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娱乐圈大写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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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办事提供服务。
　　员工们曾指出邵氏影城有三大优点，一是空气清新，二是饭菜便宜，三是发薪准时。
　　邵逸夫对本公司的演职员很关照，特别在宿舍区建造了一座美观新颖的明星大厦，取名为“敦厚楼”。住在这里的人们，水电、房租全部免费。
　　影城内还设有马房，由名驯马师王登平担任骑术教练，豢养了数十匹从快活谷（香港赛马场）退役下来的名马。它们属于邵氏公司的动物演员。
　　邵逸夫本人的别墅位于影城的山顶，下面有个仿制的颐和园小园景，似乎是以此衬托他在影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邵逸夫并不常在这座别墅里住，他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影城附近的一栋普通公寓里。
　　在影城内，有一间邵氏公司试片室，这是邵逸夫每天必定光顾的地方。从60年代初起，他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是一天曾看过九部影片。因此有人说，邵逸夫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来了亲朋好友，邵逸夫一般在山顶别墅里设宴款待，而在吃饭之前，他总要安排客人们到试片室看电影。平时，邵逸夫每天6点钟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锻练身体，练气功或打太极拳。用过早餐便钻进试片室，看一部早场电影。
　　影片看多了，邵逸夫便摸索出一套借鉴别人成功的办法来。有时候，甚至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别的影片精彩部分，或者把别人的好影片拿过来，改头换面重新组装打上自己的牌子。因此有人曾指出，抄袭是“邵氏”的一大法宝。
　　但邵逸夫对这种批评根本不当一回事，居然狡辩说：“我们哪有那么多故事和小说改编成剧本？而且市场也比美国小得多，哪来的时间和金钱去创作？抄得像模像样，可能是一部卖座片子，最怕抄得不三不四。”
　　听他这种满腹委屈似的高论，真让人哭笑不得。
　　“邵氏”全盛时期，一年要拍约40部影片，据说其中抄袭的占了很大比例。
　　“邵氏”的年轻工作人员，起初对抄袭的做法都反感，认为这是梁上君子、鸡鸣狗盗之徒的不光彩行径，但当尝到几次创作影片不卖座的滋味后，也加入到这种投机取巧的抄袭行列中来了。
　　1965年，“邵氏”生产电影26部，1966年增至41部，1967年达到44部，其中大部分是黄梅调影片。在这之前，可以说香港影坛是女明星的天下，“阴盛阳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盛极必衰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邵逸夫也看出黄梅调影片拍得太滥，已经令观众生厌了。这时，邵逸夫在香港《新生晚报》上，连续读到一个名叫何观的人写的影评。这个何观在文章中尖锐抨击香港影坛盛行的阴柔之风，还特别以“邵氏”当靶子，攻击“邵氏”专捧女演员，所有影片全然缺乏阳刚之气，看了令人筋骨发软，瞌睡绵绵。何观强调，有必要在香港影坛刮起一股强劲的叛逆之风，与西方电影呼应，投入拍摄动作片的国际潮流，重用男演员，弘扬阳刚之美。虽然这个何观用词尖酸刻薄，但他的种种见解却正中邵逸夫的下怀。
　　当时，邵逸夫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觉得“邵氏”的症结和对症之药已经找到了。于是急令宣传部主任兼制片部经理邹文怀，赶快把这个何观找来。
　　何观真名张彻，也是一名电影导演。1948年至1949年，他在台湾执导了电影《阿里山风云》，而且是该片主题歌《高山青》的曲作者。他后来到了香港，由于导演某部影片引起绯闻官司，弄得在电影圈里无立足之地，只好改名换姓，在报纸上写起了影评。邵逸夫授意邹文怀，力邀张彻加盟“邵氏”。但是张彻和另一家影业公司签约在先。一年之后，张彻正式加盟“邵氏”，被邵逸夫委以编剧部主任的重任。
　　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张彻充分张扬自己的艺术主张，拍了《独臂刀》、《十三太保》、《大决斗》、《大刺客》、《报仇》等多部动作片，成为新武侠片的开山鼻祖。
　　与张彻同期冒出的另一位动作片导演是胡金铨。作为“邵氏”的签约导演，胡金铨1965年执导的影片《大醉侠》，为自己，也为“邵氏”争得了巨大声誉。
　　60年代中期，是“邵氏”最辉煌的时期。旗下导演阵容强大，而签约的男女演员达到130个。这个时期，“邵氏”真可谓要人有人，要奖得奖，名利双收，人财两旺。
　　邵逸夫或许也被这种太平盛世所陶醉，1966年，他授意手下员工为自己铸造一尊铜像，意识深处有了让自己万古流芳的意思。铜像造好后，正准备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门前，接替邹文怀的新任宣传部主任陈铜民说出一番话，令邵逸夫大跌眼镜。陈铜民说：“六先生（”邵氏“员工常称邵逸夫”六先生“、”六老板“或”六叔“），通常只有死了的人竖铜像，而你如今身体健康，精神也好过年轻人，怎么想到要竖个铜像呢？岂不是自己诅咒自己？况且一个人有功勋，铜像应该竖在公众场所，绝不能摆在自家厂里。”
　　陈铜民的话乍听起来，像是蛮有道理，活人给自己造铜像，邵逸夫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是，自铸铜像就是自己咒自己，好像也没什么道理，活人给自己照相可以，画像也可以，塑像怎么就不可以？照片、画、铜像都是艺术品，怎么能说是自己咒自己呢？无非是给后人留个长久点的纪念罢了，这当然有点儿自己宣扬自己的意思。问题在于陈铜民把这个意思点破了，好像不赞成老板这样炫耀自己，而且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陈铜民的意见。所以邵逸夫感到既尴尬又别扭。
　　后来，邵逸夫的这个铜像被弃置在道具房里，一些对邵逸夫有意见而不敢当面说的人，便来到道具房里，拿邵逸夫的铜像撒气。曾有人说，那个铜像不知挨过多少武师们的拳脚和小姐们的唾沫。
　　从1969年开始，“邵氏”出现衰微的迹象，旗下艺员纷纷跳槽，人才接二连三地流失。虽然像李翰祥、张彻这样的大导演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但更多的人是走了再也不回头，比如大导演胡金铨、大明星王羽等。
　　“邵氏”留不住人，根本原因是“邵氏”的体制决定的。“邵氏”属于家族企业，实行的是封建式的家长化管理，邵逸夫是这个电影王国的“国王”，他的意见便是圣旨。无论他多么开明，都无法消除这种体制本身与生俱来的弊病。留不住人才的次要原因，是邵逸夫本人“数口太精”（算盘打得紧）。
　　有一次，“邵氏”剧组在外拍片，剧务签了一张采购单，要领20元钱去买100个生煎馒头，请邵逸夫批准。邵逸夫一看，不对，他清楚记得生煎馒头在片场饭堂只要一毛钱一个，采购写两毛钱一个，而且还要去尖沙咀买，来回还要用车，于是不批。其实这天片场饭堂的馒头师傅恰好因事请假一天，当天没有馒头卖。
　　还有一次，岳枫执导一部电影，让编剧组的许国做副导演。由于许国当时是编剧，戏拍完后，制片部照例开了一张1000元的副导演酬劳单，呈请邵逸夫批准。他眉头连皱数下，然后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请与许国交涉。”制片部的董千里找到许国说：“老板是叫你下厂去了解一些拍片情况，不是叫你去做副导演，所以老板希望你打个折扣，收800元算了。”许国一听火起，就把酬劳单撕掉了，边撕边叫：“邵老板多了1000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1000元，也穷不了多少！”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邵逸夫数口有多精。
　　那是程刚执导影片《神刀》。据说程刚是向邹文怀举报李翰祥密谋背叛“邵氏”的人。之后他获得邵逸夫的重用，将他提升为导演开拍《神刀》。该片在市场上卖到97万港元即奉命收场。程刚为此央求邵逸夫多映一天，让他也过一过“百万导演”的瘾，但是遭到拒绝。
　　外人可能对此弄不明白，多赚钱难道邵逸夫也不同意吗？其实错了。程刚如果成为“百万导演”，薪水就要加到“百万导演”的同一水平，虽然票房增加3万，程刚的薪水未必增加3万，但他不能让手下人轻易得意，为此他宁肯少一点票房收入。
　　关于邵逸夫数口太精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他的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人心涣散，“众叛亲离”。
　　邹文怀一直被认为是邵逸夫的心腹红人，外界甚至讥讽他与邵逸夫长期以来“狼狈为奸”。的确，邵逸夫与邹文怀曾经互相倚重，共同创造了邵氏公司的数度辉煌。邹文怀被邵逸夫授予极大的权力，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
　　但是，自从1969年，一个名叫方逸华的女人进入“邵氏”之后，邹文怀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他认为“邵氏”再也不是自己待的地方，于是拉拢一帮朋友，竖起一杆大旗，创立了嘉禾影业公司，公开与“邵氏”分庭抗礼。
　　那么，方逸华这个女人凭什么威胁到邹文怀，她和邵逸夫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红颜知己1931年，方逸华生于上海，祖籍广东，英文名为MonaFonf。其母方文霞是30年代上海的“舞国红星”。方逸华随母亲姓，无人知道其父是何许人也。
　　40年代末，方逸华母女来到香港。母亲方文霞一度在中环“百乐门”伴舞。方逸华中学没毕业便辍学了。她特别喜好西洋音乐，爱唱英文歌曲，那时，她与外籍乐队接触较多，不久便到歌厅登台。
　　1950年，来自上海的歌星屈云云，首次赴新马登台，打开了“蕉风椰雨之乡”的财路之后，引起众歌女竞相仿效。那时几乎所有歌女都要到新马去淘金，方逸华也不例外。1952年，方逸华在新加坡认识了邵逸夫。
　　邵逸夫似乎也是个歌迷，至少他被方逸华的歌声迷住了。
　　当时的新加坡还是个相当保守的社会，当地一些富商的太太们，对来自香港的歌女深恶痛绝，但又奈何不了自己丈夫对她们深深迷恋。但这些太太们也有办法解救陷入迷魂阵的丈夫，具体做法是，一旦怀疑丈夫与某歌女暗中往来，便向官方投诉，称某某歌女勾引她的丈夫。
　　由于那些富商基本都是伪君子，表面也站在捍卫妇女合法权益的官方立场上，使得官方乐于接受太太们的投拆，并将那些歌女列入“黑名单”，一经查实则驱逐出境，而且即使未能查实，对上过“黑名单”的歌女下次再申请入境，也决不批准。
　　据说，方逸华和她的几个好朋友，都曾一度被列入“黑名单”中。
　　从新加坡返港后，方逸华在湾仔巴拉莎舞厅演唱，后来，还去过美国一些城市的夜总会献唱。50年代中期，方逸华去过菲律宾献唱，并在马尼拉录制过唱片，其中有一首歌叫《Romatica》，颇受当地人士欢迎。50年代后期，方逸华和百代唱片公司（今日EMI的前身）签约，录制了不少中、英文歌曲，其中最流行的一支曲子是《花月佳期》。
　　1965年，歌星顾湄为“邵氏”主演电影《小云雀》，方逸华在该片中客串演出。顾湄是方逸华的好朋友，据说，顾湄能在“邵氏”影片中任女主角，就是方逸华向邵逸夫推荐的。
　　1969年，方逸华正式加盟“邵氏”，最初她没有参与制片工作，只是把公司采购物资的大权抓到手中。
　　那时，方逸华的左膀右臂是她在娱乐界的两位好朋友，一位是曾做过歌星，在无线电视台主持歌曲节目的詹小萍（现在是香港台文化节目的监制），另一位是当年百代唱片公司香港方面的负责人汪淑卫。方逸华进入“邵氏”时，即把她们二位拉进了帐下。不过，这两位女士在方逸华权势极盛之时，都先后悄然隐退，离开了“邵氏”。
　　方逸华和邵逸夫的关系密切到了何种地步，只需举两个例子便足以说明。
　　其一，从“邵氏”的股权变化方面看。1971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当时，邵逸夫的两个儿子邵维铭和邵维钟均为董事。1981年，方逸华加入了董事局。次年邵维铭和邵维钟相继退出董事局。此后，拥有“邵氏”实质性股权的，只剩下邵逸夫及方逸华二人。
　　其二，从邵逸夫对结发妻子黄美珍的态度看。1987年10月24日，黄美珍在美国洛杉矶病逝，随后在美国举行了佛教葬礼。“邵氏”当时只在香港的报纸上发了个讣告，没有举行什么仪式。
　　香港人都觉得这很不正常，于是有人批评邵逸夫对这位结发妻子缺乏感情。旁人似乎看不过眼，于是香港《银色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黄美珍。
　　原文摘录如下：“她早在二三十年前已是亿万富婆，但一直自奉甚俭，也不闹特殊，这是当前女人们最缺乏的优点……六婶（指黄美珍）从不过问邵氏公司行政工作，也不会介绍自己的好友在公司里做事……与方逸华小姐相处，亦客客气气，十分难得。如果换上妒嫉心重的‘邵太太’，每天看见老公身处众香国中，前来吵吵闹闹或是一拍两散，那么邵氏电影王国也建不起来了。……”
　　该文看似称赞黄美珍恪守妇道，宽宏大量，实则让人发现她长期以来深受压抑却强装笑脸。
　　自从黄美珍死后，邵逸夫与方逸华开始公然出双入对，形影不离。为此，香港报刊几度传出邵逸夫即将与方逸华正式结婚的消息，但都被邵逸夫否认了。方逸华则对记者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六叔一直很照顾我，他有魄力，我更欣赏他有恒心、远见和有时间观念，还经常给人机会。”
　　也许这是大实话。不过，方逸华的机会多了，邹文怀的机会便少了。方逸华加入“邵氏”后，邹文怀处处受到掣肘。《南北极》有一篇文章指出：“过去邹文怀得邵逸夫信任，一般性的用款，凭邹的签字便可向出纳领取。但从方逸华到了影城，掌管财政大权后，则多了一个严格的关隘。就算有了邹文怀的签字，也不见得能领到款项，即使有的能领到，却减了一截。”
　　邹文怀大权旁落，自尊心屡受伤害。终于促使他从“邵氏”卷走一批“死党”，于1970年6月正式创立“嘉禾”。
　　邵逸夫重用红颜知己，赶走邹文怀，或许这算不得什么过失，在这类事情上有得必有失。在这之后，他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能够拉住李小龙。邹文怀立即把李小龙拉入旗下，令初创时期的“嘉禾”迅猛发展壮大，形成对老牌“邵氏”的致命威胁。
　　也许是因为“邵氏”当时人才济济，当时，虽然武侠片泰斗级导演胡金铨离开“邵氏”，改投台湾联邦公司，但另一位同级别的大导演张彻尚在“邵氏”呼风唤雨，并且，还有一位大导演李翰祥，在台湾自组“国联”公司十余年，结果大败而归，重新回到“邵氏”旗下。所以邵逸夫牛气得很，对李小龙的自我推荐毫不重视。
　　那时，李小龙在美国一心想跻身好莱坞电影圈，无奈他上蹿下跳也只演了几部电视剧，因此想曲线发展，到香港找家有实力的公司，窜红之后再杀回美国。一向心高气傲的李小龙，这次委曲求全，通过中间人士把自己的意思转达给“邵氏”上层。自从邹文怀离去后，邵逸夫大刀阔斧改组了班底。新的制片主任由袁秋枫担任，编剧主任是董千里，宣传主任是陈铜民，策划经理是易文，《香港影画》主编是朱旭华。这个“邵氏”新内阁，每周六与邵逸夫开一次例会。作为李小龙的中介人，“邵氏”导演许国参加了关于李小龙问题的“内阁”讨论会。许国介绍说，李小龙的条件是片酬1万美元，拍摄时间限定60天。邵逸夫认为李小龙是在漫天开价，他对制片主任袁秋枫说：“你写封信给李小龙，告诉他，我们的片酬是付港币3000到9000，拍摄时间不能限定。他有兴趣，就来谈谈。”
　　李小龙自然不会有兴趣来谈。
　　于是，邹文怀看准时机，开出巨额片酬把李小龙拉进了“嘉禾”。从1971年开始，李小龙主演了《唐山大兄》、《精武门》和《猛龙过江》等影片，轰动世界影坛，使整个香港电影业的格局发生逆转性变化，打破了“邵氏”独霸香港影坛的神话。李小龙也由此成为世界级的功夫明星（李小龙本书另有介绍）。
　　面对“嘉禾”崛起形成的巨大压力，“邵氏”出品也加强了暴力和色情成分。旗下的大明星和大导演们，都纷纷改变路线，比如重返“邵氏”的李翰祥，也不得不听命于邵逸夫，厚着脸皮去拍一连串的“风月片”了。
　　“色情加暴力”，是进入70年代之后，“邵氏”影片的新特点和突出倾向，因此引起了全社会的密切关注和强烈批评。香港记者曾就此问题多次采访邵逸夫，而邵逸夫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相信这不是邵氏公司独有的转变，电影潮流的变化是世界性的，欧美各国的电影比香港奇得多。就说色情和暴力吧，假如算他们十二分，我们只是三四分而已，问题是我们尚未习惯！”
　　当被问及港产电影是否有必要跟随西洋电影的色情潮流时，邵逸夫说：“这不是跟随不跟随的问题，电影是要反映现实，配合时代的。假如现实是如此，电影又何须要代为隐瞒呢？”
　　这种解释显然是会引起众怒的，于是招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抨击。1971年1月，香港《南北极》杂志刊登了刘绍铭的一篇文章，该文说邵逸夫的影片公司，每年拿出相当于一件女明星貂皮大衣价值的金钱，在台湾设立一个象征性的戏剧奖学金，居然还有脸说“为中国培养电影艺术人才”。
　　1973年9月，《南北极》又刊出《一群文化工作者给邵逸夫的公开信》，该文谴责邵逸夫缺乏社会责任感，希望他“商德日进”。该文的结尾部分说：“邵氏每年均赚近亿元，但我们却费尽思量，不解邵先生为什么从来不愿意放弃短视的生意眼，去拍一部内容较有深度的电影？”
　　邵逸夫的辩护词是这样的——“没有人希望做亏本生意，要我摄制只有一小撮人懂得欣赏的艺术电影，我宁愿拿钱直接支持电影节。”
　　邵逸夫完全把拍电影看成是做生意，什么赚钱拍什么。据邵氏影城的一位老编剧称，邵老板历来亲自审看剧本，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要在剧本中见到描写男女私戏，便会在旁边用红笔批字：“此处可以加黄色。”后来批多了，便简化成三个字：“加黄色！”
　　此时，“邵氏”扶植起来的人才继续流失。重返“邵氏”的李翰祥，以喜剧片《大军阀》获得4！“！”万票房的佳绩，并获！“！”73年度亚洲影展“幽默滑稽片导演奖”，更重要的，是该片一举拍红了许冠文，使他成为香港喜剧片的头号明星。
　　然而当许冠文拿出一个《鬼马双星》的剧本，希望与邵逸夫合资拍摄时，遭到了邵逸夫的拒绝，并把这个剧本说得一钱不值，结果促使许冠文离开“邵氏”改投“嘉禾”。而“嘉禾”及时推出《鬼马双星》，创下了香港史无前例的83！“万港元的票房纪录。
　　●入主“无线”
　　但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银海沉浮的电影商人邵逸夫，认为电影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好赚钱了。他看出经营电视业有利可图，于是把目光瞄准了电视传播业务。
　　二十多年来，邵氏公司一直雄霸香港影坛，独占鳌头，邵逸夫也由此获“中国电影大王”之美誉。进入80年代，香港电影热开始降温，邵逸夫便见好就收，淡出影坛，向房地产、银行和其他各种物业多元发展。
　　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邵逸夫接替了猝然病逝的利孝和，成为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即无线电视）和其子公司电视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新一任主席，从此开始掌管香港电视业的大权。
　　香港电视业同香港电影业一样，同样是龙争虎斗之地。邵逸夫进军电视业时，“无线”的主要对手是“亚洲电视台”（即“亚视”）。为了争取收视率，压倒对方，邵逸夫主政后迭出奇招。其中最为有力而精彩的招式有以下一些。
　　招式之一为“顶台”，也就是名副其实地唱对台戏，在节目编排及播映时间上互相顶撞。“无线”有一个保留节目叫《欢乐今宵》，是一个大型歌舞节目。“无线”利用庞大的演员阵容，经常推出一场又一场的歌舞节目以争取观众。这个节目在每晚黄金时段播出，自开播以来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亚视”多次推出新招想夺回观众，结果总是强攻不下。在周梁淑怡入主“亚视”之后，便组织“第三度剧场”，专演警匪激战的枪战片，想以“血腥味”、“火药味”来干扰，但最终还是效果不理想，《欢乐今宵》一直占上风。
　　招式之二是互相“挖角”。“亚视”重组之后，向“无线”大肆挖角，以高薪挖去了“无线”的许多新艺员，其中著名的有沈殿霞、郑少秋等人。面对“亚视”的这一招，邵逸夫来招接招，果断地使出两手：一是挖，二是捧。他除了也从“亚视”挖人之外，还捧红和培养新人。“无线”开播了一个《劲歌金曲》节目，每季度举行一次“季选”，每年度举行一次“年选”，隆重推出一大批新人。如在1991年，就推了刘德华、叶倩文、林忆莲等一大批新人，并把这些人进一步培养成“巨星级”歌星。大家熟悉的“四大天王”和徐小凤、汪明荃、谭咏麟、钟镇涛、林子祥、邝美云等人，都是出自“无线”和曾走红“无线”的艺员。“无线”为他们的成长和成熟提供了舞台。这些人物的迅速崛起，一时让“亚视”望尘莫及。
　　招式之三为选美争风。在香港选美，既是美女比艳，更是“无线”、“亚视”两台针锋相对的争风。在选美评判、选美司仪上总是明争暗斗，各领风骚。好戏在“港姐”、“亚姐”（即两台的选美前三名获奖者）的“出炉”之夜，两台经常是大战一场。双方看家的本领是：亚姐决赛时，“无线”就炮制大型歌舞晚会对冲；港姐出台时，“亚视”就老调重弹，利用“第三度剧场”大放猛片。有一年港姐决赛之夜，“亚视”播放《省港旗兵》。更巧的是，这一夜发生金铺抢劫案，警匪真刀真枪干上了。“亚视”火速派出采访车，冒着枪林弹雨现场直播，一时猛片加真案，引得广大观众纷纷跳频，不看美女看“英雄”。“无线”遭此大劫岂肯罢休。这年7月28日夜亚姐“出炉”，“无线”也以牙还牙，当夜立即推出早就准备好了的一台大型晚会《梅艳芳飞越十载情》。梅艳芳乃香港乐坛“大姐大”，号召力极大。“亚视”情知不妙，突然决定亚姐决赛推迟一夜，并冠冕堂皇地宣称，为的是让广大歌迷更好地一睹梅艳芳之风采，反将“无线”一军。“无线”墙头跑马难回头，晚会只好如期举行。到了第二天晚上，临时没有高招，只好效仿“亚视”，也大放猛片对冲。搞得观众都笑“无线”“东施效颦”，因为猛片对冲一直是“亚视”的“专利”。
　　招式之四为剧集对撼。两台经常炮制长篇电视连续剧连播。“亚视”曾以巨额制作费，赴内蒙古拍摄一部电视剧《一代天骄》，内容是描写元太祖铁木真征战称雄的故事。由于集数多，拍摄周期长，“无线”便先下手为强，连忙赶拍了一部集数较少的《成吉思汗》先上市。由于两部电视剧内容大同小异，所以等《一代天骄》上映时，观众已反应平淡了。
　　除了自己制作电视剧之外，还有转播节目也是如此。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邵逸夫“钦点”《包青天》在“无线”播放。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包青天》这样的陈年老货，这样的“正剧”在香港哪有市场，邵逸夫一定是老糊涂了。谁知《包》剧一播放，观众反应强烈，收视率直线上升，弄得“亚视”也在黄金时段再播《包青天》。于是在香港这弹丸之地，一时闹出个“双胞（包）胎”大战一场，热闹空前。事后，圈子里都不得不佩服邵逸夫的眼光，都说姜还是老的辣。
　　对这种激烈的竞争，邵逸夫总是充满信心。他常常对手下人说：“有竞争，才有发展嘛！”由于邵逸夫的贡献，多年来，他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和嘉许。1974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特授予邵逸夫“皇家CBE”勋衔；1977年，英女皇又册封邵逸夫爵士勋衔。他是香港娱乐圈中获爵士殊荣的第一人。当年，他还担任香港红十字会主席之职。
　　1986年，邵逸夫捐出1。2亿港元资助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学院和香港仁济医院等单位。1987年，邵逸夫共向中国内地捐赠1亿港元，资助北京、上海等各地师范大学，振兴内地教育。1989年，再次捐款1。1亿港元给内地22所院校。
　　由于邵逸夫对中国内地教育事业的支持，当年，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致函邵逸夫先生表示感谢。
　　到1992年年底止，据不完全统计，邵逸夫先生已向祖国大陆的大、中、小学捐款超过6。658亿港元。
　　为了表彰邵逸夫先生爱国的赤子之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2899号行星，由中国政府命名为“邵逸夫星”，并由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颁发命名证书。
　　1991年，美国三藩市为表彰邵逸夫对该市的福利贡献，将每年的9月8日定名为“邵逸夫日”。
　　尤为令人欣慰的是，在邵逸夫进入暮年之时，他与数十年的红颜知己方逸华女士正式结为夫妻，在香港人眼里，至此方逸华才算有了企盼已久的名分。
　　邵逸夫此后开始练气功。此前，他一直是进补野山参，前后共吃了十年之久，耗资近千万元。练上气功之后，他自己感觉身体状况很好，再也不用进补人参了。他对练气功非常执著，十几年如一日，持之以恒，从不间断。他每次外出巡视业务时，都要在行李中带上一个特制的小凳子，每天清晨，他都要坐在这特制的小凳上练功。有一次他去西藏，由于那里地势高，空气稀薄，有关部门为他准备了氧气袋，又派了两名年轻的医生看护他。谁知从西藏兜了一圈回来之后，八九十岁的邵逸夫安然无恙，而那两位年轻的医生回来之后，反而感到不适。
　　邵逸夫一生为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曾有一段时间，有人攻击“邵氏出品”是“毛片”加“茄汁”，即色情加凶杀。但是，在邵氏公司几进几出的大导演李翰祥却认为，邵氏出品并不能定为“三级片”之列，充其量也只不过是“风月片”。这也同邵逸夫做人的标准一样。他一生虽然倚红偎翠，在“众香国”里摸爬滚打几十年，但是，他却直言不讳地说：“我风流而不下流。”
　　几十年的商场“打拼”，使他个人资产超过200亿港元。多年来，一直雄踞香港十大富豪之列。邵逸夫是中国靠电影业致富的第一人，是名副其实的“电影大王”。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