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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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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防部谋求履行它对纳税人的职责，按当时最低的价格购买钢铁。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钢铁工业的行动可能会使国防费用增加十亿美元。这并不如广泛报道所说的，仅仅是由于钢铁价格的上升——这在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而是由于紧跟着钢铁涨价，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也将提高成本。麦克纳马拉曾作出指示，“为了使钢铁涨价对国防费用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要研究利用代用材料，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向没有涨价的钢铁公司去购买国防生产所需要的钢铁”。
任何一位谨慎的钢铁消费者都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在布劳晋见总统以后，总统召见了麦克纳马拉讨论这个办法。国防部长强调了自己的这种意图，宣布同没有涨价的很小的卢肯斯钢铁公司订立北极星装甲钢板合同。他注意到，美国钢铁公司和卢肯斯钢铁公司是这种高强度钢材的仅有的生产者。总务行政管理局、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也打算作出类似的声明。但这不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足以说服少数没有参加集体行动的公司不去加入涨价的行列，而且等他们一宣布涨价以后，这个武器就完全无用了。事实上，给予卢肯斯钢铁公司的奖励是在这一斗争行将结束时才宣布的。
其次，司法部谋求履行它的执行法律的职责，要着手调查许多公司在完全不同的财务情况下，同时宣布作出一系列同样的涨价——这既非由于成本增加，又非由于需求增加——这是否反映出正常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还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一种共谋或垄断。不论答复是什么，我很怀疑在钢铁工业长期密谋操纵价格的情况下，任何一届政府的任何有自尊心的反托拉斯司竟会袖手旁观。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行业里，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提高价格时深信所有其他公司实际上都会紧紧跟上。联邦贸易委员会曾于1951年命令钢铁工业停止某些垄断行为，这次它也宣布要重新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调查。一位著名的学者称赞总统的行动说：“钢铁工业并非真正是个竞争性的市场，而是一家大公司。”反托拉斯法的一位主要教授写信给我们说：
在严密的垄断组织里，领头定价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是露骨的。它们习惯于共同行动，担心遭受歧视，同时又不存在潜在的新竞争者。……法院行使谢尔曼法的潜在权力……有足够权限……改组钢铁工业的领导成分。
我们并没有试图进行这样的改组。在随后的两年中，当反托拉斯部门控告钢铁工业密谋操纵价格的七份重大的控诉状都成立以后，对肯尼迪兄弟马上召集大陪审团进行调查一事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一个大陪审团于1964年4月就最大的一份控诉状作出了判决。该陪审团是从肯尼迪兄弟组织的上一个陪审团那里取得情报的。
1962年4月，使反托拉斯官员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总经理马丁在布劳宣布涨价前不久发表的一项声明——说这时不是涨价的时刻。但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是首先加入美国钢铁公司一起涨价的。这是一种玩弄阴谋、实施垄断、蓄意欺骗的证据呢，还是象他们自称的那样，是对他们的讲话引用得不正确呢？反托拉斯司有责任予以查明。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正常工作是为政府各个部门调查事实，他们不仅访问了所有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美国钢铁公司的总顾问告诉他们，他和他的同事“太忙了”，当时无暇与他们交谈），而且也访问了采访过伯利恒钢铁公司会议的三个新闻记者（他们都支持自己的报道）。
我为星期四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所草拟的文件中仅包括两个明确的项目：反托拉斯和国防部采购行动。虽然这两个行动都助长了事情的重要性的总的气氛，但两者都没有提供撤销钢铁涨价的措施。出席那天早晨八时五十分的会议的，除总统和我之外，还有罗伯特·肯尼迪先生，戈德堡先生，麦克纳马拉先生，霍奇斯先生，财政部副部长福勒先生，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狄克逊先生，沃尔特·赫勒先生，拉里·奥布赖恩先生以及几个次一级的内阁成员和助理。大体上就是这一批人组成的战略小组在第二天又举行了会议。
看来唯一的其他切实可行的行动将是采取新的立法措施。尽管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很早就支持总统的立场，但总统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途径。他回忆起杜鲁门强制铁路工人复工的倒运的行动，又回顾了一下他前一天早晨的处境，不想仓促行动。钢铁工人工会已履行了他们的义务，总统不想采取同钢铁工业界对抗的行动——例如，对钢铁工业征收关税和国内赋税的建议——因为这将减少钢铁工业的就业人员。正在佛罗里达州休假的财政部长狄龙，则反对目前对拟议中的投资纳税优惠办法和折旧提成改革作任何变动。总统说，如果短期内不能撤销涨价，他将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并不是一项法令。
政府中的所有经济学家将合编一份《钢铁实况》或《钢铁白皮书》，广为分发。我们还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州长对钢铁涨价表示遗憾，并要求地方钢铁界人士不要加入涨价行列。政府发言人奉命参加各种电视访问节目。
在国会上，参议员凯弗维尔已对总统准备战斗的号召表示欢迎，并安排好由他的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进行一次调查。众议院的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两院的小企业委员会，以及其他委员会和个别成员都对总统表示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众议员范·赞特和斯克兰顿电告罗杰·布劳，钢铁涨价“对宾夕法尼亚州，对美国，对自由世界来说，都是错误的”。除了少数可以预料到的例外，全国的社评作者和专栏作家都拒绝支持涨价，而且绝大部分是支持总统的。
那天下午，布劳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是温和的、采取守势的。霍奇斯在答复中进行了猛烈的回击，他斥责有“一小撮人实际上是把美国钢铁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利坚合众国放在第二位的”。他嘲笑了布劳的一种论点，即国外的竞争使涨价成为必要的事，他还驳斥了公司的一种托词，即提高别人的机器成本是美国钢铁公司可以获得足够资金来使其本身机器现代化的唯一办法。
可是当公众继续猛烈抨击时，总统却也在探索私下劝说的途径。在这场战斗初期，他就曾要求他的政府中与企业界有联系的人员——包括霍奇斯、古德曼、赫勒、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福勒、狄龙、戈德堡、鲁萨等人——同那些仍然保持不涨价的钢铁公司、有可能考虑撤销涨价的钢铁公司、与钢铁工业有联系的银行家、钢铁买主和钢铁业的律师等上述几方面人士中他们原有的熟人进行接触。他们不用进行威胁，也不用提出什么引诱办法，而是向他们指明物价稳定和较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并且要在政府和钢铁公司之间建立起可靠的联系渠道。
这一分化瓦解策略的不少希望都寄托在芝加哥的内陆钢铁公司身上。该公司的总经理约瑟夫·布洛克被认为是一个“工业政治家”，在总统的劳资问题咨询委员会任职。布洛克虽在日本，但政府还是连续不断地打电话给内陆钢铁公司的其他行政人员。内陆钢铁公司认识到，制止国际收支和通货膨胀的恶化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认识到政府在帮助获得一个反通货膨胀的劳资协议中应起到作用，于是也认为1962年4月不是提高价格的时候，并于星期五早晨宣布它不涨价。总统立即打电话给另一位朋友，凯泽钢铁公司的埃德加·凯泽，而这个小得多的公司也作了同样的宣布。还有另一家公司，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也宣布，它将来至多仅考虑对某些品种有选择地涨价。
星期五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上，出现了一种乐观的调子。宣布不涨价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时还摇摆不定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大概拥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钢铁生产力，如果它们坚持不涨价，还可能使其拥有的生产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根据他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的经验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放弃那额外的百分之十里边的任何一宗生意。他们就不得不都把价格降低下来。”我们于是一致同意，主要的努力应该是对阿姆科钢铁公司施加影响。
阿瑟·戈德堡没有参加星期五的会议，他到纽约去参加与美国钢铁公司行政人员举行的三次秘密会谈的最后一次。总统在开头的怒火消失后，对向他挑战的公司和钢铁工业都并不记恨。他所寻求的不是报复，而是撤销涨价的问题。那些以比较简单化的阶级冲突观点来看待大企业的人认为，钢铁业故意欺骗了他，应当予以惩罚，而不应当与之谈判。但我自己的信念是，钢铁工业的错误行动——这种错误行动使美国总统误解了钢铁工业的意图，他很迟才知道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而且他们挑选的时间也使总统显得很不好——是缺乏考虑的结果，而不是恶意的产物。要是理查德·尼克松①在白宫掌权的话，钢铁工业的大多数总经理可能多少会审慎一些，因为在1960年他们花了比这一次大得多的代价取得协议后才没有作出让步的。虽然这样，我还是认为，他们的动机主要是基于狭隘的、目光短浅的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
①在1951年的竞选运动中，他们给予尼克松的捐款比给予约翰·肯尼迪的要多二十五倍。
美国钢铁公司与仿效其行动的大多数公司不同，它虽然维持了正常的股息，事实上它的利润却下降了。罗杰·布劳每年的薪金比美国人民付给他们总统的薪金要多好几倍。肯尼迪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诚挚的人，即便多少有些呆板。布劳在钢铁工业界的某些同事很可能抱着“让我们给白宫那个人看看谁是主人”的态度，而总统的反映似乎使布劳和另外一些人真正感到惊讶和关切。
当总统在星期三深夜通过查利·巴特利特渠道获悉也许可以取得一致意见时，他指示他的劳工部长同美国钢铁公司财务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泰森进行商谈。后来，考虑到戈德堡过去曾经是钢铁工业的对头这一点似乎会妨碍该公司屈从，肯尼迪便要求克拉克·克利福德作为一个不在政府任职的公司律师，也代表他参加。在这以前，我们还要求同布劳友好的两个银行家向他指出他的错误行为。受到钢铁工业界尊重的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打电报给布劳，要他撤销涨价的决定。当泰森通过中间人提出他同沃尔特·赫勒的一场电视辩论只会使双方更加强硬时，总统便不要赫勒去参加辩论了。
星期四下午。泰森分别会见了戈德堡和克利福德，与克利福德的会见地点是在华盛顿机场美国钢铁公司的私人飞机上。两次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可是总统得到口信说，布劳希望谈判继续下去。星期五预定举行一次有戈德堡、克利福德、泰森、布劳和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沃辛顿参加的午餐会。
同布劳后来所说的完全相反，戈德堡并没有发动这次谈判，不过他在两天里都强烈地敦促对方撤销涨价的决定和同意任命一个高级的总统审查委员会。戈德堡和克利福德都强调指出，布劳并没有利用很多可以利用的机会把他的意图预先通知总统，因此，这一涨价时间的选择，不管是真是假，看来总象是在要两面派。根据总统的指示，他们提出警告说，钢铁工业与政府之间的气氛有日见阴暗的趋势，对肯尼迪能否制止较为急躁的国会议员采取严厉的立法措施表示怀疑，他们还坚持说，总统可以接受的一项行动，也是唯一的一项行动，就是完全撤销涨价。
可是到星期五举行午餐会时，他们的争论基本上变得没有必要了，钢铁工业中坚持不涨价的公司已经取得了优势，在午餐时，布劳和戈德堡都接到电话，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全国第二家最大的钢铁生产者伯利恒钢铁公司——它是内陆钢铁公司在中西部市场上和凯泽钢铁公司在西海岸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也是国防部的一家主要承包商——已经撤销了涨价的决定。
回到白宫后，伯利恒钢铁公司的通告带来了欢腾。总统当时已经踏上了到卡罗来纳州海岸外检阅大西洋舰队的旅程。他要我首先准备一个简短的声明，代表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主，对那些坚持不涨价的公司表示感谢。其次，他要我同其他合作者确定一下，总统是否有必要发表一项声明。那个星期五下午较晚的时候，当我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通过安迪·哈彻向总统汇报情况时，新闻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从收报机上撕下一张纸片放到了我的面前：
新闻简报——美联社纽约电——美国钢铁公司今天撤销了它星期二提出的钢铁涨价。
自从罗杰·布劳到白宫晋见总统以后，大约过了七十二小时。在这七十二小时中，总统不管是为来访的伊朗国王和王后祝酒，为他的记者招待会和视察作准备，还是在国会议员招待会上作主人和履行十多项其他的职责，他把睡觉以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花费在深思熟虑或采取行动上，力求在这一斗争中，最有效地维护他的目的和政策。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也不能不称赞“行政当局的果断”。国外报纸几乎一致赞扬他的胜利，不过共产党报纸却感到无法解释被垄断资本家控制的政府怎么会制裁了它的一个主子。罗伯特·弗罗斯特高呼道，“哦！他不是个好样儿的吗？他不是显露出爱尔兰人的精神来了吗？”但是他所显示的主要不是他的爱尔兰脾气，不是。华尔街日报。所说的“赤裸裸的强权”，而是有能力动员和集中他所掌握的和可以借重的一切人才与工具，来使他的纲领、他的威望和他的职位不受一次严重的打击。虽然1962年的钢铁事件是约翰·肯尼迪反通货膨胀战斗中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但是他的胜利与其说是同大钢铁公司较量的一次胜利，还不如说是维护美国总统职权的一次胜利。
同企业的关系
象往常一样，总统在胜利中总是宽宏大量的。他立即把注意力转向和解方面。他不许政府的任何发言人扬扬得意，也不许谈论报复。《白皮书》被束之高阁。狄龙和其他人预定要举行的“强硬谈话”的记者招待会取消了。大陪审团是召集了来进行合法和必要的调查的，不是进行威胁的，所以不能解散，可是在司法部长和我参加的一次简短的会议上，总统决定反对在法庭上谋求解散美国钢铁公司的意图，象某些人士向总统强烈建议的那样。总统也不肯支持凯弗维尔的意图，即以藐视罪传讯钢铁工业中不愿透露成本资料的证人。
他花了较长的时间考虑是否要建立一个总统专门小组，就钢铁工业应否提高价格，以及提高多少价格的问题主动提出建议，但是最后认为这更可能损害相互的关系，而不是促进相互的关系，于是放弃了这个主意。他对罗杰·布劳特别想显得宽容，因为他对布劳本无丝毫恶感。几天以后，他邀请布劳到日宫去，此后便经常同他商谈企业界的信心的问题。他还要求布劳负责主持企业理事会里为总统研究国际收支问题的一个谘询委员会。
虽然总统对于自己维护公共利益并没有感到后悔或抱歉，他却利用一切机会来表明：他一般无意干预物价和工资的决定；总的说来，只要考虑到国家利益，自由的劳资谈判和自由竞争就可决定工资和物价，正如在这次事件中最终出现的情况那样；这一工业和这一局势是独特的，它要求作出独特的反应，因为大钢铁公司行动的时机和意义不仅对他的经济政策，而且对他的职务和信用也都提出了挑战；最后，他在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任何个人、任何工业、任何公司或美国国民经济的任何部门都不抱恶感。既然错误已经纠正了，再进行公开的指责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肯尼迪的每一篇和解性的讲话都是口是心非的，肯尼迪的每一项讨人喜欢的行动都是一种威胁。他们笼统地要他反对通货膨胀，但又要他不反对具体项目的涨价。他们要他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不要采取控制海外逃税的办法。他们要他削减津贴，但他们考虑的只是削减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津贴，而不是削减给予船主，造船商，出版商和食糖进口商的联邦津贴。他们要他降低公司所得税，但不要减少投资的纳税优惠。
如果股票市场发生跌价时他保持镇静，他们便说，他对经济衰退漠不关心。一如果他寻求新的反衰退措施，他们就说他是权力狂。如果他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对劳工也同样强硬，他们又说他对私人企业干预太多。如果他按照公正的联邦调解小组建议的解决办法削减了工会为火车司炉工或喷气机机械人员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说这只不过是主持正义。如果协议在航空和宇宙航行空间工业中规定成立一个工会，他们就说这是肯尼迪有偏心。密执安商会的头头说：“不管他干什么，我都表示怀疑。”
“这些反对意见有不少是感情用事的、不合逻辑的、政治性的和不可避免的。带头反对的主要是一些信念、习惯和交游属于共和党或右翼民主党的人。任何进步的总统所能设想出的一切都不能安抚他们。肯尼迪不仅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党人，而且他对收支平衡和市场情况都是外行，他是劳工的朋友——最糟糕的是——他是一个出身于哈佛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而不恰当的评论说：”他攻击赫鲁晓夫、铁托或任何其他敌人，都不象攻击我们自己的钢铁工业界一半这么激烈。“
这些怨气冲天的企业主大多数对具体的指控或建议并不能意见一致。他们谁也讲不出他们要肯尼迪推行什么经济政策。有些人要求在1962年迅速减税，有些人又不同意。总统不顾商会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大胆推行的新的运输计划，要求少管制、多竞争。铁路系统认为这个计划是有利于企业的，而卡车业主则认为是不利于企业的。燃煤和纺织工业赞成投资纳税优惠办法，但反对贸易法案。其他部门则支持贸易法案，而不赞成投资纳税优惠办法。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用的对企业界人士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他们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赞同上述两个法案的，同时又都认为政府对企业界是敌视的。当人们问到，“这种明显的矛盾说明了什么”时，总统说，它表明：“第一、大部分企业主是共和党人；第二、他们认识到了什么是企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在所谓“信任危机”的顶峰时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企业界人士认为肯尼迪是反对企业界的。然而，大部分共和党领袖和报纸却继续认为，企业界是反对肯尼迪的（这一点只有部分是正确的），而肯尼迪则是反对企业界的（这是不真实的）。
道格拉斯·狄龙说：“我认为，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一个总统曾经为企业做过如此之多的重要工作……〔但〕企业界要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认识到这一点。”约翰·肯尼迪对企业界和对劳工界都是同样亲近的。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讨好企业界需要暂停实行关于食品、药物和计时工资这几项法律，放任通货膨胀和逃税，或者取消他对股票交易的改革和取消他对企业界人士所重视的扣除“旅行和娱乐”费用后计税方法的改革，或者“如果为了使他们不骂我们是反对企业界的，我们就应停止执行反托拉斯法，那末我认为我们的事业就完蛋了”。
他比本世纪内以往的任何一个民主党领袖都更加客观、更无偏见地看待私人企业，认为私人企业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建设性的部分。他反复强调，他所希望的经济增长、设备现代化和政府岁入增加，都取决于丰厚的企业利润。在他的任期内，公司利润提高了约百分之四十三，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高些和持久些。在他的任期内，生产增长，设备利用率上升，而企业界的信心也不断有所加强——这些并不是反映在演说和报纸上，而是反映在实际的工厂扩充和投资方面。
为了使企业成本下降和市场繁荣，肯尼迪推行的政策旨在实现节制性的工资要求、竞争性的运输事业、低息信贷、较低的海外关税壁垒、大量的熟练工人、不断扩大的消费者的购买力，以及低税率等等。企业界人士经过一段时期的猜疑和批评以后，发现鼓励投资的纳税优惠办法使购买新设备所得到的好处比等量地减少公司所得税所得到的要多些。他们发现，肯尼迪并不象他的前任，他乐于颁布他们长期以来所寻求的课税中的新的折旧计算办法，他乐于通过把公司所得税减少到百分之五十的水平以下，把政府在他们企业里的地位从高级合伙人降为低级合伙人，并且还乐于减少高工资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和运输执照税等。
肯尼迪政府还有种种其他计划，如提供信贷和其他补助给小企业，给萧条地区或衰退地区的企业主，给银行家、营造商、铁路、出口商、纺织工厂、煤矿、小铅锌矿生产者、木材工业、捕鱼业和许多其他行业。一个致力于“大政府”而不关心私人企业的总统，是不会下令大量削减国家的贮存，出售政府的剩余工厂和设施，也不会允许私人工业对联邦资助的新发明享有专利权，和由私营公司控制新的卫星通讯系统的。关于新的卫星通讯系统法案，尽管它保护政府利益和保证公家参与这个系统而不允许由任何单独一家公司或股东来控制，但是就在企业界许多发言人正攻击肯尼迪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刻，参议院中的自由派人士却把该法案说成是对大企业的让步而阻挠其通过。
许多自由派人士劝告总统，对企业界的抱怨应比较不在乎。在为报刊商业版编辑和发行人专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他的政府是否“对企业界的所谓敌意过分敏感了”，他回答说：“我可以说，我们是——过分敏感的和有所谓敌意的。”但是他也承认，正如凯恩斯在1938年警告过罗斯福那样，企业界和白宫之间保持着极端敌视的气候——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不管多么不正确地认为他们的利润将受到约束，他们的发展将受到干扰——可能会减少他们投资和扩充的愿望，从而对经济、股票市场、国会和选举产生不利的影响。
1962年6月，当对他的攻击在某些方面差不多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时，他要我准备一份文件，分析他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提出改善关系的一切可行的办法。由于反对的意见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因而提出的办法也是如此——因为总统既不打算撤换受到攻击的人员，也不打算改变受到攻击的政策。这份备忘录导致总统于下个月提出，要我主持同内阁成员一起召开的一次讨论会，研究政府在改善关系中应起的作用。
当时发给每个内阁成员的备忘录中，列举了拟提出的一些步骤，其中包括同各部门有来往的企业界人士举行非正式的午餐会和晚餐会，成立正式的企业谘询团体（如国防工业谘询委员会），对企业界组织发表更多的演说，暂时避免发表未经白宫批准的有争议的评论（如霍奇斯关于企业道德的演说和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关于工资…物价机构的演说），同企业界报刊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以及要求执法人员采取一种合理的、不加敌视的态度。政府要派遣高级助理参加企业委员会的所有会议，其他企业组织也同样接待政府的高级发言人，他们所有人都应强调合作的必要性——就象1961年以后他们实际上所做的那样。
同时还打算在全国各城市举行一系列非公开的讨论会，使政府主要发言人和企业界领袖聚在一起交换意见、增进了解。其中在丹佛举行的第一次讨论会十分成功。但竞选运动和古巴导弹危机使这些讨论会未能坚持到底。到1963年初，随着市场繁荣、经济扩展和不久实行的减税，企业界态度方面的不少自私恶劣的气息减退了。
。963年4月，上次斗争一周年的时候——总统怀疑这个日期是否是巧合——惠林钢铁公司带头作了一次幅度较小的有选择性的涨价，当时又出现了短暂的紧张气氛。白宫就钢铁工业的经济状况准备了一些新的备忘录。一些自封的调解人建议举行新的秘密会议。政府官员又通过电话同其他公司进行了联系。内阁会议室里举行了新的讨论经济危机的会议。据新闻界报道，总统仅仅“以最大的关心”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钢铁公司正在等待和观望时，他决定推迟一天启程去度复活节假期。
可是与前一年的情况不一样，这次并没有人故意触犯他的职责，也没有滥用他的信誉。政府内部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辩，总统仅限于发表一个低调的声明，对于象前一年那种普遍的全面涨价表示强烈反对，但他承认：
由于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有选择性的价格调整，调高或调低，这与总的物价稳定和铜价稳定的结构不是不相容的，这是任何健康的经济都有的特征，它和全面涨价是不一样的。可是这篇声明所讲的道理和所提出的警告，使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宣布了幅度更小的、更有选择性的涨价，而惠林钢铁公司和所有其他的生产者又把价格调低到接近于它们的水平，结果使价格平均仅上涨了百分之一多一点。这次涨价只涉及全部钢铁产品的三分之一，而几个月以前有选择的减价，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全面的影响。总之，双方的行动防止了另一次大规模的对抗，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十二个月中政府与企业界之间关系的不断改善。
自从就职以后，他曾经反复谈论着融洽和合作这一主题：“政府和企业决不是天生的敌人，而是必需的同盟者。”
总统除了向主要的企业组织发表演说并专门为企业问题的作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外，还积极主持在白宫为一批批人数不多的企业界领袖举行的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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