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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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周之制，思复古之道，乃右宗庙而左社稷。置太祖之庙，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亲尽则迁。其有德者谓之祧，庙亦不毁。闵帝受禅，追尊皇祖为德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拟已上三庙递迁，至太祖不毁。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为五焉。明帝崩，庙号世宗，武帝崩，庙号高祖，并为祧庙而不毁。其时祭，各于其庙，祫禘则于太祖庙，亦以皇后预祭。其仪与后齐同。所异者，皇后亚献讫，后又荐加豆之笾，其实菱芡芹菹兔醢。冢宰终献讫，皇后亲撤豆，降还板位。然后太祝撤焉。
　　高祖既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询，奉策诣同州，告皇考桓王庙，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礼。上皇考桓王尊号为武元皇帝，皇妣尊号为元明皇后，奉迎神主，归于京师。牺牲尚赤，祭用日出。是时帝崇建社庙，改周制，左宗庙而右社稷。宗庙未言始祖，又无受命之祧，自高祖已下，置四亲庙，同殿异室而已。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庙，二曰皇曾祖康王庙，三曰皇祖献王庙，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庙。拟祖迁于上，而太祖之庙不毁。各以孟月，飨以太牢。四时荐新于太庙，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祭之礼，并准时飨。其司命，户以春，灶以夏，门以秋，行以冬，各于享庙日，中霤则以季夏祀黄郊日，各命有司，祭于庙西门道南。牲以少牢。三年一祫，以孟冬，迁主、未迁主合食于太祖之庙。五年一禘，以孟夏，其迁主各食于所迁之庙，未迁之主各于其庙。禘祫之月，则停时飨，而陈诸瑞物及伐国所获珍奇于庙庭，及以功臣配飨。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东，咎繇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殷汤于汾阴，伊尹配；文王、武王于斁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汉高帝于长陵，萧何配。各以一太牢而无乐。配者飨于庙庭。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营立七庙，诏有司详定其礼。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与博士褚亮等议曰：
　　谨案《礼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庙。案郑玄义，天子唯立四亲庙，并始祖而为五。周以文、武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为七庙。王肃注《礼记》：“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其有殊功异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庙之数。”案王肃以为天子七庙，是通百代之言，又据《王制》之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降二为差。是则天子立四亲庙，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为十庙。汉诸帝之庙各立，无迭毁之义。至元帝时，贡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礼，以高帝为太祖，而立四亲庙，是为五庙。唯刘歆以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降杀以两之义。七者，其正法，可常数也，宗不在数内，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设为数也。是以班固称，考论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光武即位，建高庙于洛阳，乃立南顿君以上四庙，就祖宗而为七。至魏初，高堂隆为郑学，议立亲庙四，太祖武帝，犹在四亲之内，乃虚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后代。至景初间，乃依王肃，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亲而为六庙。晋武受禅，博议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于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兴，贺循知礼，至于寝庙之仪，皆依魏、晋旧事。宋武帝初受晋命为王，依诸侯立亲庙四。即位之后，增祠五世祖相国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于六庙。逮身殁，主升从昭穆，犹太祖之位也。降及齐、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毁，礼无违旧。
　　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别立庙，至于禘祫，俱合食于太祖。是以炎汉之初，诸庙各立，岁时尝享，亦随处而祭，所用庙乐，皆象功德而歌儛焉。至光武乃总立一堂，而群主异室，斯则新承寇乱，欲从约省。自此以来，因循不变。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览，神武应期，受命开基，垂统圣嗣，当文明之运，定祖宗之礼。且损益不同，沿袭异趣，时王所制，可以垂法。自历代以来，杂用王、郑二义，若寻其指归，校以优劣，康成止论周代，非谓经通，子雍总贯皇王，事兼长远。今请依据古典，崇建七庙。受命之祖，宜别立庙祧，百代之后，为不毁之法。至于銮驾亲奉，申孝享于高庙，有司行事，竭诚敬于群主，俾夫规模可则，严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复古而贵能变。臣又案周人立庙，亦无处置之文。据冢人处职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阮忱撰《礼图》，亦从此义。汉京诸庙既远，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杂用汉仪，事难全采。谨详立别图，附之议末。
　　其图，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余并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从迭毁之法。诏可，未及创制。既营建洛邑，帝无心京师，乃于东都固本里北，起天经宫，以游高祖衣冠，四时致祭。于三年，有司奏，请准前议，于东京建立宗庙。帝谓秘书监柳捲唬骸敖袷甲婕岸�祧已具，今后子孙，处朕何所？”又下诏，唯议别立高祖之庙，属有行役，遂复停寝。
　　自古帝王之兴，皆禀五精之气。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太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讫而禅乎梁甫。梁甫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禅乎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禅者，高厚之谓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增太山之高，以报天也，厚梁甫之基，以报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记》曰：“王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凤凰降，龟龙格。”齐桓公既霸而欲封禅，管仲言之详矣。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太山，禅梁甫，其封事皆秘之，不可得而传也。汉武帝颇采方士之言，造为玉牒，而编以金绳，封广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兴，聿遵其故。晋、宋、齐、梁及陈，皆未遑其议。后齐有巡狩之礼，并登封之仪，竟不之行也。开皇十四年，群臣请封禅。高祖不纳。晋王广又率百官抗表固请，帝命有司草仪注。于是牛弘、辛彦之、许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创定其礼，奏之。帝逡巡其事，曰：“此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岳。为坛，如南郊，又壝外为柴坛，饰神庙，展宫县于庭。为埋坎二，于南门外。又陈乐设位于青帝坛，如南郊。帝服衮冕，乘金辂，备法驾而行。礼毕，遂诣青帝坛而祭焉。
　　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及四渎、吴山，并取侧近巫一人，主知洒扫，并命多莳松柏。其霍山，雩祀日遣使就焉。十六年正月，又诏北镇于营州龙山立祠。东镇晋州霍山镇，若修造，并准西镇吴山造神庙。大业中，�鼤＇帝因幸晋阳，遂祭恆岳。其礼颇采高祖拜岱宗仪，增置二坛，命道士女官数十人，于�鲆胖猩桴础Ｊ�年，幸东都，过祀华岳，筑场于庙侧。事乃不经，盖非有司之定礼也。
　　《礼》：天子以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汉法，不俟二分于东西郊，常以郊泰畤。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讥其烦亵，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于东门之外。前史又以为非时。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合于古。后周以春分朝日于国东门外，为坛，如其郊。用特牲青币，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辂，及祀官俱青冕，执事者青弁。司徒亚献，宗伯终献。燔燎如圆丘。秋分夕月于国西门外，为坛于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礼如朝日。开皇初，于国东春明门外为坛，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于国西开远门外为坎，深三尺，广四丈。为坛于坎中，高一尺，广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币与周同。
　　凡人非土不生，非谷不食，土谷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主祀。古先圣王，法施于人则祀之，故以勾龙主社，周弃主稷而配焉。岁凡再祭，盖春求而秋报，列于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尊而亲之，与先祖同也。然而古今既殊，礼亦异制。故左社稷而右宗庙者，得质之道也；右社稷而左宗庙者，文之道也。
　　梁社稷在太庙西，其初盖晋元帝建武元年所创，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坛。门墙并随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国县祠社稷、先农，县又兼祀灵星、风伯、雨师之属。及腊，又各祠社稷于坛。百姓则二十五家为一社，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祷祈，祠具随其丰约。其郡国有五岳者，置宰祝三人，及有四渎若海应祠者，皆以孟春仲冬祠之。旧太社，廪牺吏牵牲、司农省牲，太祝吏赞牲。天监四年，明山宾议，以为：“案郊庙省牲日，则廪牺令牵牲，太祝令赞牲。祭之日，则太尉牵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国主社稷，义实为重。今公卿贵臣，亲执盛礼，而令微吏牵牲，颇为轻末。且司农省牲，又非其义，太常礼官，实当斯职。《礼》，祭社稷无亲事牵之文。谓宜以太常省牲，廪牺令牵牲，太祝令赞牲。”帝唯以太祝赞牲为疑，又以司农省牲，于理似伤，牺吏执纼，即事成卑。议以太常丞牵牲，余依明议。于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并前为五坛焉。
　　陈制皆依梁旧。而帝社以三牲首，余以骨体。荐粢盛为六饭：粳以敦，稻以牟，黄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琏。又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于署庭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祠天皇大帝、太一、日月、五星、钩陈、北极、北斗、三台、二十八宿、大人星、子孙星，都四十六坐。凡应预祠享之官，亦太医给除秽气散药，先斋一日服之以自洁。其仪本之齐制。
　　后齐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亲祭，则司农卿省牲进熟，司空亚献，司农终献。后周社稷，皇帝亲祀，则冢宰亚献，宗伯终献。
　　开皇初，社稷并列于含光门内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腊祭之。州郡县二仲月，并以少牢祭，百姓亦各为社。又于国城东南七里延兴门外，为灵星坛，立秋后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
　　古典有天子东耕仪。江左未暇，至宋始有其典。梁初藉田，依宋、齐，以正月用事，不斋不祭。天监十二年，武帝以为：“启蛰而耕，则在二月节内。《书》云：‘以殷仲春。’藉田理在建卯。”于是改用二月。“又《国语》云：‘王即斋宫，与百官御事并斋三日。’乃有沐浴裸飨之事。前代当以耕而不祭，故阙此礼。《国语》又云：‘稷临之，太史赞之。’则知耕藉应有先农神座，兼有赞述耕旨。今藉田应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兼于耕所设先农神座，陈荐羞之礼。赞辞如社稷法。”又曰：“齐代旧事，藉田使御史乘马车，载耒耜于五辂后。《礼》云：‘亲载耒耜，措于参保介之御间。’则置所乘辂上。若以今辂与古不同，则宜升之次辂，以明慎重。而远在余处，于义为乖。且御史掌视，尤为轻贱。自今宜以侍中奉耒耜，载于象辂，以随木辂之后。”普通二年，又移藉田于建康北岸，筑兆域大小，列种梨柏，便殿及斋官省，如南北郊。别有望耕台，在坛东。帝亲耕毕，登此台，以观公卿之推伐。又有祈年殿云。
　　北齐藉于帝城东南千亩内，种赤粱、白谷、大豆、赤黍、小豆、黑罚А⒙樽印⑿÷螅�色别一顷。自余一顷，地中通阡陌，作祠坛于陌南阡西，广轮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四门。又为大营于外，又设御耕坛于阡东陌北。每岁正月上辛后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农神农氏于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先祠，司农进穜悬之种，六宫主之。行事之官并斋，设斋省。于坛所列宫悬。又置先农坐于坛上。众官朝服，司空一献，不燎。祠讫，皇帝乃服通天冠、青纱袍、黑介帻，佩苍玉，黄绶，青带、袜、舄，备法驾，乘木辂。耕官具朝服从。殿中监进御耒于坛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坛南陛，即御座。应耕者各进于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释剑执耒，三推三反，升坛即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藉田令帅其属以牛耕，终千亩。以青箱奉穜“Ｌ种，跪呈司农，诣耕所洒之。櫌讫，司农省功，奏事毕。皇帝降之便殿，更衣飨宴。礼毕，班赉而还。
　　隋制，于国南十四里启夏门外，置地千亩，为坛，孟春吉亥，祭先农于其上，以后稷配。牲用一太牢。皇帝服衮冕，备法驾，乘金根车。礼三献讫，因耕。司农授耒，皇帝三推讫，执事者以授应耕者，各以班五推九推。而司徒帅其属终千亩。播殖九谷，纳于神仓，以拟粢盛。穰稿以饷牺牲云。
　　《周礼》王后蚕于北郊，而汉法皇后蚕于东郊。魏遵《周礼》，蚕于北郊。吴韦昭制《西蚕颂》，则孙氏亦有其礼矣。晋太康六年，武帝杨皇后蚕于西郊，依汉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于台城西白石里为西蚕，设兆域。置大殿七间，又立蚕观。自是有其礼。
　　后齐为蚕坊于京城北之西，去皇宫十八里之外，方千步。蚕宫，方九十步，墙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其中起蚕室二十七口，别殿一区。置蚕宫，令丞佐史，皆宦者为之。路西置皇后蚕坛，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阶广八尺。置先蚕坛于桑坛东南，大路东，横路之南。坛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阶广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开一门。有绿衤詹襦、褠衣、黄履，以供蚕母。每岁季春，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无配，如祀先农。礼讫，皇后因亲桑于桑坛。备法驾，服鞠衣，乘重翟，帅六宫升桑坛东陛，即御座。女尚书执筐，女主衣执钩，立坛下。皇后降自东陛，执筐者处右，执钩者居左，蚕母在后。乃躬桑三条讫，升坛，即御座。内命妇以次就桑，鞠衣五条，展衣七条，褖衣九条，以授蚕母。还蚕室，切之授世妇，洒一簿。预桑者并复本位。后乃降坛，还便殿，改服，设劳酒，班赉而还。
　　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襁�、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礼毕，降坛，昭化嫔亚献，淑嫔终献，因以公桑焉。
　　隋制，于宫北三里为坛，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嫔、内外命妇，以一太牢，制币，祭先蚕于坛上，用一献礼。祭讫，就桑位于坛南，东面。尚功进金钩，典制奉筐。皇后采三条，反钩。命妇各依班采，五条九条而止。世妇亦有蚕母受切桑，洒讫，还依位。皇后乃还宫。自后齐、后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晋仪。然亦时有损益矣。
　　《礼》：仲春以玄鸟至之日，用太牢祀于高禖。汉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晋惠帝元康六年，禖坛石中破为二。诏问石毁今应复不，博士议：“《礼》无高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设所由；既已毁破，可无改造。”更下西府博议。而贼曹属束皙议：“以石在坛上，盖主道也。祭器弊则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废。”时此议不用。后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龙中，造立此石，诏更镌石，令如旧，置高禖坛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案梁太庙北门内道西有石，文如竹叶，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庙所得。陆澄以为孝武时郊禖之石。然则江左亦有此礼矣。
　　后齐高禖，为坛于南郊傍，广轮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岁春分玄鸟至之日，皇帝亲帅六宫，祀青帝于坛，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仪，青帝北方南向，配帝东方西向，禖神坛下东陛之南，西向。礼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衮冕，乘玉辂。皇后服袆衣，乘重翟。皇帝初献，降自东陛，皇后亚献，降自西陛，并诣便坐。夫人终献，上嫔献于禖神讫。帝及后并诣欑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群官皆拜。乃撤就燎，礼毕而还。隋制亦以玄鸟至之日，祀高禖于南郊坛。牲用太牢一。
　　旧礼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之法，皆随其类而祭之。兆风师于西方者，就秋风之劲，而不从箕星之位。兆司中、司命于南郊，以天神是阳，故兆于南郊也。兆雨师于北郊者，就水位，在北也。
　　隋制，于国城西北十里亥地，为司中、司命、司禄三坛，同壝。祀以立冬后亥。国城东北七里通化门外为风师坛，祀以立春后丑。国城西南八里金光门外为雨师坛，祀以立夏后申。坛皆三尺，牲以一少牢。
　　昔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人必报之。故周法，以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仁之至，义之尽也。其祭法，四方各自祭之。若不成之方，则阙而不祭。后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农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鳞、羽、臝、毛、介、水、墉、坊、邮、表、畷、兽、猫之神于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苍龙、硃雀、白兽、玄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五方皆祭之。上帝、地祇、神农、伊耆、人帝于坛上，南郊则以神农，既蜡，无其祀。三辰七宿则为小坛于其侧，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则各为坎，余则于平地。皇帝初献上帝、地祗、神农、伊耆及人帝，冢宰亚献，宗伯终献。上大夫献三辰、五官、后稷、田畯、岳镇海渎，中大夫献七宿、山林川泽已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之类，牲币玉帛皆从燎；地祇、邮、表、畷之类，皆从埋。祭毕，皇帝如南郊便殿致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东郊仪。祭讫，又如黄郊便殿致斋，明日乃祭。祭讫，又如西郊便殿，明日乃祭。祭讫，又如北郊便殿，明日蜡祭讫，还宫。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其方不熟，则阙其方之蜡焉。
　　又以仲冬祭名源川泽于北郊，用一太牢。祭井于社宫，用一少牢。季冬藏冰，仲春开冰，并用黑牡秬黍，于冰室祭司寒神。开冰，加以桃弧棘矢。
　　开皇四年十一月，诏曰：“古称腊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岁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称蜡可也。后周用夏后之时，行姬氏之蜡。考诸先代，于义有违。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为腊。”于是始革前制。
　　后齐，正月晦日，中书舍人奏祓除。年暮上台，东宫奏择吉日诣殿堂，贵臣与师行事所须，皆移尚书省备设云。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
　　志第三　礼仪三
　　陈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新除尚书左丞庾持称：“晋、宋以来，皇帝大行仪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庙，奏策奉谥。梓宫将登辒辌，侍中版奏，已称某谥皇帝。遣奠，出于陛阶下，方以此时，乃读哀策。而前代策文，犹云大行皇帝，请明加详正。”国子博士、领步兵校尉、知仪礼沈文阿等谓：“应劭《风俗通》，前帝谥未定，臣子称大行，以别嗣主。近检梁仪，自梓宫将登辒辌，版奏皆称某谥皇帝登辒辌。伏寻今祖祭已奉策谥，哀策既在庭，遣祭不应犹称大行。且哀策篆书，藏于玄宫。”谓“依梁仪称谥，以传无穷”。诏可之。
　　天嘉元年八月癸亥，尚书仪曹请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仪注。沈洙议：“谓至亲期断，加降故再期，而再周之丧，断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顿除，故变之以纤缟，创巨不可便愈，故称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渐祛其情。至如父在为母出适后之子，则屈降之以期。期而除服，无复衰麻。缘情有本同之义，许以心制。心制既无杖绖可除，不容复改玄‘，既是心忧，则无所更淡其心也。且禫杖期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怀之感，故断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义，心丧以二十五月为限。大明中，王皇后父丧，又申明其制。齐建元中，太子穆妃丧，亦同用此礼。唯王俭《古今集记》云心制终二十七月，又为王逡所难。何佟之仪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案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月为断。今皇太后于安吉君心丧之期，宜除于再周，无复心禫之礼。”诏可之。
　　隋制，诸岳崩渎竭，天子素服，避正寝，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之山川，牲用太牢。
　　皇帝本服大功已上亲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诸官正一品丧，皇帝不视事三日。皇帝本服五服内亲及嫔、百官正二品已上丧，并一举哀。太阳亏、国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缌麻亲、百官三品已上丧，皇帝皆不视事一日。
　　皇太后、皇后为本服五服内诸亲及嫔，一举哀。皇太子为本服五服之内亲及东宫三师、三少、宫臣三品已上，一举哀。
　　梁天监元年，齐临川献王所生妾谢墓被发，不至埏门。萧子晋传重，谘礼官何佟之。佟之议，以为：“改葬服缌，见柩不可无服故也。此止侵坟土，不及于椁，可依新宫火处三日哭假而已。”帝以为得礼。二年，何佟之议：“追服三年无禫。”尚书议，并以佟之言为得。
　　又二年，始兴王嗣子丧。博士管晅议，使国长从服缌麻。
　　四年，掌凶礼严植之定《仪注》，以亡月遇闰，后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闰盖余分，月节则各有所隶。若节属前月，则宜以前月为忌，节属后月，则宜以后月为忌。祥逢闰则宜取远日。”
　　又四年，安成国刺称：“庙新建，欲克今日迁立所生吴太妃神主。国王既有妃丧，欲使臣下代祭。”明山宾议，以为：“不可。宜待王妃服竟，亲奉盛礼。”
　　五年，贵嫔母车丧，议者疑其仪。明山宾以为：“贵嫔既居母忧，皇太子出贵嫔别第，一举哀，以申圣情，庶不乖礼。”帝从之。
　　又五年，祠部郎司马褧牒：“贵嫔母车亡，应有服制”，谓“宜准公子为母麻衣之制，既葬而除”。帝从之。
　　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
　　七年，安成王慈太妃丧，周舍牒：“使安成、始兴诸王以成服日一日为位受吊。”帝曰：“丧无二主。二王既在远，嗣子宜祭摄事。”周舍牒：“嗣子著细布衣、绢领带。单衣用十五升葛。凡有事及岁时节朔望，并于灵所朝夕哭。三年不听乐。”
　　十四年，舍人硃异议：“《礼》，年虽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则不为殇。封阳侯年虽中殇，已有拜封，不应殇服。”帝可之。于是诸王服封阳侯依成人之服。
　　大同六年，皇太子启：“谨案下殇之小功，不行婚冠嫁三嘉之礼，则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礼，窃有小疑。”帝曰：“《礼》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妇。己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殇之小功则不可。’晋代蔡谟、谢沈、丁纂、冯怀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范坚、荀伯子等，虽复率意致难，亦未能折。太始六年，虞和立议：‘大功之末，乃可娶妇。’于时博询，咸同和议。齐永明十一年，有大司马长子之丧，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顾杲之议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嫔降无疑，皇子娉纳，亦在非硋。’凡此诸议，皆是公背正文，务为通耳。徐爰、王文宪并云：‘期服降为大功，皆不可以婚嫁。’于义乃为不乖，而又不释其意。天监十年，信安公主当出适，而有临川长子大功之惨，具论此义，粗已详悉。太子今又启审大功之末乃下殇之小功行婚冠嫁三吉之事。案《礼》所言下殇小功，本是期服，故不得有三吉之礼。况本服是期，降为大功，理当不可。人间行者，是用郑玄逆降之义。《杂记》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谓本服大功，子则小功，逾月以后，于情差轻，所以许有冠嫁。此则小功之末，通得取妇。前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是简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妇。后言‘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取妇。故有出没。婚礼国之大典，宜有画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复辄有干启，礼官不得辄为曲议。可依此以为法。”
　　后齐定令，亲王、公主、太妃、妃及从三品已上丧者，借白鼓一面，丧毕进输。王、郡公主、太妃、仪同三司已上及令仆，皆听立凶门柏历。三品已上及五等开国，通用方相。四品已下，达于庶人，以魌头。旌则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已下，达于庶人，唯旐而已。其建旐，三品已上及开国子、男，其长至轸，四品、五品至轮，六品至于九品至较。勋品达于庶人，不过七尺。
　　王元轨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邢子才议曰：“《礼》‘改葬缌麻’。郑玄注：‘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孙、孙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既并三年之服，皆应服缌。而止言三人，若非遗漏，便是举其略耳。”
　　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诏曰：“可。”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修毕，上之，诏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其丧纪，上自王公，下逮庶人，著令皆为定制，无相差越。正一品薨，则鸿胪卿监护丧事，司仪令示礼制。二品已上，则鸿胪丞监护，司仪丞示礼制。五品已上薨、卒，及三品已上有期亲已上丧，并掌仪一人示礼制。官人在职丧，听敛以朝服，有封者，敛以冕服，未有官者，白帢单衣。妇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敛。棺内不得置金银珠宝。诸重，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