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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的先驱摩尔根评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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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Ｔ凇犊蒲А吩又镜�50卷（1922年1月20日出版）第55…61页上有这样两段话：
关于合子（即受精卵）中特定的染色体与特定性状之间有直接联系这一问题，通过摩尔根及其同事的论述，特别是布里奇斯提供的证据，人们一定大大消除了怀疑。
在不久以前仍众说纷坛的遗传与变异的现象已逐步理顺，终于导致他们这一重大发现。我特地在圣诞节期间来到这里，向这颗西方升起的明星表达我的敬意。
贝特森在同一篇讲话中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新闻报道措词失当，笼统他说有一位杰出的遗传学家不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于是又重新点燃了美国进化论者与基要主义者之间的论争。因而，美国许多州即将面临的问题，摩尔根也负有间接责任。田纳西州审理了著名的斯科普斯案件，肯塔基州1932年险些通过基要主义者提出的法案。那项法案要求禁止在公立学校使用含有进化论内容的教科书。第一次表决结果，38票赞成，36票反对，由于未达到法定的40票而没被通过。于是，拥护该法案的议员又把缺席的议员拉来。第二次投票结果是40：39，反对的议员要求暂停，重新计票。后来又拉来三名议员。第三次表决为41：41。这时一位名叫丘纳尔的议员反戈。他最初想投赞成票，因为他是位不妥协的浸礼会信徒，相信一切事物过去是怎样，今后仍然会是那样。但他这时却说他得抛弃他的宗教信仰而改投反对票。议案至此才被否决。摩尔根似乎并没注意到当时争论的热烈场面，也没注意到最后的表决结果。
无论谁来到谢默霍恩大楼，他所见到的摩尔根总是那个样子。莱文曾承认他看见这位伟人竟在蝇室里吃午饭时很感意外，“他的两手无法伸展开，因为周围挤满了东西。”那时候，全世界读遗传学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生在自己的日程上最优先考虑的是去蝇室参观，但看见的景象往往大出他们所料。在俄国出生和受教育的西奥多修斯·多布詹斯基气喘吁吁地赶到纽约，盼望这位名教授摩尔根会“像天神一样”出现在眼前。但这位新来者被弄得目瞪口呆，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什么神人，而是一个说话唐突、衣着不整的凡人，并且一点不受礼仪的约束，甚至连实验室的工作服也不愿披上（他只穿过一次，那是后来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时尚》杂志的摄影记者要发表一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照片）。从1927年至1940年，多布詹斯基和摩尔根在一起，1940年他从西海岸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接替摩尔根。对他的名字，摩尔根从未说对过。
摩尔根要求蝇室里的工作人员个个独立工作，最初，这使许多研究人员很不习惯。摩尔根逐渐建立起一套他信得过的班子，他希望他们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怎样开展工作，然后就让他们分头去做——只是对任何实验他都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有时急忙跑进去，从别人肩膀上探过头去观看，当场提供意见或提出问题。哪项研究他都是合作者，他最后几年在蝇室里发挥的最重要作用不妨用他的学生A·H·斯特蒂文特的话来概括：他“始终不渝地支持、鼓励和保护”他这块领地中的工作人员。
截至1927年为止，果蝇研究工作差不多已进行了十八个年头，从佩恩的第一个品系算起，繁殖了约15000代。他把多数材料给了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这两个人，他出于习惯，一直把他们叫做他手下的“娃娃”，虽然他们取得博士学位已有二十年，而他们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他自己呢，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都带点孩子气，就像斯特蒂文特后来说的，他“最善于开辟鲜为人知的新领域，他懂得在人们已有较深刻认识的领域内进行细致的、分析性的研究的价值，他总是乐于支持这类工作，但他自己一般不愿干这种事，而是在探索什么新方向。他总是同时进行着很多项研究——他所发表的涉及范围广泛的著作仅是其中一部分，因为他进行的研究有许多没有产生什么意义重大的结果，也就从未记载”。有一项这种没有留下记录的实验是在1924年进行的。他仍在试图证实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说。他当时用家鼠做实验，看看其后代会不会继承某种像巴甫洛夫所说的条件反射。这项实验搞了两年，结果得出否定的答案。
摩尔根终生保持着对博物学的兴趣爱好。无论给他什么标本。他几乎都能鉴定出来。1920年，当时年仅十七岁但后来成为个体生态学奠基人的康拉德·洛伦茨第一次见到了摩尔根。人们告诉他，住在谢默霍恩大楼的摩尔根教授能帮助他鉴定哥伦比亚其他人鉴定不出的标本。洛伦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摩尔根是个瘦高个儿，看上去有点像亚伯拉罕·林肯，他很高兴地鉴定了洛伦茨的标本和他带来的其他动物，并不厌其烦地向他介绍了每一标本的生物学、形态学、生态学特点。他还给这位十几岁的青年详细介绍了那一排排瓶子里的果蝇的研究工作，而且把自己最初拍的果蝇染色体的显微照片拿出来给他瞧。这是个典型例子，表现出摩尔根对他所赏识的后辈的慷慨无私。
1927年，摩尔根在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工作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六十一岁高龄，该是接近强制退休的时候了。他一生的抱负显然已经实现了一半，但是，一如既往，他的主要精力仍消耗在他的实验研究上。有些重要问题还没得到解答。其中，经常索绕于脑际的是生物发育的问题。人们还不知道基因是如何引起生物的发育的，甚至也不知道基因是不是与发育有关。如果处在他的地位，很多人都会载誉引退，在和睦清闲的家庭生活中继续搞点研究。摩尔根则不然。他同其他单位书来信往，于是决定了他六十二岁时将转移到美国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加利福尼亚去。到那儿，他将要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去的时候竟公然声明他是为了窥测生命之果的另一半，为了解答“分化”的问题，即一个未分化的细胞（卵）是怎样产生出将发育成个体的特殊器官的子细胞的。
第八章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汤姆是个科学伟人，无论什么东西，他样样都懂。唯一不懂的是为什么鸡蛋不变成鳄鱼。
查尔斯·金斯利：《水孩儿》
1928年，在帕萨迪纳召开的欢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生物学部新任主任的招待会上，摩尔根这样解释说：“当然，我曾预期在死后要去加利福尼亚。但现在我应邀提前几年来了，我愿借这一机会看看我来世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
邀请他来的目的是要组织和领导一个全新的生物学部。加州理工学院是在19世纪的一所劳作学校思鲁普综合技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物理学家罗伯特·A·米利肯终于被说服担任该校行政领导以后，新命名的加州理工学院扎实而迅速地从一所有名的工程院校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物理科学研究中心。米利肯本人也在1923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长得一表人材，是个很有魅力的美男子，为该校筹集了大量捐款。1927年，除工程学以外，增设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和航空学等部门，集中了这些学科领域中最杰出的人物，招收了最优秀的研究生，进行着各种意义重大的研究；把摩尔根请来是要组建又一个部——生物学部。
1927年7月，摩尔根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没到校，他要求在哥伦比亚大学再逗留一年。他想把那儿的精英囊括一空，全都弄到加州理工学院去，但又不愿给威尔逊留下一个空空如也的系，使他的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于是，他在纽约留了下来，利用这一年时间为他的新学院勾画蓝图。
摩尔根竟然接受了如此繁杂的行政职务，这是颇为反常的事。他原来一直自称是一个“大半辈子都在想方设法摆脱那些羁绊的实验室动物”。所以，他也有些着急，怕有朋友会认为他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是的，他自己显然是愿意单干，或是在蝇室那种小团体的环境中工作，他对动辄兴师动众的做法的厌恶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女儿伊莎贝尔（也就是后来从事微生物学研究、在全国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工作的那个女儿）有时同他争辩，说现在时代不同了，靠个人单干很难做出有价值的研究，他总是嗤之以鼻，说那只不过是“洛克菲勒研究院的心理”。不过，在加州理工学院任职，也意味着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计划去组织一个生物学部。重点的重点将是科研，而不是教学；而科研也将是“纯”科学的，不必和直接的实际应用绑在一起。这个部的教员和招收的研究生要符合摩尔根的理想，他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而且不用过多指点，无需什么监督就自己动手去干。再说，在一个管理有方的物理科学研究机构里来实现这一计划，这本身就意味着研究工作将是严密的、分析性的，生物学的研究将按照与物理学和化学一样的标准进行。
摩尔根按这些要求拟定计划，略去形态学和其他一些内容，道理是加州理工学院不想重复其他院校（如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在做的工作，而是要走在前面探索科研与教学的新方向。他正在做的工作是建立一个他长期梦寐以求的兼有蝇室和那不勒斯试验站的特点的工作集体。但更加突出的一个重点是要建立起生物学与诸如物理学、化学等其它学科的协作——虽然他自己在研究工作中并不特别喜欢这么做。在加州理工学院，甚至生物学部大楼也被设计成与化学大楼连在一起，以便使两个学科有实际的接触，鼓励生物科学与其他基础学科相结合。植物学、动物学和遗传学合并为生物学部，但摩尔根反对建立一所医院的想法。正如他在初步方案中所述，“（生物学部）将力求把那些对发现活体生物中各种现象的统一性具有共同兴趣的人们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组织。”他本人的数理化基础很有限，对这点他心中有数，但他的方案具有远见卓识，他的协作计划，通过他即将招聘来的新教员的共同努力，最后圆满地实现了。关于可以用物理学和化学的原理解释生物学现象的见解，在19世纪即已提出了。达西·汤普森表述得很生动：“细胞与组织，甲壳与骨骼，叶片与花朵，凡此物质的各部分，它们的粒子之移动、构造、成形，无不遵从物理学的定律。”摩尔根历来赞成这种观点。他说：“我们明白，只有当我们确切了解生物发育过程中的理化变化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把对生物发育的研究提高到严格的科学的水平。”显而易见，当时他心目中井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只是对已为物理学和化学赢得了那么大的成就的实验方法称赞不已。
人们不会指望摩尔根放弃他的通过实验学习的信条而去同施罗丁格、波林这样的大物理学家、大化学家搞理论推导。关于他们在方法上的歧异，莱纳斯·波林有过精辟的表述。他说，“那时（1937年），我发现兰茨泰纳同我的治学方法很不相同：兰茨泰纳会问，‘关于世界的性质问题，实验中观察到的这些结果会促使我们相信什么样的理论？’而我提的问题是，‘关于这个世界，我们要怎样勾画出个最简单、最普通、最有道理的图景，使其符合这些观察结果，而不与之相悖。’”摩尔根完全倒向兰茨泰纳一边，他相信真理只能来自实验。然而，在摩尔根正在组建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部，这两种方法将会殊途同归。
摩尔根对于新的生物学部应包括哪些学科有相当坚定的意见：遗传学与进化论；实验胚胎学：普通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至于心理学这类学科以后再增补。但生物学部及其所属的系的具体形式和方向将取决于招聘到的教师。摩尔根决不搞滥芋充数，而是按客观需要从容地搜集人材，把最优秀的人物招来，让他们根据各自的兴趣和能力开展工作。正因为如此，他虽然在就这些学科征询意见，但第一学年（1928…1929年）真正办起来的只有一个遗传学系。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聘来布里奇斯、斯特蒂文特、杰克·舒尔茨、艾怕特·泰勒。他还从哥伦比亚大学招来了西奥多修斯·多布詹斯基，第一年他的身分是国际研究员，翌年改为助理教授。到1931年，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来的一批人以外，还有欧内斯特·G·安德森、亨利·傅苏克、赫尔曼·多尔克、罗伯特·埃默森、斯特林·埃默森、休·赫夫曼、卡吉·林德斯特龙兰、亨利·西姆斯以及肯尼思·V·西曼。詹姆斯·邦纳和赫尔曼·肖特是研究生，乔治·韦尔斯·比德尔在读博士后研究生。杰弗里·凯利是亨利·博苏克的助手，沃尔特·拉默茨是安德森门下的博士后研究生。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后一年，摩尔根画出了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大楼的蓝图。1928年夏末，一支人数不多的教员队伍、六七个研究生和一大批果蝇经由伍兹霍尔来到加州时，大楼才建好一部分。他们把能用上的房屋都用上了，又在别人的办公室和教室里挤着住了几个月。摩尔根的工作是监督建房工程及时完工，安排图书馆和实验室的设备。
像他这样一个著名的使用公款锱铢必较的人，一下要买那么多设备真是不容易。为了避免添置档案柜，摩尔根自己的档案每五年销毁一次。加州理工学院的这个现代化的综合的生物学部，每层楼只装一部电话，整个大楼只设一个秘书。有一次，一位科技人员向摩尔根再要一盒装果蝇用的小玻璃瓶、每只的价格还不到一分钱，但他花了两个钟头与这位“遗传学之父”一同在实验室里东寻西找，因为摩尔根确信可以找到足够的旧瓶子充数。乔治·比德尔回忆他当年经过周密安排，看准一个星期天摩尔根独自在海滨的胚胎学实验室工作的时机找上门去，这正是摩尔根心境最愉快的时候，比德尔提出要90美元买一个新的显微镜物镜，出乎众人之所料，他居然要到了。
在加州理工学院展开的一系列重大研究项目，要一一罗列是不可能的。我们只举出乔治·比德尔做的一项研究为代表。当他以博士后研究生的身分到加州理工学院同摩尔根一道工作时，他开始研究果蝇的互换。1933年，他同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访问的伊弗里斯认为，斯特蒂文特1919年报告的在雌雄嵌合体中硃砂眼突变体又回复突变为正常眼也许提供了基因作用方式的线索。既然基因在眼睛中表现出来的效应因周围组织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于是他们提出，能不能把多种眼突变体置于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加以研究，从而解答基因作用的问题。他们试图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把突变幼虫的眼原基取下，移植到正常幼虫的体腔里去。寄主幼虫经过变态而羽化为成虫时，再把移植的寄生眼取下，观察眼的颜色。比德尔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助，让他同伊弗里斯到巴黎去进修一年器官移植技术，但他遭到拒绝。正在这时，所需的1800美元突然从加州理工学院发了下来。这笔款不是摩尔根使用其行政职权决定的，就是像比德尔推测的那样，是从摩尔根私人腰包里掏出来的。不管来自哪里，都很能说明摩尔根对于重要研究工作的嗅觉之灵敏，也说明他推动这类工作之决心。比德尔到了巴黎的生物理化研究所以后不久，一位有名的研究丽蝇变态的权威对他们二人说，他们提出的果蝇移植研究是很不现实的。
然而，他们成功了！他们发现，虽然大多数突变眼原基发育成它们预定的突变眼色，但硃砂眼和朱红眼却变成了正常的红眼。之所以如此，“不是由于眼色素本身的遗传结构，而是受体内其它部分的遗传结构的影响”。他们推论，某种物质从野生型组织扩散到眼，使之变成了自然的色泽。根据交互移植实验的结果，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存在一系列的由基因控制的代谢步骤，每一步骤都受一特定的酶催化。可简单表述如下式：
前驱物 酶 1 一》硃砂色物质 酶2 一》朱红色物质 酶 3 一》正常色泽
比德尔从巴黎回来以后到了斯坦福大学，同塔特姆一道试图用化学的方法鉴定出眼色素是种什么物质，但没有成功。于是，这两个人想出了一个很妙的主意：不要被动地碰到什么突变才研究什么突变，最好选择一种理想的生物，需要什么突变就主动地诱导它产生什么突变。这样，他们决定采用摩尔根从哥伦比亚大学带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的一种真菌——红色面包霉。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纽约植物园那位精明而固执的B·O·道奇博士曾劝告摩尔根把这真菌带走。道奇博士曾被红色面包霉没有按当时流行的遗传学理论来排列它的子囊孢子而难住，他竭力怂恿摩尔根对红色面包霉进行研究，说这是比果蝇更理想的实验材料。摩尔根终于答应把一些已经混杂的菌种给了一个青年研究生卡尔·C·林格伦。林格伦动手研究：弄清了红色面包霉的许多遗传规律。现在，比德尔和塔特姆认定这是种理想的材料。原因有三：一是经过林格伦的研究，其遗传规律已大体弄清，二是用X射线或紫外线照射孢子很容易诱发突变，三是这种真菌将在一定的基本培养基上生长，而培养基上没有的其它所需物质自己可以合成，所以，生化突变体由于在这种培养基上无法生长而容易识别。然后，在培养基上加入不同物质，观察哪种物质能刺激它生长，这样就可以进一步鉴定出突变体是哪一种营养缺陷型。他们用辐射处理，诱发了380个突变体，然后让这些突变体交配，对68000多个子囊孢子进行了检查。最后，这项研究产生了“基因指导酶的合成，而酶又控制特定的生化反应”这一概念。1958年，这项研究为遗传学赢得了第三次诺贝尔奖（第二次诺贝尔奖于1946年给了马勒）。
事实证明，加利福尼亚正是摩尔根期望的天堂，来此不久他就过上了舒舒服服的生活。家里只剩下汤姆和莉莲夫妻俩；孩子们都已成人。霍华德碰了些钉子，现在已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同一位名叫伯纳丁·巴克的女同学结了婚，当上一名成功的工程师。伊迪丝1928年夏天从布林莫尔学院毕业，嫁给一位科学家道格拉斯·惠特克。他原来就是这一家的好朋友，后来当上了一个科研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同年，两个小女儿莉莲和伊莎贝尔中学毕业，都在加利福尼亚上大学。伊莎贝尔上的是斯坦福大学，莉莲上的是波莫纳大学。她俩一有机会就回帕萨迪纳家里来。波莫纳离家近，莉莲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回家。斯坦福远一些，沿海岸更靠北，所以伊莎贝尔回来得少一些。全家老小，包括最大的孙子，大多数夏天都在伍兹霍尔的大公馆里度过。
汤姆和莉莲买了一座漂亮的古式大平房，原是由一家西班牙地主修建的，座落在圣帕斯夸尔大街1149号。远从纽约运来的全套别致的桃花心木家具摆在加利福尼亚这宽敞明亮的房间里，显得格外舒适宜人。那架从纽约家里运来的自动钢琴，经绕道南部海岸一路颠簸，内部受了致命的创伤，但摩尔根仍然像老朋友一样把它安排在新居里。纽约那张小台球桌已换成了一张标准的台球桌。生物学实验室就设在街对面。加州理工学院把这幢房所在的那一大片地买下一部分，建成了温室。于是，摩尔根恢复了在纽约对开始的老习惯，每天下午回家路上定要停下来给莉莲摘一朵最漂亮的红玫瑰。上午他们一道去实验室上班，不过摩尔根现在搞的工作是双肩挑，既有科研，又搞行政，而往往以行政为主。午饭在家一起吃。起居室头顶上跨着几根大樑。这座房屋类似三合院，他们饭后坐在小院里晒太阳。摩尔根一面看书，一面抽着15美分一支的大雪前。
照莉莲1933年给她女儿写的信中的说法，一天下午，摩尔根正坐在院子里看一本当年最流行的惊险小说《安东尼落难》，悠然自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事实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家里收到了一份电报，说正值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由于对遗传的染色体理论的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来得很突然。在这之前，摩尔根因同样的工作已两次被提名。第一次是1919年由罗斯·哈里森提名的，第二次是1930年由当时任奥斯陆大学校长的奥托·莫尔博士提出的。莫尔说提名之所以未被通过，是因为遗传学既不属于生理学，也不属于医学。过去，除开两次例外，这个领域的获奖者不是医生就是医学院教授。摩尔根当然两者都不是，虽然1933年苏黎世大学的确曾授予了他荣誉医学博士称号。第三次提名摩尔根的是卡尔·兰茨泰纳。他是免疫学家、内科医生，而且他本人也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早些时候曾求助于摩尔根（虽然他主要是从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那里得到帮助）对他同莱文在1927年发现的MN血型进行遗传分析。
摩尔根出现在电影的新闻简报上，他显然心满意足，但也有几分腼腆，对于这项荣誉，他的态度很是谦逊，他经常说，光荣应归于整个实验生物学，而不是归于个人。听说奖金本是要授给蝇室集体，但蝇室的主要工作人员是四个，而集体奖不能超过三个人。摩尔根内心也承认他的研究工作是集体智慧的成果，于是把这免税的4万美元奖金平均分给他自己的孩子和布里奇斯、斯特蒂文特的孩子（但未分给马勒的孩子）。他也未加任何解释，比如，他给斯特蒂文特的信中只说，“现随信寄上一点钱，是给你孩子们的。”（但听说布里奇斯并没有把这笔钱分给孩子，而是用来买了一辆新轿车。）
摩尔根放弃了参加12月10日诺贝尔诞辰那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盛大宴会的机会。他的借口是，“鉴于这里正在筹组一个新的生理学研究中心，加之不久就要开展遗传学的生化研究，本人实在无法抽身。”无疑还有一个因素，他不喜欢衣冠楚楚、刻板正经的场合。说不定还有第三个原因：当时重新发现了果蝇和其它一些蝇类幼虫唾腺中的巨型染色体。自然界为遗传学提供的这种奇特的染色体比通常的染色体大2000倍。实际上巴尔比尼早在1881年就报道过这种现象，但被人遗忘了。先是海茨和鲍尔于1933年1月宣布重新发现了唾腺巨型染色体，同年12月佩因特作了同样的宣布。正当这个节骨眼上发现巨型染色体，使摩尔根写一篇接受奖金的答谢辞也煞费踌躇，更不用说当众宣读了。摩尔根学派对遗传的染色体理论的贡献多半是推论出来的，主要是基于对遗传现象的研究，很少直接接触到染色体，甚至连有关互换的细胞学证据都还不是最后的定论。但到了这时，科学家们不再要绞尽脑汁去解释果蝇身上那些细小的、未分化的中期染色体中发生的细微变化，他们可以直接用肉眼可见的唾腺巨型染色体的切片把它们辨认出来。这些巨型染色体上有着无数横纹，人们可以借此证实或推翻连锁图和假想的染色体缺失、重复、倒位等现象。摩尔根学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的资料将会推翻摩尔根对染色体的论断，还是会证实它？摩尔根能否保住他显赫的地位？
摩尔根告诉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说他乐意于次年夏天去瑞典。1934年4月，摩尔根夫妇启程去纽约，然后带上女儿伊莎贝尔取海路去伦敦，经过奥斯陆时拜会了莫尔夫妇，最后到了斯德哥尔摩，出席专门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到这时，结果已经有了。摩尔根的研究工作虽然有些细节还悬而未决，但总的说来还是得到了肯定，于是，在他的发言中主要介绍了过去十二个月里的发现。不过，在他的讲话原稿中（时间当是1934年6月）没有谈到连锁图。他很可能还不放心，怕连锁图不够准确。
他的讲话拖到第二年7月才在美国发表，刊登在一本当时不太著名现在已经停刊的名叫《科学月刊》（第41卷，第5…18页）的杂志上。把这杂志上的文章同他讲话的原稿作一番比较很有意思。我们看看摩尔根塞进了些什么东西。他加进了连锁图，因为这些图的准确性已再没有疑问。但他在原来的讲话和过后的文章中都没提到斯特蒂文特。他还加进了巨型唾腺染色体的新图片，其中包括1935年2月发表的第四染色体（见图6）。不管摩尔根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加进这些东西使人产生错觉，好像在1933年时，海茨、佩因特、布里奇斯三人在巨型唾腺染色体的研究上是并驾齐驱的，而实际上显然是佩因特领先。罗伯特·奥尔比博士是个严谨的作家，写过一本精彩的遗传学发展史。他以为卡斯珀森等科学家1933年曾在斯德哥尔摩最先见过摩尔根提供的图片中的肉眼可见的基因。其实并没有那回事。
摩尔根讲话的题目是《遗传学对医学和生理学的贡献》，但他讲医学并不热心。他自己很清楚，除了提供过遗传学咨询以外，其他是谈不上什么贡献的。虽然他的讲话稿是在阿尔伯斯·弗林博士的实验室近旁写的，而弗林这时正好发现了苯酮尿症，并且正在进一步研究它的生化机制，但摩尔根既没有提及这种遗传性疾病，也没有谈到它的生化遗传学机理。他同样没提到阿德里安·布莱尔作出的关于唐氏综合症是由不分离现象引起的这一辉煌论点（布莱尔1932年就提出这一看法，但直到1949年才开始受到重视）。
摩尔根同美国大多数遗传学家一样对医学不感兴趣，他们最初还极力反对战后建立的人类遗传学会和出版有关的刊物。对于摩尔根来说，他对医学的这种成见还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当他的女儿伊莎贝尔得了开放性咽扁桃体结核时，托维·莫尔博士（她刚当上内科医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建议说，孩子应找个大夫看看。但摩尔根没听她的意见。他说：“啊，不要紧的，你就是我们的大夫呀。”
不过，摩尔根的讲话的确含有精彩内容，对基因调节的可能的机制讲得头头是道。
在遗传学的论著中，虽然有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一般从字里行间可以领会到，作者们往往认为所有的基因自始至终在起作用。假设果真如此，又假设个体的性状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躯体的细胞为什么不全是一模一样？
我们再看看卵发育为胚胎的过程，这里同样有矛盾。卵看上去好像是个无特定功能的细胞，它必然要经历一系列预定的变化再分化出各种器官和组织。卵每分裂一次，染色体则纵向裂为完全相同的两半。每个细胞里包含的基因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有些细胞变成肌肉细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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