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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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夏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和广东的激进派给香港的工会首领下达命令，要他们起来反抗殖民政府，以此引发香港的劳工罢工，使香港陷于混乱。但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对此有任何指示，或者是曾经鼓励他们这祥做。英国政府拒绝接受示威者的最后通碟后，一伙暴徒冲进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了一幢房子，但这似乎也与毛毫无关系。
　　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一开始，他主要考虑的是台湾。1981年他告诉美国一个参议员代表团，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甚至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同年9月，叶剑英提出了“九点方针”，具体补充了邓的这一提议，九点方针的关键是两点，第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第二，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有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的政治领袖也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⑤紧接着，中国方面又根据叶的九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邓小平并没有说是他提出这一概念的，也没有人正式将其归功于邓。但大家都认为这是邓的概念，邓小平本人经常把它挂在嘴边；而当外国人把它说成是邓小平的概念时，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共官员表示反对。
　　叶的九条方针提出后，国共双方并没有进行谈判。台湾的权威人士表示，台湾的政策不会改变，台湾不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协商，也不允许台湾人与大陆人来往。然而，不管官方的反应如何，80年代以后，两岸之间各种形式的民间往来还是逐渐增多，贸易迅速增加。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特别是对福建省的投资迅速增加。1987年以后，在北京或其他一些城市，人们经常可以见到来自台湾的旅游团，而且两岸之间最终实现了通邮。
　　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则取得了很大进展。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最终签署了正式协议。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人首先采取了行动。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首次向中国方面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根据英国和清政府签订的租约，英国向中国租借的新界地区（约占香港殖民地的92％）的租期，将于1997年6月30日的前三天到期，但是在香港前途未确定之前，这项租约将无法延续，因此造成了英国政府的困扰。中英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是在各方预粉之中的：中国方面不同意1997年以后续约。因此，香港的前途问题列入了中英双方的议事日程。双方先在各自的国内进行了探讨，接着又共同进行了探讨。
　　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了北京。根据后来刊登最终协议的白皮书记载，当时中共领导人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共对香港的政策。白皮书上说，这些政策证实了英国女王政府的观点即应该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⑥。第二年9月，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中英双方开始了正式会谈。她不同意中方谈判代表以及邓本人对香港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19世纪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割让香港和九龙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因而是无效的。但是她同意他们的另一个看法，即外交谈判应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共同目的。双方随后发表了简短的联合声明，但并未提到双方谈判要达成何种协议，甚至也没有提谈判的基础。一开始他们只是在不影响香港安定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谈判本身拖延的时间很长，内容复杂、敏感，从而影响到了港人的信心。英国政府最初的立场是，愿意把香港的主权交还中国，以换取对香港继续行使管理权。但中国方面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绝不接受1997年以后英国政府以任何形式继续管理香港。因为从法理上讲，中国政府从没有将香港的任何主权交给英国，只不过是在履行其所承担的使命，所以，英国人继续统治香港，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从政治上讲，中国政府不能同意英国政府继续管理香港的理由，正如1984年6月邓小平对一批香港客人所说的：“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⑦。
　　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一立场，英国政府提出，“除了英国继续管理之外，任何行得通的有效措施，双方应该在有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以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对香港前途的看法……以便看出，在这种基本的安排下，是否能够确保香港持久的安定与繁荣”。⑧随后，双方进入了实质性的会谈。
　　经过漫长的谈判，中英双方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26日，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撒切尔夫人和赵紫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协定。邓小平出席了草签仪式。1985年5月27日，中英互换批准文件，协定从当天起正式生效。
　　事实表明，邓小平对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邓小平文选》所选的他1984年的文章中，有七篇涉及中英谈判和“一国两制”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这一向题是非常重视的。他本人10月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1984年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中方谈判代表向英方谈判代表透露，邓小平有时要求他们汇报一下谈判的进展情况。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经常提到中英谈判。他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希望“一国两制”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1984年7月他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方法”，第二，这一思路适用于香港和台湾，因为这两个地区人口不多，让它们继续保留资本主义不会影响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12月，在同撒切尔夫人会谈时，他重申了这一点：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是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是不行的。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件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⑨第三，是关于爱国主义。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指出：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口。⑩然而，有一点令人感到费解。中英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强烈表示，香港方面不能组成一个单独的党派，也不同意所谓“三条腿的凳子”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香港问题是中国的权力。另外，港人的一些做法也令他们失望。一部分人对“收回香港”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持怀疑态度。但是，邓却注意到了三方面的利益。他在1984年10月同中央顾问委员的谈话中，在随后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⑾
　　第十四章　天安门
　　1984－1989年
　　1984年10月1日，伴随着隆隆的鼓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从东到西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沿用这一惯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这天也在天安门检阅了游行群众。游行共进行了三个小时。游行队伍前面是各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男女方阵，最后是载有弹道导弹的卡车，中间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队伍。队伍有大有小，人们大多都围绕在造型生动的彩车周围，徐徐地经过广场。由二百多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国歌，紧接着是革命进行曲。广场上，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方阵里反复展示各种图案，由图案构造显示出当时的一些口号。游行结束时，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整个游行进程十分规范，有条不紊，远远超过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个队伍的秩序、色彩，与摄人心魄的声音相汇合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国外观光者们的心，给人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像毛泽东当年一样，邓小平在游行开始前作了简短的讲话。随后，他打破了惯例，乘敞篷汽车驶出天安门，检阅正在广场上等待的受阅部队。邓小平身着便装，向每一个小方阵举手致意，部队中不断响起“首长好”的声音。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才六个星期的邓小平，站在缓行的设有扶手的汽车上约十五分钟。他的精力和气魄，与后来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一样，令观光者终身难忘。
　　在讲话中，邓小平的语调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是必胜的信心。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讲道：　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宣告：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下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谈到未来，邓小平坚定他说：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①邓小平高兴他讲到了同英国就香港问题谈判中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不过。他还提醒：“现在国际局势严重恶化”，并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他还说，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②。这最后一句，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这比以前在任何场合中所讲的还要突出。
　　邓小平这种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粮食大面积地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四亿吨，创历史的最高纪录。国内工业产值，超过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零售价格在缓慢上升，只是速度比70年代小一些。社会上无明显的政治麻烦，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尽管邓小平也提出严峻的国际形势，但人们也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到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袭击。两年来，众多的海外评论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已经是充满希望的国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英协议的签订，深受海内外的普遍赞扬。邓小平重申，中国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为了排除居住在香港领土上五百多万居民对未来的疑虑而必须做的。
　　邓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在游行过程中，当一队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的认可。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过。许多人通过这件事会想到，如果学生们满意的话，那么，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能会存在不满情绪。
　　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盛况，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麻烦的预兆。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不满，再一次出现了学生游行。一系列的丑闻被公诸于世，说高级干部中有大量的腐败行为。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过热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说由于统购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对在自由的知识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方式及其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现象表示不安。然而，对于众多的批评，邓小平没有作直接的答复。但是，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改革不会停止，更不可能倒退。这说明，邓小平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他说：“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③在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月，北京发生了学生游行事件。虽然规模不大，未扩散到校园之外，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学生们仍旧对政治感兴趣。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向平静的校园又开始不安了。学生们抱怨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前途，说他们被迫在狭窄不舒适的条件下学习和生活。并且说，按传统的分配方式，他们之中许多人毕业后要到收入低，而且又不能发挥他们才能的地方去工作。他们还抱怨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经济入侵，也抱怨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以及他们大量的腐败行为。
　　腐败行为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弊病。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对这一弊病的担忧。此文或许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论详细地披露了几个重大的典型案件。这些典型案件大多发生在海南一带。海南属于广东的一个海岛，在那里，许多官员都参与了一种倒卖外国进口产品的活动。他们将国家计划内的进口产品转卖给内地官员，然后由内地官员再转卖给用户，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利用官方的外汇配给，获取大量的外汇收入。所涉及的货币总量以及产品的数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间进口汽车的总数为九万辆，摩托车十二万辆，电视机近三百万台，立体收音机二十五万台，总价值约六亿美元。最后，这些进口物品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内地。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了这类丑闻，对特区经济的概念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是政府对涉及这类案件的领导人的惩罚并不那么严厉，最多只不过是降级而已。
　　1985年底，通货膨胀冲击着城市居民的心。以致时刻谈论着这个问题，甚至超过了腐败问题。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当时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国内外学者建议，宜采用固定价格制来扭（按原文译出。——译注）转和节制国内经济运作。
　　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宠而告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人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逐渐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胡主张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拔的人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来又就中国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党内有人讨论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并认为，那些认为西方科技的引入会影响国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提出，应该清楚地划分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让艺术走自己独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励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始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④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国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关邓小平对坚持改革和反对自由化问题的观点、论述，官方始终未作更多的公开报道。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祥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励之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学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了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生活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才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⑤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者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辅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励之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
　　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游行的结果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评他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胡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停止了与外国人的接触。根据1989年的传闻，他从中南海的办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晚清史。或许是邓小平的示意，也可能是邓的支持，赵紫阳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代替了胡耀邦的职位。
　　胡耀邦的下台，打乱了邓小平在他之后的有关人事安排。自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元老派将逐渐减少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老的太老，年轻的，像赵紫阳，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经验尚嫌不足，况且他曾经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过，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李鹏，作为副总理，不到六十岁，政绩虽然优秀，但缺少在党内工作的资历。
　　邓小平经常从各种角度对外国访问者谈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每一个改革目标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谈话的语调是坚定的，充满信心的，他没有任何智力减退的迹象，相反，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又实现了新的突破，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少有的。八十二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来访者面前怡然自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主要的思想是改革不能退缩，不能滑坡。他认为，政治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给经济改革扫清道路；经济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加速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根除贫困，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阐述这一思想时，邓小平没有忘记抨击资本主义。1987年4月，他在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格拉时讲道：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到时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⑥。
　　邓小平阐述了他的关于西方民主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是，如果中国采用了西方式的民主，那么，中国将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过激的政治运动，他不是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说什么如果采用西方式的民在，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专政”。他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就充分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资本主义社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