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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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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菊英这个年轻的山城姑娘，不仅“玉姿”，还是陈毅的“中年”之“友”。当年的“毕业生”，数理化差点劲，语文造诣还是高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有点水平的。经过战争离乱，肖菊英的墨迹已经荡然无存。但是，陈毅诗曰：“检点遗篇几首诗”，肖菊英是有“遗篇”，有“几首诗”的。纯情的诗，纯情的爱，陈毅能不“几回读罢几回痴”呢？
1931年，由于肃反扩大化，波及到当时的陈毅。虽然陈毅是坚强的，可是那时候的肖菊英毕竟太年轻了。当时的赣西南特委驻在兴国县城刘氏宗祠大院，一天陈毅接到了通知，要他到吉安开会，他预计此行凶多吉少。肖菊英日夜担忧，好像准备永诀般地把陈毅送给她的一支派克钢笔托人带给她的哥哥。
早晨，天空阴沉沉的，一片浓云压了下来，空中飘着霏霏细雨。陈毅披着一件破旧棉袄，漫步在大院里。大院里有口水井，他走到井边，一只脚跨在井台上，眯着眼睛朝向北面凝视着远方。细心的肖菊英前几天已经发现陈毅面容焦虑，好像要发生什么不祥的大事。所以，这天肖菊英一大早便起床，跟在陈毅后面。她轻轻地走到陈毅身边，低声说：“棉袄湿啦，进屋去吧。”陈毅深情地对肖菊英说：“此行吉安，凶多吉少，若有意外，你还年轻，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能离开革命队伍喽！”肖菊英痛苦地依偎在陈毅的怀里，低声说：“我等你平安回来。”
离别时，陈毅又叮嘱肖菊英：“三天人不回，必有信；信不见，就难免出了事喽！”说完，他就跃上马背，带着两个警卫员向北奔去。
三昼夜过去了。肖菊英望眼欲穿等着陈毅归来。晚上，她久久站在窗前遥望北方。深夜，她隐隐听到急促奔跑的马蹄声，便飞快冲出大门，但没有看到陈毅从马背上纵身跳下，肖菊英作了自己的抉择……
陈毅原本能如期归来，未料途中遭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只好与警卫员绕道步行返回兴国城。等到陈毅回来时，肖菊英已经丧生在那口深井之中了！陈毅总算赶上了她的葬礼。葬礼之后，深夜冥思，“检点遗篇几首诗”，思绪万千，陈毅写下悼亡的纯情诗篇。
陈毅系列传记——郭沫若与陈毅的诗交
郭沫若与陈毅的诗交
冯锡刚
郭沫若以《女神》为中国现代新诗奠基而声名大振时，陈毅则是出洋勤工俭学的无名学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陈毅开始写白话诗，给他影响最大的文学家，是鲁迅和郭沫若。1925年2月，陈毅在《我们的生活》一文中论及鲁郭：“白话文体在文学方面的运用亦六七年了，中间只有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可以称是艺术上的东西。……郭沫若的诗，我以为他的气宇要比其他的诗翁大一点。”话说得绝对了些，但能从文坛百家中独推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洵为卓识。他对郭诗从“气宇”上着眼，正是把握了时代精神。后来，陈毅成为职业革命家并走上军事斗争的道路，诗歌创作从未中辍。三十年代中期，郭沫若流亡日本作学术研究时，陈毅在赣南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写出了最负盛名的《梅岭三章》。后来郭沫若读到这篇足以传世的绝唱，推崇备至：“陈老总的一辈子，只有在他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时候，才写出了这样的诗。这是真正用鲜血、用生命写出来的诗！诗如其人。这几首诗，就够陈老总永垂不朽的了！”
彼此心仪已久，待得面识则是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1954年陈毅由上海奉调中央出任主管文教科技的常务副总理，与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在京都，论政衡文，鉴赏书画，切磋诗艺，过从甚密。1955年5月，陈毅陪同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获得巨大成功退抵北京，接读郭沫若赋赠七律一首：
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凯歌淮海中原定，敷扬文教外患民。／赢得光荣归党国，座镇吴淞为人民。／修篁最爱莫干好，数曲新词猿鸟亲。
诗人不愧为大家，在所有关于陈毅的诗作中，这是流传最广泛的佳作，一句“数曲新词猿鸟亲”写尽了郭沫若读陈毅诗词的感受。
陈毅很想回赠一诗以表达多年来的情意，“每每因不能成篇而罢”。相隔两年的五月间，陈毅在京城玉泉山养病期间读到郭沫若《五一节天安门之夜》，“觉得是首好诗。喜从中来，欣然命笔奉和”。这是一首长达170余行的白话诗《赠郭沫若同志》，兹录首尾两节。
我早年读过你的诗集《星空》、《天上的街市》那首诗曾引起我的同情。现在读你的新作《五一节天安门之夜》，引起我的回忆，我的对比，我的共鸣！
沫若同志，你，人民的诗人。你三十年前写的《凤凰涅磐》，预先歌颂了新中国的诞生。今后三十年还需要你歌唱不停，歌唱我们开辟更大的旅程，歌唱我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歌唱我们自己就是命运之神！
这是革命家对诗人的诚挚祝愿和由衷期冀。
1964年3月，陈毅陪同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四国回到北京，郭沫若为这次“中国外交史和世界外交史上少见的”盛举获得成功而欢欣鼓舞。应陈毅之请，郭沫若书写了长3。5米，宽70厘米的大幅联语：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这既是诗人的崇高赞誉，也是革命家的自我奋勉。
陈毅系列传记——沈尹默赠陈毅的书法长卷
沈尹默赠陈毅的书法长卷
申宕
在上海市档案馆浩若烟海的馆藏之中，蕴藏着许多弥足珍贵的名家字画，其中一幅宽0。27米，长达5米的沈尹默赠陈毅诗词长卷，尤其引人瞩目。
沈尹默，号秋明，浙江吴兴人，1883年6月生于陕西汉阳。他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13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并与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倡导新文学运动。沈尹默擅长写作古体诗词，作品精雅秀逸，为当时诗坛所推重。
沈尹默自幼学习书法，用笔古劲秀逸，深得二王神韵，颇具晋唐法度，堪称一代大家。
上海解放不久，正值百废待兴，百事待举之时，陈毅市长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轻车简从，登门拜访沈尹默，陈毅一进客厅，就与沈尹默亲切握手，说：“我拜访上海市高级知识分子，第一个就是你沈老。”在探询了沈尹默的日常生活情况后，陈毅又说：“我们党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党对知识分子是很尊重的。你可以到北京去看看，可以去见见毛主席。”一席话使沈尹默老人备感关怀。未几，沈尹默就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而后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沈尹默接受周恩来总理的聘请，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9年，沈尹默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特地设宴款待。席间沈尹默对陈毅说：“陈老总，新中国成立了这么多年，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你对围棋很重视，已经有了组织，但对书法为什么不抓一抓呀？日本现在学书法的人很多，我们再不抓紧，今后怎么与人家交流？”陈毅仔细地听取了沈尹默的意见和设想，颇为赞同。不久，经中央批准，上海市成立了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沈尹默任主任委员。
陈毅工作之余，喜作诗词，爱好书法。经常请沈尹默写字，除抄录古人诗词外，还索要沈尹默自己创作的诗词歌赋。沈尹默往往欣然从命，书录甚多，奉教于陈毅，该长卷就是其中之一。
此卷书录沈尹默1941年、1943年杂咏诗53首，系滞留重庆时所作。卷首钤有两方起首章，一曰“吴兴”，一曰“游而不周”。落款为：“尹默”，未署日期。卷尾钤有白文“沈尹默”名章，名字四周饰以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图案。名章之下钤有朱文“秋明室”书斋印章。限于篇幅，卷内诗词且不一一枚举，特拣出杂咏一首，以飨同好——
“羲之笼白鹅，乃写道德经。山阴一道土，亦遂声与名。虽然同所好，正尔异其情。运之形神间，谁复别重轻。”
陈毅系列传记——周恩来给陈毅创作假
周恩来给陈毅创作假
冼济华
1958年4月的一天晚上，中央实验话剧院在首都剧场演出郭沫若的名剧《棠棣之花》，周总理观看完后，对这个戏的灯光很不满意，他回忆起这个戏抗战时期在重庆演出的情景，他说，那是多么艰苦的演出条件啊，有时连电灯也没有，就用汽灯，甚至马灯，但也要想尽办法，用好灯光，创造出应有的氛围和艺术效果。现在我们的舞台条件好多了，一定要把演出舞台的各方面都搞好。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很快，剧院的演职员就下放到河北省涿鹿县农村劳动锻炼、深入生活。几个月后，创作排演出喜剧《桑阳河畔喜事多》，用几个小故事，反映农村的巨大变化和新风貌，这年11月16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听鹏馆观看了这个戏的片段，而后与剧院同志共进午餐。游本昌这时才20多岁，十分活跃，吃饭间他举起杯来兴奋地说：“为我们的常胜将军陈老总，干杯！”“哪里有什么常胜将军啊！”陈毅副总理操四川口音马上接着话茬说：“我也吃过败仗嘛，只不过没有大败仗，小败仗总有的。”他接着说，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许许多多的好同志，许许多多指挥员、战士，都奋不顾身、英勇地牺牲了，此时，他举杯站起激动地说：“为死难烈士干杯！”于是大家都跟着举起杯来。陈毅副总理话题一转，指着他身边的夫人张茜说：“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位朋友，张茜过去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是你们的同行罗。”剧院听说陈毅副总理有写一部反映我党早期革命斗争的戏的想法就请他动笔赶快写，他说：“我要完成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没有时间写呀。”这时周总理马上说：“你写吧，我给你创作假。”同志们都跟着鼓掌欢呼起来。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坐在不同的两桌吃饭时，周总理先后给同桌的人夹菜。有一盘清蒸清江鲥鱼，他夹了一块给身边的于蓝，然后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说这鲥鱼是最好的淡水鱼之一，产量很少。烹调时必须带鳞才鲜美，但鱼鳞本身又不可口。过去有一个婆婆刁难刚过门的儿媳妇，问能不能做鲥鱼既好吃但又没有鳞呢？这儿媳妇很聪明，她想了个办法，把鱼鳞先打下来，再用针线串起来复盖在鱼身上，一起清蒸。这鱼蒸好后才把盖在上面的鳞剥掉，终于得到婆婆的满口夸赞。
吃过午饭，周总理游兴甚浓，提议一道去登佛香阁，在同志们的簇拥下，健步登上了佛香阁。然后又和同志们乘游艇，畅游昆明湖，游玩间，周总理和同志们聊天，恳谈创作中的问题。
翌日周总理给邓颖超的信中这样写道：“昨日颐和园之游，维世因旧病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只是小兰被沙可夫、岳慎夫妇带去，她还问奶奶好。实验剧院同志都托我问你好。他们在农村、市区参加劳动锻炼，编了几个活报剧演给我们看，内容和演技都好，证明他们下去确有收获。陈毅、张茜两同志带了珊珊同去。我们在日光下玩了三个多钟头，并吃了他们一顿饭。他们主要目的，是请陈总为他们写剧本，我沾了光……”
陈毅系列传记——王统照介绍陈毅入文会
王统照介绍陈毅入文会
孔亚兵
提起陈毅元帅，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其实，如果不是处在战争年代，他很可能会首先成为一位文学家。
20年代初，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担任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编辑兼“文学研究会”北京分会书记干事。年仅22岁的陈毅正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因为爱好文学，陈毅成了“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王统照是他的入会介绍人。
1942年3月，身为新四军代理军长的陈毅在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信中曾这样记述他的文学生涯：“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老师，以及成都四围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1923年冬，我到北京人中法大学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这期间，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爱好。”事实上，在加入“文学研究会”前后的一个时期，陈毅的确写过不少文学作品，有小说、诗歌和散文，也有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还有文艺理论文章，如：《论劳动文艺》、《对罗曼·罗兰及其英雄主义的批评》、《对巴尔比士著作的介绍》、《在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与徐志摩的争论》等。他的这些文学活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王统照先生的扶持与帮助，尤其是王统照等人所竭力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对陈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一次，当谈论起文艺与人生的关系时，年轻的陈毅慷慨激昂地对王统照说：“搞艺术是为了人民，拿起武器干革命也是为了人民。现在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严寒笼罩着大地，我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祖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后来，革命斗争的需要使陈毅不得不投笔从戎。但是，作为文艺的引路人，王统照先生始终是他崇敬的良师益友。1957年11月王统照病逝，陈毅元帅闻知后，满怀深情地写下《剑三今何在》长诗，以示悼念（剑三是王统照的字）。现录其中四首：
剑三今何在？墓木将拱草深盖。四十年来风云急，书生本色能自爱。
剑三今何在？忆昔北京共文会。君说文艺为人生，我说革命无例外。
剑三今何在？爱国篇章寄深爱。一叶童心我爱读，评君雕琢君不怪。
剑三今何在？文学史上占席位。只以点滴献人民，莫言全能永不坏。
陈毅系列传记——迎接陈毅下山的国民党“七品官”
迎接陈毅下山的国民党“七品官”
赵德章“百老汇”忽来江西客
1949年11月，解放才半年多的上海百废待兴，作为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市长陈毅，集军务、政务于一身，真可谓殚精竭虑，日理万机。一天，得悉应他邀请来沪的一位江西客人已经到达，他显得特别高兴，无奈公务繁忙未能及时会晤，只好委托秘书代为接待，然后送客人到当时堪称一流的“百老汇”（今上海大厦）住下休息。
来客年近半百，中等身材，穿一身半旧的黑哔叽中山装，清瘦的面颊略显苍白、憔悴。住进“百老汇”后，他除了一日三餐进出膳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置身在房间里，不是看书看报，就是握着笔在本子上写些什么。房间里的电话铃偶尔也会响起，那是市政府办公厅打来的。每当这时，他总是攥紧话筒道谢不迭，心中似在翻腾感情的波涛。
他，就是当年大庾县县长彭育英。
林伯渠南昌荐贤明
彭育英，别号少武，1900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弹前乡，18岁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五年后学成归国，先后任《南浔铁路月刊》编辑、江西省建设厅行政科科长、省长总署秘书等职。1926年11月，北伐军克复江西。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在北伐军第六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抵达南昌后，被推举为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工作接触中对彭育英的人品才干颇有好感，遂向省政务委员会推荐，委之以虔南县（今全南县）县长，彭育英由此加入国民党。
虔南县是江西省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小县，民间素有“小小南县，一泡尿撒遍，县官打老婆，全城听得见”的戏语。在这样一个既偏僻又清静的山城当个一县之长，对不善言谈、性喜种草养花的彭育英来说，本是再恰当不过的所在。岂料好景不长，“四·一二”政变使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此后兵荒马乱，彭育英几乎每隔一二年就要奉调易地做官。但他做梦也想不到，1936年5月竟被突然调往大庾县（今大余县）当县长，由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
陷泥淖赴任大庾县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奉命留下的项英、陈毅等同志于1935年春突破敌人重围，到达赣粤边领导南方游击斗争。大庾县属游击区范围，梅山便成了游击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陈毅进山，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为之坐立不安，会同广东军阀连连派重兵“清剿”。然而“剿”了两年，碰得焦头烂额，毫无进展。老谋深算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心生一计，决定撤换“清剿”不力的大庾县县长，重新选派心腹干才前去接任，以加强边界地区的政权。
熊式辉马上想到了彭育英。他和彭育英都是江西籍人氏，先后赴日本求学，同校攻读，当时过从甚密，颇有交情。于是一道令下，彭育英不得不赶赴大庾主政。熊式辉不但委任他为大庾县县长，还冠以“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把他推上了与陈毅领导的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刀枪相对的境地。然而，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东奔西袭，出没无常，“清剿”、“招抚”谈何容易！彭育英上任一年后，便深感困难重重，无计可施。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毫不掩饰自己无奈的心境，喟然叹道：“年来迭经育英联合各县团队，呈请地方驻军，数次会剿，但因山岭复杂，此剿彼窜，鲜奏肤功。”
识大局幡然觅新途
此时，日寇侵华步步升级。陈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于8月8日发表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彭育英审时度势，感到趁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确是上策，便于8月27日签发“简秘代电”，派人分送赣粤边界各游击区，表示愿意在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欢迎游击队下山共商抗日事宜。他认为，这样“能多保存一份元气，即为国家多保存一份抗战实力。”可是，少数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却借机大造谣言，说什么“共匪要求投诚”，游击队要下山“自新”、“归顺”云云。对此，陈毅无比愤慨，于旧历七月二十九日深夜书函彭育英，义正辞严地指出：“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联合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焉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
在这封长达千余字的信中，陈毅也高度评价了彭育英发出的“简秘代电”：“尊电明澈识深，洞悉大体，饶有政治家风度，敝党当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国之原则既同，余事商讨不难迎刃而解。”
彭育英毕竟有着一颗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他当机立断，首先一改“奸党”、“共匪”等诬蔑共产党、游击队的咒语，而以“友党”、“爱国志士”相称，并公开发表了停止清剿游击队的“和平声明”。接着，他一面以“招抚委员会”的名义，通电湘粤边界各县军政当局，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以示诚信；一面派秘书鲁炯雯带着他的手札，翻山越岭四下寻访游击队，约期会面磋商。
陈毅对彭育英的举动深为赞赏，不无幽默地称其为“国统区难能可贵的七品官”。
钟鼓岩一握释干戈
1937年9月6日，这是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这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彭育英亲率秘书、管印文书、经征处主任等五人，带着香烟、茶点，乘着一辆汽车到达钟鼓岩的寺院内。陈毅带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代表一行五人，亦爬山涉水如约前来。
双方代表一见面就自报“家门”，互通姓名。陈毅不卑不亢，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就是游击队的那个老陈——陈毅。”
彭育英早就风闻陈毅文武兼备，豪爽大方，如今亲眼目睹，心中钦敬之意倍生，但毕竟是头一回相见，不免有些拘谨。
彭育英歉疚地说：“共产党、游击队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我们要联合抗日。过去剿你们不对，错了！”陈毅朗声大笑起来，他用力握住彭育英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交朋友了！”
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磋商，谈妥了举行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临别，彭育英一再向陈毅表示：“你们下山、进城，安全和给养问题，我负完全责任。”
此后，彭育英果不食言，不辞劳怨地为合作抗日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组织商民代表、学生队伍和军乐队，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热烈欢迎以陈毅为首的中共赣粤边特委一部分领导同志下山，进入大庾县城；他腾出最好的房舍，精心安置陈毅等同志住宿，不时送去酒、肉、和炼乳，以示慰劳，还找人特意从广州买来特效药“606”，治愈陈毅同志身上的疥疮；他大胆提出撤退“清剿”游击区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的意见，并通过江西省政府转报国民党中央政府予以采纳，果断结束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局面；他下令开释已判罪监禁的方志敏烈士的爱人缪敏、毛泽覃烈士的爱人贺怡，并送她们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治病休养，还下令周边各县：凡在监禁的中共党员，不论判罪与否，立即全部释放……
中共赣粤边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顺利进行，很快就签署了关于游击队下山的协议。接着，彭育英又亲自陪同陈毅赴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经过陈毅有理有节的斗争和彭育英的侧面帮助，仅两天时间就解决了各地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的有关问题。
撕“党证”愤然离官场
彭育英做了一桩桩有助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好事，自认为堂堂正正、无可非议。孰料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后，他便遭到了大庾地方顽劣势力和军统特务分子的排挤攻击，他们联名上书控告彭育英，说他“勾结共产，蹂躏地方，大搞赤化”。无奈国共合作大势所趋，彭育英又有熊式辉作“靠山”，这场“逐彭”闹剧才没有演成。
但是彭育英的日子从此再未好过。自1939年初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后，国共间的磨擦日益加剧。彭育英处境艰难，如履薄冰，他深感留在大庾必有凶险，便毅然弃任赴省，当面向熊式辉提出辞呈。熊式辉婉言相劝，再三抚挽，并采取权宜之计，让他与黎川县县长任和声对调。彭育英碍于情面，勉强走马黎川。
形势的发展，使彭育英对国民党的前途深感失望，终于果断作出抉择：走！1941年，趁国民党员总登记之机，他愤然撕毁“党证”，辞去黎川县县长之职，就此终止“七品官”生涯，赋闲半年后，到景德镇当了一家银行的分行行长。
1949年5月，彭育英重回赣南，任江西银行赣州分行经理。此时，向全国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陈毅麾下的第三野战军已突破长江天险，攻克南京、上海。处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赣州，反动势力依然十分嚣张，当年协助陈毅下山的彭育英，又成了他们泄恨的目标。为防不测，彭育英打点行装逃离赣州。谁知当他进入会昌山区时，竟遭到一伙国民党散兵的抢劫，他随身携带的行李财物顷刻被洗劫殆尽。
伸援手陈毅念旧情
至此，彭育英已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万安老家还有妻儿老小需供养。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传来了赣州解放的消息。于是，他一扫落寞抑郁之气，只身回到响彻欢庆锣鼓的赣州，试图重新寻找生路。
一天，彭育英当年的管印文书赖志刚给他找来一张报纸，报上刊登着陈毅已经出任华东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消息。彭育英犹如得悉阔别多年的亲友有了下落，一把抢过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当年陈毅豪爽大方的形象。夜里，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多么想去投奔陈毅啊！然而，梅岭一别，毕竟时过境迁。如今的陈毅非同往昔，他身居高位，手掌大权，是否还记得当年与他握手言和的“七品官”呢？犹疑不决的彭育英，试探性地给陈毅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很快寄到了上海，展开在市长办公室的桌头。陈毅读后很是感慨。他离开赣南后虽然戎马倥偬，身经百战，又与国民党军队连打了五年，但他依旧无比珍视国共合作抗日的那段岁月，尤其感念当年曾用礼乐迎接他下山的彭育英。于是，他立即嘱咐秘书，复电诚邀彭育英来沪。
捧着陈毅的复电，彭育英又惊又喜，热泪夺眶而出。星移斗转十数载，共产党人陈毅果然不忘旧情，而且是那样的善察人意，善解人心，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
此时适逢中共赣西南工委进驻赣州。彭育英探问到工委的驻地后，便带着陈毅的复电去找工委书记杨尚奎。
杨尚奎曾经和陈毅一道领导赣粤边游击斗争，也曾同彭育英打过多次交道，对他印象颇深。现在，当他得知陈毅来电邀请彭育英去沪，不禁大为高兴，立即嘱人为彭育英办好去沪的车票和通行证，并亲笔写了给陈毅、曾山两位同志的信交给彭育英带上，又特意说明：曾山同志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就这样，彭育英一路畅通无阻，顺利到达上海。
浦江畔笑语留嘉宾
1950年元旦过后的一天，彭育英房间里的电话铃骤然响起。他连忙抓起话筒接听，原来是市府办公厅通知他，陈毅市长和曾山主任已驱车来“百老汇”。
彭育英激动不已，忙把房间收拾好，正欲出去迎接，陈毅和曾山却已笑呵呵地跨进门来。待双方坐定，一番寒暄之后，彭育英感慨地对陈毅说：“我此生难忘两个人，一个是熊式辉，是他把我推上与人民为敌的死路；一个就是你，百般感召教化我，使我殊途同归，走上了光明之路。”陈毅问：“听说熊式辉逃到香港去了？”彭育英说：“他是发动内战的四十三名首要战犯之一，罪孽重大，怕杀头呢。”陈毅笑道：“战犯不一定就杀头，也可以改造嘛，就是现在他也可以回大陆来嘛！”彭育英见陈毅言语情态一如当年，毫无胜利者的架子，敬佩之情难以言表，只是不住地点头称“是”。“老彭，你就不要回江西去了。”陈毅忽然话题一转，带着征询的口气说，“是不是就在上海做点工作？”“工作？”彭育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沉吟有顷，才慢条斯理地说，“我能做什么呢？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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