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陈毅系列传记-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莫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康生）加“军师”（张春桥）加“刀笔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其基本阵容的盘踞在党内高层的那一块“毒痈”。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却“死而不僵”；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原“小组”内的“中坚力量”又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拉在一起，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此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和陈毅在外事口一系列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场斗争。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发生的外交部“夺权”，以至其后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确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害；但另一方面，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也暴露了借此“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的坏人。周恩来正是以此为契机，将中央文革中那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在这个“拆庙”过程中，王力、关锋二人首当其冲，接下来，便是戚本禹。“小三”（王、关、戚）们的相继倒台，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
以下，便是“火烧”事件发生后一周内，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之间直接或间接较量的过程：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来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总理批评他们的话，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因而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作文章，一再无理阻挠周总理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26日）中午2点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这之前，周总理的心脏已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后仍不见好转。总理的保健医生曾把总理病情写在纸条上，当面交给一造反派头头，却被置之不理！听到以上总理对造反派、更是对那些幕后策划、纵容者的痛斥、揭露后，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造反派头头面前大声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扶总理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汽车中，保健医生含泪给病势加重的总理紧急吸氧。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从这时起到28日下午5时，整整36个小时无法工作……
狂热中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就在周恩来病倒之前，一项经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二人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有关材料，也已报到毛泽东处。对那篇“王八七”讲话，毛泽东批5个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当了解到周总理因劳累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等情况后，毛泽东建议：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30日，是处理王力、关锋两人的日子。据王力本人后来回忆，这一天，他与关锋在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而戚本禹暂还在台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康生给王力加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诬蔑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随即，王、关二人被送入秦城监狱。
9月4日，还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其中，也向毛泽东反映了处置王、关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
“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上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8月31日，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及部党委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他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造反派头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对于前一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总理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锐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算起来，1922年入党，46年了（注：据1985年党中央批准的中央组织部报告，周恩来入党时间确定为1921年）。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错误，说了不少错话，写了不少错误的文章。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还是要干下去。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虽留下来，已不再被重用）之后，中央文革内部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刚刚受到重创的江青一伙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他们在这种场合下只能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于是，在这一时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舆论宣传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自上海“一月夺权”以来一直大喊“打倒”、“砸烂”、“夺权”和“反翻案”、“反复辟”的笔杆子们，忽然改变了腔调，扭扭捏捏地反起“极左”、“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来了。那个“刀笔吏”姚文元，还率先提出要“彻底揭露”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称得上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这一年9月，正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连续接见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向他们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倒是毛泽东把话挑明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亲自过问、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彻底肃清两个多月来极左思潮对外事系统的恶劣影响，并对外交部“夺权”、提“打倒刘、邓、陈”口号、“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言行进行组织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关押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少数造反派们也相继被审查、处理。整个外交大权再次回到党中央、国务院手里……
其次，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分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可以说，在那个政治气候依然冷峻的“严冬季节”，两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战友的每次公开露面，都是对成千上万为中国前途命运担忧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莫大慰藉；同时，也是对那几个不安好心、专以整人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讽刺！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陈毅元帅于1960年冬天题写的这首著名诗篇，正是数年之后那个“严寒岁月”里周恩来、陈毅以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陈毅系列传记——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刘军一
民国初年，人称大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溥仪的族弟溥侗（红豆馆主）为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其时，军阀混战，群雄争霸，外贼乘虚而入。一时间，一批批堪称国宝的极为珍贵的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画纷纷流向海外。为了国宝的失而复得，作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曾不惜倾家荡产，置生死于度外，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作过惊心动魄的争斗，显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威武不屈、功成不居、蒙冤不颓的宝责品格。解放以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伯驹的名字几近被人遗忘。《张伯驹和陈毅的交往》，就是一个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编者
1952年春节。
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齐白石宅。
齐老先生整整九十岁了。
劈柴胡同（今改为辟才胡同）是东西走向的大胡同，中间还有许多南北走向的小胡同。跨车胡同是其中的一条。周围邻里的人，每每以此而自豪。嘴边上，时不时地要带上一句：“齐白石和我们住街坊。”
今天，从一大早，齐家宅院里就特别热闹，人进人出。张伯驹和王樾一路走，一路聊着什么。进了院子，正碰上于非an、陈半丁、王雪涛几个从里面出来。雪下了四五天，昨天夜里就晴了，今天的太阳也就特别大。空气中，弥漫着炖肉的香味和鞭炮的火药味。到处都可以听见有人在互相唤着：“走哇，逛厂甸去！”
上房里，白发苍苍的齐老先生眯缝着眼睛，正同廖仲恺先生的夫人、双清楼主何香凝谈着什么，旁边坐着专程从天津来北京的画家刘奎龄、刘继卣父子。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禅执弟子礼，站在一边。
见到张伯驹和王樾，老人站了起来。笑吟吟地扬了扬手道：“哇，丛碧兄、森然兄，你们也来了。坐，坐！”
叙年齿，张伯驹、王森然他们比齐先生晚了整整一辈人。齐白石为人谦坦热诚，便是晚辈，只要是有书画往来之谊的，一律以“弟”相称相属。
二人依着老例，给齐老拜了年。齐白石见王樾竟穿着军装，皱了皱眉，问道：“森然，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也凑起热闹来了？”
王樾回道：“湖北解放后，陶铸邀我去武汉，接收敌产，所以，我就去了。”
张伯驹在侧补了一句：“他是临时帮忙的，在军管会文教部当副主任，就快完事了。”
齐白石点点头，有些感慨地说：“比来比去，倒是解放了的好。政治清明，百姓安乐。这几十年，乱子就没停过，这儿打了那儿打，都说自己对，是为民立命。搞来搞去，还是共产党拿了天下。”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捋着胡子说：“那毛泽东，还是正经八辈儿我们湖南的老乡呢，也是湘潭人。前些天他接我到中南海，唠了一下午，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说着，他指了指身后挂着的一幅大字篆书对联道：“我送了他一幅对子，也不知写得对不对？”
王樾看看张伯驹，张伯驹把那幅擘窠大字的对联看了一遍，点点头道：“这字是没得挑了。倒是有个字，面生！”
王樾问道：“对子已经送去了？”
“送去十几天了。”齐白石笑道，神色有些紧张，看着张伯驹道：“哪个字面生？”
张伯驹笑而不语。
论交情，却是王樾同齐先生更熟一些。王樾曾就师于齐白石，后引为知己，往来频密。王樾主攻诗画评论和教育，也爱画，画风老辣沉厚，不拘成格。齐白石老年变法，画风陡然一新，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同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密切关系。不久前，齐白石曾亲书了一幅大字对联，送给王樾，居然是“工画是王摩诘，知音许钟子期”十二个大字，亦可见交谊之深厚。
王樾道：“这两句，当出自清季安徽完白山人邓石如的成句。”
齐白石连连点头，道：“对，对，是邓顽伯的话。”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幅对联。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当时，他写了两幅。一幅送给了毛主席，另一幅自己留下来了。
王樾道：“邓石如的原句，下联为‘天是鹤家乡’！”
齐白石面色一沉。好一会儿，才摇摇头道：“对，对，是个‘天’字。当时我就觉着不大顺呢。唉，这下麻烦了，对联已经拿去，如何是好？这要是在过去，可是杀头之罪呢！”
张伯驹微微一笑道：“齐先生不拘成格，自成一家。依我之见，这个‘云’字便好过了邓石如的那个‘天’字。上联若是‘地为龙世界’，下联的‘天’字便不可一动。上联为一个‘海’字，与‘云’字相对，又有什么不妥。”
听张伯驹这么一解释，齐白石才宽了宽心，笑了起来。
话题自此扯开，张伯驹说起了民间传的纪晓岚改唐诗的故事。
“乾隆皇帝有一次得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扇面，让纪晓岚题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在上面。晓岚得意，一挥而就，写完一看，才发现丢了一个字。那原诗本是一首七绝：‘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纪晓岚一时得意，竟写丢了一个‘间’字。”
齐白石问道：“那怎么办了？”
张伯驹继续说道：“扇子递给乾隆皇帝，乾隆一下便看出来了。这位‘古稀天子’自幼饱读诗书，岂能骗得了他？一问。纪晓岚答得却妙：古人向有‘一字师’之说。惜墨如金，方有千古文字。王之涣这一首，‘间’字原本多余，臣便把它略去了，乾隆不解，让纪晓岚详述。纪晓岚便道：这本是一首词，词，长短句也，方名实相属。这首词念来，却是这样：‘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乾隆听罢，连声道好。”
齐白石听了，细细一想，也觉有趣，笑了起来。
小叙片刻，齐白石忽然对张伯驹说道：“前次去中南海，我见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他告诉我，《伯远帖》已从香港买回来了，不知是花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用的是外国钱。周先生说了，有时间，可以去故宫看一看。”
张伯驹心头一震！
他仿佛听到了久别的亲人的消息。
“听森然说，这《伯远帖》在丛碧兄手上过过？”齐白石问。
张伯驹猛地站了起来，似乎并没有听到齐白石问什么，怔了好一会，才对齐白石说：“齐先生，过了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怎么样？”
“好，好！”齐白石连连答应着。
方才他们进屋的时候，何香凝便出去了，这时，她同齐白石的夫人胡宝珠一同拉着手进了屋。因为常来常往，自然免去了客套。何香凝向张伯驹问起了他的夫人：“伯驹，这两天慧素怎么没到我那儿去？”
何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健朗，广东口音很重，为人热情豁达。她的画属于岭南画派，高洁冷艳、苍劲峭丽，尤工画松竹花卉，别具一格。最近，慧素正和何香凝以及刘继瑛、肖淑芳为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做几幅大画。自古以来，女画家便寥若晨星，女国画家、女书法家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何香凝望重德高，又十分好客，在北京的女画家都愿意同她在一起。
张伯驹道：“这几天，孩子有病，脱不开。”何香凝关切地问候了一番，又道：“一半天，我要去府上拜拜呢。听人说，慧素临过一张吴历的山水，绝了，不少人题词呢，真该看一看。”张伯驹热切地表示了欢迎。大家又闲聊了片刻，便告辞了。
齐白石送他们出了门，临别，不放心地嘱咐道：“对联的事，就不用往外传了，免得不好。”张伯驹见老人慎重的样子，觉得挺有意思，又劝了几句，便离去了。
二
大年初三，家里来了一位稀客：谭得侃。
一晃几年不见，谭得侃明显地老了，皮肤松弛、粗糙，抬头纹又密又深。走起路来，步子也不那么稳了。一双黑黑的眼睛，全无昔日的光彩。一身毛料的中山装，只能带给人一点儿强打精神的感觉。看得出，这几天他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他从广东来。
北平解放后，为还欠款和维持家用开支，张伯驹把护国寺的一处老宅卖了，全家迁到了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里。这是他最后一点儿不动产。院子不大，也不够规矩，一排四间北房，西边是一个偏厦。街门冲着后海的南沿，进门是个不大的天井。右手拐过去，便是那一排北房。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到南墙，不过几米宽。早年间，这个小院是安顿老家来人临时住一住的，全然是寻常百姓之家的模样。张伯驹会住到这种地方来，谭得侃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若不是傅湘领路，他根本就找不到这里了。
一见张伯驹，谭得侃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打算在这儿住几天，方便不方便？”
张伯驹自然应承了，让荣管家把谭先生带到客房里安顿了下来，谭得侃一路劳累，洗了洗，便关上门睡了，直到傍晚，才出了房。
虽说睡了一大觉，可他的气色依旧不大好，分明有什么心事。
谭得侃是有心人，礼数上是周到的。傍黑，有人把他的行李送了来，是沉甸甸的两口大号木箱。谭得侃让人把其中一箱抬到上房，打了开来，居然全是各地的名产，有南京的板鸭，金华的火腿，姑苏的酥糖，山东的牡蛎，江苏的银耳，广西的猴头，浙江的鲤鱼，广东的龙眼和月饼。一个大箱子，装得满满登登。张伯驹颇觉意外，客气了两句，谭得侃却随意说道：“一点土仪，不成样子，胡乱送人算了。不值几个钱的。”“谭先生好似有什么心事？”张伯驹关切地问。
谭得侃目光发涩，微微一叹，好一会儿才说：“张先生，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他回身看了看，又道：“请借一步说话。”
张伯驹好生疑惑，便把谭得侃请到了书房里，关上了门。
谭得侃闷闷地吸上了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听傅湘兄说，你把城里的房子家里的地，都卖了？”
张伯驹点点头道：“哦，是四九年初，正是北平解放前后。”
谭得侃目光发滞，点点头说：“你是聪明人，聪明！得侃当初不服，还想同仁兄一争高下，如今才知道，确是万不及一。”
“谭先生这话是从何讲起？”张伯驹更加不解了。
谭得侃一叹，摇摇头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本来，我这个人是抱定宗旨，一件古董不卖的。可那一阵，地贱得让人流口水，钱又毛。我想着是机会来了呢，一下子买了八千多亩上好的水田。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古董，一下子卖掉了一多半。想不到，共产党真得了天下，上来就搞土改。开头，我以为是减租减息呢，没怎么当回事。唉，结果是分田地。八千多亩良田，一下子全分了！”
张伯驹默然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是命中注定，还是因为贪心不足呢？
谭得侃又道：“好在，那些地不是用我的名义买的，要不，非得划个地主，戴上高帽儿游街不可。”谭得侃咽了口唾沫，唏嘘了几声，又说：“这还不说。最惨的，是上海的那些房。我想着上海自古便是块风水宝地，寸土寸金。打上海的那阵，房子稀烂贱，买幢三层的楼，才几百块大洋。正好，上海有几个南洋来的商人想买古玩，我就把余下的都拿出来，换了几十万现洋，买了大大小小八千多间房子，有楼，有店铺，还有厂。”
“也没收了？”张伯驹问。在他的印象中，似乎这不属于没收之列。
“麻烦就出在这儿！”谭得侃连呼吸也粗重了起来，说道：“这个事，外界一般还不知道呢。民国十七年，孙殿英不是掘了慈禧太后和乾隆的陵么？民国三十四年冬天，曹志福又带着遵化县县长贺年汉、民兵队长穆树轩一伙，偷着把同治的惠陵、康熙的景陵也给盗了。东西装了几辆大车。中间，因为穆树轩私藏，让曹司令给崩了。接着，又一口气把咸丰的定陵也给掘了。那东西，真是没少弄。”
张伯驹点着头说：“皇室的载涛、载润上书政府清查，但没有下文，对吧？”
谭得侃恨恨地说：“事情，又毁在项林这个混蛋头上。不知怎么搞的，他同贺年汉这伙人拉扯上了，劝我买下一点儿来。那价钱，也真是过得去。我动了心，弄了一批回来。在上海卖给那些南洋来的商人的古玩，就是这批东西。事情，就麻烦在这批东西上。”
他说得有些气促，喘吁吁的。张伯驹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双手把杯子捧着，喝了几口，一声长吁道：“那些东西，让上海军管会的人发现了，全扣了下来。张伯公，听说，你跟共产党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交情挺深。能不能帮着……通融一下。我实在是……倾家荡产了。一念之差，竟落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太没想到了……
说到这里，谭得侃突然停住了。
张伯驹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道：“谭先生，你让我为难了。”
谭得侃身子一震，呆呆地望着张伯驹，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呼噜了两声，没说出话来。
张伯驹道：“谭先生知道，我是国民党的旧人。同陈仲弘先生，我只是以文会友。陈先生精于诗词，每有佳咏，令伯驹钦敬。至于别的方面，他当他的市长，我当我的百姓，是没什么联系的。这类事，我看，倒是谭先生的不是。审时度势，顺乎潮流，是我们文化人的立身之本。发国难财，趁乱投机，正是伯驹一向所不齿的。”
“张伯公，你和陈市长讲一下，成不成另外再说。堂堂一市之长，这么点小事，打个哈欠就办了。在我，却是一生的心血。我家上有老，下有小，这辈子，真是不敢吃、不敢喝，有了病，连剂药都是舍不得吃的……”
他说得声泪俱下，张伯驹却不为之所动。
“谭先生，这件事，伯驹实在难以开口，你还是听凭军管会处理吧。”
谭得侃脸上的肌肉滚动，眉目中，是一种使人看不下去的绝望。
第二天，谭得侃便离去了。
两口箱中的土产，一箱给张伯驹，一箱是打算由张伯驹拿去送给陈毅家的。张伯驹执意让谭得侃把东西带回去，谭得侃死活也不肯拿。张伯驹无奈，便把家中的最后一百块银元包了一包，拿给了谭得侃。
送走谭得侃，慧�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