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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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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氏为镇压护法运动，高唱其‘武力统一’；大打其南北战争。结果武力统一不了，反招致南北军阀的大分裂，弄得全国皆兵，枪声不绝。其后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毛泽东，最大兴趣，也都是武力统一。民无噍类矣，而始作俑者段棋瑞也。
第三、老段为著“参战‘向日本借款练兵，秘密许下辱国条件。巴黎和会时东窗事发，惹起了扭转民族命运的’五四运动‘；其后布尔什维克也随之而来。寻根究柢，都离不开老段刚愎自用的政治行为也。上述三段，任何一段都可写出百万言的钜着，然读者听众但一窥本框框中胪列之七条编年大纲，则可繁可简，经纬皆在其中矣。段祺瑞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独立单元。老段一旦被逐下野，我们的军阀故事，就进入另一单元，看曹吴当权了。
政学系探源
（一）
在国民党掌握大陆政权的后期，派系纷立的局面之下，‘政学系’实是炙手可热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这些小派系中，‘政学系’的资格也是最老的，因为国民党当政时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余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才产生的，而‘政学系’却是一个‘齿与党齐’的元老组织。但是他和另一个‘元老组织’的西山派又有不同。虽然西山派的成员，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组织却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现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台之后，死灰也不再复燃，‘新陈代谢’就更谈不到了。它虽然始则有形，继则无形，但是它自始至终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团体。抗战胜利初期，其中野心领袖们（据一位深知内幕老前辈告诉笔者），曾酝酿组织新党掌握中央政权呢！
这一着虽未实现，而‘政学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内其力量至少可与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颉顽。
可是CC系在许多方面却难与政学系相抗衡。盖CC系虽然干部遍天下，包办甚或把持了无数个政党小单位，但它却是个‘有兵无将’的团体。它的散兵游勇，虽然到处树敌惹忌，但是‘大官’实少得可怜，就是陈立夫先生自己只在最后才做了几个月的立法院副院长。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个命，一定要说它缺乏‘正官正印’！
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不能只算是‘胁从’！但是政学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要研究‘政学系’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历史、人物、组织、政治权术；它代表了什么利益；甚至它的‘阶级性’都太复杂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资料’冒昧来作一项“Case Study ”，只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国民党当政中所活动的大略而已。但愿我们沾‘言论自由’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轮廓，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事实填补罢！
（二）
讨论‘政学系’似应从‘同盟会’谈起：
‘同盟会’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国革命分子在东京所组织的革命大同盟。盖斯时中国留日学生共有两万多人。真正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谈革命却是一时的风气；革命的小团体如雨后春笋，个别的革命家更不计其数。大家都认为有联合组织之必要，刚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在这一年载誉东归，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虽然同盟会当时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盟员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却只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多也只到‘建立民国’为止。因此，同盟会虽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个团体，但是一旦‘民国成立’了，奋斗目标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来了。
所谓‘民国’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解释便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个‘共和政体’──有总统、内阁，和上下两院──就够了。有才识的政治家，和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都应集中到‘国会’里去动口不动手。因此民国一旦成立，同盟会便‘盟’而不‘同’了。当宋教仁、黄兴一般人正式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便在国会内以‘政党’姿态出现从事政争时，另一干与宋、黄不合的盟员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组党，甚至与前保皇党蜕变为北京政府中的政党──进步党等携手在国会之内与国民党对抗了。同盟会这分裂非关本题，权且按下不表。
再看这以宋、黄为首的新国民党，其内部也发生了细部分裂，形成激进与稳健两派。激进派以孙文为首，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与北洋派并存；稳健派则以宋教仁为首，主张政党政治，通过国会，掌握政权。这一派在民国元、二年间是国民党的多数。因此，宋教仁占尽锋头；孙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着国民党举兵讨袁（所谓‘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内激进派，又振振有词。孙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党形式的国民党，以一人为中心的‘中华革命党’。并于民国三年六月在东京正式成立。
这时以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已被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也成了非法组织，因而党内稳健与激进两派领袖同时在海外流浪。但是这两派的作风却大有不同。例如民国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件’要求时，全国震动，稳健分子，则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对日；而激进分子则不择手段，不惜暗中与日本联络共同对付袁氏。
由于这两派作风之不同，所以当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稳健分子多不愿参加。民初的国民党中真可说是人才济济，但吾人试一翻‘中华革命党’的盟书，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怜。新党中的‘知名人士’只是少数奉中山为神圣的‘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且多半是与中山有乡谊的。其外为辛亥前后，头角峥嵘军政两界著名的领袖如黄兴等则多半不愿参加这一个只服从个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组织。武人中原为辛亥军事中坚的所谓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简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绝参加。所以国民党的中坚人才，仍集中于稳健一派。
至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反袁各派在广东肇庆组织军务院，拥唐继尧、岑春煊为首，整军预备讨袁。而在这项运动中，所参加而对桂系实力派发生重大影响的国民党人却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为首的国民党稳健派。
迨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旧国会，国民党籍的稳健、激进两派复与前反袁的研究系一派合作，共有议员四百余人，谋成立一大政党。因于是年在九月九日在北京合组‘宪政商榷会’作为当时段祺瑞内阁之反对党。而这一团体中又因背景与政见不同分为三派：（一）客庐派：以谷钟秀、张耀曾、王正廷等为首。拥有群众二百六十余人，多为前国民党稳健份子，为‘商榷会’中之主力。（二）丙辰俱乐部：以林森、居正、马君武等为首。多为前国民党激进派，后来加入‘中华革命党’者。（三）韬园派：多为前反袁之旧进步党人。未几谷钟秀、张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内阁的关系，乃率众脱离‘宪政商榷会’并于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组一政党，名之曰‘政学会’。这个‘政学会’便是本文所讨论的‘政学系’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学系’与旧国民党稳健派实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政学会’虽以亲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为‘政学会’毕竟是有反北洋派历史的。它和国民党其他派系，尤其是中华革命党一系的‘丙辰俱乐部’的渊源远深于它和段的关系。因此当民国六年‘参战案’发生，段祺瑞因主张参加欧战，而招致国民党的激烈反对时，谷、张二人又受‘丙辰俱乐部’的影响而去职。国会内的政学会分子遂公开反段。迨张勋复职之后，段祺瑞解散旧国会，另组‘安福国会’，旧国会议员乃纷纷南下至广州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并选孙中山为‘大元帅’。政学会因地利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波澜，终于赶走了大元帅孙中山，为华南煊赫一时的政治势力！
（三）
当政学会在北京组织之初，谷钟秀实是要角。钟秀为直隶定州人。谷氏为该地巨室。谷门‘钟’字辈兄弟早年赴日留学即加入同盟会。钟秀更是一位长于权术的领袖。辛亥起义之初，十一省代表齐集武昌集议成立临时军政府，钟秀即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参加，成为创立民国及共和政府的元勋之一。旋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成立参议院，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钟秀仍为参院内直隶代表。迨南京参院迁往北京，钟秀竟当选为北京参议院全院委员长。嗣国会成立，乃改任众议员，与是时当选为众院全院委员长之张耀曾相表里。
张耀曾云南人，日本帝大法科出身。亦系南京参议院的元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耀曾乃以众院全院委员长身分被罗致为司法总长。迨政学会成立，谷、张二氏乃运用其政学系首领及两部总长的地位，纵横于直、皖两系军阀及国民党研究系两派政客之间，颇能展其所长。其后钟秀且以同乡关系结交直系军人以掀起民国九年直皖之战，搞垮段祺瑞。
但是当民国六年非常国会在广州举行时，政学系领袖亦随之南移，并由李根源、杨永泰二氏继起为中坚人物。李根源自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厅人。清末赴日入士官（学校）留学，并于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返国后任云南讲武堂监督三年，后升总办。因此后日滇军将领非其部属即其学生。贵为中共大元帅的朱德便是以四川人冒云南籍入昆明讲武堂作根源学生的。
辛亥革命云南独立，蔡锷为都督，根源任副都督。民国五年反袁之役，滇军为两广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坚，根源便以滇军关系出任副都参谋，因此与老桂系的岑春煊、陆荣廷结下不解缘。袁氏死后，根源出任陜西省长。至民国六年反段护法战争发生，根源且实际掌握了驻粤滇军，与‘非常国会’内政学系议员相表里，表面拥护孙中山，而实际与两广实力派的地方军阀陆荣廷、陈炳焜合作，割据华南，与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系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虽然生了一脸麻子，然自诩为‘智珠粒粒’，却也与事实相符。
不过根源虽然是政学系的实际领袖，却甚少正式露面，所以在当时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则以‘南关五十号’的杨永泰为马首是瞻。杨永泰（畅卿）为广东茂名人，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岁。以广东佬而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法科而从政。也是北京参议员时代的元老。畅卿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他在广东既享地利，又怀钜金，因此坐了政学系的二把交椅。
以这样两位纵横家，与拥兵十余万，占两省地盘的地方军阀相结纳，因而孙中山在广州只顶了个‘大元帅’空衔而一筹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无本钱的‘护法运动’和‘非常国会’，便逐渐引起政学系和桂系驱孙之心了。民国七年四月广州‘军政府’终于在政学系暗地里策画之下改组。孙中山被拉下‘大元帅’的宝座，而代之以‘七总裁’。桂系首领岑春煊却被选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护法不成只好到上海去著书了。
民国八年夏季，杨畅卿又利用桂系和广东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缘取得广东省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时政学系在华南真炙手可热。但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还须到北京去，广州终非久恋之乡。所以他们在广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观望，以便卷土重来。不幸此时还有一批拥孙的议员，真有志以广东为正统，要在非常国会内通过一部在北京便已开始拟定的宪法。政学系认为此风不可长。在畅卿一度策画之后，政学系小试牛刀，来个‘总缺席’，宪法会议便顿时流产了。这实是政学系以集体行动正式公开‘杯葛’政敌的第一次。
可是此后不久，政学系在南方又失势了。第一，滇系军人之间，发生了‘二季（根源、烈钧）争兵’的内哄。至民国九年春斗争至白热化，结果滇军主力被倾向孙中山的李烈钧抢走了。李根源和桂系合作的本钱顿时打了个大折扣。再者同年八月又发生了陈炯明‘漳州回师’的变化。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激进派重回广州掌握军政府。李根源的残部和桂系的主力一并给孙中山的粤军消灭了。嗣后中山打平两广，政学系久为中山所痛恨，自无立足余地。迨炯明背叛中山，政学系又向炯明送秋波，希冀合作，然炯明对政学系无好感，政学系终无法乘间。
孰知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这山穷水尽之时，北方政局，峰回路转，又是一番柳暗花明。原来民国九年七月底，直皖战争之后，与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直系军人曹锟和吴佩孚，想乘机肃清皖系在中央政府残余势力所寄生的‘安福国会’，和该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徐世昌。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徐世昌终于民国十一年六月被迫去职，同时‘安福国会’解散，旧国会二度恢复，黎元洪也作了第二次的总统。这时本来‘妾身未分明’的政学系旧国会议员在谷钟秀、杨永泰等领导之下，又活动起来。为加强活动并以旧班底集合了国会议员四十余人，正式组织了一个政党叫‘宪政社’，拥护黎元洪。黎氏东山再起，本是孤家寡人，也落得与政学系合作，以图减轻直系军人之压力。因此当黎元洪邀张绍曾组阁时，李根源被网罗为农商部总长，该系另一要角彭允彝则出长教育。这一项新发展因而引起了政学系与直系军阀的正面冲突。黎元洪也因此视政学系为其死党。所以当黎氏为直系军人压迫去职时，索性任命李根源为国务总理，并‘裁撤’所有巡阅使和督军。此举虽系黎氏愤懑的表示，但是却宣布了政学系和直系军阀的正式离婚。因此当民国十二年十月曹锟‘贿选’时，政学系遂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个投曹锟票的‘猪仔’之中，政学系的领袖们皆不与焉。所以不论政学系的功过如何，这一点还是值得史学家赞扬的。不过‘猪仔’们的灵魂，虽只值五千元一头，但是当议员还有不做猪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学系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须而公开反对，这都表示政学系这批领袖们，虽都是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但是他们也还有相当操守，和相当独立的主张，为人处世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又岂是一味骂军阀时代一无可取的后世‘委员’和‘代表’们所可企及！？
不过有组织的政学系，在曹锟贿选后，已不能复振。民国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因冯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张作霖、冯玉祥和段祺瑞的合营公司，并以段为‘临时执政’。政学系遂又依附于三派中较为进步的冯玉祥。但这时冯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学系本身也已成强弩之末，迨冯玉祥败出南口，政学系在华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绝如缕了。
至于华南，政学系则已被连根拔去。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学系领袖们因而又作了投奔无门的丧家之犬。直至国民党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在国民党下，生起根来。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组织的一个政团。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形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美国国会成立之初，政见不同的两位领袖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集党羽，在国会内形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政学系早年的领袖，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集合同志，组织一政团，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美国早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级。他认为‘中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农村建设的目标。他们主张把‘工厂放在欧洲’以免资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农村社会来作恶。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和债主阶级。他们憎恨所谓群众。所以汉密尔顿说‘群众是野兽’。这是美国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因而在国会内，形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
试问我们所讨论这个‘政学系’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上什么一种利益呢？回答这一问题，只有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人，才敢胡说。好学深思的社会科学家，就未便信开河。因为一个政党如果代表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其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级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势力的组织，然后与某阶级勾结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与作风是有其赓续性。吾人如检讨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当时最反动的‘交通系’，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华革命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任何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
试看变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将军’冯玉祥。他从满清的管带，做到洪宪王朝的‘男爵’；再作直系军阀；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无所属的国民军总司令；受基督徒洗礼而受西方传教士支持的‘基督将军’；又做了受布尔什维克洗礼的‘北赤’；又做屠杀共党的国民党右派；再做受少数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又重作冯妇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后游美又作了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中共政权登场，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又打算立刻回国投效，终至丧生黑海。试问这样一位变来变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那个阶级；那一种社会力量？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冯玉祥在民国史上所起的各种决定性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谈政党的代表性，第一要有个各种社会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会；第二要有个守法而有效的议会政府。大家按法律程序来争取政权，政党始有代表性。
我国民国初年的政府和社会都没有具备‘政党政治’的条件。搞政党的人不是社会任何力量所产生的代表，而是我国‘学而优则仕’的职业官僚传统产物。他们离开了‘议会’离开了‘官’，那就如鱼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轨，国会上下两院亦如台湾以前的‘国大’与‘立院’，由‘客观环境’所限而不能改选，议员先生有干薪可拿，锋头可出，胡同可逛，万寿无疆，皆大欢喜。谁要打掉我的铁饭碗，我就要和谁拚到底！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政学系’那批政客。他们当初都是‘许身革命’的志士。‘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们都有过汗马功劳。他们不是只知举手喊万岁的‘猪仔’，而却是够得上与‘中山先生’、‘克强先生’称兄道弟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处于民初混乱的局面下，生存上对职业的要求；道义上对国家的责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则当初也不会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门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会力量和阶级；在上又没有一个‘睿智天纵’的‘圣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凯、段祺瑞一批武夫，又远非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确有‘济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处不着边际之时，他们的行动就只受两种力量支配了。第一是个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论起切身利害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书生出生，还未下流到‘无赖’的程度。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起家的。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时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国’的最高原则。他们反对过满清大皇帝，也反对过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变的民主基础来‘慎施命令’的寡头作风，他们也照样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来说，他们原系有‘道’之士。但是当他们由于无拳无勇，有道难行之时，他们又没有孔二老头子‘乘桴浮海’的决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战国时代‘游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们要向有权有兵者游说，以图合作了。从政治信仰来看，他们可能为着原则，有时还要摆一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的架子！从利禄着眼，则有时难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挟纵横之术，来干禄公卿，至于原则也早就收起不谈了。这便是早期政学系成员的本质。不过民国还粗具大一统之外表；他们也还有个‘国会’为老巢，所以政学系事实便是一群气息相投的‘策士’的组织。其动机虽万难与孟轲、荀卿的游说相比；其作风亦尚略胜于‘收两国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外两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人民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决于人民之投票。我国早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存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可辅翼天子，调理阴阳，可惜他们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如果中国当时民主政治有基础，他们也可代表阶级利益，作民主党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团，在岑春煊、黎元洪、冯玉祥之间讨饭吃，本来也实够惨了，直至国民党北伐完成，‘国会’一去不复返，这一批‘政学系’内的职业官僚，难免就更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另谋职业之道了。
（五）
当政学系在华北华南皆无立足之地时，天无绝人之路，华南的革命政权发动了有名的北伐；和由这北伐而带来了的左右两派的分裂，天下又复多事。历史事实告诉过我们，统兵善战的将材，和口若悬河的策士们士唯恐天下无事的。天下愈多事，他们的机会也愈多。政学系的枯木因而又在这多事的国民党两派的夹缝中开始发芽了。
今且检讨一下国民党分裂的经过。
国民党在民国十二年打走了陈炯明，孙中山又在广州挂起‘大元帅’招牌之后，开始改组和联俄容共了。但在这改组之初，当权派的首领人物都是一字号‘中华革命党’的老班底。他们一致认为‘政学系’是革命党的叛徒，甘心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的官僚。尤其使他们不能容忍的则是出任张绍曾内阁的李根源，竟在民国十二年五月三日的国务会议中主张下令讨伐广东。虽然这一议案被黎元洪拒绝盖印而打消，广东国民党人对政学系实在是恨得牙痒痒的。
谁知政治的变化是莫测的。国民党改组之后，党权逐渐旁落，老一辈的‘中华革命党’终于变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广州。民国十四年中山逝世之后，广州方面竟形成汪精卫、蒋介石联合独裁的局面。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风气笼罩之下，中华革命党的老领袖都已被目为‘反革命’；那些依附军阀的‘政学系’的反动性，就更不必提了。当时汪精卫所领导之下，‘国民革命’的‘内容’便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军阀的走狗。军阀自然就是张作霖、吴佩孚一干人了。走狗是谁呢？政学系自然也在内了。谁知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第一位独裁者汪精卫不久也垮台了。掌权落道自称为‘党中后辈’的青年军人蒋总司令之手。
当民国十五年底北伐军声势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党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联合了共产党，对这一位以枪杆起家新领袖实行反击。这位新领袖原以一介匹夫，于三数年之间一跃而为有独裁全国趋势的政治、军事领袖。因而在军事胜利一日千里，尤其是在党内党外一致围剿他之时，为着扩展力量，为着自身生存，他便发现他的四周的军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贫乏了。他掌握偌大的政权和地盘，但是他环顾四周穿草鞋打绑腿的忠实信徒，多半是些只能和共产党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口号的新进少年。例如当时像程天放那样一流的人，做个乡长尚且才有不济，做到江西教育厅厅长便已天旋地转了，遑论其他。但是反蒋的却都是一时俊彦，都有萧、曹之才的人物。蒋公要开府东南，囊括天下，光凭几杆破枪，和一些只能喊口号耍皮拳的喽啰实不足以成大事。这位才大心细的领袖因而开始在党外人才中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内阁总理王正廷和黄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报人陈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网罗之列。
（六）
不过精敏如蒋氏者，他对前来投奔的高级人员亦有其取舍的标准。第一，那时反蒋的人都骂他是‘新军阀’、‘不革命’。因此他不敢贻人口实。他选择高级幕僚总要多少有点光荣的革命历史，因此真正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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