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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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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讲话，几乎耗尽了他的体力，谈完后，一股鲜血从鼻腔流出，这是英雄陈毅，竭尽生命之力所做的最后一次冲击，自此卧床不起，直到逝世。他临终前，给亲人留下的最后遗言是：“……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重病在身、双脚浮肿，久已不出门的毛泽东主席，决然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比陈毅大9岁的刘伯承，没有想到战友竟先自己而去。
刘帅已双目失明，他一定要去向陈毅的遗体告别。开到灵堂外的汽车刚刚停下，刘伯承一出车门，就老泪纵横，大声呼唤：“陈老总，你在哪里，陈老总你在哪里？”
由两个人搀扶着，他颤巍巍地向前走，两手伸向前面，就像往常一样想要去拉陈毅热情的双手。
可是静静地仰卧着的陈毅，已再也听不见战友的声音，再也不能用爽朗的笑声来迎接亲密的战友了。
刘伯承来到陈毅遗体旁，流着眼泪，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几次抚摸陈毅的身体，向几十年来，在雷鸣电闪，枪林弹雨中，同生共死，知心、知己的战友，作最后的道别。从他那双已失明的眼睛中，流淌着的痛苦的眼泪，代替了深沉的千言万语。
在场的陈帅的亲人、战友、部属，为这从未见过的动人场面，流泪、饮泣，有的人忍不住放声恸哭起来。
这悲壮的最后一幕，展现了比山高、比海深的两位中国元帅的生死情谊，它必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灵中。
陈毅系列传记——“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的丑剧
“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的丑剧
盛海伦
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
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
但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要迫害老同志，特别要迫害陈毅，张春桥十分起劲，他一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徐景贤直接抓。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重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陈毅在上海的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张春桥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各区县局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连宴会厅旁边的走廊都挤满了人。张春桥亲自出马，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他的老底：陈毅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市长过去批示过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尖端材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条条都是诬陷诽谤。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审定，徐景贤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纲上得更高。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通知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王洪文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他对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皱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么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徐景贤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在上海肃清陈毅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1969年3月27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徐景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置。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闹剧开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他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头部两边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
等到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徐景贤便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但是，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徐景贤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
这时，王洪文把小册子接过去，对陈毅说：“今天，我们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他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已！”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接过小册子说：“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会议主持人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王洪文，接着，代表们一个个发言，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足足两个多小时，这场闹剧才暂告结束。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他们还是想体会一下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狂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一言为定：3月29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讲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代表们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多少有些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当了九年的上海市长，讲话很多，确实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批判。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自从上了井冈山，四十多年来，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已不耐烦，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
王洪文见状，就和徐景贤咬耳朵，决定由徐景贤捡起当年红四军七次党代会上陈毅和毛泽东发生争论这件党史、军史有定评的陈芝麻、烂谷子，攻击陈毅所谓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当时的上海代表，不少人对党史、军史毫无所知，听了徐景贤拿出这样的“材料”来煽动，只有一个劲起哄的份儿。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陈毅无言地坐在座位上，显然，刚才徐景贤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把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是的，关于这一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做过结论。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1968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竟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陈年旧帐，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党史的青年后生面前。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
王洪文眼看代表们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就趁势收篷，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他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下。
吴法宪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们等了十分钟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宪进来了。他字斟句酌地对他们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等再整陈毅的阴谋没有得逞。
由于毛泽东的安排，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1969年4月24日举行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出访途中一场惊险的着陆飞行
陈毅出访途中一场惊险的着陆飞行
宫达非
1965年9月14日到9月21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应邀访问了西亚非洲六国。
外交部的同志们，不管是当面或是背后，对陈毅同志都不称他外长，也不称他副总理，而是称他“陈总”或是称他“老总”。
陈总当时毕竟是60多岁了，在外事场合你总是看到他谈笑风生洒脱自如，一切问题不论是国内国外的，都胸有成竹对答如流，这固然由于他平时博览好学、贯通中西，但是对陈总的“台下功”，只有他的秘书杜易和他的妻子张茜知道得最清楚。他白天每参加一场外事活动，总是要提前熬夜、批阅许多文件，做些必要的准备。如果出国访问，那又要开许多预备会议，向总理、主席请示许多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喘不过气来的外事日程安排，张茜流泪了。她的泪水是复杂的，是长期征战中生死与共别情离意的难以自禁？还是对老总花甲之年他洲异国风尘远别的挂念？她思量再三，最后还是到周总理办公室去，要求总理减少陈总的外事活动，特别是出国访问长途飞行舟车劳顿的外事活动。这倒使周总理为难起来了。有一次我们向总理请示工作，总理把这件事对宦乡和我讲了，要我们在国外对陈总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多加照顾和关心。
启程前一天，陪同陈总出访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周总理打破常规亲自作了动员讲话。他除了说明此行任务外，还很有风趣地把张茜如何流泪如何关心陈总健康的事简谈了一遍，总理最后以同情加勉励的口气说，百万大军的战场如履平地，大江大海不知渡过多少，怎么在外交战线上，张茜竟动起了儿女之情呢？总理又说，这也难免，老总的出访任务最近的确是多了一些，但这也是中央对老总的信任和重托。他看了看张茜红肿的眼睛又说，这个思想工作，还是交给邓大姐来继续做吧。
陈总讲话除说明此行任务的重要性之外，还很风趣地说，我是总理的兵，总理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张茜为我瞎操心。说罢，哈哈大笑，逗得大家心情一松，会意地报以同情。
1965年9月14日，专机离国西飞。
空中小姐送上各种饮料和小吃，接着又送上一道大菜是葱烧海参。为活跃机舱中沉闷的气氛，陈总举杯大声说，请大家干一杯，我们现在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在天空中喝茅台，吃海鲜，神仙也未必真能够有这样的逍遥游吧。
陈总把话题一转说，我把出访工作总结了五个大字，“飞、跑、吃、喝、说”。出国访问，日程紧排，下了飞机上汽车，下了汽车又会谈，会谈完了又是宴会，宴会完了又是参观，马不停蹄，真是太紧张了。他把“飞跑吃喝说”风趣地解说一番，又开玩笑地说，请各位同志兄弟回国后在总理面前替我说个人情，不要再叫我当这个外交部长了，我退职后，在北京开一个四川饭馆子，那时我请诸位吃地道的四川菜。陈总这一番话使气氛活跃起来了。
饭后，陈总邀我同他下围棋，我说不会下，他看了我一阵子，大声说：“你这个宫达非，连围棋都不会下啊，文化水平太低了。”我把他的秘书杜易拉了过来，两人对弈起来。后来我问杜易，他说刚来做秘书时也不会下棋，老总最初让他十来个子边教边下，后来不让子也可对付一阵子，但总是输的时候多。老总平时除去工作，读书、写诗、下围棋便是他的娱乐了。
9月17日0时，科纳克里机场灯火通明，杜尔总统亲自到机场为中国外长送行，即使对友好国家这也是一种少有的特殊荣誉。杜尔总统陪同陈总检阅仪仗队之后，在舷梯旁拥抱、握手、告别。我们这些陪同人员登机就座之后，都有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要飞往亚洲了，然后就可以返回祖国了。慢慢地随着飞机轰鸣的节奏，同志们都进入梦乡了，老总也真的需要闭闭眼睛休息一下了，只有机组的全体同志，在紧张地聚精会神地工作。
经过长达7小时的飞行，专机在飞近阿尔及尔机场前半小时，空中小姐把大家叫醒了，送上饮料，要大家恢复精神做下飞机的准备。往机窗外看，只见厚厚的云层，把飞机紧紧地包住。天地茫茫，难分上下，凭我们经常乘飞机习惯的感觉来判断，专机已在向下降落，可是忽然又爬高升起，第一次降落失败了。专机在天空转了几圈，又进行第二次降落，又不成功。正当专机着陆不成向上升高时，突然一架飞机轰隆长啸，在我们的左侧方向擦翼而过。我的心情本来已经很紧张了，看到这一情况，更吓得有些惊慌难抑。我们都知道飞机失事，大都是在下降时发生的。这时我双手的汗水，不觉渗然而出，但是坐在陈总旁边，仍然极力装作镇静。这时，只见机长张瑞霭同志走到陈总面前报告说，专机已降落了两次，离地面80米都难看到跑道，备降机场也是大雾迷漫，拒绝接收，请示陈总如何处理。这时有几个同志也走过来，同样也有些紧张，站在陈总周围，等待他能出什么好主意了。只见他慢吞吞若无其事的样子，看了看机长，然后说，“一切都由机长做主，我现在也是你的兵，听你指挥，如何安全着陆，你机长自然有办法，不必来问我嘛。”机长听完陈总的话，急忙返回驾驶舱去。陈总环视一下周围的同志说，你们哪个敢来与我下棋？没人前来，只有杜易拿着棋盘走过去。陈总又大声说，让小姐拿早餐来吃嘛。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缓和大家的紧张心情的。
宋朝大文学家苏洵论为将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而今天则是飞机将坠于地面泰然无事。我暗想自己，已经惊慌得手出冷汗，在陈总——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面前，我是多么渺小。这时，专机已转回头去平稳地向南方沙漠中飞去。约50分钟，在一个沙漠中的小机场平安地降落着陆了，不仅汽油已尽而且跑道也已到了尽头。原来专机抵阿首都前一个小时，机长观察地面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十分简陋的小机场，这个地方叫拉格瓦特。同志们下了飞机，额手称庆，有如获重生之感。
地方长官听到这一消息，急忙赶到机场来迎接，他见到陈总说：“我接到报告说，加纳来了一位元帅。我知道加纳并没有元帅，一定是前几天来我国访问的中国元帅又回来了，果然我说对了，他们把CHINA说成了CHANA。”这位地方长官非常热情，把我们接到宾馆后，杀牛宰羊，丰盛款待，不住地说：“中国元帅自天而降是真主的恩赐。”陈总风趣地对大家说，陪同我出国访问，到处都有真主保佑，不然的话你们能在这沙漠绿洲里，享受这样美酒、羔羊的高级宴席吗？也要感谢机组的同志们，把我们送到这被称之为沙漠天堂的“伊甸园”来，你们应该立功受奖。
下午2时，阿政府派专机由礼宾司长陪同曾涛大使前来迎接陈总，空军又派机运来汽油，专机下午4时，安抵阿尔及尔。一场惊险的着陆飞行，终于平安度过。回头一想灾难与安全的分界，也就在毫忽之间。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当年回故乡
陈毅当年回故乡
胡兴模
1959年11月，正是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办得热火的时候，陈毅同志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阔别36年的家乡四川乐至县视察。
劳动桥
陈毅同志的家在一个古老的小镇，小镇紧依着一条小河。人们为了能够过河，在小镇东端的河滩上，竖起了一排“跳墩”。可是，每当洪水季节，或者“跳墩”有倒塌，人们往来就非常困难。1923年春天，陈毅同志留法勤工俭学返乡，一次，他见一个小学生过“跳墩”时不小心摔到河里，便奋不顾身跳下河去救起那小孩。为此，陈毅同志曾向当时的地方政府提出修桥的建议。镇上的几个头面人物也动了心，发起募捐，筹集了一些银子。谁知后来，这笔款项全肥了少数人的私囊。对此，陈毅同志十分愤慨。
陈毅同志这次回乡，公社修起了公路，又正值一座横跨小河的石桥建成。家乡人民为了表达对陈毅同志的敬仰和爱戴，纷纷建议把这座石桥取名“将军桥”或“元帅桥”。
陈毅同志知道此事后，便马上反对说：“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一套，党纪更不容许。我陈毅也算不了老几嘛！”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建这座石桥，是过去几十年没办到的事，今天由你们建起了。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啊！那就是，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是劳动的双手创造了世界，改造了世界。我们还要用劳动的双手去建设共产主义哩！我也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好不好？”乡亲们听罢，噙着热泪，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今天，凡去参观陈毅旧居的人们，多要去劳动桥观光和留影。这座普通的石桥，已成为人们学习陈毅同志不居功、不骄傲、谦虚谨慎、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的活教材。
《乡情吟》
陈毅同志的家乡地处川北，是一个土质瘦薄、石骨嶙峋的丘陵地区。他回乡时，正碰上大刮“三高五风”。因为浮夸，这个落后的小县竟成了全省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面红旗。因此，当时去乐至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离县城五华里的仙鹤公社境内，有一个较大的石骨山坡，叫碉堡坡（当时称为高产“卫星坡”）。坡高四五百米，坡上多是晒席般大小的石骨斜土地。可是，这里却修了一条约两公里长的盘山机耕道，拖拉机可以直开到山顶。这拖拉机上山的“壮举”，便成了建设山区的“表率”，凡来乐至参观的，都要到此学习。陈毅同志此番回乡，县里领导当然要请他去观光。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暖暖的太阳在鳞鳞云片间缓缓穿行，带着寒气的北风刮着。公路两旁，红旗招展，锣鼓声不绝于耳。一排排赤着臂膀的青年正在深翻土地，一队队送肥的姑娘挑着沉重的担子在穿行。啊，这就是高产地里的“大兵团作战”。陈毅同志看着这一切，沉思着，苦笑着，不时地摇摇头。
陈毅同志来到“卫星坡”下，他不叫小车开上山去，走下车来，拄着黑漆拐杖，健步攀登。随行的人们，也纷纷下了车。
陈毅同志问：“这个坡，过去种什么？”
一个干部回答：“原来可耕地少，种小麦、包谷，产量很低。”
“现在呢？”
“现在靠公社的力量，荒坡换新颜。今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501斤，这高产地已过千斤关了。”
陈毅同志幽默地叹道：“啊，不简单啊不简单，荒坡过了千斤关。”
来到山上，陈毅同志时而眺望远方，时而瞧着近处，很少说话。人们以为他要作诗，正在构思。有人便凑趣地提议说：“陈老总，你多年不回乡，家乡的山山水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不妨吟首诗，述述乡情吧！
提起作诗，陈毅同志的诗兴可真来了。他笑了笑，点点头，爽快地说：“嘿！你们的兴致倒不错。要我作诗，可以的。但我们得先算一道数学题。”接着，他严肃地说：“高产地占不到整个公社土地的五分之一吧！你们把全部人力、物力集中在高产地搞‘大兵团作战’。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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