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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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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公开上市是个诱人的选择：可以使维珍筹集资金投资新的事业，可以美化我们的资产平衡表，维珍员工可以认购股票作为福利的一部分；我的脑海中还潜伏着一个想法，利用手上的股份作为现款购买英国最大的唱片公司百代EMI唱片。唐恩对维珍公开上市的前景充满热情，而且他非常乐意成为一家公众关注的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特雷弗和肯并不积极，他们警告说伦敦股票市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地方，我们将拱手让出很多独立自主权；对西蒙而言，它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市场，可以随时出售自己在维珍的股份。总而言之，我排除所有的负面因素，决定上市。作为第一步，前一年特雷弗已经安排了一项不公开的维珍股票选择性认购活动，他的目标是1000万英镑，但是随着英国老牌国际投资银行摩根？格伦费尔公司参与承购得传言四起，最后我们的交易以2500万英镑告终。
股票上市时，金融机构把自己的优先股转化成约15％的普通股，我们又出让了新的股份给外界投资者，筹集了3000万。上市后，我在维珍集团的股份是55％，西蒙是9％，肯、唐恩、罗伯特、特雷弗和其他一些员工共有2％，外界投资者持有34％。维珍每股的销售价格为1。4英镑，照此计算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市值就达到了两亿四千万英镑，当然，这只是公司的一部分，因为伦敦股票市场认为维珍航空、维珍假日、维珍货运和夜总会金融风险太大，不可作为上市的一部分。
尽管一般认为公众公司应该具有稳定、正面的形象下，我的生活仍然和从前一样疯狂。80年代中期，随着维珍航空开通航线，我开始推出自己来为维珍促销。虽然我们没有英航等其他公司那样大的广告预算，但是我发现如果记者们喜欢写有关维珍的故事，那么它们就有可能给维珍树立一个形象。在维珍唱片我们推广的是乐队而不是将维珍作为品牌推出，与之相反，我第一次开始利用自己推广公司和品牌，所以我的名字和维珍品牌开始紧紧联系在一起。
除了从不将我的家庭暴露给新闻界外，我很高兴为提升维珍形象做任何事情，促销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如果戴着护目镜躺在泡沫浴缸里有助于航空公司，我决不反对这样做。
在与新闻界交往中，我最大的失败之一是我参与的一个由劳工部发起的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名叫UK2000，当时的环境部秘书长肯尼思？贝克要求我当这个项目的主席，我的条件是政府给予它无条件的财政承诺，尽可能让它看起来不象政治活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有400万，这看起来是个降低失业率的好方法。UK2000原意是让大量失业人员从事有利于环保的工作，例如打扫市中心城区、建设体育场、清理运河、再建人行道、清除废弃工业用地和植树。我联系了许多慈善机构，比如“地球之友”，他们同意帮忙管理一些项目并同时提供一些他们想做但没有资金和人力做的事情。
在我去希利群岛感谢人们对我横渡大西洋时的支持时，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接下这个活。这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引起了一阵骚动，里面钻出一位《太阳报》的记者，他随身带了一把扫帚。“理查德，”他说，“帮我拿一下，行吗？对，朝这笑一个。”他拍摄了许多照片。直到第二天我都没怎么想这件事，然后我看见《太阳报》的头条上我拿着扫帚傻傻的笑容：“垃圾之王——布兰森”。
从那以后，UK2000被打上了垃圾清扫计划的烙印，无论我怎么努力扭转这种误解，依然徒劳无功，每当他们报道我们的行动，总不忘加上一句“清理垃圾”。UK2000项目三年来，从事它的每个人都失去了信心，因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像捡垃圾的人那样被人嘲笑。这简直是个耻辱，要知道，它能创造出大量的工作机会，可以让英国环境更洁净舒适。
除了UK2000，其他的每件事进行顺利。当我们横渡大西洋回到英国时，全国看起来都对
这个挑战兴致勃勃。撒切尔夫人表示有兴趣看看这艘船，我便请她一起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并设法取得了不受航速限制的批准，当“维珍挑战者号”顺流直下时，塔桥打开闸门欢迎。除了撒切尔夫人，船上还有史汀，我们风光地兜了一圈，开到议会大厦再回航，一路上所有的船只鸣响汽笛，消防队朝空中喷出巨大的水雾向我们致敬，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同我一起站在甲板上，迎风大笑：“我必须承认，我确实喜欢兜风，我喜欢摩托艇。”
我看着她的侧面，她的确非常开心，她的身影在风中坚挺不拔，头发一丝不乱。
就这样，我生活在风口浪尖上，成为风头人物。英国各种各样奇怪的评选，曾经我被投票当选为“英国最佳着装先生”和“最差着装先生”，维珍则被视为是英国最受人尊敬的公司；每天我都得接受报纸的访谈，为大型购物中心剪彩，或者在商学院演讲。一天我头脑发昏，拦住一辆出租车跳进去。
“去哪，老兄？”司机问。
“请去比林斯门。”我说。
当我们要出发时，他从后视镜里好像认识我般奇怪地看着我，然后说，“给我点提示。”
“你知道，”我谦虚地说，“一家唱片公司，一家航空公司，天堂夜总会，唱片店……”
“不，”出租车司机说，“给我点提示。”
“横渡大西洋，”我继续说，“性手枪，乔治男孩，菲尔？柯林斯……”
“对不起，先生，”司机十分困惑地说，“我不知道你嘀咕什么。请告诉我怎么去比林斯门。”
另一次，忙了一夜后，我不得不清早坐出租车去参加一个会议。象往常一样，快迟到了，我才忙着对家里人说再见，拿起文件钻进车后座，开始阅读文件和准备会议。
“哇塞，”出租车司机说，“我认识你。你是那个理查德？布兰森，你有一家唱片公司。”
“对，完全正确。”
“今天我真幸运，”出租车司机继续说，“简直不敢想象布兰森先生上了我的车。虽然现在我知道我是个出租车司机，但是，你知道吗，我也是个音乐家，我确实是，我是一个乐队的鼓手。”
“太棒了，”我强打起精神，觉得很累，希望他闭嘴让我继续看文件。
“现在，你是否介意我为你放一盘我的磁带？今天我很幸运，这种幸运或许也属于你，我会给你带来财富。不过，你看起来有点累，”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你应该聚精会神地把它听完。”
“没关系，现在可以。”
“不行，你看起来太累了。我妈妈就住在附近，你是否介意我带你去那，一起喝杯茶？”
“嗯，我必须去电视台。”我一边说，心一边在下沉。
“她喜欢你，这会让她今天很开心，”他说，“就喝杯茶。”
“好吧，听起来挺吸引人！”我只好让自己迟一把到了。
出租车拐上一条小街，出租车司机说：“我马上放我的磁带给你听。”
出租车在一所小房子外停下，磁带里开始传来熟悉的鼓声，从扬声器里传来歌词：“我能感觉倒它，就在今夜的空中……”
出租车司机跳出车外，给我开门，哈，原来是菲尔？柯林斯。
虽然我们从股市里募集了3000万英镑，但是很快我发现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首先，伦敦股票市场坚持维珍应该任命一些独立董事。有人推荐菲尔？哈里斯爵士，他是一位通过卖地毯白手起家的人；我们也任命了科勃？斯坦哈姆，联合利华的财务总监，一位受尊敬的银行家。但我发现要按照伦敦股票市场坚持采纳的程序行事十分困难，我习惯于同西蒙和肯聊应该签下哪支乐队，维珍召开的董事会很不正式，要么在恶鬼号上，要么在牛津花园里我家中，或者在我们一起度周末时。我们的商业活动不习惯被限制在一个僵硬的会议日程表里，我们必须迅速决定，卷起袖子就干，如果在授权西蒙签下UB40乐队之前要为下一次董事会等上4周，那么我们可能完全失去他们。
我在许多方面同唐恩不一致，尤其是在股息方面。我特别不情愿按照英国传统，派发很大的股息，而宁愿按美国或者日本的传统，把利润重新投资建设自己来增加股价。对我来说，大额股息意味着现金，维珍应该用于投资。我认为，投资者信任地把钱交给维珍，是为了让它增值，而不是让我们给他们的5％，况且这些钱还得抽税40％。
虽然这听起来无足轻重，但是它阐明了我丧失控制权的经历。绝大多数人认为取得上市公司50％股份，就可以控制它，这在理论上正确，但当你得不任命独立董事并把时间花在让股市满意上，你已失去了控制权。以前，我对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十分自信，然而现在维珍，我开始失去自信，对以前那样快速决定的做法感到不安，考虑是否每个决定都应该在董事会上通过，然后留存备案。1987年是维珍公开上市年，也是维珍最没有创造力的时间，我们花了至少一半的时间前往伦敦金融区向基金经理、金融顾问和公关公司解释我们在做什么，而不是说好了就直接执行。
我感到对投资购买维珍股票的人们责任重大，菲尔？柯林斯、迈克？奥德菲尔德和布莱恩？费瑞都购买了股票，我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也将他们积蓄的一部分投给了维珍，我的家人、亲戚、许多于我接触过的人也都购买了股票，特雷弗从我这借了25万英镑购买维珍的股份，虽然他比我更清楚股价走势，我仍然觉得万一股票贬值，我要扛起负责。
我毫不在意股票分析师对维珍的恶评是否重要，也不在乎他们说管理不好，让我震怒的
是，即使西蒙、肯或我说破了嘴，向他们解释——我们超过30％的收入来自以前的专辑，即使没有发行新唱片，仍然会有很多收入，我们还解释在维珍法国40％的收入来自法国本土歌手，而不是乔治男孩或菲尔？柯林斯——这些分析师仍然认为维珍完全依赖我和乔治男孩。虽然西蒙和肯开始带着唱片去参加股票分析师的会议，给他们播放UB40、“人民联盟”和“简单头脑”乐队的音乐，但是他们还是无动于衷。维珍股票从上市时每股1。4英镑下降到1。2英镑，那些排队购买股票人们、维珍的艺人和员工们对我的信任，成为我心中巨大的阴影。
1987年，维珍股票的价格回升到1。4英镑，但再没有飞涨过。我们开始利用我们发行股票筹集来的资金做了两项投资：第一，在美国建立了真正的分公司；第二，开始准备收购索恩集团下属的百代唱片。维珍唱片美国有限公司是一笔不便宜的投资，我们以前就有过教训，这次我们要加大投资。1987年期间，我们在美国成功地发行了4首名列前20名的单曲和一张黄金唱片，虽然美国维珍亏了一些钱，但是它是一项长期投资，我们确信与其把我们最好的艺人授权给美国公司，不如自己去那设立公司。
第二项挑战——收购百代，必须十分小心地进行。我们觉得百代唱片的管理毫无生气，他们有庞大的音乐宝矿，包括甲壳虫乐队，如果好好经营，盈利将非常可观。百代集团整体的估价约在7亿5000万英镑，是维珍的3倍。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同百代的总经理柯林？南门谈谈，私下问他是否愿意把百代音乐卖给我们。
“需要我们一起去吗？”西蒙和肯问。
“这可能太正式，”我说，“我先溜进去和他单独谈谈，如果有兴趣，我们再一起去见他。”
我给柯林爵士打了电话，约好到他曼彻斯特广场的办公室会谈。那儿很安静，我面对着至少20张冷冰冰的面孔，柯林爵士同我握手，往我身后看去，想知道是否有其他人。“只有我，”我说。柯林爵士开始介绍那些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和管理顾问等人。
“我叫理查德？布兰森，”我紧张地笑着做了自我介绍，“我到这的原因是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或许愿意……”我卡住了，对面所有的人伸长脖子对着我，“或许愿意出售你们的子公司百代，对我来说，索恩集团非常庞大，百代音乐也许不是你们最重要的版块。说完了。”周围一片肃静。
“我们对百代很满意，”柯林爵士说，“正在采取方法把它经营为索恩集团的领头羊。”
“好的。”我说，接着站起来，离开了房间。我直接去弗农院见了西蒙和肯，“他们是认真的，认为我是去收购他们，他们实际上已经做好谈判准备了。如果柯林爵士这么忧心忡忡，把他所有的重要角色都带来了，那么显然他们十分脆弱，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予他们重击。”西蒙和肯同意我的意见，特雷弗安排我们去见另一家投资银行塞缪尔？蒙塔古，塞缪尔？蒙塔古银行又把我们介绍给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蒙特雷，建议我们联合投标。因为柯林爵士不愿将百代唱片拆分出来卖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和蒙特雷公司一起整体收购百代集团，然后将它分拆。简言之，蒙特雷公司取得全国录像带出租连锁店，我们取得百代音乐。
我们知道自己上市后第一年的利润会超过以前的两倍，高于3000万英镑（除去在美国新建公司的成本），所以我们计划在10月份公布这个数字，此时我们也会宣布收购索恩百代集团。这个夏天，特雷弗从新斯科舍银行获得贷款一亿英镑，我们开始以每股7英镑的价格慢慢地购买索恩百代集团的股票，把它作为我们这次收购的基础。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股票市场飚升，有关索恩百代集团将被收购的传言四起，我开始担心如果我们将计划拖到10月就太迟了。但是我无能为力，因为我正准备开始另一项挑战——与佩尔？林兹兰德一起计划乘坐热气球飞越大西洋，在我平安回来之前，没有人会认真考虑维珍收购索恩百代集团的事情。
一切是从我完成横渡大西洋后第一天上班接到的一个电话开始的。“有位叫佩尔？林兹兰德的打电话进来，”佩妮说，“他说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建议。” 我拿起电话。“如果你认为用快艇横渡大西洋很不赖，”佩尔？林兹兰德带着拘谨的瑞典口音说，“听听这个，我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飞到三万英尺的高空，我相信它能飞越大西洋。”
我好像听说过佩尔？林兹兰德，他是世界知名的热气球专家，保持着好几项纪录，例如到达最高纬度。佩尔向我解释，没人乘坐热气球飞行过600英里，也没有人乘坐热气球在空中呆过27个小时。为了飞越大西洋，热气球的飞行距离必须超过3000英里，这比以前纪录的5倍还多，所花的时间也是以前纪录的3倍多。
热气球充满了氦气，依赖气囊里的热空气从周围的冷空气中升起，然后带动气球，像齐柏林飞艇一样可以在空中停留好几天。但是热气球的热量失去得特别快，为了加热空气，气球驾驶者依靠燃烧丙烷。在佩尔进行计划之前，热气球运动一直受阻于所需燃料的重量而无法长期留在空中。
佩尔认为我们可以利用3种原理实现梦想，打破纪录。第一，先让热气球上升到三万英尺
的高空沿急流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0英里，这在以前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急流的力量和紊乱会撕碎任何热气球。第二，在白天利用太阳能加热气球，节省燃料，也从来没被试过。第三，由于热气球将飞行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所以飞行员将不能呆在传统的柳条筐内而是飞行舱里。
研究佩尔的建议时，我惊奇地发现这个巨大的可以吞掉皇家艾伯特大厅的怪物真的可以穿越大西洋，所花的时间将远远少于我们4000马力的“大西洋挑战号”。在苦苦思索了和计算了风速、惯性等理论值后，我请佩尔过来，我们碰面时，我指着一堆理论计算数据说：“我无法理解这些科学理论，但是如果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和你一起去。”
“当然可以，”佩尔边说边挺直腰准备回答一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你有孩子吗？”
“有两个。”
“那么好了，”我站起身说，“我加入。但我得先学会如何驾驶飞行。”
后来我才知道曾经有7个人想成为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人，但是他们中的5个都死了。
佩尔带我去西班牙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热气球驾驶速成班，我发现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在地球上盘旋上升，火炉熄灭后的寂静，飘浮的感觉，还有激动人心的全景式视角，这些都立刻征服了我。被我的教练怒骂了一周后，我得到了热气球驾照。我准备好了。
我们在波士顿附近的缅因州找到了一处起飞地点，距海边约100英里以避免海风的影响。我们的两个顾问是领导工程队的汤姆？巴罗和气象学专家鲍勃？莱斯，佩尔估计等我们穿过海岸时，已经在急流上，不再受当地天气影响。大西洋上空的急流，一部分流向北极，另一部分流到亚述群岛后再转回大西洋中部。鲍勃？莱斯告诉我们，要保持路线正确就像“在两个磁极间滚动滚珠轴承”，如果发生燃料用光或者结冰的情况，气球将坠落海上。“当然在飞行舱四周有安全浮袋，会保持浮力。”汤姆？巴罗说。
汤姆在热气球起飞前一天最后重复了一遍危险性：“让这东西着陆就像让没有任何刹车的巨型坦克自由降落。”他最后的警告最为窝心：“现在，我们还在这，但是如果我认为它太危险或者你们的健康有问题，我还是会随时中止这个项目。”
“是否包括精神病呢？”我开玩笑说。
“不，”汤姆说，“这是飞行的先决条件。如果你们不是彻底的疯子，或者怕死怕得要命，那么你就不够格登上热气球。”
我当然怕死怕得要命。
第九卷
17 “我差一点儿就要死了。”（1987…1988）（1）
佩尔和我在起飞前的晚上吃了安眠药。当我们在凌晨两点醒来时，四周一片漆黑，当我们坐车去起飞地点时，看见高耸于树林上的巨大热气球在照明灯下闪闪发亮，周边是银色，球罩是黑色，已充满了气，被锚紧紧地拖住。我们爬进飞行舱，地面工作人员开始做最后的检查。呆在飞行舱内，我们不知道已经出了意外，被弹射上天，一条缆绳缠住了两只丙烷罐；随着热气球上上下下，这条绷紧的缆绳松开了丙烷罐，热气球一冲而上，还拖着两根带沙包的缆绳。当达到一定高度，穿过缅因州海岸向大海飞去时，佩尔爬出飞行舱剪断了最后两
根缆绳。我们朝着发热的朝阳快速前进，在急流中的飞行速度达到了85英里——差不多每小时100英里。10小时后，我们的飞行距离已经超过了900英里，轻松地打破了热气球飞行距离的纪录。鲍勃？莱斯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得保持在两万七千英尺的高空，因为那里风速最快。
第一晚我们遇上了暴风雨，只好下降高度以求平稳一点的气流，但是这里在下雪，我们马上失去了急流的速度。“我们必须上去，”佩尔说。他点燃火炉，我们又重新上升面对糟糕的天气。暴风雨把热气球和飞行舱弄得东倒西歪，就在我们打算再次下降时，气球冲出暴风圈，进入晴朗，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60英里。第二天早上，维珍航空的747型飞机“少女航行者号”飞到我们旁边，它的速度几乎是我们的八倍，我妈妈的声音从电台噼噼啪啪地传来：“快点，理查德，快点！我们要超过你呢！”
7月3日下午2：30，我们飞速穿过爱尔兰海岸，同驾驶快艇相比，这简直是场梦幻之旅。我们在空中飞行了29个小时。惊人的飞行速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还剩3个装满燃料的罐子绑在飞行舱上，在着陆时燃料罐将会爆炸。我们决定超低空飞行把燃料罐扔在空旷的地方，然后再尝试着陆。佩尔停止燃烧丙烷，让热气球下降到低空，当我们下降时，风突然在周围旋转起来，我们直接向地上冲去，以几乎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突然一头栽了下去。我们擦着地面弹跳，所有的燃料罐和无线电天线都撞飞了出去，没了它们，我们又噗嗤冲上天，险些撞上一所房子和一座高压电线铁塔，这儿是爱尔兰的一个小村庄。
没有了燃料罐，我们彻底失去控制，一旦燃料用完，我们就会直坠而下，像一个没有打开降落伞的人，在舱内还有一小罐储备燃料，佩尔立刻把它连到火炉上。“缠住了，”佩尔说，“绳索缠得像团麻花。”热气球圆顶被压了下去，挂在热气球中部的绳索勾住了某样东西而且还在我们头上打了个结。整个热气球自己缠绕的像个毛线球，通气口也被关上，我们无法加热里面的热气，我打开飞行舱门，爬到顶上，取出刀，准备砍断打结的绳索。“快，”佩尔朝我大叫，“我们正在飞速下降。”我终于砍断了绳索，热气球猛转起来，热气球罩张开，我从舱口跳下来时，火炉熊熊燃烧。虽然我们离地面不到300英尺，但是急速增加的热量让我们下坠的速度稳定下来，然后再次上升。
“让我们降落到海滩上，”佩尔说，“我们不能在内陆的任何地方冒险了。”
穿上救生衣和降落伞，把救生筏绑在皮带上，海岸线越来越近，佩尔降低高度，但是地面的风比我们料想的要强，又一次把我们吹向了大海。我们正朝东北飞去，没了飞行舱里的无线电和电力，我们比以前更受风支配。
“抓紧了，”佩尔说，他放出更多的热气以降低我们在乌云中下降的速度。当我们最后钻出这烟雾时，泛着波浪的大海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飞得太快了，错过了海滩。我意识到汤姆？巴罗所说的话的正确性：就像试图停下一辆没有刹车的谢尔曼坦克，我恐惧地看着大海朝我们扑过来。
我们撞上海面，身子整个倾斜，无法站立，佩尔伸出双手，抓住红色的操纵杆，拉下它，切断连接飞行舱和热气球之间的缆绳，理论上说，热气球就会飞走，飞行舱则坠入海中，飘浮在水面上。
然而什么都没发生。“天哪，”佩尔叫嚷着，“导火索熄了。”
热气球带着我们沿爱尔兰海跳上跳下，我再次翻倒，撞上了飞行舱的甲板。
“出去！”佩尔冲我叫，“理查德，我们必须出去。”
佩尔扭下舱门杠杆，随着飞行舱入水，热气球慢了一下，他从舱门爬上去，我随着他冲上梯子，我们抓住钢索，努力在倾斜的飞行舱上保持平衡。热气球歪斜着，一边拖在海中，留下一条冒白色泡沫的尾迹，然后一股大风卷起我们随着热气球离开了海面。佩尔从飞行舱顶一跃而下，跳进了漆黑冰冷的水里，降落的高度看起来至少有100英尺，他真是在自杀。
我犹豫不决，可是没有佩尔的重量，大热气球又飞了起来，飞行舱像个钟摆一样在热气球下荡来荡去，我急忙蹲下，抓住栏杆，看着身下灰色的大海远离了我。已经看不见佩尔，升入乌云，看不见任何东西，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现在我孤身一人，驾驶有史以来最大的热气球向苏格兰飞去，风冰冷刺骨，脚下的海洋结上了冰，我身处浓雾，身边仅有一个小小的紧急燃料罐。
我重新爬进飞行舱，把不同的选择匆匆想了一遍：我可以跳伞落在海上，但在那里可能没有人发现我，我会淹死；我可以继续在空中飞行，试图夜晚着陆，看我是否能幸运地碰上块陆地。我拿起麦克风，电台还是没声音，我同外界已经失去联系。高度计一点点下降，我本能地点燃丙烷，火焰在热气球中腾地起来，气球稳定下来。我呼吸困难，戴上氧气面罩检查了一下高度计：一万两千英尺。白色的浓云笼罩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知道下面就是汹涌澎湃的大海。在佩尔抛弃热气球之前，他曾告诉我没有足够的燃料在天黑之前到达苏格兰，剩下的燃料仅够我飞行一小时，迟早我会再次面对爱尔兰海。
我又想到导火索，或许它们已经切断了连接飞行舱和热气球的5根主要绳索中的一两根甚至三四根，或许仅存的一根绷得太紧，被剩下的重量快拉断了，如果这样，飞行舱将直接坠入海中，我则被撞死，正是这个恐惧让佩尔跳了下去。我加了许多丙烷后，重新爬上飞行舱顶看绳索，周围一片寂静，站在纷乱的白云中，我不由感到强烈的孤独，绳索看来完整无缺，我回到飞行舱。虽然我们已经打破了纪录，但现在我得靠自己决定死亡或幸存。没穿救生衣的佩尔要么死了要么还在努力游泳，我必须联系救援找到他，我必须生还。已经24小时没
有睡觉了，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努力清醒下来，决定升高热气球，这样我可以从飞行舱跳伞。我给火炉扇风，找到笔记本，在封面草草写下：“琼、霍莉和山姆，我爱你们。”
等到高度计显示8000英尺，我爬到外面，一个人在云端，蹲伏在栏杆边向下望去，飞快地考虑各种可能性。如果跳下去，我就只有两分钟好活；如果成功地打开降落伞，我仍然可能淹死在英里。我摸了摸降落伞的开伞索，确认它是否是正确的那根，因为我的阅读障碍症，我经常分不清左右，尤其是对于降落伞，上次我跳伞时，就拉错了开伞索，降落伞从我身上飞走，幸好那次还有几位跳伞运动员在我的周围，所以他们打开了我的备用降落伞。现在我孤身一人在8000英尺的高空，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望着上面的大热气球，我意识到我站在世界上最大的降落伞上，如果能让气球下降，或许我能在即将撞得粉身碎骨的最后一刻跳入海中，现在的燃料能支撑30分钟， “只要我活着，我就仍然可以做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 我告诫自己。我又爬了进去，脱掉降落伞，下定了决心在这几分钟里，可以做任何事情。我抓起一些巧克力，塞进夹克衫口袋，检查是否带了手电筒。
从飞行舱向下面的浓雾瞧去，我试图算出我该什么时候停止燃烧，让热气球可以尽可能慢地撞上海面，什么时候打开通风口，什么时候离开控制设备，爬上飞行舱顶准备最后的一跳。尽管失去了所有的燃料罐，热气球携带的重量仍然约有3吨。
当气球从云层下钻出时，大海就在脚下，我竟然看见皇家空军的直升飞机！我最后点燃丙烷减慢我下降的速度，抓了块红布，爬出舱门，蹲坐在飞行舱顶，向直升飞机驾驶员挥舞着红布。他偶尔会朝我挥挥手，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危机。从边上看下去，大海越来越近，我在飞行舱上四处滑来滑去，想弄清楚风从何处来，然而很难，因为风好像从各处吹来。我最后选择了逆风一边，向下张望，离海面只有50英尺，也就是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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