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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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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此，想到此，不由警觉起来。这段时间，曾听老师反映，校内有人本职工作不做，却常在各办公室和各班教室窜来窜去，旁敲侧击地说一些既无助于教学又无助于团结的话。我想，莫非有人正在不择手段地想把学校搅乱，然后再嫁祸于我，再次激起领导对我的反感，以酬其居心？
校内少数人的胡作非为并不可怕，我最担心的是a领导不明真象而又任性，甚至还在等着看我的笑话，抓我的辫子。我清醒地认识到，“里应外合，上下夹攻”仍是我目前面临的险境。我越想越感到一种危险。假如有一天学校真的出了什么娄子，或者学期结束时统考成绩落后，教学质量下降……挨着任何一条都可以扣上个“工作不负责任”或“不能胜任工作”的帽子，名正言顺地撤销职务，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到那时，我纵有满腹冤屈也只能有口难言，有理难辩，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理智和责任告诉我：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重新振作起来，紧急动员师生，采取一切措施，把教学工作搞上去，把教学质量抓上去！颓靡、退却、泄气，只能是顺了他人，废了自己，害了学生——我不能做这等孬种！
在争取大多数教师的支持下，我首先对原有的规章制度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使其更严格，更易操作，更具实效。为遏制少数人的负面影响，修改后的各项制度特别强调针对性。我挺起腰杆，在教职工大会上理直气壮地说：“请老师们理解，今后不管谁违犯了，一视同仁，决无例外。也请老师们以同样的要求监督我！”接着，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挨家挨户找老师谈心。我推心置腹地向他们陈说了我的苦衷，通报我的想法和打算；进一步分析本学期的教学形势，阐述教学质量只能上不能下的不可动摇性；拜托他们顾全大局，努力教学，争取本学期的工作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好结局。老师们都表示了对我的充分信任和理解。有的老师还动情地说：“我们早就憋着一肚子气。没说的，跟你卖命！你只管把自己的事情料理好，教学工作尽管放心。”
在学生工作方面，我把重点放在初三。因为初三在校时间已不长，升学考试在即。而初三的统考成绩又是学校教学质量的主要标志，人人关注，社会影响大。因此，我要争取打响初三升学考试这一炮。我还是老习惯，喜欢在学生身上做文章。我首先要求各班把前二十名和后十名的学生名单及他们的各科成绩和表现特点制成表格交给我，要求越详细越准确越好。我想，重点抓好了这两头，就能带动全面。每次复习考试或摸拟考试之后，我都要亲自关注各班成绩变化情况，特别这两类学生的变化情况更在我的掌握之中。对一些起伏较大或表现反常的学生，我都要过问，亲自找他们谈心疏导。
当然，最了解学生的还是老师。为了发挥老师的这一优势，我在每次重点考试之后或其他时间多次分别组织这两类学生开坐谈会。请各班班主任和全体科任教师逐人逐科分析每个学生的优势和薄弱环节，指点他们的学习方法，启示他们扬长避短的措施和努力方向。
每次坐谈会都由我亲自组织，亲自主持。这种工作效果首先表现在学生思想和精神方面。学生能得到校长的亲自关怀和老师的特别关照，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激励。在他们思想上就有可能产生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也许就能振奋学习精神，激发学习兴趣。而老师们的具体点评，有利于他们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把握学习方法，坚定学习信心。
对后进生我也从不放弃，我常主动地接近他们，与他们闲聊嘻耍，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启迪他们的上进心、正义感。所以不少调皮鬼都愿意与我来往。甚至有些学生在家里挨了父母的打骂也到学校找我倾诉委屈……。对于这类学生，即使他们有错，我也不轻易处分，而是教育教育再教育。当然，也有例外。有一天晚上，我就曾突然来个全校紧急集合，当场宣布开除三个学生。
八十年代，电视里常放武打片，十分诱人。许多学生经不住诱惑，不顾复习迎考在即，常常在晚自习时间溜出教室去偷看电视。经过反复教育，制止，大部份学生慑于学校禁令，人在心不在地被迫囿于教室。但还是有少数胆大的学生潜出校外躲在人家的门口，窗前窥视。那天晚上，我亲自抓住了三个，决定“杀一儆百”。我把这三个学生召回学校后，立即通知全校集合，当场宣布开除。当然我不会将她们的学业断送在看一次电视上。我只是利用这个事件，刹一刹部份学生不能自控的电视瘾。
三个学生被我宣布开除后，少不了哭哭啼啼，伤心难过。我又亲自去安抚他们，启发他们，让他们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认识自己错在何处，并要求她们深刻检讨。第二天，我又找班主任了解情况，征求意见。适当的时候，我又来个全校集合，首先把这个人情送给班主任，说，那天晚上班主任对我说这三个学生一贯表现不错，有的老师也来为他们说情；接着我又说她们三个同学当天晚上哭了一夜，深刻地认识了错误，并向我写了检查，请求宽大处理。这样我这个校长就有点为难了，到底怎么好？我想征求同学们的意见。你们说，如果你们是校长，你们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有学生说：“不处分开除。”
我说：“如果不处理，有的同学会不会认为反正不会处理，再溜出去看电视或做其他违反校纪校规的事情，那怎么办呢？”
又有学生说：“今后犯了从重处罚。”
于是，我就顺着这句话强调说：“好，‘今后犯了从重处罚’，我就按同学们的意见办。现在我宣布，昨天开除的三位同学取消处分。今后不管是谁，如有再犯，决不宽容。大家说，好不好？”同学们一至表示赞成。我不知这样做对不对，但我确实这样做了，而且一举镇住了晚自习的纪律，再没有学生溜出去看电视了。那些人在教室心不在的学生也断了别的牵挂，专下心来读书了。
我还经常利用自习或其他时间，钻进各班教室了解班风学风情况，直接对学生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不是说教，也不是简单的要求和鼓励，大多是以笑谈的方式开头，抖出一些我所掌握的各类学生之间的思想苗头，再加上一些“挑唆”和“怂恿”，就是要他（她）们互不服气，激起不同层次学生的相互竞争情绪，意在促成你追我赶的学习风气。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符合规范，但我实践的效果也是正面的。那一个学期各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多数学生特别是一批尖子生之间的竞争，简直是白热化。每次考试后，学生不仅关心自己的成绩，更关注别人的成绩，相互间紧紧咬住不放，常常出现成绩交替上升的情况。
那么，全校教职工兢兢业业的工作效果如何呢？同学们刻苦攻读的收获如何呢？我翘首以盼，全体老师也翘首以盼。当然，也有人以另一种心态翘首以盼。对这届初三，我心中有数，人家心里也有数。
毕业考试虽然不是升学考试，但也是对初三教学的一次重要检验。五月，毕业考试刚刚结束，阅卷工作尚未扫尾，各科成绩也没最后统计，总场一位领导就慌慌张张赶到学校来找我，见面就说：“金校长，听说这次考试成绩很差很差是吗？”
我说：“人家是怎么说的？”
领导说：“听说二百四十分以下的就有一百多人。a领导在场部说，金成呀金成，这一回看他怎么交账……！”
七门统考科目，总分二百四，每门平均才三十多分，实在是很差很差。而且很差很差的有一百多人！四个“很……”加到一块，那真是差到底了！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早该自己站到那棵捂桐树下凉快凉快去！然而，我听了人家过早的结论，既不感到意外，也不感到悲哀，只是觉得好笑。看人看事，角度不同，差异无限。我站在正面，看到的是光明，人家站在反面，看到的是黑暗。我和老师们辛辛苦苦地干，为的是把质量搞上去，希望看到的是劳动成果；人家也在不遗余力地“干”，为的是另一种目的，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另一种结果，更想看到金成的可悲下场……。显然，辛苦几年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工作”成果，所以，毕业考试还没最后完工，就迫不及待地向a领导来了个“气象预报”。
我对领导说：“人家说我们二百四十分以下的有一百多人，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一百零几还是一百几十。我们初三年级总共才一百二十人，二百四十分以下的总不会超过这个数吧？”
领导说：“到底怎么样？”
我说：“离升学考试还有个把月。到底怎么样，等升学考试以后，见录取通知书说话，那才是无可置辩的！”
领导说：“你这么有把握？”
我说：“请你放心！”领导才放心地笑了。看得出来，领导对我是信任的。
每年的升学考试一般都在六月中旬举行。由地区命题，县教育局组织监考，统一阅卷，统一总分，统一注册。
那年中考的阅卷工作刚刚结束，县里就传开了，说南山考得不错。统分表发下来了，我一看，果不出所料，无论是单科成绩还是总分，无论是平均分还是合格率、优秀率，都大大地好于往年。尤其是录取重点高中和小中专的人数，我任校长三年来，每年都有大幅度攀升，而今年比往年更有成倍增长。事实证明，这是我当校长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却是考得最好的一年！如果以正常心态看，这是全面丰收的一年。
还有什么比这由主管部门盖着红印的，活生生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呢？工作成绩尽管主要归功于全体老师，但怎么说也有我的一份。我想，如果前面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我的考验，那么游戏到此也该结束了吧。可是，此时场部那一块却出奇的肃静，肃静得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我的党员转正问题已经三个年头了，看来还要无限期拖下去；工作还是那么举步维艰。无奈，我只有向教育局党委书面反映这几年来发生的非正常情况。可是县教育局又能怎么样呢？因为我是场派老师，而场党委又深深地卷入了事件之中，作为同级单位的教育局，插手此事确有诸多不便。
看来，要摆脱困境只有离开南山。可是现在的我已不是当年初转干时考第一名的我，现在的我已是个年过不惑有五的场派教师，哪里去找我的去处？加上妻子又是个一字不识的农工，一家六口，吃穿住行，谁愿意接过这个沉重的大包袱？更何况前不久省政府又已下文，企业干部职工不得调入事业单位，垦殖场的干部调动就更加困难。
想调也只能在本系统打主意。只要能挪动个地方，不管哪里都行。我向本系统的几个朋友求援，可人家都摇头，说很难。连我一个在垦殖场任党委副书记的远房亲戚也说没办法。难道我这个断了腿的哈蟆就只有困死在这枯井里么？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三沾一回“校长”的光
导读﹒偶感（十七）
爸爸身处险境，但他从容面对，将压力变动力，带领全校师生继续往高处攀登。在最困难的时候反而创造了空前的业绩。
但成绩不是泰山，只要找到一点藉口，就可一笔勾销。虽然上帝护佑着爸爸又一次化险为夷，但孙猴子仍然逃不出如来的掌心。
就在爸爸走投无路之际，终于天降祥瑞，出现奇迹。从此平等、正义与博爱伴随着爸爸演绎了一出因祸得福，曲折感人的人间喜剧。
待后请看——十一、生活万岁之三、沾一回“校长”的光之四、好事多磨。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三沾一回“校长”的光
工作中挑刺已无可能。但拳已出手就难收回，一招不成就换新招。
学年工作比较圆满地结束，虽然感觉到我仍是身处逆境，但老师们的支持，同学们的争气，毕竟给我带来莫大的愉悦，心情难得轻松了许多。因此，放了暑假我就回老家想把老娘接到南山住一阵。此时我三兄弟都在南山，老娘寄住在老家姐姐处。我回到樟树乡下，在姐姐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要姐夫推着独轮车送母亲到二十里外的水北车站乘车。
我这个人，心里有事，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虽说放了暑假，但作为校长是无所谓放假不放假的，假期也常会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为了早点回到南山，我要姐夫抄小路走，因为小路比大路近。赶了约八里地，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两人行色匆匆朝我们而来。我仔细一看，前面那个女人好象是正秀。但我又不敢相信，因为她没有理由这样赶路，况且后面还跟着个男人。走近了才看清，走在前面的正是正秀，我叫了一声，她一边应一边向我们小跑过来。后面那个男人我也看清了，是我的一个亲戚。
走到身边，我奇怪地问：“你们来干什么。”
正秀气喘吁吁地说：“县招办来人了，说有人把明明告了，要你赶快回去。”
我吃了一惊，这才明白，为什么明明的哥哥会跟在后面。听了正秀的话，我感到事关重大，须立即赶到县招办，看是怎么回事。
明明是正秀一个远房亲戚的儿子，家住偏远的农村。一九八四年念完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在外面做了一年童工。一九八五年小家伙又想念书，其母听说我当了中学校长，就带着明明来南山找我，要我帮忙，收留他儿子在南山念完初中。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在家里读书而要到南山来呢？”
明明母亲说，家里学校的条件太差，连英语老师都没有，其他课的老师也不足。所以明明在家里念书的成绩总上不去，自己都感觉读得没意思。另外家里也无人照管，难以读出名堂。我觉得小孩子想读书是好事，于是答应了，叫他自己去找教导处报名。小家伙不愧在外面闯荡了一年，无人带领也很快找到了教导主任，并被安排在初二年级插班。
明明进校后，学习很刻苦，表现也不错，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同学们跟他的关系也很融洽。因此，他的学习进步很快，念完初二就名列全班前矛。至初三毕业成绩非常优秀，并以高分考取宜春师范学校。正当宜春师范快要下录取通知书的关键时候，有人写了举报信，举报明明是留级生、补习生，弄虚作假冒充应届生。
其实，当时虽然不提倡留级补习，但也无明文规定留级生补习生不能报考小中专。在正常情况下，留级的，补习的照样录取。但现在既然有人告了，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举报人手段之厉害实在不敢小觑。举报信的内容本来是有关招生的，举报人却不寄县招办，也不寄行署招办，而是直接寄到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既然有人举报，纪委肯定要批复上高招办处理。这种重拳出击的手法，效果当然就非同一般。上高招办接到地区纪委批复的举报信，当然高度重视，立即作出取消明明录取资格的决定。当时争抢小中专的录取指标是很紧张的。特别是农村家庭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成绩比较好的，初中毕业后大多数都想报个小中专，早点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所以一听说有人被取消录取资格，马上就有人来争这个名额。在这种情况下，被举报者如不能及时设法化解，取消录取就不可避免。既然县局招办及时告知了我，说明了上级对我的爱护和尊重，也说明了事情的紧迫和严峻。
我心里明白，举报者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尽管明明的学籍我从未插过手，但如果明明一旦被取消资格，许多帽子就可顺理成章地扣在我的头上，如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欺下瞒上等等。如果事情果真到了这一步，即使学校工作做得再怎么样，只需检取这几顶帽子中的任意一顶，就可以把前面的一切全抹，置我于臭水泥塘易如反掌。
我再细想，县招办没有简单处理这件事，而派了一位副主任专程赶往南山，向我通报此事，也许并不仅仅因为明明是校长的亲戚，很可能是事情本身并无多大的原则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擦边球而已。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被人告了，惊动了上级，所以必须尽快设法过关。
我离开了母亲一行，火速赶到教育局招生办公室找到主任。那年中招在新余办理录取事宜，主任正在打点行装，准备赶路赴新余。我如实地向他汇报了明明的学藉报考等情况。主任表示，他会向地区招生办汇报。此时录取工作已进行了多日，主任的回话让我稍稍放心，说明明明的档案材料还没有被退回，事情还没到绝处。
我不禁为明明庆幸，为自己庆幸。以前我回家从不走小路，这一回赶时间走了小路，碰巧正秀也因事情紧急抄小路与我不谋而合，半途相逢，我才及时赶到了县招办，见到了主任。要是我在路上耽搁了，哪怕晚到一时，主任就上路走了，事情就有可能失去逆转的机会。
然而，招办主任只是说向上级汇报，并无明确表态，结果如何还是很难预料。这天晚上我翻来复去几乎没有睡着，分析各种情况，思谋解困办法。我想，录取的具体操作都是由各招生学校派出的招生人员把握，如果能找到宜春师范的有关人员，就可以了解他们的招生动态，也可以当面向他们说明情况，争取他们的同情。于是，我决定去宜春师范碰碰运气。
第二天上午我乘车赶到宜春，并很快找到了宜春师范学校。可是走进校园，因为是暑假，到处都是关门闭户。想向人打听负责招生的有关领导和老师，我又叫不出一个人名，更说不出所为何事。转悠了一天，什么线索也没找着。看来，事情就只有听天由命了。眼看时间已晚，我决定在宜春暂住一宿，准备第二天回家。难得一人清静在外，第二天早上我睡了个懒觉，直到上午七八点钟才起床，急匆匆漱口洗脸吃饭，再上车站买票。我在窗口站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买到一张下午的票。我揣着票，还得在车站等候四五个小时。
候车室全是陌生脸孔，一个人懒洋洋地坐着实在无聊，我便站起身，踱至车站外，东张西望欣赏街景。突然，从车站的出口处走来一个熟悉的人影，我定睛一看，是县招生办的副主任小杨。等他走近，我主动打招呼：“小杨主任，是你呀！”
小杨也热情地迎过来说：“啊，金校长，怎么你也在这里？”
我说：“有点事……你呢？你去哪里？”
他说：“我去宜春师范。”
这天，我对“宜春师范”四个字特别敏感。因为小杨的特殊身份，我立刻意识到，他来宜春一定与招生有关。我不也是为此而来吗？这可能又是个天赐良机，我必须紧紧抓住不放，非探个究竟不可。我想宁可身上的车票作废，也要与他一同前往。
我赶快接嘴说：“呵，这么巧，我也是去宜春师范。”本来我说到此，小杨应该会插上一句：“你去师范干什么？”但他并没有问，我估计他对我的来意肯定也是心中有数。于是我反问他：“小杨，你去师范一定是有重要公干吧？”
小杨毫不隐晦地说：“带来三份档案，要换下三个学生。”我估计被换下来的三个学生一定是被取消录取资格的，怀疑其中必有明明。但又不好明问，有时话说得太白，反而会把事情弄糟。我只有故作无事，把话题闪开，等到了现场见机行事。
我们一起走到师范，看得出来，小杨对宜春师范学校很熟悉，他不用看路标，不用问路人，径直来到教导处，我也一步不离地跟到教导处。敲开门，里面只有一人在办公。从小杨对他的称呼中，我知道此人就是宜春师范的教导主任，而且是招生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小杨落坐后，主任问：“你们县还有什么问题吗？”小杨笑着说：“我带了几份档案，想把那……两个学生换下来。”小杨主任说到换档人数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终于没有把那个“三”字说出来，而换成了“两”。我马上就联想到明明，心里闪过一丝苍天保佑的感觉。小杨说着，从提包中取出两份档案，主任也从抽屉中拿出花名册说：“换掉哪两个？”小杨立即叫出了两个名字。主任提起笔，当场从表上画掉，换上档案袋上的两个新名字。
事已至此，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下来，但还未掉在地上。我还没有听到他们对明明的最后判决，心里总有点不踏实。没等主任把录取表放进抽屉，我大胆地把表拿过来说：“我看看李明明……。”
主任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接口说：“这个李明明很危险哩，人家告了状啰！”
我也大咧咧地接嘴说：“是呀，我是他的校长，又是他的姐夫，这件事我有责任，给你们添麻烦了。”
主任说：：“算了，这个学生我们要了，就这么定。”这时，我心里的那块石头才落了地。
在庆幸之余，我感到，这一回县招办对我实在是太关照了。要不，我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明明被人告了；更不可能跟着招办的领导深入招生的腹地……，后果就难以预料。这件事摆平了，我仿佛又过了一道险关。但往后的日子如何，心里仍是不安。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四好事多磨
一九八七年暑假的一天，我去县教育局办事，不巧教育局所有工作人员全到实验小学监考去了，我只得到那里去找人。刚入实验小学大门，就见江副局长（就是当年的县文化站主任）在不远处向我招手，要我过去。局长招我，一定有要事，我赶快来到他身边。
江局长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口音对我说：“金校长，好事好事……。”
江局长是教育局领导中我认识最早的人，说话比较随便。我忙问：“局座，什么好事？”
江局长神秘地小声对我说：“昨天晚上，局党委开会决定把你调过来，你快去找曾局长，他会详细跟你谈。”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曾局长跟我谈什么？”
江局长反复说：“谈你调动的问题，调动，把你调到教育系统来……。”
啊，局党委还会考虑一个场派教师的调动，真是闻所未闻啊！我心里掠过一阵从天而降的惊喜。此时正好曾局长与分管教育的金副县长从小学办公室那边过来，我忙迎上去叫了一声：“曾局长……”
曾局长在我身边站住了，说：“想帮你调动一下，你愿意吗？”我还来不及说“愿意”二字，曾局长接着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局党委的决定。我们知道你在南山工作困难。”他又回过头向金县长介绍说：“这就是南山中学的金校长。”
金副县长看了我一眼，说：“金校长，我知道你的事，有困难就调动一下嘛。”
曾局长又问我：“你看南山会卡你吗？”
我说：“可能会。”
金县长说：“先去办嘛，等他卡的时候再说。”
两位领导你一言我一语，句句扣人心弦。他（她）们的话，如向溺水者漂来的船，又象大雪天送来的炭。我看着两位领导，脑海中不禁呈现出“恩人”“贵人”这些古老的称谓。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好人遭难时常有贵人相助。这回，我真的遇上贵人了！我回到家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正秀听了，也高兴得彻夜未眠。我们谈论着，盘算着，只要能离开南山这块是非之地，过上几天清静的日子，随便调哪里都心满意足。
可这次调动毕竟还关系到妻子的工作，全家的生计，对未来的新单位我们还是想了许多许多。我以为进县城是不可能的，也不敢存这种奢望。局党委能把我们调去，由场派教师转为国家教师，吃皇粮，用皇钱，已是仁至义尽了。再说我们全家都是农村户口，如果进了城，光上户口就难上加难，再麻烦局领导，那就太得寸进尺了。我哪敢把好事想到这个份上。我和妻子最后只是想，能调到一所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学或小学就好了，这样对解决正秀的工作问题就多一点希望，只要能拿工资就不愁生活。如果能到垦殖场学校那就再好不过了，那里安排工作空间更大，毕竟我们在国营农场待惯了。可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犯了难。听说现在调动工作都要自己找单位，主管部门只是负责给办手续。如果教育局要我自己去找接收学校怎么办？前一段时间，我活动了那么久，一点收获也没有。现在又去求人，还会有什么结果呢？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难。最后只有自我解愁：嗨！别想这么多，还是按金县长说的，先去办，一切到时候再说。说不定车到山前就有路！
第二天，我向a领导提出了我的调动要求，请他高抬贵手，放我一码。
a领导问我：“你想去哪里？”
我拐了个弯子说：“不知道。你答应放我，我再去找单位。”‘a领导没说放也没说不放，只轻轻地“哼”了一声走了。
一九八七年下学期，南山领导倒是优先考虑了我的调动问题，只是把我从中学调到了小学。不过a领导也没让d坐上中学校长的交椅，而是亲自从外地请来一位公办教师任南山中学校长。
弱者为什么总是这么窝囊？被人宰割了，还说是工作需要，属正常调动。领导把我从中学副校长调任小学正校长，还能说领导亏了我么？至于那些是是非非的问题，能向谁说呢？告状么？人家有无数条理由，无数条渠道开脱得一干二净，谁会相信你一个平民百姓片面之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尽管这些年来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怨言，但一直没闪现过向上级党政部门反映的念头。
我忍气吞声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认为，我是a领导提拔的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把一切都忍了下来。我希望他总有一天能明白真象，能回过头来想想！但是这一天何时能到？其实他现在可能什么都清楚明白，只是走远了就是不想回头。身处困境的我，尽管深知走投难寻路，可心里还是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
现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线光明。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如果第一关就被卡住了，调动就有可能泡汤。想到这里，心里又涌现一阵无奈。有时我也想，万一走不了就算了吧，在南山呆了这么多年还不过来啦。但是我了解a领导的性格，他既然盯上我了，往后的日子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左思右想，前后总横着一个“难”字。
然而，事后我才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永远都不是孤立的。不管是谁，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必然引起周围人群的各种反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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