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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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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端起碗来就吃饭他们不过意。所以天天逼我练喝酒。
他们先让我喝甜酒，再骗我喝白酒。可是我真的无用，不管什么酒只要一进口，就比喝毒药还难。其实我也想学会喝点酒，有时强蛮咽下一口，那可不得了，就象喝了敌敌畏，从喉咙到肚子火烧火燎，接着就头疼头晕满脸通红，全身不舒服。这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就只有在床上渡过了。他们费尽心机，我吃尽苦头，最终还是与酒无缘。
你们吃过新鲜纯正的蜂王浆么？听说在古代那是专供皇帝享用的贡品，其价值与金子一般贵重。那东西刚从巢孔中取出的时候，稠稠的，乳白色，内有一条蜂王幼虫。吃起来酸酸的，怪怪的。它的营养价值只要看过那比一般工蜂大三四倍的蜂王就一目了然了。
蜂王和工蜂原本是由同一只蜂王产下的毫无区别的卵孵化发育而成的。只是蜂王的卵产在一个特制的巢孔内，它就享有了与一般工蜂不同的待遇。一般的工蜂自幼吃的是一般的蜂蜜。而蜂王自幼享用的就是这种由无数工蜂专为它采集酿制的高级补品。吃了这种补品，不但长得身肥体壮，而且繁殖力极强。
就是这种营养宝贝，那一年，我不但吃过，而且还经常吃。蜂场每到一地，开生师傅就挑出几个蜂箱，装上特制的巢坯，蜂王就会在里面产卵，工蜂就会采集一些特殊的物质酿造出王浆。每隔一段时间，开生师傅就取一次，供我现场现喝。这样，进养蜂场时瘦得皮包骨头的我，半年多后就成了一个大肚皮，粗脖子，双下巴，骨粗体健的大胖子。回到家里，熟悉的人都为我的巨变感到惊讶。这一年，我真象独脚鸡雏掉进了米箩里，肚里装的眼里看的全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二山重水复
蜂场每年年底都要返场学习整顿，结算盈亏。这年回场不久，就有人告诉我，党委要把我从养蜂场调出来，负责组建南山垦殖场文艺宣传队。
那时，从上到下都重视宣传工作，而文艺宣传是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我们县的文艺宣传工作搞得尤为出色。大多数公社早已成立了半专业的文艺宣传队。好几个公社的宣传队不但在本县红极一时，而且在全区全省也颇有名气。南山垦殖场是全县最大的农场，场党委为适应形势的要求，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也下决心成立南山文艺宣传队。
根据其他公社的经验，宣传队直属总场，由场部划拨一块生产基地，提供一个活动场所，供宣传队农忙忙生产，农闲排节目。
文艺宣传虽是我的所好，但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在那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岁月，实在不是我的谋生之道。再说回场里搞宣传队，就意味着又回到水田旱地，回到风雨寒暑之中。更让我恋恋不舍的是，我调蜂场仅一年，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头，北京上海我还没来得及游览，东西南北还有许多地方没去过。那种消遥自在的日子我还没过几天，怎么就把我从糖窝里调出来“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呢？我实在不愿意啊！
那段时间，虽然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找过我，通知了党委的决定，很客气地说明了调我的原因。但我在强调了一大堆困难之后，表示坚决不离开养蜂场，请党委另选他人。此后，我就躲了起来，想用这种办法来回避总场领导，婉拒这次不称心的调动。
我要么躲在家里不出门，要么躲在蜂场不露面，即使非外出不可，有时对面碰上场部领导，我老远就赶快弯路而行，避免狭路相逢。
其实，如果党委领导认起真来，我的对策又有什么用呢？只要办公室一纸调令下发我的所在单位，由蜂场领导通知我按时到总场报到。我若不从，把我原单位的工作、工资、粮油一停，我不乖乖地就范，难道还有别的路可走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应了我们老家的一句老话，叫做：“轿子不坐坐猪笼”。我想到了抗旨不遵的后果。但是蜂场与宣传队的利益反差，甘苦对比实在太明显太悬殊了。情趣、爱好、理想虽然在我的身上并未匿迹，但此时的我更看重的是实际与实惠。因此我决定冒险抗上，希望总场领导能生恻隐之心，收回成命。
就这样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党委并没有与我较劲。我的调动风波好象已经过去，与总场领导偶尔相遇也无人再提及此事。我心里算是踏实了下来。
直到春节过后，眼看春耕即将开始，蜂场准备转运。有一天上午，我从蜂场出来买烟。正好碰上林如春书记跨着自行车从场部方向迎我而来。到我身边，他跳下车，既认真又平和地说：“金成，我正找你，你到场部来一下，有事……”
有什么事他没说，却推着自行车与我并肩而行。一路上他只是象一位老朋友与我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如问我在养蜂场到过什么地方呀，北方与南方有什么不同呀，在北方生活习惯不习惯呀等等。谈笑中就步入了总场办公大楼。他锁好自行车，领我走进会议室。一进门我就发现总场的几位主要领导和办公室吴主任都在座。林书记招呼我坐下后，办公室主任就离座而去。当我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林书记就说：“金成同志来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什么事？他还是没说，但此时我已经明白，就是办宣传队的事。这时吴主任又回到了会议室，手里还捏着一张什么东西，走到我身边，冷不防往我口袋里一塞。我还没反应过来，林书记就站起身说：“我们同金成同志一起到果园场去……”。林书记说话的时候，我掏出那张纸一看，原来是一张工作调动通知书。
一把手发了话，其它领导都先后出了会议室，各自推出早已准备好的自行车。林书记问吴主任：“金成的车子准备了吗？”
吴主任手一指对我说：“那部新车是你的。”于是一支醒目的车队从场部门前那个斜坡上鱼贯而下，向果园场方向飞驰。
事情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领导对我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如果再拗下去，那就要被人责之太不识相了。
这次去果园场，我算是列席了一次党委扩大会。列席会议的还有果园场的周书记（就是当年水塘头的周队长）。会上当场敲定了宣传队的生产基地，排练场所，并确定了宣传队的基本人数。看得出来，党委对宣传队的成立是郑重其事的。
宣传队就这样算是成立了，该决定的问题都决定了，该落实的事情都落实了。可此时的宣传队还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那划拨的二十多亩旱地正等着翻耕播种；花生一下种，很快就会青苗出土，松地除草二至三遍足够上半年忙的。县宣传部早已下达文件，国庆节要举行全县文艺汇演，节目也需尽早准备。千头万绪就等我敲锣鸣鼓，搭台开戏。
当务之急就是调配人员。党委已经授权给我，只要宣传队需要，金成点名要谁就调谁。全场有文艺特长的人大部分我都熟悉，为了慎重起见，我先调来几个骨干。这样遇事也好有个商量；同时也要尽早派人到长沙等地购买部分服装乐器等基本设备；等人员基本到齐就可以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排练，来个双管齐下，早上正轨。
一旦承担了责任，就要全力以赴――这是我一贯的性格。
宣传队成立伊始，生产队长、宣传队长、编写节目、安排角色，全系我一人。白天我带着队员们整地种花生，晚上独自一人在家里找资料，编剧本，下雨天带着队员们读剧本背台词。
一进排练场，我就发现我们的男女演员虽说平时活蹦乱跳的，但毕竟没经过正规训练，凭着一点爱好，平时吹拉弹唱跳演，都是乡下锣鼓乡下响――乱打乱好。加上我们负责导演的小周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所以我们的总体素质是业余中的业余。这种水平的节目无法精彩。
可是县汇演的时间虽定在下半年，对诸事尚无头绪的我们来说，时间仍是十分紧迫。如果就这样“因陋就简”参加汇演，到时平平淡淡地去，无声无息地回，当然也能说得过去，因为我们的队伍刚成立，哪能与人家经过多年磨练的老班老队比。但是我不愿意这头一次亮相就让人小觑。因此我必须拿出办法，力争在短时间内尽快提高宣传队的总体水平。
我没有想到别的，只想到如果能采取带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应该会有较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把宣传队带出去学习，家里的生产怎么办？早种的花生叶青苗壮，杂草也乘机冒了出来。这段时间天气晴好，正是松土除草的最好时机。我必须拿出一个两全的对策。
我向总场汇报了我的想法。要求总场能否让中学利用劳动课的时间，支援我们，给花生松头一茬土，拔头一遍草？总场同意了。于是，除留下少数人在家指挥学生劳动，我亲自带领大部分队员到县剧团拜师学艺。
这一次我们在县剧团演员和导演手把手的指导下，边练功，边学戏，在几天时间内，既掌握了练功的一些基本方法，又学会了当时很走红的一出小戏《渡口》。其他队员也都对口自己的行当，自拜师傅分别领教。
通过这次上门学习，演员的一招一式，乐队的吹拉弹打都大有长进。后来我又带着部分演员到县剧团学排了当时省内的优秀独幕剧《女铁匠》，也收到较好的效果。我们还常请县剧团的胡导演前来做客，现场指导我们排戏练功。从此，我们与县剧团一直保持良好的师徒关系。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队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参加县汇演的节目一般都要求自编自演。这一年的暑假，江西师范大学的几位老教师来我们县举办为期半月的创作培训班，我当然不会错失这个良机。在这个训练班上，我创作了独幕剧《红方》。写的是赤脚医生红方给一位老保管看病。可看来看去，在老保管身上却找不到任何症状，各种健康指标都正常。从生理上看，老保管根本就没病。而他的神态却是愁眉不展，痛苦不堪，一副病态。面对这么一个反常的病人，红方以她敏锐的目光，非凡的智慧，断定老保管患的是心病（即思想病）。经过仔细的观察，缜密的分析，在大队民兵连长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老保管的病根。原来由于老保管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思想麻痹，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住在他隔壁的老地主杨继祖与他往来不断，常盗得他的仓库钥匙潜入仓库作案，使老保管物资被盗而不知，账物不符而犯愁。故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饮食不思，夜难成眠，导至心力憔悴，久“病”不愈。红方当机立断，对症下药，设下埋伏，巧抓现行。给老保管上了生动一课，为老保管明了病因，除了病根，使之精神重新振作起来，重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这个应时之作在国庆汇演中获得了优秀创作奖和优秀表演奖。在宣传部长的总结报告中，还专有一段话点名褒奖。大意是说：南山垦殖场文艺宣传队给大会带来优秀小戏曲《红方》，成功的创作和出色的表演为本次大会增添了光彩。
在这次汇演中，我们自编自演的群口词和宣传计划生育的《茶花妹子娶老公》等节目，也都分别获奖。打响了宣传队成立之初的第一炮。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三一路春风
之三一路春风
一九七六年五月底，遵照党委指示，宣传队从果园场搬江背分场。
江背分场在锦江岸边，水丰田肥，是南山垦殖场的主要粮仓。江中有一片沙洲，河沙接岸。宣传队搬江背分场，除了要耕种分场划拨的二十多亩水田，还要包供附近社场的建筑用沙，生产任务十分繁重。
这样，我就长期家分两地。虽然大女儿早已送回老家由我母亲带养，但此时，我的老二又已出世，妻子既要操持家务，照料出生不久的儿子，又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取工分度日。加之原本拮据的经济，现在分居两地花销，就更加捉襟见肘。我每次回家，正秀总是怨声不断，而我又实在无法对她解释和安抚。由于生产、排练、创作任务的急压，我甚至连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我不能助她一臂之力，只好把年近七旬的老母和女儿从老家接来，让母亲同时照看女儿和儿子，附带帮着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家务。
但是，老母不能长住南山。因为老家还有两个尚未成家的弟弟，最晚古历年底必须送她回家。
眼看年关迫近，春节巡回演出的一台节目，排练任务还十分艰巨，我实在分不出身。在力争母亲、妻子的同意后，只有让老母亲带着不满三岁的女儿，在无人陪送的情况下，单独踏上归途。
那天，我送母亲和女儿到思泉铺汽车站。那时车少人多，乘车很是困难。等了好久，终于来了一部由他县开往我县的班车。但这部班车没有进站，停在车站下面的公路边上。我要婆孙俩快去上车，我赶紧到窗口去排队买票。正在我掉头走向窗口的那一刻，一部由我县开往他县的班车也进了站，就停在站台门口的车道上。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母亲，哪里辨得清车辆来去的方向，一见有车进站，慌慌张张提着行李，就近上了这部与她的目的地背道而驰的车。
我买了票跑步送到路边那部车上，不见了母亲，我想糟了，婆孙俩一定是上错车了。而那部开往反方向的车又早已离站而去。
我心里十分着急，这一老一少如不能及时发现自己正在南辕北辙，真不知要跟着车错到什么地方呢！我立即向站长反映了情况，站长马上给我找了一部车往他县方向追赶。我一上车就催司机快开，不一会就追到了他县车站。车一进站我就发现婆孙俩已经下了车，就坐在站台的行李包上，一路提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我下了车，见婆孙俩坐在包上有说有笑，居然一点不惊、不慌、不怕。当我带着几分诧异走近她们，叫了一声“妈”的时候，老少俩竟表现得那样平静，母亲还喜滋滋地给我细说起车上车下的新鲜事来。
原来，她们上错车后，车近他县时，母亲问旁边的一位旅客：“这位叔，前面是墟家站吗？”
墟家站是南山到我们县城途经的第一个大站。那位旅客一听，知道她们是上错车了，忙说：“哎呀，老人家，你上错车了，那不是墟家站，是他县县城。”
婆孙俩听了，老的吓得惊慌失措，小的竟哇哇地哭了起来。这就引起周围旅客的关注，都纷纷凑过来，有的安慰，有的提办法……
不一会，汽车就进站了。前面那位旅客热情地帮母亲提着行李，几位青年男女搀着母亲抱着女儿下了车。把这一老一幼安顿好后，其中一位还掏出钱来说：“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去给你买回程的车票。”另一位说：“我去车站联系一下，请服务员招呼你们上车。”
不一会几个年轻的服务员就来到母亲身边，亲切地要扶婆孙俩去候车室休息。母亲感激地说：“不麻烦了，一会儿我儿子就会找来的，我在这里他一来就看得见。”
母亲正说在得意处，服务员就来招乎我们上车。我甚至连“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一声，她们就忙别的事去了。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
母亲独自带女儿回家，我最担心的是婆孙俩在县城转车时出差错。我的家是在一个偏远的农村，车到县城后，还要转乘新余方向的车到水北站下车，再步行近二十里才能到家。而我们县城是个中转站，有好几条公路在这里交汇，来往的车辆很多。如果在这里上错了车，就不知要拉到东南西北哪一方了。我反复嘱咐母亲要注意的事情，车到南山后，我就下了车，让婆孙俩相依前行。
本来我估计车到县城还能赶上去新余的末班车。可那天婆孙俩真不赶巧，车子竟在半路抛锚，待修好后，到县城已是傍晚，开往新余的末班车早已远去。当天回家已无可能，婆孙俩在车站又没了主意。天寒地冻，无亲无故，到哪里去渡过这漫漫冬夜？
车站的人都走散了，最后只剩下这老少二人。有一个服务员发现了，走上前问：“老人家，没车了，你怎么还不走呀？”
母亲说：“走哪里呀？”
服务员一听便知道这是一个乡下老人，就问：“老人家你去哪里呀？”
母亲说：“我回家去。”
服务员又问：“你家在哪里呀？”
母亲说：“是清江县义成公社。”
服务员有些奇怪地说：“好远哩。你儿子怎么不送一送你呢？”
母亲说：“儿子忙，没空。”
我想此时那位服务员一定在心里说：“哪有这样的儿子啊，这么远的路，这么老的娘，还带着这么小的孙女、这么多的东西，再忙也应该送送啊。”服务员没有多说话，提了母亲的行李，领着婆孙俩到车站饭店，自己掏钱开了房间把我的母亲和女儿安顿下来后，又提来热水，给婆孙俩洗脸洗脚。临走还跟饭店的服务员打了招呼，叫她们第二天叫醒这婆孙俩，别误了坐车。当其他服务员了解实情后，也都伸出了热情的手……。
第二天清早，还是那位服务员，又用自己的钱买好车票，亲自送婆孙俩上了车。
水北下车后，前面还有二十里小道，母亲带着小孙女，还有那么多东西，如何成行？她再一次使出了年轻时的顽强与能干，向水北的熟人借来一架独轮车，一边坐孙女，一边搁提包，一个年近七旬的小脚老太婆就这样推着一车一人一包，蹒跚在田间的羊肠小道上。路边的人见了都在笑，说：“看这个老人家，自己都要别人推着的人，她还推着别人……”而母亲还就这样推着小孙女回到了家。
母亲这次返家我没有尽到任何责任，是一路上的男女老少活雷锋接力护送的。至今我也不知他（她）们是谁。我愧对母亲，也愧对一路好人。我给人家添麻烦了却对面相逢不相识。但我心里永远会记得这件事，记得那些不知道姓名的人们，永远遥祝他（她）们“一生幸福，万事如意！”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四贤妻良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我儿子呱呱落地。添丁添喜也添愁，沉甸甸的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人家都说产妇坐月一定要加强营养，可我拿什么去加强呀？每天能维持两干一稀，就很不错了。母亲吃喝如此，婴儿自然消瘦。儿子出生不久就各种疾病缠身。一般的感冒发烧之类的小毛病，就硬抗或找一些不花钱的偏方土药勉强对付。一旦病情见重，也无钱上外地正规医院，只有在本分场医务室开点便宜药。穷人的孩子命贱，几毛钱的药丸药水也能治病消灾。
正秀奶水不足，又买不起牛奶之类的替代品。这时，她的那种拼劲，那股吃苦精神又开始发扬光大。她尚未满月就提前上工，每天起早贪黑地挣那五角五分钱以解燃眉。其实工资要到月底才能支取。即便发了工资，两人加在一起，留下家里买油盐米的钱，再打发我一点烟钱，也已所剩无几。
为了让手边能有一点现钱，每天工间休息，别人坐在草地上谈笑风生，而正秀却背着竹篓独自一人踏遍田头地角拔野菜打猪草，甚至中午下午收工后哄儿子睡着了，也要提个篮子出门，打来猪草一分钱一斤、一分钱两斤卖给畜牧队。两三天也能积攒几毛钱给儿子买点饼干之类的便宜食品，多少补充一点儿子的营养。儿子渐渐长大，几个月后就断了奶，但身体那么单薄瘦弱，医生说是营养不良。妻子仍用同样的方法含辛茹苦地挣点钱，肉买不起，就要我托熟人买些廉价的油渣给儿子引粥下饭。儿子也乖，每次几小块油渣就下一碗饭，买一次油渣儿子可以吃好长一段时间。正秀就把油渣用一个坛子装好，只给儿子一个人吃，她自己天天咽咸菜辣椒。
宣传队搬江背分场以后，我要几天才能回家一趟。每次回家，看着儿子的天真，目睹妻子的勤俭，心里既内疚又感激，把过去的任何不快都抛于九霄云外，只觉得如今与我同床共枕的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贤妻良母。
双喜临门对别人也许是大喜大乐，而对于我却是愁多喜少。生儿育女可谓一喜吧？你们都见到了我是愁云缠绕。不久老家又来了一喜，只差一点让我愁肠寸断。
一九七七年，我的二弟已是三十开外，与我同样的原因，尽管长得一表人材也娶不到老婆。这一年，经人介绍，与一离异女子相识，两人见面之后，男女双方都点头同意。只是女方提了一个要求，她与前夫离婚时，双方协议并经法院裁定，女方必须付给男方五百多元现金。钱付清后才能领取离婚证书。这笔钱要由弟弟承担。
可那时家里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向亲朋好友借贷，跑穿鞋底也只借来二百元。还差三百多元怎么办？为了应急，弟弟只有铤而走险。他与当时生产队的经济保管关系甚密，便找到这个经济保管，照实说明了情况，要求暂时挪用一下集体的副业款，并保证十天之内归还。那位财经保管出于友情也出于同情，到银行取了钱，帮弟弟解了燃眉之急。交钱时他再三叮嘱，十天之内一定要还，否则被人发现那就不得了了。无奈之下，弟弟只有向在外挣工资的兄长求援。
我接到来信，心急如焚，三百多元，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莫说三百多元，就是三十元我也爱莫能助啊！但是，如果我不设法，弟弟决无绝处逢生之术。三十多的人了，好容易找了个对象，却因兄长无力相助而告吹，不仅我将愧疚终生，就是弟弟也要迁怨无日了。更为严重的是，即使蒙混完婚，如果生产队的钱不能如数及时补上，一旦东窗事发，不但自己罪责难逃，而且势必株连那位保管。其后果必然是鸡飞蛋打，不可收拾！
我终于动了借钱的念头。但是象我这种境况，要借这么多钱，向谁借？怎么借？即使厚着脸皮死磨硬缠借满了数，将来又如何归还？处理这样一件天大地大的事，面对妻子的艰辛与家庭的困窘，就算我狗胆包天昧心行事，日后势必造成家庭灾难。到那时我何以面对妻子儿女？无论如何，要借也要先征得妻子的同意。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回家一趟，成与不成都要与她作个商量。
那天正好果园场（宣传队成立之初，我的家由水塘头搬到了果园场）有一部拖拉机来拖沙。等装好沙后，我就把那段时间打的几把干柴搬到拖斗内，然后随车回到家里。一进门，见家里乱糟糟的。要是以前我是不会管这种事的。一是我确实不会做家务事，二是有时学着做点，也老做不好，总是挨批评，所以一点积极性全被批没了。反正做也挨骂，不做也挨骂，就干脆什么也不做。可今天不行，我不但要主动做，而且还要超水平发挥，努力做好，让她百分百的满意。
我先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收拾好，整齐地放在适当的位置；再把锅盆碗盏灶台门窗洗洁擦净；又拿起扫帚把屋内屋外打扫一遍；然后担起门角暗处那两只尿桶，提一把锄头到菜园锄草施肥淋水；最后回到家里洗菜切菜点火做饭—这一切全是为了酿造一个良好的商谈气氛，力争谈判成功。
正秀收工回来，一看屋里面貌一新，果然满心欢喜。不过虽无往日的挑剔责难，却也毫无表扬奉承之意。只是好象看穿我的心事似的，开口就说：“今天回来这么早，不是有什么事吧？”
她一语戳中要害，倒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开口。良久我才木呐地说了一句：“家里来信了……”
她说：“信上说什么？”
我不敢和盘托出信的内容，只得先露冰山一角地说：“人家给老二介绍了一个对象……”
“成了吗？”
话到这个份上，我不能不触及信的实质内容：“成是成了，只是没钱……”
显然她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后面的话我实在不敢轻易启齿。她也没有吭声……这种以焦心和沉默交织的僵持，其走向必然是两个极端—不是生存就是死亡。我一时找不到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把事情往生路上拽。为了打破僵局，这时我也管不了许多，只有把信的原尾细说了一遍，并特别强调了老二婚事的成败与钱的利害关系。
没等我说完，她象是生气地说：“你啰嗦什么，不就是要钱么？”
她那个快言快语，火辣灼人的性子又来了。此时我的话已过半，也顾不得看她的脸色，必须把话说透，我放开胆子说：“老二已三十一了，一直找不到老婆，现在找到了又没钱，如果吹了灯，我这个哥哥你这个嫂子……。”
她又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弯弯绕绕干什么，你说怎么办吧！”
这是对我的试探还是对我的抱怨！对她的话我仍有几分吃不透，冲到喉咙眼的那个关键词还是不敢轻易吐出，只是小心翼翼地试着说：“就这点工资连开销都不够，你说怎么办？”
我这是以退为进，看她怎么反应。没想到她居然脱口而出：“弟弟是你的，你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又懵了，她这是在踢皮球呢还是在授权？不管是什么，此时我只能开拓前进，决无退却之路。于是我壮着胆子把关键的一句吐了出来：“只有去求人——借！”
这个借字一出口，我就等着她的最后答复。此时，她正坐着为儿子喂奶，没有为这个借字吃惊，也没有被这个借字为难，更没有为这个借字恼火，而是不紧不慢地说：“办这种事哪有不借债的。兄弟不帮谁帮？能借多少是多少，你去借吧。”
我没想到她竟如此豁达！为了帮助小叔子毫不顾及自己的艰难。听了她的表态，我顿时觉得前面的所有铺垫和谨慎都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实在是小看了眼前的傅正秀。过去我只看到她的一面，现在我终于见到了她的另一面。我以崭新的目光看着妻子，此时，我打心眼里觉得，她的本性就是善良。有这样的妻子，我还苛求什么呢？
救急如救火。当晚我就开始串门借钱。我先到老同学张有才家。他夫妻二人都是一等劳力，每月都拿最高的工资，家庭副业又搞得红火，年年都有两三头大肥猪出栏，而且后山鸡鸭成群，菜地满园春色。我琢磨着向他借百把元问题不大。
一进门，我就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他夫妻俩就象没听见似的。一个劲地给我端凳请坐，提壶倒茶，递烟点火。忙完这些，男的开口说：“哎呀，老同学来的真不是时候。今年我真是背透了，小孩生病花掉一百多元，猪栏又不景气，两头猪死也不长，至今也没出栏。挤挤掐掐今年就剩了一百元……”
我一喜，赶紧接嘴说：“我不要多，只借六十元。”
谁知他两手一摊说：“前几天我老家一个亲戚来，说是儿子结婚钱紧，一百元全被他拿走了。”
我知道他今年已经出栏三头肥猪，每头都是二百多斤。栏里两头也已一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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