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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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确实说服了他们。这篇演说——《时代》杂志说，听上去很象全国制造商协会一个高级人员的演说——很受欢迎（部分原因是演说既没有提出赋税改革的细节，也没有提出赤字大小的细节）。总统自己也变得更起劲了。他开始把减税看作是对付仍然在折磨着他的持续不断的失业的最有力的武器。在会议上，在演说中，在预算、立法计划和国情咨文里，他开始把重心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当他谈到这个法案时，他所谈的主要内容是减税，而不是赋税改革。
　　但是公众一开始对此是漠不关心的。尽管广大的企业界和劳工界表示支持，国会仍然一点也不热心。如果说在前一年夏天经济有衰退的迹象而预算（如同所提出的那样）又是平衡的时候，国会尚且不愿意通过减税法案，那末到了1963年没有衰退的迹象，而预算既比前一年庞大又不是平衡的时候，肯尼迪何以认为他能够提出减税的提议呢？几乎每一个民主党人都有一个较好的降低税率的计划。几乎每一个共和党人都抨击这个预算。几乎每一个院外集团都攻击一项或几项改革方案。1962年的“小”改革法案只限制滥用开支和制裁海外的逃税。它所遇到的困难同新的改革法案所遭到的反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每一个议员所赞同的改革方案堵塞了另一个议员所喜爱的漏洞。减税问题甚至使支持减税法案的人之间也发生了争吵；争吵的问题是究竟让企业界还是让低收入的集团享受这样大的减税份额。国会议员完全乐于把农业、军事和其他政策交给更为内行的委员会成员去研究，而对于赋税改革却毫不踌躇地自认为是内行。
　　共和党人把减税称为“历史上最大的赌博”，并且预测失业人数不会下降。但是由于他们长期以来都谈到要取消政府的严密管制，所以他们不能对总统提出的减税理由进行挑剔，于是他们便对预算问题进行挑剔。我们曾经煞费苦心、但终于成功地削减了预算，以适应上面提到的总统所规定的三项限制。但是埃弗雷特·德克森称它为“难以置信的”，克拉伦斯·坎农称它为“荒谬的”，而查尔斯·哈勒克则说它成了“政府的勇敢谈话的一个笑柄”。总统冷静地强调说，我们不是在预算赤字和预算盈余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种赤字之间进行选择——一种是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和赋税收入迟缓所导致的“浪费和软弱”所造成的，一种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而“建立我们未来的经济力量所造成的”。他说，等充分就业实现以后，我们就不会有赤字了，但是如果把减税推迟到开支的削减数字能与之相等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要一直等到我们的人口停止增长和共产党人停止威胁的时候才行。
　　这时，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加入了这场争吵，写了一封信给哈勒克。他把“庞大的赤字、大手大脚的新开支和大幅度的减税”这种三结合称为“财政上的盲动”，到时候这不会通向“一个充满大好机运的自由国家，而只会造成一个债务重重和财政混乱的大废墟”。他赞成从肯尼迪的预算中削减一百三十亿到一百五十亿美元。这位前任共和党总统在信尾对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领袖说，“容我强调一下，这里所提的意见是毫无党派影响的。”
　　总统没有作出直接的答复。但几星期后，在回答全国报刊编辑的一个问题时，他回顾了他所制订的预算节约措施和预算主要增加部分的必要性，然后毫不带党派影响地补充说：
　　我强烈反对有人谈论的那种大规模削减预算的做法，削减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五十亿美元。我想不出有什么措施会比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了。
　　而且我认为，主张这样做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就是使我们陷入1958年的衰退，并导致1958年的一百二十五亿美元赤字，最大的……黄金和美元外流……以及1960年的衰退等问题的财政金融政策的设计者。而我们希望做得比他们好一些。
　　另一方面，民主党内自由派人士则抱怨赋税改革不够彻底，富有的人和公司将得利大多，改革的时间太迟缓，数额也太少了。劳工发言人比较赞成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公共工程项目，唯恐企业会利用减税所得仅仅去增加自动化。新政人士比较赞成增加公共支出，认为总统的基本前提是与民主党三十年来的哲学相抵触的。
　　狄龙和霍奇斯手头的一些分析资料显示出，这项法案对企业有种种好处——对高收入阶层和公司的减税，再加上前一年给予企业的减税所得。赫勒和劳工部长沃茨手头还有些图表向劳工和自由派人士说明，低收入阶层从减税中获得的好处最大。两种说明都是对的。不过总统强调，使用通常的阶级斗争滥调是不适当的，他的努力不是如何分割经济馅饼，而是如何为大家来扩大这块馅饼。帮助企业增加利润，就导致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消费者增加收入，就导致更多的销售。
　　众议院批准的关键在于拨款委员会主席米尔斯。他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赋税改革，可是在没有衰退的迹象时，他对减税又有些怀疑。总统慢慢地说服了他。开始时，米尔斯同意一个以改革赋税为主要内容的法案，其中略加一些减税措施，以利其通过。在法案提出时，它是一个赋税改革及减税的法案。作证时，它却变成了一个减税及赋税改革法案。而当米尔斯最后向众议院提出该法案时，总统得到的却是一个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法案，附带作了点赋税改革。总统也认为，更多的改革措施是早该实行的，但是这种措施甚至在米尔斯的委员会里都不能获得通过。
　　威尔伯·米尔斯，如同前一年在处理贸易法“小”赋税和其他法案时所证明的那样，是一个极有帮助的伙伴。他为他的同事们所尊重，他对自己的工作有很丰富的知识，并且是一个细心的有计算头脑的人。没有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能够比他更牢固地控制着自己的委员会。1958年他担任拨款委员会主席时提出的第一个法案遭到了失败，他为此感到很窘，从此，这位阿肯色州众议员在没有获悉他的法案会获得通过之前，就决不向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他工作起来总是慢吞吞的，小心谨慎的，深思熟虑的。有时，冗长的听证会和拖延时日使总统恼怒。“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对我说，“英国人也有一个按比例来说比我们更大的减税法案，从准备、提出、通过到付诸实施，目前已在从中得到好处了，可是我们却还在举行什么听证会。”
　　最后，当众议院准备投票表决时，总统再一次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这一次演说稿曾经再三推敲，使其简单明了。有一份草稿是经济专栏作家西尔维亚·波特草拟的，因为总统很赞赏他的文章。文章中插入了若干例证，说明法案将会如何减少一个典型家庭缴纳的税款，而他们节省下来的税款如何又将会用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统喜爱的一些统计数字如；每天应提供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平均每四十四个月就出现一次衰退；六十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将比五十年代多七百万。演说还包括了一些他自己惯用的句子：“我们需要减税，使现在这股势头的动力不致消耗光”：“我们这个国家是整个拱门的拱心石”等等。
　　这次演说获得了成功，这项法案也获得了成功。
　　肯尼迪的赋税法案，最后借助于他的继任人终于制定为法律，这项法律颁布的前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时期，这项法案及其成果已成为约翰·肯尼迪在经济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的坚韧性的纪念碑。对于曾经长期支配这个国家的那些最为顽固的财政上的神话和恐惧心理来说，这座纪念碑标志着对它们的断然的否定。虽然国际收支逆差和保守的国会阻止他过分倚恃民主党惯用的更低的利息率和更高的预算案这种补救办法，但是他还是摆脱了陈规，开创了新的途径，从而打破了战后经济衰退的趋势。虽然我们不能说全国和国会在接受他的法案的同时也完全接受了他的哲学观点，但是他的行动比一代人的演说和讲学更能阐明一度被称为“沉闷的科学”的经济学。
　　在制定这项法案的过程中，肯尼迪自己的思想不久就很起作用。他在一封给加尔布雷恩的信中要求就国际收支方面的一个特别问题提供资料，他要求提供“你认为适当的、尽可能多的技术性细节，而不要受到你在同一个非职业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时可能感到的那种限制”。对此，他还草草地加上一句道：“——但是，在哈佛大学拉斯·尼克松的指导下上过经济学A课程的人，对经济学知道的可也真不少。”
　　不管他在经济学A课程中学了些什么，他在白宫却接受了良好的经济学教育。作为一个具有其他重任的人，他是一个好学生，而就整个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好老师。
　　第十四章　反通货膨胀——钢铁价格的争端（1）
　　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向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群众大声疾呼道：“记住，如果你们希望通货膨胀，希望物价上涨，你们就投我们对手的票。”1961年，许多专家认为，副总统的推论是错误的，不过他的预测倒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设想随着经济的恢复，通货膨胀是肯定无疑的。然而约翰·肯尼迪竟然表明，尼克松的预测也同样是错误的。
　　专家们对肯尼迪并非缺乏信心。他们只不过知道，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物价通常总是上涨——肯尼迪增加国防、空间和反衰退等开支，就会造成据信将引起通货膨胀的那种庞大的预算赤字——民主党人对工农一贯的同情通常会导致较高的工资和粮食价格——民主党人对高利率和紧缩通货的一贯反对也会招致通货膨胀——而且总统无权阻止强有力的工业界和工会采取提高物价和增加工资的措施。他们估计在致力于制止通货膨胀的共和党政府的连续任期内，物价上升了近百分之十，那末又怎么能希望致力于更大的经济增长的民主党人肯尼迪做得更好些呢？
　　但是约翰·肯尼迪却决心要做得更好些。党和历史上的种种先例没有能阻挡他这样做，因为他面临着一场世界性的对美元地位的威胁和经济上的长期萧条，而这种情况在现代也是没有先例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产生了一种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如果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太高，这种危险就决不能避免。如果物价上升得象收入一样快，那末他的整个经济增长的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社会保险、法定最低工资和福利津贴等的领受人用较多的钱购买到的东西不比过去为多，那末这些钱的增加也并不代表什么进展了。如果国防部和其他采购机构不得不多付钱少买东西，那末他想使预算案显得精明节俭的努力，也就注定要失败的了。如果通货膨胀开始螺旋形地上升，他想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长期保持低利息率的努力也就注定是白费的了。而他要帮助那些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领养老金的人、领年金者和其他显然贫困的人——所作的努力将会象他的经济咨文所说的，由于“对这些软弱无力者的冷酷压力”而受到最大的挫折。总之，除非打破这种惯常的通货膨胀，否则他的整个经济计划都会受到损害。
　　他并没有被通货膨胀问题缠住而置其他问题于不顾。他并不重视有些人所说的，通货膨胀对我们的经济比失业问题危害更大；也不重视另一些人的看法，即认为由于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迫在眉睫，所以他们要反对增加开支和减税的一切提议。但是他也不听从人们轻易作出的诱惑人的辩解，甚至包括象。时代》杂志这种保守主义的堡垒的说法在内。这个刊物在1962年6月1日曾经断言，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是不能并存的，“通货膨胀长期以来就是经济繁荣的同路人”，“一个繁荣的、日益增长的经济的代价是，每年'正常'地或有控制地通货膨胀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而'正常'通货膨胀的替代物……是经济停滞或明显的衰退。”
　　他不赞同使经济继续萧条，以便推迟反通货膨胀的斗争。他也不愿意紧缩长期信贷或回避必要的开支，来对付通货膨胀。同时，他也不赞成在和平时期实行管制或者实行管得很紧的经济制度。挑战是明显的，答案却不明确。但挑战一定得予以答复。正如伍德罗·威尔逊倡议建立起一个现代的货币和银行制度，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倡议采用了一套比较现实的预算政策，约翰·肯尼迪也认识到，新的国际收支问题已不允许使通货膨胀的状况继续存在，于是断定，对于在一个自由的、日益发展的经济体制中物价仍不断上涨这个甚至更令人困惑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予以正视的时候了。
　　一旦他承担下了义务，他就不会回避。他同钢铁工业巨头的这场战斗就是同这场通货膨胀作斗争的主要标志和主要转折点。就象他在谈到这场战斗时所说的，“大喊大闹之后不能取得成功是没有意义的。拿总统职务去孤注一掷，然后败下阵来，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他成功了。在肯尼迪政府期间，物价一直是稳定的，其稳定程度在其前任的任期内，或者在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工业国家内都是无与伦比的。在战后从衰退走向复苏的过程中，生产和收入在增加，而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实际上却下降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在肯尼迪就职后三年，批发物价的指数比他就职时要低，而消费物价的指数则比较稳定，比每年2％一3％的正常通货膨胀要低很多。国民产值、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都确实有了创记录的提高，而且也没有因为物价的任何引人注意的上升而有所减少。
　　这一成就虽然部分是由于自1958年以后物价一直都很稳定，部分是由于人力和物力持续有所剩余，加上国外的竞争日益增长，但多少也由于总统的坚强领导。有一个观察家写道，“自从格罗弗·克利夫兰时期以来，一个民主党总统成功地稳定了国内美元的价格，这还是第一次。”
　　这些成就不是通过强加上任何直接控制的办法来取得的，不是通过由政府代企业或劳工来规定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来取得的，也不是在没有给肯尼迪总统同企业界和劳工界的政治关系上造成某种冷淡的情况下取得的。而这就是本章实际所要报道的事情。
　　正如大多数国会议员都赞同通过一些经济措施，只要这些措施是针对着别人的州的，大多数企业界领袖和劳工领袖都反对为了对方的利益使通货膨胀，而不反对为了自身的利益使通货膨胀。总统运用自己职务上的威信和舆论的力量对劳资双方所作的决定施加了压力——他颁布了一些经济方针，使他们只能在这些方针所允许的范围内制订价格和集体议价——而且象肯尼迪1960年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所说的，他认为他的职责应是一个“全国利益的积极维护者，而不是充当互相冲突的私人利益的消极的中间人”。因此，劳资双方不时都对他表示怨恨，这是不足为奇的。
　　沃尔特·赫勒把总统控制工资和物价的办法称作“利用职权施加压力的”办法。肯尼迪的办法不是以任何法令为根据，也没有任何制裁手段予以支持。有一天，他几乎用忌妒的口气评论戴高乐在法国所使用的同上涨的物价作斗争的各种武器和控制办法——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的权力。这种权力使得那种认为欧洲的通货膨胀最终会使我们的国际收支相等的论点变成了问题。但是他试图用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努力去弥补他所缺少的法律授予的权力。
　　肯尼迪所作的努力一部分集中于拟出各种不同的立法提案和行政措施，其中包括向国会提出的有关消费者利益和建立一个消费者特别委员会的第一个总统咨文。政府提出的法案企图降低住房、运输、教育、保健、药物、信贷和其他项目的价格，并且通过加强反托拉斯法、降低关税和刺激小企业等办法来增强竞争能力。司法部反托拉斯事务司以创记录次数的检举起诉特别成功地打击了定价的人，这不仅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而且也制止了其他的不轨行为。有利于“公平交易”或维持转卖价格的法律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至于刺激购买新机器的赋税规定，其目的在于促进较高的生产率，因为这样能够增加利润和工资，而不致抬高物价。
　　但是大部分努力并不是花在立法方面，而是花在运用没有先例的、始终不断的、孜孜不倦的“施加压力的”办法方面——这体现在对劳资双方发出的一般的或特殊的警告中，在总统咨文中、在记者招待会上和发表的演说中，还体现在对劳资双方召开的会议所发表的讲话中、致劳资双方的谈判代表的信件内以及同他们的领袖私下举行的会议上。
　　肯尼迪的智慧大部分表现在两种新的手法上：
　　第一是借助于总统的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它的成员来自工会、企业界和公众。过去，这种三方组成的机构在和平时期一贯总是失败的。这一次却成功了，它保持下来，成为在协调劳资关系和维持工资一物价稳定方面，通向总统和为总统利用的一个有用的渠道。
　　第二是阐明全国的工资一物价指导方针，它是经总统批准在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拟定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中宣布的。这些指导方针是联邦政府提出一项总的标准的第一次尝试，公众可以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工资和物价的增加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这些指导方针强调，不可能制订出十分严格的规章来，它们的基本原则是承认这一事实：即劳资双方应从较大的生产率中获得较大的利益；由于新的技术和机器使每一工人在每一工时内能为雇主生产吏多的产品，这项节约将使利润和工资都可以增加而不至于提高物价，甚至有可能降低物价；另一方面，用提高物价来支付高工资这种办法，只会将负担转嫁到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结果造成了对每个人的利益都有害的通货膨胀。这些方针当具体应用到个别工业部门或公司时，引起的争议比解决的问题还多，不过它们是把公众利益的观念勇敢地注入了过去长期被忽略了的一个领域。
　　1963年，总统在对报刊编辑的谈话中驳斥了这样的见解，即认为有关私人工资一物价问题的决定根本与他无关。他说，如果这些决定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突然罢工，那末根据法律，这就成了他的事情。如果这些决定破坏了国际收支的平衡，那末维持我们海外的驻军也就成为他的事情。他说，“等到事情搞糟了……如果我们再发生一次经济衰退，美国总统就要受到责备，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事情。”
　　劳工关系
　　在他任职期间，这种“施加压力的”办法一直加以使用，并且取得了成功。在肯尼迪的任期内，平均的工资增长率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任何可比时期相比是最低的。这种增长率通常控制在“指导方针”规定的限度之内，并比我们的欧洲贸易竞争对象的工厂中当时的增长率要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工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日子很不好过。生产率的提高使非通货膨胀性的增加工资成为可能的了，同时随着衰退的结束，每周的工作时间又恢复了正常。因此，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第一次提高到每周一百美元，另外美国又增加了二百七十五万以上的男女工人，所以劳工的总收入上升到了创记录的水平。
　　然而，事实仍然表明，大多数工会领袖是听从肯尼迪的劝告的，他们的工资要求都比较适度。在一次对美国汽车工人工会讲话以后，总统对我说，“这部分是出于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因素。上周我到商会去，谈起我们为企业和营利正采取的各项措施——他们并不鼓掌。我到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去，告诫他们必须有所节制，要遵循指导方针，不要提出不合理的工资要求，他们却为每句话喝彩。”
　　这部分是出于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因素。劳工领袖对于一位认为在和平时期可以大幅度增加工资的民主党总统是不太习惯的。他们认识到劳工部长戈德堡有一句话是实在的，即“如果劳资双方都认为肯尼迪政府是偏袒劳工的，那他们就错了”。他们认识到，肯尼迪在竞选运动期间曾强调指出，他的政府将“不是一个企业主的政府，不是一个劳工的政府，也不是一个农场主的政府，而是一个代表全体美国人、并力图为他们服务的政府”，这句话他是说了算数的。但是除了少数显著的例外（以被控告的卡车司机工会头子吉米·霍法为首），大多数劳工领袖都把肯尼迪看作一个朋友——不是偏袒他们，而是庄严地、平等地对待他们的一个朋友。
　　在立法过程中，他们与总统和总统班子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总统在方针政策方面征求他们的意见，还邀请他们到白宫去参加各种会议和典礼。他们的姓名出现在参加国宴的宾客的名单上，并被提名担任劳工部内外委任的职务。一位工会领袖奉派做了大使。另一位被提名为通讯卫星管理局成员，还有一位是住房管理署副署长。一位前劳工事务的律师被任命为国家最高法院法官。巴里·戈德华特曾加以引用的一份商会出版物对下列的情况表示愤慨：肯尼迪政府任用“工会干部及其追随者当政府高级官员在历史上是人数最多的”，该文并列举了商务部、国务院和内政部以及上文所列举过的部门任用工会干部的情况（可是没有提起也被任命为高级官员的企业主的人数）。
　　1963年，总统访问欧洲时曾应劳联一产联主席乔治·米尼的邀请去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随后，他在访问柏林期间便带着米尼一起，接着又带他访问爱尔兰，并把他介绍给爱尔兰各地的朋友。米尼回华盛顿后，始终没有忘记总统的这一姿态。
　　而在总统那方面也总感到同劳工听众相处更为自在一点。1961年12月在寒冷的纽约向全国制造商协会讲话后的第二天，他到阳光明媚的迈阿密去向劳联一产联代表大会发表了演说，在讲话中，他不十分隐讳地评论说，“今天这里的气候比昨天要暖和。”次年5月，在受到美国汽车工人工会极为热烈的欢迎后，他说，“上星期在同商会和美国医学协会主席谈话之后，我开始怀疑我是怎样当选的。现在，我记起来了。”
　　但是劳工和肯尼迪也有他们的分歧。劳工不喜欢工资一物价指导方针，经常抱怨政府在劳工争议中坚持“国家利益”，感到总统过分强调以国际收支作为一种限制，并且仍然要求一个三十五小时的工作周。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劳工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修改塔夫脱一哈特莱劳资关系法。总统也希望修改它。他坚信，在全国发生突然罢工时，除了一道禁令以外，行政部问的武库里应掌握更多的武器，虽然在必要时，他对于行使禁令的权力却是毫不踌躇的。不过他也同样认为，根据他在参议院的经验——劳工慢慢地也会接受他的意见的——因此，在第八十七届或第八十八届国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来只会通过一个更坏的法律。他宁愿利用现行的法律，他固有的权力，以及他自己职务的和劳工部长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有害的罢工次数减少并防止有害的立法。
　　戈德堡部长在这方面的活动——“代表总统”从通用汽车公司的厕所问题到大都会歌剧院的乐师这些劳工争端中提出调解建议——所受到的宣扬，引起人们更多的指责，说政府作了过多的干涉。实际上，劳工部长和总统都不希望劳资双方在所有争端中全向华盛顿要求帮助。他们的原则是，只有在所有其他办法都已用尽，而一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劳资双方仍然距离很远时，他们才采取行动。他们鼓励双方采取新的办法来使劳资和好，更多地利用局外仲裁人和调解人，更多地安排经常的接触和研究（而不是仅仅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以及更为自觉地认识到公众的利益（和公众的焦虑）。
　　可是当所有别的办法都已失败时，总统便认为，在任何一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劳资纠纷中，联邦政府积极地发挥作用是正当的。大都会歌剧院是唯一的例外。当总统接到歌剧院主要演员象蕾茜·史蒂文斯和利昂泰恩·普赖斯的电报后，他要求戈德堡予以干预，他在答复这位部长关于会受到批评的警告时说，“我们一定要冒这个险，美国的资产不仅仅是砖瓦和泥灰。”戈德堡法官后来回想起来说，“我经常被赞扬或批评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劳工部长。可是实际上我只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总统的劳工部长。”
　　这种活跃的精神起了作用。它再一次得到行政部门采取某种创新和主动措施的帮助，这些措施中包括：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一个导弹发射场劳工委员会来避免限制性的立法；总统通过电报或亲自向劳资双方代表发出呼吁俩任劳工部长戈德堡和沃茨以及各种特别部门、委员会和专门小组进行仲裁和调解等等。在肯尼迪执政的年代里，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时数是战后任何三个和平年头中最低的，不到过去比率的一半。当然，公众是知道有纠纷的地区的。但是尽管有几件罢工事件成为头条新闻，和平解决的次数却创造了历史记录。
　　这并不是说，劳工关系到处都是乐观的。在海运业方面，劳工关系继续很混乱；在建筑业方面，则很不安定。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斥责了纽约一个印刷工人工会和飞机机修人员工会的无理要求。一个总统委员会在后一事件中终于成功地取消了某些不讲效率的工作条例——有时称为“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因为他们查明商用喷气机的座舱里用不着四个雇员，只要三个就足够了。
　　当以机器代替人的自动化浪潮席卷全国时，有关工作条例的争端和关于“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的叫喊，势将把劳资谈判中经常出现的经济争端淹没掉。它们还以对劳工和平最严重的破坏行为和来自劳工运动的最难对付的挑战——铁路劳工纠纷——威胁着肯尼迪政府。
　　在肯尼迪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场全国性的铁路罢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其他各行业的劳工和平。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工作条例和劳工使用问题，因为在这一行业中，严格的管辖权限和就业保证是从内燃机时代以前的岁月中就沿袭下来的。
　　代表全国铁路工人的五个工会，在就业人数与会员人数日见减少而内部关系又不断紧张的情况下感到心烦意乱，将近四年来，它们已形成了一道牢固的抵抗阵线，反对自动化所造成的对工作条例的必要修改。这种修改是铁路当局提出的，并且由总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