷。在这令人高兴的一星期，我每晚偷偷溜过湖边，来到树林。我们躺在星空下，一边抽大麻，一边谈论我们将改变世界的理想。茹迪疯狂热爱世界政治，她成了《学生》杂志主要的“驻荷兰海外记者”，而且继续写一些有关恐怖分子的有影响的文章。
除了古代历史，我放弃了所有科目，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生》上，我一心想着尽快离开斯托，去伦敦开始记者生涯。
1967年，我17岁，离开斯托的时候，校长对我的临别赠言是：“祝贺你，布兰森！我想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
6个月后，我最后一次收到来自斯托的消息，1968年1月16日，校长写来一封信：“亲爱的布兰森，很高兴看见新闻界对你们首版的好评，创刊号非常吸引人。最诚挚地祝贺你，未来一帆风顺！”
1968年1月，《学生》的创刊。
第二卷
3。商业启蒙（1967…1970）（1）
1967年夏季学期末，乔纳森和我搬入了位于伦敦康纳特广场的他家地下室。我们成功说服著名女演员凡妮莎·里德克雷弗与我们做次访谈。这次访谈是我们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的名人。当名人越来越多，甚至包括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时，要说服广告客户《学生》值得它们登载广告就变得轻而易举。
整个夏天，我和乔纳森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又黑又湿，没什么家具，我们的床是铺在
地板上的床垫。这个地方很快变得十分混乱，扔满了脏咖啡杯和包装纸的碎片。我们经常饿肚子，有时候我们溜上楼搜刮乔纳森父母的冰箱，妈妈偶尔会带着装满食物的大篮子破门而入。
“红十字会的救济来了！”她喊道，“你们两个多久没洗澡了？”
于是我们就在地上狼吞虎咽吃起来。
有一天，她带来了100英镑的现金。妈妈在山姆里？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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