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美人邓丽君-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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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邓丽君迟疑不语。她感到日本邀请去东京演唱的事情很难推托，又很难定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友好邀请，早在一个多月前就由邓锡泉这位驻日本的代理人转达过来了。据邓锡泉说，宝丽金公司的总裁三谷清和副总裁大国敏雄两位先生，获悉了邓丽君自从林振发病故以后一直处于深居简出的消沉状态，很想请邓丽君出山演唱，重振旗鼓。对于这种友善之举，邓丽君从心里甚为感谢。但是她想起林振发之死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以及林死后港台对她私生活的种种非议，邓丽君还是无意出山。
　　麦灵芝从她的皮包里取出一封信来，郑重地交给她说：“阿丽，你何去何从，必须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林先生的突然死去，确实是构成了对你很大的打击。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人已经死了，咱们活着的人就该更加珍惜自己，更好地活下去啊。阿丽，现在你在香港已经一年多没有登场唱歌了，我真是为你担心，如果继续这样消沉下去，又如何得了呢？”
　　邓丽君对麦灵芝这种亲昵的唠叨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并不生气。只是接过那封从东京转寄给她的信件，专心地阅读着。原来，信是由渡边娱乐公司的总经理渡边正一先生写来的。信中的语句很诚挚，渡边先生在为林振发不幸故去表示慰问之外，也代表宝丽金唱片公司盛情相邀她前往日本。渡边说日本的许多歌迷都对邓丽君一直怀有深深的好感，她们希望邓丽君尽快地从痛失恋人的悲哀中解脱出来，重振旗鼓。又说，邓丽君当年是从日本跃上东南亚歌坛的，希望这次再由日本起步。渡边正一先生希望不久的将来在东京能再次聆听邓丽君甜美的歌声。
　　“阿丽，这一次看你还如何推托？‘宝灵芝从邓丽君那略显为难的神色中，看出了她内心的变化。
　　“是啊，没想到渡边先生写来了亲笔信……”邓丽君的心确实被打动了。渡边正一是她心目中的恩人。1973年她去日本东京寻求事业上的发展，承担邓丽君受训重任的与其说是与自己签约的宝丽金唱片公司，不如说是由渡边正一先生所主持的娱乐公司。正是因为有这家娱乐公司的鼎力资助与山田街老师的精心扶持，才使得初出茅庐的邓丽君有过一次系统的声乐训练。这无疑为她日后在东南亚各国大展身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邓丽君成名以后，从内心深处始终都在感谢渡边正一这位忠厚的长者，如今宝丽金唱片公司不忘旧情，知道她很苦恼，才决计敦请她去日本演唱。
　　无论是对宝丽金唱片公司的真诚善意，还是对渡边正一先生的旧日友谊，邓丽君都到了无法谢绝和必须答应的时候了。邓丽君手托着那封信，长叹一声说：“既然如此，就只好答应了……”
　　麦灵芝立刻高兴起来。她满面绽笑地将一份宝丽金唱片公司已经签好的合同，放在邓丽君面前的桌上，说：“阿丽如果能前去东京，那就太好了。因为只要你重新登台唱歌，我敢保证从前那些无聊的猜测和报纸上莫名其妙的传闻，都会立刻烟消云散。阿丽，宝丽金公司确定的出场时间是12月17日，你去那里出席完演唱会，回到香港来还可以共度圣诞节。”
　　“好吧，灵芝姐，我就听你的安排。”邓丽君接过笔来，在那张由宝丽金公司先填好的演出合同上郑重地写下“邓丽君”三个字。
　　“时间确定后，我们就必须尽快地作去日本的准备，阿丽，现在满打满算还不到7天了，你必须准备好行装才行呀，”麦灵芝又从皮包里拿出一本日本护照来，交到她的手里说：“阿丽，你最迟也得在14日启程去东京，17日就开演，去得太晚就没有彩排的时间。”
　　“我懂我懂，我的灵芝姐，我是必须提前走才行的。”邓丽君将那本新领到的日本护照看了一看，发觉麦灵芝早已在事前为自己办好了签证。她放下心说：“去晚了与乐队无法配唱，况且我又有几支新歌想唱，自然是要提前去的。”
　　“哎呀，14日也不行，因为……”麦灵芝仿佛成了邓丽君的私人总管，她凡在邓丽君有重大演出活动之前，必要为她作出周到细致的安排才行，这次去日本更不例外。麦灵芝忽然想起一件事，忙说：“那件旗袍怎么办？”
　　“旗袍？什么旗袍？”邓丽君愕然。
　　麦灵芝说：“为了能让你在日本的演出有全新的感觉，半月前我让台北端纹样缝衣店的高师傅，为你依从前的尺码再缝一件新旗袍。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那位高师傅的缝衣技术，现在看来你在去日本的时候，必须先在台北转机才行呀！”
　　“好吧，我就先到台北转机，去取那件旗袍。”尽管邓丽君身边有好多件可供临场演出的旗袍，但是好友麦灵芝这样做是出于一片友好之情，邓丽君无法不领受。
　　麦灵芝这才放下心来，很开心地笑了。当然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件旗袍，却为邓丽君去日本演出惹来了一场不小的麻烦！
　　南洋客将赴港岛，印尼护照派上好用场12月13日夜。
　　香港尖沙嘴华灯初上，在泰丰楼中餐馆的雅座里，香港演艺界颇有知名度的女歌星潘冰娥，在这里订了一桌酒席，为她最好的朋友邓丽君送行。
　　“阿丽，从报纸上见到你本月17日在日本有一场演唱会的消息，所有熟悉你的演艺圈朋友都很高兴。她们都为你终于冲出近一年的自我封闭状态，出来演唱而高兴。”潘冰娥亲自在泰丰楼前迎接，当她见一辆宝马小轿车将邓丽君送到楼前时，潘冰娥亲自将邓丽君扶出来。等麦灵芝将车开走，潘冰娥才将邓丽君扶上三楼的雅座。在灯影摇曳中，被严冬的寒气冻红了面腮的邓丽君显得成熟而妩媚。潘冰娥为她斟了茶，继续说道：“本来，我很想多请几位朋友来为你作陪的，大家在一起的气氛会温馨得多。但是你在电话里再三关照，还是我们两人在一起聚聚为好，我只好从命了，阿丽，今晚是香港冬天里少有的冷天气，我就来请你吃测羊肉！”
　　“太好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泰丰楼的羊肉火锅了！”邓丽君脱掉了外面的大衣，里面的羊绒衫在灯影下显得更加艳丽，她的面色也显得十分姣好靓丽。
　　侍者很快就将一只黄铜火锅端来，须臾又布上几碟佐料：粉丝、麻酱、韭花、卤油、辣沫、腐乳等等。两大盘切成状若纸片的粉红羊肉片放在两人面前的朱漆圆桌上。炭火将锅内的鸡汤煮得滚沸起来，播冰娥见她的好友邓丽君今晚的气色十分好，一扫几个月来的忧愁，潘冰娥很高兴。她亲自为邓丽君在火锅里下羊肉，然后两位好友开始在热气氛氛的场里边涮边吃。
　　“冰娥，我这个人太重感情，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邓丽君香甜地呷着香场，吃着鲜嫩的肉片，她在好友的面前情不自禁地袒露襟怀，说道：“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些朋友，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私生活都比我幸福。人生无常，天公对我是格外地冷酷无情。你知道朱先生作为我的初恋情人，他的死几乎使我的精神崩溃了。他在人世间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他存在的重要，然而一旦他永远地离我而去，方才感到我的心像被人掏空了一样难受。这次林先生的死对我来说也很突然，因为我在此前还并不知道他有过那么重的心脏病，所以听到他的死讯，一度让我痛断肝肠！”
　　潘冰娥深深地理解她的好友。她有心相劝，又觉得应该让她宣泄一番也好，索性就边吃边陪她叹息。
　　邓丽君的面庞上浮现出淡淡的忧伤和悲戚。她许久都没有这样向朋友倾吐心曲的机会了。因为在林振发死后自己一直用“自囚”的方法来过着独居独思的苦日子。现在见到潘冰娥才感到应该一吐为快了，她动情地告诉好友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反思中自疚自责。冰娥，我为什么要指责自己呢？就是因为我从前并没有很好地珍惜与男友的情意，为了我的事业，将我们的婚事一推再推。现在想起来我很对不起他们。他们在世的时候，很早就表露出与我结婚的愿望，可是我都委婉地推辞掉了。我很看重我的事业，我认为现在应该利用大好青春年华在歌坛上闯一闯，等将来事业成功时再结婚不迟。谁知道我这样做的结果，既害了他们也害了我自己呀！唉唉，冰娥，我为什么那么傻呢？莫非一定要到我的事业完全成功，或是到人老珠黄的时候才结婚吗？”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阿丽，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潘冰娥对邓丽君接连两次遭到的不幸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她为邓丽君斟了一杯酒，继续说：“你已经从两次创伤中吸取了教训，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今后再有这样的好姻缘，我劝你不要再傻了，千万不要与它失之交臂，成为终生的遗憾呀！”
　　邓丽君将酒抿了一口。她的面庞渐渐地泛起潮红。
　　“丽君，你总是将人拒于干里之外，是一辈子想做尼姑吗？”昨天夜里，邓丽君在香港的另一位女友何莉莉伉俪请她吃西餐。何莉莉夫妇为即将去日本演出的邓丽君点的英式西餐很精致，不仅有沙拉之类，还有铁扒鸡、罐炯牛肉和酸黄瓜等等。酒过三巡后，何莉莉终于说出一个令邓丽君颇感尴尬的话题来：“丽君，任何一位名人也不能超脱凡俗，不能不食人间的烟火，你自然也不例外。我已经听说在林先生不幸去世以后，许多朋友想为你介绍新的朋友，却又都被你谢绝了，这是真的吗？”
　　邓丽君点头默认。
　　“丽君，恕我直言，你这样做是不明智的。我和莉莉是过来人，深知生活并不能像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你应该重新开始才行。朱先生和林先生留给你的印象太深，一时难以忘掉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你应该知道，你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长，总不能一个人孤单地走下去啊。”何莉莉的夫君也在帮助妻子劝说邓丽君。
　　邓丽君低下头。
　　何莉莉见邓丽君没有像对待别人那样断然谢绝，就觉得有一线希望。她说道：“我和夫君准备为你做一回媒人，相信你会给面子吧？”
　　“不不……不急的！‘哪丽君显得有些不安，她的面颊排红了。
　　“不急？为什么不急呢？人生易老，韶华易逝呀！”何莉莉的夫君很有学者风度，他说：“我记得你唱的歌曲有这样的词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说的就是人生短促，你为何这样不珍惜年轻的生命和美妙的青春呢？“
　　何莉莉也劝道：“我们给你介绍的这位青年朋友，也是家在南洋的巨商之子。他不但有很殷实的家业，而且本人也很有学识，一表人才。丽君，恕我们先斩后奏，这个人明天将从南洋到香港来，是专门在你赴日本演出前来见你一面的。我们已经替你与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请你一定不要拒绝！”
　　“不不！我现在心很乱，又要到日本去。莉莉，你说……在这样的时候匆匆忙忙去与那个人见面……合适吗？”邓丽君一旦遇到这样敏感的问题，就立刻表现出她的犹豫、畏缩甚至是很强烈的反感。
　　何莉莉说：“有什么不合适呢？不过是见见面，喝喝咖啡，谈一谈就更好了。当然见见面也不能说一定就能谈成朋友，主要还看彼此有没有缘分。我们的意思不过只是要你与他见上一面，如何？”
　　“这……”邓丽君的心里现在很难这么快就接纳另一位与自己素昧平生的陌生男子，不论他的家世、才学和人品如何优越。她为了不使何莉莉伉俪扫兴，没有像以往那样采取断然谢绝的态度，只是说：“这件事……让我再认真地想一想，再回答你们吧！”
　　现在，在泰丰楼的雅座里，潘冰娥向邓丽君谈起与何莉莉相同的话题时，邓丽君难免心中踌躇。是的，自己已经早过了结婚的妙龄，却仍然了然一身，四海飘泊。何莉莉夫妇本来是希望她今天能与那位从南洋专程赶到香港的青年商人见面的，可是邓丽君却没有安排会面的时间，想到这里，邓丽君期期艾艾地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昨天有朋友说介绍南洋一位英俊男子和我相识，可是……我没有答应。”
　　“没有答应？”潘冰娥很为邓丽君的终身大事忧虑，见她还像以往那样对自己的大事漠不关心，便苦苦劝道：“既然有朋友从中做媒，无论你中意与否，都应该去看上一眼的。有时真的是一桩好姻缘来了，可是却由于你不经心而错过了，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阿丽，我对你说过，从前的不愉快就让它翻过去，不能因为林先生的去世你就长久地沉捆在痛苦里。我的话你总该认真地考虑才是。”
　　邓丽君沉默了。
　　两位朋友围着那只火锅，已经吃得意兴阑珊，潘冰娥的话显然使邓丽君真正地动了心思。
　　深夜里，邓丽君返回尖沙嘴麦灵芝的住宅以后，她向麦灵芝说起了与潘冰娥的谈话，麦灵芝说道：“何莉莉夫妇所介绍的南洋人，。
　　一定是一位说得出的青年男子。她们说也是商家出身，可见你这一辈子一定会与经商的实业界人家结缘。为什么不肯相见呢？无论如何，人家是专程从南洋赶来见你的，依我看，你是非见上一面不可的。“
　　听麦灵芝也是这么苦口婆心地劝说，邓丽君的心渐渐动了。她在灯影里沉思了片刻，终于说：“也好。只是我今天已将好时光错过了，要见也是以后的事情。因为我已经确定明天要去日本，再也没有时间了。再说，如果真正有缘分，将来也必定还有相见的时间，灵芝姐，你说是吧？”
　　“我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宝灵芝处处为邓丽君考虑，说起话来常常直来直去，她说：”既然何莉莉夫妇真诚搭桥，那位南洋的客人又已经来到了香港，可以说是只欠东风了。你为什么不可以晚去一天日本呢？“
　　邓丽君屈指数数时间，迟疑不定地叹道：“如果我不去台北取那件旗袍，即便15日从启德机场直飞东京，也是来得及的。可是因为会那个南洋来的客人再误一天的话，我到东京时可就是17目的当天，晚上就要登台演唱，哪里还有一点点时间与乐队进行接触？
　　万一唱得不好岂不是让宝丽金公司难堪吗？“
　　麦灵芝素来深知邓丽君从艺的谨慎，即便很一般的一次演唱会，她也是坚决不肯马虎行事的。即使安排得非常紧迫的演出，邓丽君也要预先安排时间与乐队见见面，彼此熟悉一下歌曲的词谱，时间充裕时双方还要练唱两遍。麦灵芝计算着从香港起飞的时间，说：“阿丽，现在我们可以假定在14日这一天，在香港见一见那位客人，这是雷打不动的。你如果在15日飞往台北，取到旗袍后马上飞去东京，也只有几个小时，有什么不可以呢？”
　　“灵芝姐怎么越发地说傻话呢？”邓丽君微嗔：“难道你没有乘过飞机吗？怎么连起码的过境知识也不晓得？就算我在15日下午能到台北，那么依照惯例，持去东京的护照在当天也是不准许再从台北转飞东京的，必须在48小时以后，才可以持同一本护照离境！
　　这样，我就得在17日上午才可能去日本，你想想，到那里之后稍事休息就要上台，匆匆忙忙如何能够演出呢？“
　　“也是的，时间太紧了，”麦灵芝感到一桩好姻缘又将从邓丽君的身边擦身而过了，她深为苦命的邓丽君感到遗憾。忽然她灵机一动，说：“阿丽，既然你在香港会见那位南洋的客人是头等紧要之事，也就只有舍弃台北订做的那件旗袍了，你说这样可以吗？”
　　邓丽君托腮不语。
　　麦灵芝急得绕室乱转，说：“阿丽，你该当机立断才行啊，总不能坐在那里毫无主张。”
　　“我是在想一个两全之策，因为台北订做的那件旗袍还是顺便拿上它为好。”邓丽君此时已经下决心多留在香港一天，以不拂逆何莉莉、溜冰娥和麦灵芝几位朋友对她的一片好意。正在这时，在邓丽君的脑海里忽然想到了雅加达。1978年的夏天，邓丽君曾经作为印度尼西亚最尊贵的宾客，来到那座古朴的宫殿里演出。那天晚上，宫殿里灯火齐明，光彩耀目。邓丽君用英语演唱了她所喜欢的《原乡人》：我张开一双翅膀，背负着一个希望。
　　飞过那陌生的城池，去我向往的地方。
　　在旷野中我嗅芬芳；从泥土里我摄取营养。
　　为了吐丝蚕儿要吃茶叶，为了播种花儿要开放。
　　……
　　邓丽君记得，那天晚上她唱得很尽兴。一会儿用英语演唱，一会儿又用刚学的印尼语言演唱，她那顾盼生姿的神采与动人的歌喉，不断地赢得掌声与喝彩。演出结束后，她正在化妆间里卸妆，一位唇边丛生着浓黑胡须的印度尼西亚移民局高级官员，面带笑容地走进来。他亲切地握住邓丽君的双手祝贺说：“尊敬的邓丽君小姐，您今晚的演唱实在是太成功了。我代表国家移民局向您赠送一件小小的礼物，这是我们对最尊贵的国宾才可能赠送的礼物，请邓小姐千万收下！”
　　那位官员所送的礼物，原来竟是一个小小的红皮面本子，上面用英文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文字印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The　Re－pubitc　of　Indonesia　）护照”的字样。邓丽君当时感到有些意外，但是她并没有任何受宠若惊之感，只是淡淡地一笑。
　　那位移民局高官说：“邓小姐，我们向您赠予这份礼物的目的，就是衷心地期望您能不断地到我们美丽的雅加达来唱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持这本护照前来！”
　　“谢谢！”邓丽君彬彬有礼地将那本护照收下了。记得那位印尼官员退出后，她就将那本护照放进她的一只小挎包里，回到香港以后，很快就将这本印尼护照忘在脑后了。因为她自1978年那次演出后再也没有去雅加达，所以也就根本没有用过那本作为国宾礼物的护照。现在，她蓦地记起了那本被她遗忘许久的印尼护照来。
　　“灵芝姐！”邓丽君双眼豁然一亮，她急忙起身，来到那只装衣物的皮箱前，开启了箱锁，从衣物底下找到了那本护照，捧到麦灵芝面前，问道：“我这里有本印尼的护照。始终也没有用过，不知此次去东京可否派上用场？”
　　“哦——？”麦灵芝立刻睁大了惊喜的眼睛，她大喜过望地对邓丽君说：“阿丽，我怎么就不知道你有两本护照呢。如果有印尼的护照，这次你就可以两全齐美，互不耽误了！”
　　邓丽君在兴奋过后又有一丝紧张，她迟疑地说：“只是我根本没有用过，再说当年印尼移民局送给我这本护照时，只是说我可以随时持这张护照到印尼去，并没有说可以持有这张护照随便到世界各国去旅行呀，这样做是否有些不合适呢？”麦灵芝嗔怪地说：“你怎么这样老实呢？既然你已经是印尼护照的长期持有者，为什么不可以随时地利用它？印尼的官员又没有说明你不许用它到其它国家去嘛，有什么可怕？”
　　邓丽君对麦灵芝历来言听计从，此次听她说得有理，便点点头说：“灵芝姐的意思是，我可以用这张印尼的护照去台湾吗？”
　　“不不，你去台湾时仍可以使用我为你办的那张护照，”麦灵芝显得精明世故，她在脑中早已将此次邓丽君经台北再赴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周密无隙，她说道：“到台北后你可以尽快地拿到那件旗袍，当天傍晚或次日清早，可以使用这张印尼的新护照去东京。这样，你在台北就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离境了，到东京后又有时间和乐队进行接触。阿丽，总之你明天尽可以留在香港和何莉莉的那位客人见面，这样一来时间就不太紧张了。”
　　邓丽君见所有的麻烦都在刹那间迎刃而解，心里自然十分欣慰。当夜在入睡前，她拨通了何莉莉住宅的电话，告诉她说：“承你们夫妇的美意，我明天可以与你们所说的那个人见上一面。不论有缘无线，见见也是无妨的。如果真的有线，那就是命里注定，如无缘，也算没辜负你们夫妇对我的一片美意。莉莉，这样你总该满意了D　巴？”
　　电话那端，何莉莉非常高兴地笑了。
　　印尼驻东京使馆否认邓丽君护照的真实性12月15日。香港天气晴朗。
　　上午9时，一架大型波音747客机从启德机场的跑道上飞上云空，直向台湾岛飞去。
　　邓丽君坐在靠近机廖的座位上，她的神情显得有些忧郁。邓丽君此时的心境如同蓝天飘浮的白云一样无法安定，她感到她这～生的事业可谓一帆风顺，而姻缘却始终远离她。经过麦灵芝的精心设计，邓丽君好不容易在去日本紧张的日程中挤出一天时间，准备与那位远从南洋专程飞到香港的青年企业家见上一面，可是没有想到这一良好的愿望又落空了。
　　本来，12日的晚间在何莉莉和她的丈夫正式提到她们将有意成全这桩好姻缘时，邓丽君当时表示无意与那位南洋客见面。何莉莉夫妇也无可奈何，因为她们伉俪非常清楚邓丽君此时的心情很不好，不宜在这种时候强人所难地安排这类见面的事情。13日上午，那位从南洋赶来的青年果然如期地飞到了香港。他抵港后就立刻拨通了何莉莉的电话，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善于应酬局面的何莉莉只好委婉地推说邓丽君已经在当回去日本东京，出席一场领先已有合约的商业性演出。这样，这位南洋客人与邓丽君相见的时间只有向后推迟几天。
　　不料，当天深夜何莉莉夫妇又突然接到邓丽君在麦灵芝寓所打来的电话。邓丽君突然改变了态度，使何莉莉夫妇既高兴又为难。
　　“怎么办呢！让我们如何向那位客人改口呢？”何莉莉在接到邓丽君的电话后很踌躇地问丈夫。丈夫沉吟片刻说：“也没有什么，你可以向那位客人如实说明情况，就说邓丽君原来确实定在14日离开香港，但是为了见他一面，情愿推迟一天时间。这样一来，客人会更加重视和珍惜这次见面，无论对邓丽君还是对他都是一桩好事！”
　　何莉莉马上连夜拨通了那位南洋客在香港深水湾山顶豪宅的电话。这位南洋客的父亲虽然多年在海外经商，但为了来港经商的便利起见，近年来已在深水湾用重金购得豪宅一座。何莉莉原以为她可以在那座宅子里找到他，谁知豪宅的女佣在电话里告诉她说，那位从南洋匆匆赶来的青年公子，仅仅只在深水湾的宅子里停留一上午，下午就到澳门去洽谈商务了。原来那位青年在听说邓丽君需要在日本逗留半个月才能回港，他自知滞留在港无事可做，当天便搭乘轮船到澳门，次日将返回新加坡。
　　邓丽君得知上述情况后，沉默不语。她又一次感觉到好姻缘离她很远，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魔力在有意无意地捉弄着她。麦灵芝听后则说：“阿丽，何必为这件事不高兴呢？既然不是一段好姻缘，索性就不去理它，不过这样也好，与其匆忙见面还不如不见面的好！”
　　邓丽君在中午前飞抵了台北桃园机场。她在这里只有8个小时的停留时间。她去瑞故祥高级缝衣店去试穿麦灵芝替她订的那件旗袍，果然很得体。衣服是玫瑰红色，紧身高领，下摆的开叉不高不低，很遂邓丽君的心意。拿好旗袍以后，邓丽君又急如星火地去探望她久别的父母。夜晚7点35分，邓丽君匆匆忙忙地赶到桃园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她必须在8点乘一架“华航”的班机飞往日本。
　　入夜，候机厅里灯火辉煌。邓丽君在走进大厅前，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化妆，例如又将那大墨镜戴在鼻梁上，将一顶巴拿马小帽的帽沿故意拉低，大衣的衣领子也高高地竖了起来，可是，邓丽君还是被一些熟悉她的旅客认了出来。
　　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B　君，刚乘一架从汉城飞来的客机抵达桃园机场。在他通过候机厅时意外地发现许多人围着一位戴墨镜的女人在签名。他以职业的敏感猜测到那女子必定是一位名人。
　　急忙凑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许久就从新闻媒体中销声匿迹的著名歌星邓丽君。这几乎是林振发在新加坡死后，邓丽君在台北第一次公开的露面。B　君尽管旅途劳顿，但他仍然不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采访独家新闻的机会。于是，B　君先是对好相机镜头的焦距，给正在签名的邓丽君拍下一张戴墨镜的照片，然后他近前来向邓丽君提出一系列问题，诸如：林振发死亡的真正原因？林振发死后你是否另有意中人？此次到台北来是否专为探视父母？年内是否还会在台北有大型演出等等。
　　匆匆忙完了签名的邓丽君，忙不迭地从人群里挤出来。由于登机的时间已经临近，她无意与B　君进行闲聊，只是告诉他说：“我现在很忙，要连夜飞往东京去，后天在那里将有一次演出。”余下的提问，邓丽君均不予回答。可是B　君却是个敬业心极强的新闻记者，他如何肯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使纠缠不休地一步步追来，一路上只是连珠炮般地向跑得喘喘吁吁的邓丽君发问。两人一前一后，很快就来到机场海关的检票口前，当邓丽君从拎袋里拿出那本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时，海关人员惊讶地问道：“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
　　邓丽君感到手足无措。她无法回答机场海关检查人员对她的善意询问，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邓丽君当时完全是出于礼貌，在海关人员向护照上盖章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
　　然后，她就随手接过护照，拎起装有旗袍的小皮箱，忙不叠地向机场走去了。
　　B　君怔怔地凝望着邓丽君那已经远去了的背影发呆。他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和失望，因为他与邓丽君在桃园机场的候机厅里相见的时间十分短暂，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采访，但是B　君也很庆幸和满足，因为他方才在邓丽君入关时，在旁边听到了海关人员对邓的一句问话：“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更令B　君感到具有新闻价值的是，他当时不但亲眼见到了邓丽君使用的那本红皮面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而且还亲耳听到了邓丽君对海关人员的“哦”——一种完全默认的表示。
　　1979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的《中国时报》第三版上角，刊发了记者B　君采写的一条新闻，题目是《歌星邓丽君昨晚由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
　　该文的上方配发了一幅邓丽君戴墨镜在候机厅为旅客们签名的新闻照片，从而更增加了这条消息的新闻性。也正是B　君无意中写成的这条仅有数百字的新闻稿，拉开了“假护照事件”的序幕……
　　当日下午，在台湾“外交部”任职的留美硕士陈之栩，酒足饭饱之余坐在沙发靠背椅上翘起了二郎腿，叼着一只雪茄拿起一张报纸。他突然发现了B　君所写的那条有关邓丽君去日本的新闻，陈之栩的精神顿时一振，只见报上写道：“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