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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娱乐圈大写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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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时期,李翰祥捧红的明星也为数不少,比如被称为“国联五凤”的江青、汪玲、钮方雨、李登惠、甄珍便是代表,其中,甄珍还曾因主演他执导的《缉萦》,荣获1971年举行的第17届亚洲影展的最佳女主角。
在台湾拍片期间,李翰祥与著名作家李敖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据说李敖极不喜欢李翰祥的电影,或者说只要听见他的影片中的音乐就讨厌,因此李敖几乎不看他的电影。李翰祥知道后吃惊地问:“李敖你这种朋友怎么能交!你不看朋友拍的电影!”李敖说:“现在你知道如何维持友谊了吧?最好你也别看我的书!”
但是李敖后来给李翰祥帮了一回大忙。那是1969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由于种种原因,债务越滚越大。债主是台湾的联邦公司,因为“国联”的影片由“联邦”负责发行,但“联邦”发行每部“国联”的影片,都没有向“国联”结账付款,而李翰祥要不断开拍新片,所以只好先向“联邦”举债。最后“联邦”反倒公开指责李翰祥欠债不还,制造有损李翰祥声誉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李敖挺身而出,为李翰祥打抱不平。李敖在报纸上登出一份启事,历数联邦公司七大违约事实,驳斥“联邦”对李翰祥的恶意攻击。
在台湾,李翰祥不仅在经济上遭到对手的打击,而且在政治上也遭到台湾当局的围剿。1970年8月31日,台湾官方授意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举了李翰祥八大罪状:一、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二、翻版中共影片隔海对唱;三、港台走私兼营春宫电影;四、不贴印花逃漏税金千万;五、负债千万依然挥霍无度;六、香港购买二栋豪华公寓;七、却向政府求援巨款养债;八、有关机关包庇不法特权。
有趣的是,台湾当局还于1970年7月公布了一名姓刘的国民党员的检举信,该信中说:“李翰祥不仅联络‘文星’人物,安插‘文星’干部,推行‘文星’思想,且发现李思想不纯,行为不正,人格卑鄙,品德低下,专以香港侨民特殊身份,诈骗政府,诈骗同业,将资金转入香港,将债台筑于台湾……李翰祥在思想上素有共匪毒素,由来已久,过去所导《七仙女》、《状元及第》,目前所导《四季花开》(《花为媒》),均为共匪极力提倡之地方戏曲,其原声带系由香港某公司购回台湾,翻版重拍,与共匪隔海对唱,无异直接推行共匪文宣政策。”检举信中还说:“近一年来,李翰祥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并推崇李敖,说老头(指蒋介石)过去不用张学良所以大陆失守,现在不用李敖,台湾一定垮台等语。”最后,还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
这以后,李敖被捕了,李翰祥家中也被秘密装上窃听器,并多次被台湾警方传讯。遭受一系列迫害之后,李翰祥对台湾当局冷了心,后来离开台湾再也不想返回。
事实上,李翰祥在台湾“国联”期间,有几部片子是相当投合台湾当局趣味的,比如替官方拍的《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的《缉萦》等。
离开台湾后,国民党当局要拍《英烈千秋》,“中影”的梅长龄恳请李翰祥执导,并承诺保证他的安全,李翰祥却反问说:“可是,梅先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
1972年,李翰祥的国联影业公司因不可逆转的经济危机而宣告倒闭,前后历时八年。
谈到“国联”失败的原因,李翰祥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自己不擅经营,二是用人不当。谈到“用人不当”,李翰祥气恨有加,追悔莫及。李翰祥自组“国联”去台湾时,带上了两个心腹红人,外加两个女明星。心腹红人一个是朱牧,任“国联”副总经理,一个是郭清江,任部门经理。两个女明星,一个是江青,一个是汪玲。据说,朱、郭二人给“国联”帮了不少倒忙,而到“国联”后期,朱牧带着江青加入了“国泰”,郭清江则拉走汪玲自组公司。
1972年1月,李翰祥重返“邵氏”。
当时,香港影业界出了一件大事,邹文怀已离开“邵氏”,创立“嘉禾”,而且邹文怀已经拢住超级功夫明星李小龙,公司风头正劲。据说,“嘉禾”曾拉李翰祥入伙,但被拒绝了,他情愿回“邵氏”打工。
当时,张彻作为“邵氏”的头牌导演,很有一点目空一切的意思。
其实,张彻与李翰祥之间有过一段恩怨。早期,李翰祥在“邵氏”惟我独尊,而张彻不过是个喜欢在报纸上发议论的文人,偶尔也给“邵氏”写写剧本。有一次,邹文怀交给李翰祥一个名叫《一毫钱》的剧本,说明是张彻的得意之作,公司准备由李翰祥执导。李翰祥随手翻了翻剧本,丢还给邹文怀,嚷道:“这也叫剧本?乱七八糟!”扭头就走。此举对于当时的张彻不光是个沉重的打击,还给他的前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张彻不服,每天在《新生晚报》上写文章,对李翰祥进行抨击,李翰祥当然不示弱,也在报上登文章回击对方。
不过这是过去了十多年的事情,虽说李、张二人都是才高气傲的主儿,但这点过节未必会影响他们共事一主。但方逸华这样做,不能说没有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互相掣肘的意思。
李翰祥重返“邵氏”的第一部电影是《大军阀》。该片是综合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一部讽刺喜剧片。有了剧本,便开始物色演员。事实上,该剧开镜七八天了(先拍女配角胡锦的戏),男主角“大军阀”还没有找到。找来找去,结果还是李翰祥独具慧眼,发现了日后成为搞笑片大明星的许冠文。
李翰祥是从电视上发现许冠文的。当时,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在无线电视台主持一个名叫“双星报喜”的搞笑节目。李翰祥觉得许冠文“装龙像龙,装虎像虎,眼不大而有神,两只单眼皮很有乡土气息,略微一眨,不必说什么、演什么,就令人打心眼里想笑”。于是立即向邵逸夫建议起用许冠文。
邵逸夫开始不同意,李翰祥说了一大堆的理由,特别强调了许冠文具有“冷面滑稽”的特质。邵逸夫有所认同,但还是不放心,表示要召集“邵氏”高层开个会。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坚决反对。李翰祥也没有办法了,但也不积极另谋人选。他就这样先拍些次要镜头,让片期一拖再拖。时间就是金钱,邵逸夫着急了,终于对李翰祥说:“依你吧,用许冠文好了。”
李翰祥用37天时间,拍完了《大军阀》。上映后,票房逼近400万港元大关。这部影片在1973年的亚洲影展上,获得“幽默滑稽片导演奖”。《大军阀》使许冠文脱颖而出,成为香港影坛的一匹“黑马”。
但此后“邵氏”没有能留住许冠文。原因是有一天,许冠文拿着一个名叫《鬼马双星》的剧本,对邵逸夫说:“六叔,请你出资30万,我们共同投资合拍这部戏,利润大家平分怎样?”
邵逸夫从来不喜欢听这种话,在“邵氏”他是一家之主,谁提供好剧本他都欢迎,谈什么合资他就很恼火。“你许冠文刚在我手下有了点名气,就想跟我并排坐,吃果果了。”他冷冷地想着,翻了一阵剧本,说:“冠文,恕我直言,剧本写得太差,我不能投资。”就这样,许冠文一气之下离开“邵氏”,与邹文怀的“嘉禾”合作。
“嘉禾”将《鬼马双星》搬上银幕,结果创下香港影坛史无前例的830万港元的票房纪录。对这件事,李翰祥没有公开发表什么言论,但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邵逸夫一边的。
此后,李翰祥在“邵氏”的另一部代表作是1977年执导的《金玉良缘红楼梦》。该片由林青霞反串贾宝玉,张艾嘉演林黛玉。
这一年,香港影坛竞相争拍《红楼梦》,形成五片打擂台的局面,除了《金玉良缘红楼梦》外,还有《新红楼梦》、《红楼春梦》、《红楼梦醒》、《红楼春上春》,但李翰祥的《金玉良缘红楼梦》却独占鳌头,名列1977年“香港十大卖座电影”之中,并获得第24届亚洲影展最佳服装设计奖。
1982年9月,李翰祥在澳门名流何贤的资助下,带了一班人马,首次回内地拍片。这是他时隔34年重返内地。当时,港台两地大量舆论指责他“晚节不保”、“是个叛逆”。
的确,作为一个非左派公司的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是第一个回内地拍电影的。他和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合拍的首批影片,原定5部,包括《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同治中兴》、《变法维新》和《八国联军》,但后来只拍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均由内地演员刘晓庆和香港演员梁家辉主演)。
李翰祥对古装片情有独钟,也历来重视剧本。为了拍好这两部电影,他先后请了三位剧作家编写文学剧本,然后自己在北京饭店闭门谢客,亲自动笔修改。这两部电影上映后,其中一部获得我国文化部颁发的“1983年优秀影片特别奖”。在香港第3届电影金像奖评选中,《垂帘听政》被评为“十大华语片”的第二名,同时还获得一系列奖项。
1994年,李翰祥拍了一部《情人的情人》,票房只有80万港元,是他从影以来的最低点,因此招来“江郎才尽”的讥讽。
也许是为了再次证明什么,1996年,他以70高龄之躯,投入拍摄40集电视连续剧《火烧阿房宫》,结果由于劳累过度,大病突发,于12月17日死在拍摄现场。
李翰祥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自己从影以来的“几起几落”。他说:“我导的第一部古装片《貂蝉》,在亚洲影展得了导演奖之后,由菲律宾返回香港的时候,邵氏公司的全体同仁几乎倾巢而出,到机场去欢迎,我们一下飞机,万头攒动地把我和六老板(邵逸夫)挤在中间,忽然一下子被几位手足,把我和六老板举在半空,所以我们只好在一片欢呼声中,骑着马出了机场……那以后,我在影界红透了半边天,在片厂走路都前呼后拥地跟了一大群,人没到,声先闻,开路先锋老早跑到前站通风报信:”李导演来了,李导演来了!‘接着,别人在迎合观众口味拍血腥的武打商业片,我仍一意孤行,坚持己见,和市场背道而驰,拍一些如《冬暖》、《破晓时分》一类的文艺片。这两部影片公映后,评论是上上,而票房则是下下,使投资者血本无归。当时以票房过100万才算大导,所以我改变初衷,马上拍了一系列骗术影片,接着又拍了《大军阀》、《风月奇谭》、《风花雪月》等喜剧,使香港的年轻人至今都以为我只是个风月大导。于是我在港台的影坛上又风生水起,一时献荣献媚的,叩头的,送礼的,不一而足。没几年我导的影片,票房纪录又渐渐低落了,人们的脸色也一如寒暑表一样下跌了,甚至又有人和我面对面也视同陌路了。等到我在大陆拍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在香港都过了千万纪录,于是马上觉得影界的人情又热了起来。“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李翰祥激愤地写道:“所以,你在这个圈子里,还要求什么人情的话,那你就是白痴,不必骂他妈的,更不要念百家姓、三字经!”
第五章 才华横溢的新锐导演
导演是明星中的明星。吴宇森、徐克和许鞍华则是当前香港影坛最活跃最有特色的导演,特别是吴宇森,在电影市场低迷时期,他以大型动作片打入美国好莱坞,使洋人再也不敢小看香港电影;而许鞍华等人则在个人性与商业性相结合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新浪潮”主将许鞍华许鞍华生于1947年5月23日,原籍辽宁省鞍山市,所以起名“鞍华”。未满周岁时,她随父母迁居澳门,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青年时期,许鞍华考入香港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攻读硕士学位,同时兼任助教。1972年,她在获得学位的同时还得到了一笔奖学金,于是带着这笔钱飞赴英国,进入伦敦电影学院学习电影课程。
1975年学成回港,她先后任职于无线电视台和香港电台电视部等机构,因执导过廉政公署的片集而深受知识界的欣赏。她还曾到东南亚与墨西哥拍过纪录片。1979年,许鞍华转入电影界,为香港比高电影有限公司执导了自己的处女作《疯劫》,在港台影坛引起较大反响。
《疯劫》取材于发生在香港龙虎山的一件真实的凶杀案,经过艺术加工,表现得极具悬念。故事是这样的:一日,龙虎山发现一男一女双尸案,经家属匆匆辨认,死者为青年医生阮士卓(万梓良饰)及其未婚妻李纨(赵雅芝饰)。警方怀疑凶犯为住在山区附近的阿傻(徐少强饰),但阿傻逃过了警方的拘捕。此后不久,李母家中经常“闹鬼”,丢失食品和衣物,引起李纨生前好友——女护士连正明(张艾嘉饰)的注意。一夜,连正明发现李家有神秘人物出现,同时又在李纨遗留的红棉袄中发现李纨的验孕报告,遂有所怀疑。她回忆起阮士卓生前爱情并不专一,除李纨外,还与风尘女子梅小姬(李海淑饰)关系密切,便前往澳门调查梅小姬下落,发现梅小姬不知所终。于是她通过在验尸部工作的朋友取得女尸的检验报告,细细对证之下,才明白双尸案的女死者不是李纨,而是梅小姬。于是她多方寻找,终于发现了李纨的行踪,并在凶杀现场与她相遇。这时的李纨已失常性,欲杀连正明。一直在旁窥视的阿傻见此情况忆起凶案发生当日阮、李、梅三人冲突的情况(梅小姬杀死阮士卓,李纨失手杀死梅小姬),凶性大发。混乱纠缠中,李纨昏死过去,傻母取出菜刀,替李纨剖腹取子,诞生了新的生命……有文章认为,《疯劫》是香港电影中最杰出的一部“惊悚片”,不但情节扑朔迷离,伏线前后呼应,而且弥漫着一种迷离飘忽的气氛。在拍摄《疯劫》时,许鞍华对电影的叙事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打破了情节片的单一视点(即故事叙述者的视点)的结构,在以客观视点为主的结构中穿插入大量的主观视点(包括观众以为已经被杀的李纨的视点),而且中间的转换没有什么清楚的过渡,造成悬疑震慑的艺术效果。
许鞍华的第二部电影,是1980年拍摄的《撞到正》(又名叫《小姐撞到鬼》)。这是一部恐怖喜剧,描写一个小戏班到乡下地方演出时,遇到一些被无辜毒死的鬼魂,它们既想报仇,又想从活人中找替身,因而闹出一系列“鬼上身”的恐怖搞笑事件。该片导演手法灵活,特别是那些科幻片式的特技效果,给人以相当有趣的新奇感。
从《疯劫》到《撞到正》,是许鞍华电影创作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她主要着意于技巧的追求,对电影的叙事模式和手法进行大胆探索,有时甚至到了为技巧而技巧的地步。
在香港电台电视部工作时,许鞍华曾经拍摄过三部一小时的电视影片《狮子山下》,其中的一部名为《来客》,反映逃到香港的越南难民的生活。
拍摄前和拍摄过程中,许鞍华深入到这些越南难民中去搜集资料,和他们混得很熟。难民们很信任她,无条件地把自己的真实故事讲给她听,使她非常感动。她写了个影片的故事大纲,拿着它到处兜售,希望制片公司能够投资拍片,但遭到了一些制片公司的拒绝,有的担心故事太复杂,有的担心成本太高,有的担心不卖座。但她并不气馁,终于获得了支持。不过,制片公司有个条件,拍片成本不能太高。为了能够拍片,许鞍华作了让步,把故事中涉及的美国外景改成了菲律宾,并且把重点放在内景和颜色方面,终于搞出了她的第三部影片,即表现越南难民命运的《胡越的故事》。
《胡越的故事》完成于1981年,这是许鞍华电影创作的转折点,显示了她从着力于形式主义的探索而转向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学的回归。
人的命运是《胡越的故事》所着力表现的主题。影片以平实的手法描写了华裔越南难民胡越(周润发饰)的苦难经历,他随着汹涌的难民潮漂泊到了香港,在难民营中不顾一切地挣扎求存。后来,他认识了同是从越南来的少女沈青(钟楚红饰),彼此倾慕,计划利用假护照一起取道菲律宾前往美国唐人街生活。但到菲律宾后,沈青却失踪,被“蛇头”卖到马尼拉唐人街的妓院。胡越追到马尼拉,为了赚钱赎回沈青,不得不替唐人街的黑社会头目当职业杀手,过着冷血虐杀的生活。在失去利用价值之后,黑社会的头目布下陷阱,将胡越出卖给菲律宾警方。经过一场激烈的枪战,胡越自己虽然脱险,但女友沈青却不幸被杀。胡越悲愤交加,潜回黑社会头目的住处报仇雪恨,然后划着小木船徐徐出海,继续过他漂泊的生活……《胡越的故事》的后半部拍得较粗,不太讲究细节,曾经引起非议。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却是人们共同肯定的,那就是这部影片突破了70年代至80年代初香港电影创作题材的狭隘局限,第一次道出了东南亚华裔难民在海外的命运与波折,为香港影坛带来了新的震撼。在1982年举办的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活动中,《胡越的故事》获得很高评价,列入“十大华语片”的第二位。
1982年,许鞍华创作出了后来被称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又一部经典之作”的《投奔怒海》(青鸟影业公司出品)。
影片取材于70年代中期越南南方的那场大变革。主角芥川汐见(林子祥饰)是个日本记者,在越南南方解放时曾经热心地报道过那里的一切,但在几年后重返旧地时,看到的却是一个个辛酸的故事。最后,他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摄影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越南少女琴娘(马斯晨饰)和她的弟弟逃亡。琴娘登上逃往大海的渔船,却不知芥川的生死,只是一片惘然及悲愤地面对着大海……按照《投奔怒海》的剧情,影片本应去越南拍摄,但由于环境不允许,许鞍华便选择了风景和气候都与越南相似的海南岛作为外景地。当时,作出这样的决定需要极大的胆略和勇气,因为,香港电影的重要市场之一在台湾,而台湾有关当局又明令规定,凡是回大陆拍片的香港导演或演员,其所有影片一律禁止在台湾上映。但许鞍华并不理会这一切,她说,“我要追求我想追求的东西”,“为了把片子拍好,我们愿意冒险”。
从1981年12月底开始,许鞍华带着摄影师、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海南岛上奋战了四个多月。无论是对于演员的表演还是景物的拍摄,她都力求“尽量真实”。例如影片中有个叫阿乐的角色在垃圾场上被手榴弹炸死,但拍摄时找不到合适的场地,许鞍华便动用人力和车辆,拉了六车垃圾和三车铁皮罐头去作人工布置,制造出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投奔怒海》的拍摄,再次显示了许鞍华的艺术创造力。影片的结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情节发展层次分明,步步深入,注重人物形象塑造,感情刻划细腻含蓄。但同时,许鞍华又赋予其新的特色,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让一些次要人物突然出来喃喃自语地说一段与情节发展毫无关系的话语,不但丰富了整部影片的内容,也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性,而影片中那些静止的长镜头,则透出了冷峻的古典美。
《投奔怒海》上映后,轰动香港影坛,创下了1500多万港元的票房纪录。在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评选中,《投奔怒海》不但荣列当年“十大华语片”的第一名,而且获得了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戴安平)、最佳美术奖(区丁平)和最有前途新人奖(马斯晨)。许鞍华本人则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此后,许鞍华相继执导了《倾城之恋》(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书剑恩仇录》(根据金庸小说改编)、《今夜星光灿烂》和《客途秋恨》。
这些影片题材各异,手法有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许鞍华都在刻意追求新的内涵,追求自己和别人作品所未曾表现过的东西,那就是七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创作中所缺乏的历史感。
1990年完成的《客途秋恨》(台湾高仕公司、中影公司联合出品),可算是这一探求的代表作。有人把这部影片看作是许鞍华的自传,许鞍华本人却不这样认为。她说:“我觉得看戏的人不会介意什么是真事,什么是假事,真假又怎样?不可能因此而使影片好看些……”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描写母女感情的影片,但实际上,其思想内涵远比这丰富得多。影片叙述一位从香港去英国念硕士学位的女学生晓恩(张曼玉饰)的一段生活经历,贯穿着她对童年时代的不断的回忆,尤其是她与母亲(陆小芬饰)的隔膜和对抗,其时空从20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经过50年代直至70年代末,以纵览式的方法来描绘历史的变迁,寄托复杂微妙的内涵。晓恩的母亲葵子是个日本人,日本宣布投降后,为了报恩,葵子在中国的东北与晓恩的父亲结了婚。不久,葵子随丈夫搬到陌生的澳门,丈夫去香港工作,自己只好带着女儿在澳门面对着冷漠的公婆。晓恩的祖父母因为不能忘怀日本侵略中国的痛苦而对这个东洋媳妇冷眼相待,再加上语言和习俗相异,因而显得格格不入。晓恩从小深受祖父母的溺爱,站在祖父母的一边,自然形成了和母亲的隔膜和对抗。母女怨结的化解,则是在70年代晓恩赴英留学归港后,随母去日本探亲,终于明白了母亲过去三十多年来因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所形成的孤独性格和落寞情绪。
《客途秋恨》的最突出之处,是许鞍华摈弃了自己过去惯用的注重情节的戏剧化处理而转向追求“拍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许鞍华曾经十分坦率地说过:“如果我拍我自己喜欢的电影,一定不卖钱。”同时,她又非常精明地认为,“我们的社会背景和欧洲不同,观众的文化程度也不同。对我而言,老板要求片子赚钱不是坏事,我个人一定尽力先拍赚钱的片子。赚了钱之后,有了余力,才能奢谈理想。”她还认为,“要平衡观众的要求和导演的个人意向,其实有时是可以达到的,但要靠运气”。
由于她既能顾及商业因素又善于进行艺术探索,因此能得到制片机构和制片人的信赖。当年夏梦的青鸟公司请她执导《投奔怒海》,她因为已经接了别的影片而未能立即上马,但夏梦还是等待她,并且足足等了两年多。
许鞍华之所以深受制片机构和制片人的信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敬业精神。她的工作非常认真,只要一开拍,不管遇上多少困难,出现多少麻烦,她都一心一意克服,既不马虎,也不抱怨。她自己曾开玩笑说:“我拍戏好像军训似的,就是一定要拍,自己或演员情绪不好我都不理,非拍不可,一定要拍完为止。”
1987年她回内地拍摄《书剑恩仇录》,辗转在浙江、新疆、山西、河北等地,生活条件较苦,气候不太习惯,有时还会碰上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例如在山西芮城时遇上有关地震的传言,说五日内会有类似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当时她内心也很紧张,曾考虑过要换外景地,但觉得那样会延误拍片时间,所以硬着头皮往下拍,结果地震并没有发生,而拍片进度却得到了保证。
对于自己的创作,许鞍华总是感到不满意,拍完《客途秋恨》后,许鞍华曾坦诚地说:“我认为《客途秋恨》不够好。要想有资格拍自己认为过瘾而不需理会别人的戏,我觉得要有高深的‘道行’,同时要很用心去做,因为这是一件艺术品。现在我没有这样的资格,所以我仍需努力,但我仍希望朝这个方向走。我相信我走了一半的路,虽然前路未必光明,但仍需走下去……”
影坛怪杰徐克和许鞍华一样,徐克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中崛起的导演之一。
徐克原名徐文光,1951年2月生于越南。1966年移居香港,并在香港完成中学学业。1969年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南循会大学,一年后停学环游美国,后来转到德州大学修读广播电视和电影课程。
1975年后,他在纽约编辑一份唐人街报纸,并组织了一个社区剧社,还参与当地的华埠社区有线电视的节目制作。1977年,徐克回到香港,进入“无线”当编导。在取材和风格上,徐克属于偏、险、怪、奇一路。
1979年推出的《蝶变》,是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由吴思远监制,属于古装武侠片。其布景布局都有未来科幻味道,故事却发生在中国武林之中。封闭的古堡居然出现新式西方武器,人物造型则综合了中国侠客、东洋忍者和西方枪手的特色,甚至出现穿牛仔服的侠客和全身盔甲的武士,体现了当年流行于西方的重金属漫画风格。
他于1980年推出的《第一类危险》,则以偏激的观点与手法写香港的社会矛盾和普通人物的被迫害,是香港电影史上罕见的充满控诉意识的影片。1981年他为“新艺城”拍的《鬼马智多星》非常叫座,并使摩登豪华的喜剧蔚然成风,但仍多少显露出他一向的“黑色幽默”与无政府主义特色。1983年,他为“嘉禾”拍的大型科幻武侠片《新蜀山剑侠》特别值得一提,在这部片中,他引进了美国先进科技。这原是还珠楼主写的一部同名小说,当时香港影坛许多大腕级人物都想介入这部电影,比如金庸、倪匡、张彻等人,张彻曾请倪匡写过剧本,让他交给“邵氏”老板,邵逸夫曾经心动,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徐克的《新蜀山剑侠》是“嘉禾”的刘亮华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拍摄的。在此之前,刘亮华来向邹文怀讨主意,问由谁导这部片子最合适。邹文怀又找来张彻。张彻说:“我认为徐克是拍这部片子的第一人选。”邹文怀说:“我也这么认为。”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徐克执导的《新蜀山剑侠》只拍原著精神而不为其故事所拘泥,想像非常大胆,有人认为,电影几乎超过了还珠楼主的原作,可以算得上中国电影中的一部杰作。《新蜀山剑侠》上映后卖座极盛,一时仿效者纷纷登场。
此片成功后,1984年,徐克与“嘉禾”正式分手,经过几番周折,在“金公主”的支持下,创立了自己的电影工作室。先后拍了《上海之夜》、《打工皇帝》和《刀马旦》等影片。
1986年拍的《英雄本色》,结合了吴宇森的激情与徐克的豪气,拍出了英雄片的新潮流。
在香港影坛,“英雄片”的说法便是从《英雄本色》开始。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吴宇森,由徐克的电影工作室监制。吴宇森在加入徐克的电影工作室前并不得志,此前他拍过两部武侠片,意境、风格都让人称赞,但是叫好不叫座,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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