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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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辣椒圈儿，一碗碧绿的蒜苗段，齐投进去，滚烫得直溅猩红的泡，往米饭里浇一大勺，再拿冰矿泉水一浸，把头栽进去吃，几只光头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务员说：“给我一万张餐巾纸。”
　　他们吃完一锅，也给我倒一杯白酒放着，讲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阳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他就是这么个人，拍人物采访时，常是大特写，有时镜头里只剩一双眼睛：“看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诚。”
　　我说不上的跟这些人亲。
　　我们拍过的从人民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进来的身形，边喘边笑：“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
　　问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头：“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风筝。”
　　小鹏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她情况怎么样？”女医生四十多岁，笑起来像春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这么着就垮了。我说给我三天，我一定让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这个病区里的人，连带我们这几位蛮汉，看着孟医生的眼神，都带点孩子式的仰赖。告别时她对我说了句：“医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
　　“你有么？”
　　“我有。”她为我们拉开了玻璃门。
　　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时候，天贺拿只小DV，突然问我：“你害怕非典吗？”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头就走。
　　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着湿黑的老榆树，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西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干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青腥野蛮的潮气。远远听见琴声，顺声望，只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剥落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认识这么多人，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五点七四，意思是超过七千万人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
　　小鹏看了一会儿手机，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么？”
　　陈虻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五月二十七日，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
　　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
　　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
　　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
　　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来，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着存折的密码。
　　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小鹏瞪我一眼，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我没办法。
　　他没有告诉孩子。女儿大宝才六岁，细软的短发，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说：“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的时候，她坐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叠，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一。她叠得很慢，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我看着，想找句话说，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心里“轰”一下：她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
　　出来后，车开在二环上，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一车的人，谁也不说话。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我们几个坐在车里，等了半小时，一开始还打着岔，嘻嘻哈哈，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出来啦？……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
　　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节目都播完了。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谁也没有散的意思，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张洁说：“你想去哪儿？”我说无所谓，去哪儿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　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插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
　　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结束了。
　　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
　　进“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有个小姑娘冲我乐。一只发卡斜在她脑门上，耳朵上戴四五个滴哩哩的耳环，挂着两条耳机线，走哪儿唱哪儿，一条短裙两条长腿，叽叽呱呱，你说一句她有一百句。
　　她二十三岁，痛恨自己的青春，尤其见不得自己的红嘴唇，总用白唇膏盖着，“这样比较有气质”。哦，这好办，我叫她老范。她挣扎了一阵子就顺从了。
　　这姑娘大学毕业自报家门来应聘，领导每次开口问问题，她都立刻说：“你先听我说……”张洁估计是以一种对女儿般的容忍，让她留下来的。
　　“我是三无人员，”她说，“无知，无畏，无耻。”
　　我心想，你真是没吃过亏啊姑娘。
　　她还挺会为自己找理论依据的：“有句话叫‘阴阳怕懵懂’，我就是懵懂，嘿。”是，瞧她找的题：一周之内，同一班级五个小学生连续用服毒的方式自杀，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获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媒体认为可能是邪教造成的。她到处找人，说来说去，没人搭理，最后找到我。
　　我不相信太邪门的事，我更感兴趣那个沉默的原因。
　　张洁看着我俩，心知这种节目多半是白花钱，平常选题都得有个七八成把握了才出发，不然徒手而归成本太高，但他是个对姑娘们说不出个“不”字的领导。“去吧，省点钱，别双机了，也别带录音师了，一个摄像就够了……哎哎，也别带大机器了，带台DV。”他说。
　　从机场出来打车，师傅姓毛，一脸西北人的清刚，车上放着一盘邓丽君，他听了好多年，放的时候像钢丝似的。我和老范摇头摆尾地跟着合唱《偿还》：“沉默的嘴唇，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毛师傅从后视镜里看我俩一眼，又看一眼，乐了。
　　西北壮阔，赤金的油菜花开得像河一样，没完没了。青苍的山转过一弯，还是。
　　我说我也喜爱美剧《老友记》，陪我多少年。老范“哈”一声扑上来，摇得我披头散发。
　　同行说当地政府不支持媒体采访。趁着月黑风高，我们找到最后一个服毒的小杨家。
　　武威在河西走廊，古称凉州，双城是这西部边塞的一个小镇，三万多人，过了晚上十点，只有几户灯光。小杨家灯是亮的，院子里一块菜地，堆着化肥，一根水泥管子上晾满了鞋。父亲醉酒刚回，红着脸，粗着脖子敞着怀，说不清话，母亲坐着一句话不说。我们刚坐下，大门“咣”一响，来了五六个当地大汉，不说是谁，要赶我们走。老范跟他们吵人权和新闻自由，双方驴头不对马嘴，倒是能互相抵挡一阵子。
　　我抓住机会问小杨：“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回武威，回我们住的酒店采访？”那男孩子之前垂着细脖子，只看到两弯浓眉毛，一直不说话。我不抱指望地问了这么一句，但他说：“我愿意。”
　　我蹲在地上，有一秒钟没回过神，居然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看过你关于非典的报道。”
　　几个月前做非典报道得到的所有荣誉称赞，都比不上这一句。
　　回酒店的路上，毛师傅老到得很：“后面有车跟。”我们往后看，普通黑桑塔纳，只有一个司机，后座上没人。
　　我们在酒店下车。第二天，毛师傅来接我们，说昨晚我们走后，桑塔纳上下来两个人，上了他的车，问：“刚才那几个人是哪儿的记者？”
　　毛师傅直接把车拉到110，把两个人卸在警察那儿，回家睡觉去了。
　　后来知道这俩人是镇长和他的同事。我们去找：“这事儿还用这么躲闪啊，跟你们又没啥关系。”
　　镇长心一下就宽了，把遮着半边脸的大墨镜摘了。
　　我奇怪：“当时我怎么没看见你们呢？”
　　他得意：“哎呀，你往后一看，我们两个立刻倒在后座上。快吧？”
　　采访小杨，他不肯说什么原因。我说：“我想去现场看看，我明天会去你们学校。”
　　他忽然问：“我能不能跟你一道去？”
　　第二天，这孩子带我去学校。校长来给我们开门，中年人，头发花白，一见人就用手往后爬梳，不好意思地笑，“这几个月白的，”说话声音是破的，“心里难受，压力太大，精神几乎都崩溃了。”他勉强绷着笑，脸都抖起来了。
　　找到六年级的瓦房，一张张桌子看，有一部分课桌上有歪歪扭扭的“519”，一刀刀刻得很深，后来刷的红漆也盖不住。小杨在其中一张桌子边停下来，低头不语。
　　桌子是第一个服毒女孩苗苗的，死亡的日期是五月十九号，与她同时服毒的女孩小蔡经抢救脱险。两天后，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同班同学小孙服毒，经抢救脱险；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小倪服毒，经抢救脱险；五月二十三日晚，小杨服毒，经抢救脱险。
　　几个孩子桌子上都刻着“519”，苗苗父母认为他们是集体约定自杀。
　　镇上的人卷着纸烟，眼里放着光，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恐惧：“跟你说吧，肯定是个什么教，听说还有白皮书呢。”眼镜扫一扫旁边的高台，“还有这地方，邪得很。”高台叫魁星阁，说是一个供着魁星像的高大石阁，他们说出事的孩子常常在上头待着，还刻了什么字。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心里一紧。
　　小杨不肯多言，说你们去问苗苗的一个好朋友小陈吧，她都知道。
　　我们找到这姑娘家，小女孩十二岁，穿件碎花白衬衣低头扫地，发根青青，小尖脸雪白。看见我们进来，不慌不忙，扬扬手里的扫帚说，“等我扫完地。”一轮一轮慢慢地扫，地上一圈一圈极细的印子，扫完把扫帚绳往墙上的钉子上一扣，让她妈给我们拿凳子坐，转身进了屋。我隔着竹帘子看她背身拿着一张纸，打了一个电话。
　　她撩了帘子在我对面坐下，我问什么，她都平静答：“不知道，不清楚。”
　　我说：“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她说：“我们班上的人多了，哪个都是朋友。”
　　我愣了一下：“那这个事情你不关心吗？”
　　她不紧不慢地说：“学习这么忙，关心不过来。”
　　她看着我，礼貌地等着我往下问。我看着她，饱亮黑圆的眼里没有表情，只映出我自己。我问不下去了。这时候窗外鞋声敲地，几个成年人进来，说：“你们有记者证吗？”
　　他们穿着深蓝夹克黑皮鞋，这次不是镇上的，看来是市委宣传部的，不希望我们呆在村里，一车直接拉去了当地的雷台汉墓：“报道这个多好。”前后都有人跟着解说。老范倒随遇而安，她第一次到乡村，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跟在后面跑，又笑又叫，宣传部的同志没见过这么天真的记者，再严肃都看乐了。老范又吃惊西北壮丽的天色，大叫着指给我看：“云！”
　　走在前头的宣传部负责人三十多岁，名字结尾正是“云”字，他惊喜又羞涩地转头：“叫我？”
　　众人哄笑。这一笑之后，都不好意思再绷着脸了。
　　之后再聊节目。我们说：“这个事情谁都困惑，处理起来也棘手，但是不公开，被认为是邪教，对谁都不好。我们多了解一些，你们也多些处理的经验，是不是？”
　　云叹口气：“这事我们都查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开始也当邪教查。没有这事，搞不明白，你们去看吧。”
　　我们去了魁星阁，门已经被铁丝扭住挂了锁，有小孩子手脚并用，沿着斜的墙面蹭蹭爬上去，一坡青砖被他们磨得溜光水滑。我找人开了门，沿台阶转上去，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没了，空空荡荡的像个戏台子。有个原来刻着文字的照壁，出事后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用石灰盖住。照壁不大，我没带工具，用手擦，石灰干又薄，底下的字露出来，小铅笔刀刻得歪歪扭扭的“一见钟情”或是“武林盟主”，不过如此——我在小地方长大，不奇怪小孩子为什么常常待在这儿，大概这是小镇唯一有文艺气息，能带给他们一点幻想的地方。
　　小地方没有电脑，没有书店，学校里唯一的娱乐设施是乒乓球台子，两块砖头垒起来算是球网。地摊上卖的还是郑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带。小杨的房间里贴着一张四方大白纸，上面抄着爱情歌曲的词，和歪歪扭扭的简谱。
　　政府的人说他们搜查学校的时候，有学生确实把几本书扔到了房顶，是青少年杂志，有一页折过角，是一个女孩为了爱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问这是不是她自杀的原因，小杨有点不耐烦的不屑：“怎么可能？她们都看。”
　　农村孩子上学晚，双城小学是六年制，苗苗已经十三岁，我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快初中毕业，班上女生全都手抄凄美爱情故事，喜欢那种戏剧化的感伤气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贴画跟我那时的一样——翁美玲。
　　“那我们就理解不了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说，“我不相信我女儿能影响别人也去自杀，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
　　苗苗是服老鼠药自杀的，当时另一个女孩小蔡跟她一起。
　　我们找到小蔡家，她母亲拦住门说：“不要拍，我女儿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带坏了。”
　　我问她：“你知道她为什么服毒吗？”
　　“……”
　　“她多长时间没说话了？”
　　“十几天了。”
　　“你担心吗？”
　　“……”
　　“让我试试吧。”
　　她让出一条路来。
　　小姑娘细眉细眼，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我们都痛恨用马赛克压在人脸上的丑陋和不尊重，摄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后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蓝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叶子。一根倔强的小歪辫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内心的流动。问她，不吭声。我给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样斜抱在怀里。
　　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刀痕刻着小小的“忍”字，用蓝墨水染了。
　　“忍什么呢？”
　　她不说话。
　　“能睡着吗？”
　　孩子摇摇头。
　　“想什么呢？”
　　她不说。
　　我们俩对着，沉默了一会儿，我跟她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叫高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然有一天说她不再上学了，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我特别伤心。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就明白了，人总是要分开的，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就像课本上那句话，‘天涯若比邻’。”
　　小蔡脸上泪水纵横。
　　她回身进了屋子，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条，歪歪扭扭的粗彩笔写着“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底下是六个人的签名。
　　一个天真的誓言。
　　小蔡说苗苗自杀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几个低年级的学生看见，传了出来，“说得很可怕”。从那时候苗苗就开始有自杀的念头。
　　我问：“什么让她最痛苦？”
　　“从聚会的那天起，很多同学骂她……”
　　小杨后来给我看过他的笔记本，写到苗苗时说：“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伤心。”
　　他不说具体的事，我只好问他：“以你对苗苗的了解，你觉得她最不能忍受什么？”
　　他轻声说：“也就是别人对她的侮辱吧。”
　　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卖铺用五毛钱买了一袋颗粒状“闻到死”老鼠药。在周会上，她从抽屉里拿出来吃，被同学看到。“你要吃，我们就都吃。”十几个人为了拦住她，每人服了两粒。老师在讲台上，没看到。
　　我吓了一跳，问小蔡：“然后呢？”
　　我第一次见到孩子的苦笑：“那药是假的。”
　　这件事后，苗苗说她还是想死，小蔡说那咱们一起。
　　“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问小蔡。
　　她的声音很轻：“也许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课外活动，苗苗一个人在操场上看书，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后放开。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没打着。两名男生看见了，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他摸了苗苗乳房！”
　　放学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闻到死”，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她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在水龙头接了水，把老鼠药溶解，在一个凳子上坐下，背对背，手拉手。
　　小蔡说：“我们都笑了。”
　　“为什么会笑呢？”
　　“想笑着离开世界。”
　　“死亡不可怕吗？”
　　“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没有烦恼的世界。”
　　“谁告诉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
　　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