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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新传-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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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协暗笑，故意问道：“莫非郭黄总祭的能力不足，或者有渎职之处？”
胡昭遮掩道：“那也不是，只是……多少有些不便！”
刘协又故意问诸葛瑾和蒋琬道：“你们觉得郭黄总祭的能力如何啊，是否真的承担不了竞技总祭的职务啊？”
诸葛瑾和蒋琬都是聪敏的人，当即道：“臣等以为非常胜任！”
刘协笑道：“那就好，那就好啊，朕还以为选错了人呢，胡公，莫非你认为朕看人不准嘛？”
胡昭尴尬了片刻，随即道：“所谓阴阳有别，男子主外，女子主内，此乃天下之本，万家和谐之源，圣上推行的新女性政策似乎有违此道！”
第十一卷 帝国动荡 第三十章 大汉新语
当胡昭将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刘协静静看着他，既没有批评，也没有赞赏，只是淡淡叹了一口气。
四人都是沉默良久，蒋琬起身打破沉默，说道：“臣之所以公开支持圣上的新女性运动，治略府之所以正面积极推广新女性运动，其实背后的原因是纺织业和其他的行业对女性工人的需求，但说句实话，臣也以为男女有别，胡公这句，男子主外，女子主内，此乃天下之本，万家和谐之源，确实没有说错，但另外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两千万的女性确实不可缺乏的工人之源，所以臣的意思是虽然要鼓励女性出去工作，但也没有必要实施独立的新女性教育，或者对于新女性的教育上，不应该男子化！”
刘协点头默认，道：“朕之所以全面开设女子学堂，意义就在此，男女教育同化对帝国的根本还是有所撼动的，但新女性并不是简单的男子化，恰恰相反，新女性是要规划男女之间不同的职责。对于商社的用工上，朕的意思是男子可以以每日十时为上限，女性以每日六时为上限，这样女性就可以多出四个小时（大辰为两个时，对应辰的时也可以理解为小时）用于家庭内部劳作，相夫教子，也就是男女不同工时的思路。这一点上，治略府要力图在新的《帝国劳动法》内进行严格的规定，十八岁以下的子民、庶民和佣民都不可以雇佣，而女性雇佣工人，每日在商社和工厂的工作时限不得超过六个小时。为她们负责家庭事务留下空间，而男子可以达到十个小时，让男子多赚点钱，养家度日。”
说完这话。刘协问胡昭道：“胡公，朕这么规定的话，你还认为有问题吗？”
胡昭叹道：“此乃无法之法。为时势所迫，圣上能有如此规定，对天下也算是一个至上的交待了，臣自然再无异议！”
刘协无可奈何的苦笑，说道：“那郭黄舞蝶那个竞技总祭的工作，胡公还是多要鼎力支持啊，朕可以把话说得很清楚，就是把你们三位治略公都换了，这个郭黄总祭的职务都不会调动，原因何在。你们略加思索也都明白，何为大局之势，何为必然之举。你们也都清楚，朕就不多加解释了，总之她的工作，你们是不想支持也必须支持，而且是完全的支持。朕要求你们给予的支持是即使她什么也不做。大汉帝国竞技运动也能够在全国推广起来，现在都清楚了吧，她能力几何，朕不去关注也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甚至没有能力也没有关系。总之，朕要地是一个招牌，是一个典型，一个用于推广新女性的角色。你们都是朕多年信任的重臣，不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更不应该让朕为难！”
胡昭知道刘协说得是自己，心中明白刘协这么说也是给他天大的颜面，如果自己不是两朝大公，按着刘协的性格，早就把自己踢出治略府了，当即道：“圣上既然和臣等明言，臣自然鼎力支持，竞技总局的事情，臣会做为文教总院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刘协清楚胡昭是有一说一的老臣，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叹道：“难为老臣了！”
胡昭道：“此乃臣份内之职，此外还有一事，臣记得圣上说过要推广普及教育，必须对汉语进行新构架，圣上可否还记得？”
刘协想了良久，道：“是在颖川时候和你的说吧？”
胡昭道：“圣上正是在颖川第一次见到臣的时候和臣说的，圣上说自秦以来，文言分家，两不相同，普及教育自然以言为主，当时臣还辩论说当以文为主，不过近十年的基础教育推广下来，成绩最好的荆、扬、骊三州都是以言为主，而豫、徐、雍等州以文为主的基础教育都出现了较大的困难，臣现在是不得不服圣上之裁，只是全面推广以言为主的汉文，臣还是觉得不妥！”
刘协走了几步，回头说道：“秦以前文是书写的意思，言是表述记载等的意思，自古到秦，文言还没有分家，可到了秦，言的意思就变化了，成为表述语言，以秦和北方口语形成的白言成为秦朝时百姓主要的语言方式，其中也是秦广役政策的结果，而此前，春秋七国也好，还是商周之时，各地诸侯王国林立，汉人的口语都是各地为主，楚有楚腔，北方有燕话，中原有鲁音，南有越语，各有各的特点，这样说吧，我们看中央帝国学府语言学学者们提交的《大汉方言论》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变化，最早的汉语是夏语，至远古而各有不同，流传到炎黄帝而大成。”
“到了商朝时期，语言又有了变化，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的东夷语，来到中原后被夏语和诸多原始汉语方言融化成中原官话的雏形——华夏语。商都虽然多变，但确实就在冀州朝歌、洛阳和豫州颖川之间移动，这一点，学者们已经通过挖掘证实了，而商朝时期就以洛阳一带的方言为标准音最终形成了华夏语，到了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方言、鲁方言，华北平原西部的原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言，到了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终于形成，也就是新的华夏语，其根基还是商朝的华夏语，但音字都已经融合了齐、鲁、燕，赵四方言，和老的华夏语有了很大的差别。”
“到了春秋五位大贤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雅言）即所谓的周语和秦晋方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汉语官话，实际上就是雅言的格式为基础。融合了各地的音调最终形成了新中原官话，真正华夏时代的华夏语则在吴越以南的部分地区还有保存。”
“再到黄巾之乱，朕离开洛阳前往襄阳立楚，由于官员以洛阳旧部为主。但楚言和雅言之间差别很大，卢公就以雅言为基础，融合楚言的词汇和部分音调做为楚地的官话。可在朕掌位之后，由于朕大力吸纳流民，导致中原百姓数百万地涌入楚地，官话又从偏向楚回归到以秦汉时期的新中原官话，到了移都天京城，新中原官话又开始吸纳燕北方言，加上鲜卑、骊族的子弟涌入天京城弥补人口不足的问题，今夭的天京话又开始在新中原官话的基础上略有北方化，可以说，今天我们司隶一带的天京话。他已经是雅言、楚辞、燕语和新中原官话四大语系的大融合的结果（我估计这种音调和今天山东河北为代表冀鲁官话、苏州、扬州为代表的吴越语都太相同，但相对最接近原华夏语）。”
“如今各地语系复杂多变，天京话为代表的新中原官话。江东的吴越方言，交州广南的粤系，还有扬南广北的闽系，巴蜀荆南的楚系，这些都是推行通行言的阻碍。朕的意思是重新规定新中原官话为基础。吸纳各地方言的天京话为国语，进行统一教育，各地基础教育中，必须以国语为基础，再次统一天下之音。允许各地说自己的方言，但必须同时掌握国语，无论藏州、燕州等州，还是中原各地，只要是中央二十八州内，就必须国语外，而各省汉民必须追求纯国语化。大汉、罗马、希腊三地学者在巴比伦省为了方便巴比伦省及周边邦联国、同盟国学习汉语，不是用罗马音标对汉语进行标注了吗，其实在大汉帝国内也可以这么试验下，看看是不是更方面普通子民学习汉字，统一国语的音。”
“在行文上面，朕希望推行新文，字形不求简化，但行文记叙不再追求文化，而是追求规则化，在口语化的基础上进行规则化，帝国地法律如果帝国子民都看不懂，那我们制定法律有什么用，帝国的德法同治的根基就是让帝国子民懂法、守法而不违法，而不是他们犯法了，我们再去处罚，朕说的法制帝国，他不是一个用法处罚的帝国，而是一个守法的帝国。”
“文教总院准备主持国语的新化工作，朕的标准是语音的统一化和天京化，行文的规则化，推行标点符号和巴比伦数字符号，数学、天文学、统计学和自然学科的学术论文中，涉及到数字的时候，都采用印度数字符号，即0…9的数字符号（公元前三世纪，已经从印度的婆罗门时代诞生了）。我们的很多文啊，一句话写出来，能有四五种含义，除了写文章的人，外人都很难清楚真实的含义，只能是推敲，推敲下来，各个人理解还不一样。你们看，儒家的典籍，那已经论证多少次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行文不规则导致的结果，所谓行文的规则化就是单个字和词汇可以多意，但一句话必须有非常清晰的意思，不允许有多种意思，写文章的人，多写几个字会死嘛，不会死为什么不多写几个字，把意思表达清楚啊，那都是效仿古文，周朝文字量不足，所以行文只能一句多意，现在呢，文字的量已经足够，但很多学者还是在拼命地效仿古人，写出来的文，含含糊糊，不知所云，连朕都经常不知道他那几句话具体的意思到底该怎么理解。朕啦，不要求行文完全口语化，这样一来，文章的美就没有了，但朕希望那些写文章的人，多写一些字，接近通常的说话，把意思表达清楚，引经、押韵、据典都很正常，为了文章的华美嘛，可你写学术论文，写史志，写剧本，就不要给模模糊糊的，要让懂汉字的人都能清楚明白你表达的意思。说到底，新化就是介于文言文和口语化之间的规则化，语法化。”
“还有避讳的问题，从朕开始，天下文章都不用避讳，否则那些文章写出来的意思更含糊。荆扬两州早期就推行了文的言化工作，也就是最初的新化工作，一方面是略微口语化，但主体上还保持着非常规则地设置。使大多数的典籍都有荆、扬两地的官方认可注释版本，官方的注释版本一出来，各个学者就不要再去注释，很浪费帝国资源。一个《大学》，帝国就有二十多个注释版本，各家有各家的注释。没有几个版本在细节注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文教总院必须在新文规则诞生后，准备负责三个具体的项目，一个是《帝国总辞海》的编订，对全国内的各地词语进行总汇，二是统一教材和法律注释的新化，推行民众的普及化教育，新化就是必须进行的事情，对于字体上。也适当的简化，对主要运用的三千字，要进行统一的简化。不要简化到失去原先的象形意，即适当缩减笔划，凡是笔划再十六笔以下的都没有必要进行简化，凡是常用的三千字，即《汉文三千字》之外的字。即使超过十六笔也没有必要简化。”
“第三呢，将华夏年以前的文章称为古文，对以后的文章称为新文，将所有古文都进行官方新化工作，这是文教总院十年内都做不完的工作。要仔细的完成，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按部就班的完成。文教总院要主持好，各大学府承担主体工作，对传统典籍文章进行标准注释，以后就禁止注释工作，不要国家政府注释了以后，一些人再来新释，让一个典文的含义有几十种，结果所有大汉学者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引经据典的考证古文的真正含义，还美名其曰做学问，这种事情给朕少来，除了文学院和历史学者外，谁再这么无聊，立刻剥夺国家年俸资格，大千世界不去研究，一天到晚的埋在几百年前的书籍里，就为了考证具体的含义，还得意洋洋的自称古学至上。朕不阻止他们研究这些，想研究的话，朕一分钱不给，有本事他就做一辈子的穷学究，也不要看到别的学者研究新技术获得大量的奖励而埋怨，朕知道，很多研究古学经典的学究们都说朕不重视祖先，祖先那么多话不去研究，祖先那么多的经典不去宣扬，祖先那么多传世之礼不去推广，那胡昭，你把朕的话传下去，朕尊重祖先，但朕更尊重祖先不畏艰险，勇敢开拓的精神，凡是非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不研究本学科学术，跑去翻书探典的，研究古学的，一律取消学者年俸。”
胡昭道：“圣上的意思，臣明白了，文教总院在近期时间就加大相关的工作，以确保全民基础教育的推广！”
刘协微微颔首道：“所谓基础教育，就是要他们识字，看的懂中央的公告，看的懂杂志和报刑，看的懂律法规章，看的懂《天尊道经》和《新道德经》，拥有基础的数学知识，能够用算盘（东汉末年徐岳的《数术记遗》中已经有了详细的珠算记录，可以认为东汉末年已经有了算盘进行计算，称：刻板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间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与下四珠色别，其上别色之珠当五，其下四珠，珠各当一。至下四珠所领，故云控带四时。其珠游于三方之中，故云经纬三才也。），他们懂礼识法，知道帝国的历史，有帝国子民的荣誉感，有华夏民族的归属感！所以新文的推行是必须的，只有推行新文，他们才能真正成为帝国的新国民！另一个方面，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古文教育和新文教育也要同时推行，在前进的同时，也不能忘本，否则华夏民族的根髓就会消失。”
其实，刘协自己也很矛盾，让汉语的标准化、规则化、清晰化是大汉帝国真正全面推行基础教育和全民素质提高的根基，也是工业化发展和技术帝国发展的需求，是广富主义、民主主义和道德主义实施的根本，但让国学彻底消亡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推行标准化、规则化、清晰化的新文，也同时推行中高等教育中的新古同进，让中高的知识阶级能够掌握运用新文的同时，不忘古文，而至于普通百姓，则只进行新文教育即可。
刘协希望中的大汉帝国是一个拥有高度发达和体系完整的自然科学，拥有灿烂的人文成就，以技术为帝国的追求，在各种先进技术的支持下，使帝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帝国，拥有最坚强富裕的民众，拥有最和谐稳定的政治体制，拥有最多的生产资源，而这一切都必须进行全民素质的提高，要进行全民素质的提高，就必须推行更方便普通人学习的语言和文字，更规则、更简洁、更易于学习的新文就是其中的关键。
其实，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两全齐美，要想前进，就必须懂得舍弃阻碍，即使这些阻碍曾经为帝国和民族做出多少贡献，如果可以，留下精髓和精神就可以了。
第十一卷 帝国动荡 第三十一章 华夏之树
刘协对于新文和国语的改革只做了短短的一席评话，但对于中央治略府的文教总院而言，这却是三十年内也无法完全完成的工作，诸葛瑾、蒋琬和胡昭三人回去后，在三日后就召开了相关的论证会，并以太学府名义召集了各大学府语言学和文化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的学者进行集体讨论，对于新文和国语的规定、音标和标点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初步探讨，并在太学府内成立国文研究院，在中央治略府成立国文司用于新文和国语的推广。
对于古文典籍的官方注释治略府提出了三十年计划，而教材新文化的工作将在二十五年以前完成。
在国政总局方面，藏州治略台正式成立，由李严担任第一任治略总督，杨孚担任第一任驻防总督。
此时的藏州还没有独立的民族体系，主要还是西凉一带的北羌南下，在青海湖和黄河上游一带的游牧民，南方是横断山脉濮僚系部落沿着长江北上的六牦牛部落。
这几年，刘协渐渐脱离了政事管辖，主要精力都投向了经济、技术和文化的深入研究上，在和太学府学者就华夏同源观点的讨论上，刘协认为目前藏州的原住民确实存在，但本质上却是早年从中原移居过去的，具体移民的时间应该是夏朝前后。
现在留在藏州的原住民都应该是仰韶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分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地长江文明，这是整个华夏文明的两个主体。而现在藏州内的原住民文化可以理解为华夏文明两个祖先文明分支的融合。
位于青海和陕西之间的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上限是8000年以上，仰韶文化在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化，一种是沿着黄河向东，和黄河中下游地其他部落融合。最终诞生了华夏文明的主体系，一种则沿着黄河向西，一直向黄河上游前进。形成了羌荣早期民族部落。
长江文明中，三星堆文化并不是唯一的起点，和其他长江中下游文明演化了蜀、楚、越三种文化，开始和黄河文明的新主体——中原文化开始融合，最终形成了华夏文明。
三星堆文化一部分选择沿长江继续向上，进入藏州，形成了六牦牛部落文化，最终羌荣部落和六牦牛部落最终在藏州实现了碰撞，他们做为华夏文明两大起源点文化的两个分支，在这里发生了融合。如果刘协不干预，他们就会形成吐蕃文明，而出现了华夏文明一个分支。
说到底。藏族和华夏族是真正的同源民族，如果黄河文明是父亲，长江文明是母亲，那么藏和汉应该可以说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在华夏同源的论证上，刘协虽然没有在大汉时代找到仰韶文化的遗址。但通过藏原住民称汉人为“嘉”（当时的嘉和夏同音）以及周礼典籍可以论证出，藏汉是三千年前夏人东西分开发展的不同结果，所以藏的原住民应该享有华夏族称谓，必须享有帝国子民的一切权益，任何人不得将原住民做为佣工和奴隶使用。不得歧视，不得掠夺，恰恰相反，作为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大汉帝国的汉族必须对藏的原住民提供一切尽可能的援助。
由于藏州原住民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风俗，也没有统一的地区政权，刘协判定从华夏二十五年开始，藏民悉数回归华夏大族，不设单独的民族设置。
在对藏州原住民考证的过程中，一个刘协没有想到的事情自然而然的进入了轨道，那就是对整个华夏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的总结和考证。
刘协自然的成为太学府华夏民族起源与发展论证研究会的领衔人物，这个研究会集合了整个大汉帝国最优秀的历史学者、考古学者、民族学者、人文社会学者和其他相关各行业学者，总计两百余人，在天京城举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辩证，而刘协的华夏文明双源论，即以黄河文明为父，以长江文明为母的观点成为最主流的观点。
尤其是炎黄之争，夏商之址和东西两周为华夏文明双源论一个最主要的论证过程，根据民间传说、历史纪录，尤其是西周的一些史籍，加上对朝歌的发掘，以及龙骨被刘协做为商朝文字定为甲骨文，经过十余年统计后，大汉帝国的中央帝国、天京学府、京都理工、长江学府、南京学府、黄河学府、西京学府、襄阳学府（江夏学院、荆州学府和江夏技术学院整合后，结合原襄阳学府余部而成，主学院在江夏，分院在襄阳）、重庆学府、济南学府、颖川学府、洛阳学府、辽东学府、巴比伦学府、罗马学府、南海学府十六家国级学府的两百多位学者在大量史籍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论证。
在统一的判定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源头在南方，从南方移向北方，时间在夏朝和五帝之前，在向北移民过程中出现了五帝，在这时，太学府的考证和辩论结果是出喾即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亦即《山海经》中的帝俊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之后，一致推翻《史记》所说的五帝——黄帝、颛顼、喾、尧、舜。
根据《左传。哀公六年》载《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乃亡。”判断夏之前的朝代为陶唐朝。
《史记》以为陶唐（帝尧）之后为有虞氏，有虞氏之后为夏，也就是说有虞就是舜，而有虞之后就是禹，太学府也对此观点批驳，提出舜是本三代之高祖上帝。则不能为有虞氏的观点，进一步探悉，认为虞是夏的先民，他们以白虎（虞）为图腾。故号有虞氏，其首领即禹，所建之方国曰土方。见诸卜辞、《诗。长发》和《楚辞。天问》等。
根据这些观点，最终认定传说中的五帝实际上就是陶唐时代的五位皇帝，并根据《山海经》、《远古帝传》、《夏初》、《竹书纪年》以及《东周礼记》，最终确定陶唐时代的五位皇帝为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朱（丹朱），而帝喾（现代郭沫若的论证：喾就是舜，也就是说舜是尧父亲，而非其子。）就是帝尧的父亲，为有熊氏部族之王，陶唐时代共传了四代五帝，自帝尧始至丹朱而终。其中帝尧到帝挚这一代为兄传弟，其他皆为父传子。
在这个过程中，唯一很难界定的就是帝喾（舜）是否为黄帝。黄帝为有熊氏之王，而舜也是有熊氏之王，年代接近，是否可能就是一帝，而黄帝子嗣众多。传说有二十五子，那么有否可能是黄帝之后继承有熊氏之王的为舜，即舜为黄帝子说，但也有学者认为黄帝就是舜。
支持舜为黄帝者，则支持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朱五帝说。而坚持黄帝为舜父的学者则提出了帝舜…帝尧…帝韩流…帝颛顼…帝朱的五帝说。
由于黄帝缺乏直接的文本证据，而黄帝在陶唐时代并没有称为黄帝，到了周以黄帝后自居，灭商建周，才有了黄帝说，故此可以断定，在周朝典籍中，黄帝究竟是否为舜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
但《五帝本纪》中又有这样一个记载：黄帝有二子曰昌意、青阳，喾有二子曰尧、挚，而《竹书纪年》和《左年公》有记载，舜有二子曰昌意、青阳，结合喾为舜的商字体，舜为喾的周字体，相合应起来，可以断定昌意即尧即太昊，青阳即挚即少昊，是尧为兄先立，故曰太昊，挚为弟后立，故曰少昊。
根据这个断定，太学府也是胆颤心惊的最终认定，喾就是黄帝的原型，对于黄帝有二十五子的纪录做出判定，由于当时环境和生存问题，舜不可能有二十五子，而二十五子的说法源于周朝文王时期，在禹时成形的《五藏山经》曾谈到舜子二帝，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商，从商灭夏，自居同为黄帝之后，根据断论，刘协和太学府根据字体学最终断定姬、酉、祁、己、滕、任、蒧、荀、僖、佶、儇、衣十二个上古之姓都是陶唐部族衍生分封地，而真正的黄帝本姓为姬，以姬姓立陶唐，尧后分酉、祁，挚后分己、滕、任，韩流后分蒧、荀，颛顼分僖、佶、儇，朱灭分衣。
酉姓灭，故陶唐开国帝尧后只留祁姓，祁姓后分刘姓，即刘氏为陶唐之后。
正如禹结束了陶唐时代，而启正式建立夏朝一样，实际上是黄帝喾（舜）结束了蚩尤的炎帝时代，而帝尧建立陶唐时代，这是典型父灭子建行为，华夏历史上，汤灭夏，放桀而不立商，西伯姬昌灭商而不立周，姬发承继父业立周的行为一致。（这样的历史就说明了为什么真实历史中曹操灭汉而不立魏，司马懿灭魏而不立晋的原因，其实都是效仿古代贤帝而已，其他所谓曹操忠汉，不愿做逆贼，司马懿忠魏，不愿做逆贼的话都是胡乱瞎说，结合历史中贤帝行为，我们一下就可以发现历史的真相。）
丹朱同时期就出现了禹，禹是有虞部落的首领，根据《竹书纪年》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而《国语。周语上》载祭公之言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论证结果为当时后稷是禹的大臣，“后稷放帝朱”实际就是禹为夺权而放逐了帝朱。
据《墨子。兼爱下》与《非攻下》所载，禹放丹朱后并没有完全控制政权，丹朱之子苗民（即三苗）曾一度称王，与禹分庭抗礼，《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曰：“王无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夏、商之季”就是指桀、纣二王，太子晋把黎、苗和此二王相提并论。可知苗民曾为王，一度掌握政权，盖因其乃帝室之胄，但无称帝之说。后来禹伐而流之（实际上应该是驱逐）。最终战胜了陶唐时代的舜的黄帝部落，夺取了政权。
经过一系列的论证，华夏文明的历史从炎帝（神农氏）开始立帝。炎帝之前各部落都是分散发展，虽有战争，但并没有形成部落联盟，即各部落有王，至炎帝时，各部落联盟之王称为帝。
帝国学者对藏、韩、瀛等落后地区还是母系社会进行考证，根据《白虎通德论》等古籍所载：“谓之伏辆者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起之吁吁，饥时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牺仰观于天，俯察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牺也。”认为原始社会起初为母系社会，其后进入正统的父系社会。而父系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才是正统和先进的社会体系。
华夏纪元前三千百年左右伏羲为华夏文明比较开化的时候，伏羲是整个中原诸族、黄河流域各部落的首领，但在伏羲之后，整个部落已经分散开，彼此的距离都很远。形成了数十个小部落，虽然大家仍然尊伏羲的妹妹女娲为王，但更多的部落还是选择离开，其中就有炎帝所在的羌族分支部落，他们在姜水流域形成了新的完整的部落体系，并以姜为姓。除了姜性部落之外，还有最终诞生黄帝的姬姓部落。
大约是在华夏纪元前两千年左右，姜氏部落从渭河流域南下，进入荆州南部（今湖南省炎陵县）和当地长江流域的文明融合，诞生了神农部落，由于长江流域为稻文明和农业文明，这个时候就有了炎帝教习姜氏部落从游牧生活走向农耕的事情，随着炎帝将姜氏部落扩张，逐渐融合南方的部落，形成了一个以荆州为主体的大部落联盟，并开始再次向北方开拓，成为天下部落联盟的首领，真正成为华夏部落的帝，在这个过程中，农耕和其他知识也传到了中原，为中原各部落崛起打下了基础。
炎帝的儿子有两个，一为蚩尤，二为刑天，蚩尤在和邢天争夺炎帝的联盟部落帝位落败，最终选择向北方进发，进入了黄帝部落的中原地带，在这里和黄帝进行了对中原地带的争夺，最终又一次落败，其后，邢天也和黄帝争夺荆州、扬州的土地，也被黄帝打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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