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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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又不认识，这么远，不去。”
　　下午，多事的王结把这事告诉了我们队长黎和清。晚上，王结与和清一起来找我，说是去鲤鱼背。我说不去。和清说：“人家是来医病的，你朋友多，晚上去看看，明天带人家去找医师，也是一件好事。”
　　我朋友是有一些，但没有一个是医师，我还是说不去。他们俩就一前一后紧缠硬拉，硬是把我推上了路。
　　到了鲤鱼背，进了桂秀家。只见一个女人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盘腿坐在竹板床上。我瞄了一眼，她皮肤腊黄，全身浮肿，中等个，短头发，貌不惹眼，但也不难看。听说她得的是慢性肾炎。这次来姐姐家，与其说探亲，不如说是寻医。
　　可王结与和清进门落了坐，根本不提医病的事，只是一味夸我如何如何好，说如果她愿意，保证今后有好日子过……等等。他们也不看看我的脸色，问我愿意不愿意，就象是父母为儿女作主，一切由他们说了算。
　　说实在的，我对女方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样。特别是她一身病态，根本找不到女人的魅力。傅正秀也并不理会和清与王结的说辞。尽管他俩轮番呼应，说得唾沫四溅，可她就是不吭一声。看架式，他们俩好象非要撬开人家的嘴不可，竟企图用提问的方式逼人家说话。如在有的话后面加上一句：你看好不好？你同意不同意？你是怎么想的……。可傅正秀还是守口如瓶。
　　我实在不耐烦了，说：“算了，我们走吧。”可和清与王结就是不起身。我说你们不走我走。就一个人出了门，走到离桂秀家约百米远的一棵梧桐树下等他俩出来。
　　等了好大一阵，月光下只见王结一人向我跑过来说：“殷间，殷间，她同意了，同意了……回去再坐一会儿，回去……”
　　原来，我走后，和清和王结仍在那里纠缠不休。而傅正秀还是一言不发。她姐姐傅桂秀大概也是烦了，顺口说了句：“她不同意就算了。”
　　这个时候，傅正秀才吐出了一句话：“谁说了……”
　　王结是个机灵鬼，马上接嘴说：“她同意了，同意了，我去把殷间追回来。”
　　在王结的胡搅蛮缠下，我又跟他回到了屋里。我无心听他们说别的，但对于他们提出的要我带傅正秀去医病，我倒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其实，我并不认识一个医师，也不知哪个医院能医这种病。可不知怎么搞的，居然把这样一件事关重大而又毫无把握的事应承了下来。
　　傅正秀的病是一九七零年在修井冈山铁路的时候患的。那时她刚满十七岁，是铁姑娘战斗队队长。她重活累活比谁都干得多，轻伤小病从不下火线；出工她走在最前，收工她走在最后；下小雨大雨，甚至刮大风下大雪，别人都进茅棚躲避，她却仍在工地单干。
　　凭着这股拼劲，她几乎成了全工地的英雄。县剧团和公社宣传队把她的事迹编成节目在各地巡回演出；县广播站把她的事迹写成材料在全县宣讲。就是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县最年轻的共产党员。
　　也就在这一年冬季的某一天，关心她的人发现她的脸好象有些浮肿，双腿用手指一压一个窝。领导知道了，劝她去医院检查，可她自己全不在乎，仍带领铁姑娘们战天斗地。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领导把她送到县人民医院。一检查，她本来患的是急性肾炎，由于延误了治疗时间，已转为了慢性肾炎，病情相当严重。
　　原县委书记、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周凤山亲自到医院探望她，并指示医院，一定要想办法医好傅正秀的病。县妇联主任傅兰英也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可是，在县医院住了几个月，病情反反复复，始终无根本性好转。接着，又先后在其他几所医院就医，也无果而返。最好的药都用过了，最好的医师看过了，可病情还是老样子，毫无根治的希望。医师说，你的病，只能是这样。也就是说，她的病已成不治！
　　她只好回到家里看土郎中，用土方子，吃中草药。又是几个月，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可病情依旧。无奈之下，家里想了一个主意，把姑娘嫁出去，一来减轻家里负担，更主要的是嫁到一个新家或许会冲掉晦气，转来好运。
　　凭着傅正秀的好名声，尽管有病，嫁人还是不成问题。不久她就与邻村一个年青人吹吹打打热热闹闹成了亲。不过，结婚前，女方对男方早有约法三章，订下口头协议：一是结婚后病未痊愈不能行房事；二是男方要给女方继续治病；三是治病期间女方不能下田干活，不做其他重体力劳动，少做家务事。
　　起初，男方确实“遵纪守法”。晚上各睡一头互不侵犯；四处访医求药，耐心周到；轻活重活不让正秀沾边……。可是，从上半年折腾到下半年，不但病没治好，连家底都给治穷了！而所谓老婆也只是有其名无其实，不过是躺在身边的一个摆设。再看远一点，这种病说不定今后就是个光花钱不见效的无底洞。看近看远，实在是亏大了。于是，男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正秀也不留恋，要离就离。两人便和和气气来到公社，很快就办了手续。正秀卷起自己的衣被，又回到了娘家。
　　俗话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在农村，出了嫁的女人再回娘家大多是待不长的。正秀已不是当年身强力壮的正秀，而是抱着带病之身，少劳甚至不劳而食的赘物。当然，家里人的脸色，家里的气氛也不象从前……。
　　一个人在困境中，什么前前后后的事，什么角角落落的人都会想起来。这时，她想起了在南山垦殖场还有一个平时少有往来的同母异父的姐姐。于是就来到了南山，就有了我与她的故事。
　　这天晚上我确实想了好久，既然答应了带人家去看病，明天早上她就会来找我，我带她去哪里呢？我突然想到，曾听说三队老队长严坤才以前患过肾炎，何不问问他？
　　第二天清早，一起床我就找到严队长打听。严队长说，他的肾炎病是徐市公社泉港大队的赤脚医生吴可能医的。我把正秀的病简单说了一下，表示也想去找吴医师试一试。严队长说，他得的是急性肾炎，好医，傅正秀是慢性肾炎，听说很难医。我说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医师，管他好医难医，只有先去找吴医师试一试。
　　从我们二分场到泉港要步行二三十里，而且全是山路，这条路我从未走过。于是，我冒昧请求严队长能不能领我们去？严队长是个热心人，竟满口答应了。
　　吃过早饭，严队长就领着我和正秀姐妹一行四人钻过荆棘丛，踩着羊肠道，跨越几座山，中午才到泉港村。我们进了村，走到一栋旧土砖屋前，严队长老远就叫：“吴医师，吴医师，生意来啰。”
　　吴可能医师正在吃中饭，听到有人叫，端着碗走到门口迎接。
　　只见这位医师打着赤脚，穿着短裤，光着膀子，皮肤洒得黝黑，十足的土郎中相。
　　进屋后刚坐稳，正秀就迫不及待地说起了自己的病，她那个介绍，东一句西一句，叫人听不清头绪。我一急就接过她的话茬，代她叙述起来。吴医师一边吃饭，一边眨巴眨巴听着。我刚说到要紧处，他就胸有成竹地说：“冇关系，别担心，吃几包药包你没事。”
　　他三下五除二吃下两碗饭，又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然后，放下碗，既不看病，也不开处方，空着两只手走到他那个大“药柜”前，东一把西一把抓起药来。
　　我走过去一看，脏兮兮的柜子里，堆放着许多敞着口的大大小小的粗布袋子，里面装的全是用刀砍斧劈的树蔸草根之类的东西，没有加工更无泡制，只是晾干了些水份。从山上采挖下来时，也不知洗过没有，上面还粘着许多草屑泥尘。这就是“包你没事”的灵丹妙药。
　　这一次一共检了十五包，价钱也不贵，每包仅一元钱。检好药，付了钱，已是午后。不敢久待，我们就急匆匆往回赶。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上午出来时晴空万里，下午我们刚上回家的路就乌云滚滚，风雨大作，还夹着隆隆的雷声。我们都没带雨具，即使带了伞，也无法撑得住。好在严队长是本地人，他有一个弟弟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山村里。我们决定到严队长弟弟家去避雨。
　　这雨不但来得快下得猛，而且时间长，哗哗啦啦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无一点倦意。我和正秀姐妹急得直打转转。严队长说：“看来今天回家已是不可能了，我们就在这里住一晚吧。”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听从老天爷的摆布和严队长的安排了。这一晚，我和严队长就住在他弟弟家，正秀姐妹住在严队长的一位袁姓朋友家。
　　不知我何德何能，这么一件很平常的事居然值得那么多人关注，并不吝口舌议论纷纷。第二天我还没回二分场，家里已是非议正议满天飞——
　　呵呵，金殷间就怕找不到老婆，病女人也捞一个……。
　　嘿嘿，殷间名为带人家去医病，实是带人家去住店睡觉……三十多岁的人，熬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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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到家，不少人就找上门来直言相劝：“殷间，你急什么嘛，怕找不到老婆了，药罐子也捡一个？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你就沉不住气了？”
　　甚至个别上级领导也上门关照：“听说你找对象了？婚姻大事要慎重，不要操之过急……。”
　　我对这些好心人说：“根本没这回事。”
　　可人家就是不信，有的还挤眉弄眼地说：“在外面住也住了，还说没有……”
　　那段时间，我接触的所有人大多一见面就谈论这事。有的迂回曲折，有的直言不讳。尽管他们表达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意思都是一边倒，劝我不要一时糊涂，找个重病女人，会害了自己一生。
　　全是反对的声音，连一个折衷的都没有。听多了，我反倒对女方产生了一丝莫名的同情……。
　　傅正秀提着十五包树皮草蔸回家，每天熬一包，吃了半个月，到县城医院化验，病居然好多了。当天下午她就从县城赶到南山，与我约好第二天又去泉港找吴医师检药。
　　第二天清早，我估计她姐妹不会这么早来，就对室友张明志说：“我先去打瓶开水，如果来了，你就先让她们坐一坐，我马上回来。”
　　早晨食堂打开水的人较多，要排队等候。耽误了好大一阵我才打了开水回到寝室。我问明志：“她们来了吗？”
　　明志说：“来了。”
　　我说：“人呢。”
　　他满不在乎地说：“我给你辞了。”
　　真是岂有此理，你又不是我爹我爷，怎么能这样呢！我想说他几句，可一想明志是老实人，再说他也是为我好，又不忍心给他难堪。
　　我心平气和地问他：“你是怎么说的？”
　　“我就说殷间不同意，我说完她们就走了……”
　　明志呀明志，你这不是乱弹琴吗？我和她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同意不同意的问题。人家是来医病的，你知道你这句话会给一个身心已弱不禁风的女人带来什么后果吗？我想到这，就好象看见了她眼中的泪，心上的血。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正秀的病不但不会痊愈，而且还有可能加重。我这不是在作孽造罪吗？
　　我问明志：“她们向哪边去了？”
　　明志说：“向车站那边。”
　　我立即到分场借了一部自行车，向车站方向追了约三公里就赶上了她们。我说：“傅正秀，回去拿药。”
　　她说：“不麻烦你了。”
　　我说：“这叫什么麻烦，别说这些客套话，医病要紧。”
　　我终于把她劝回了头。径直赶到泉港村，又检了十五包草药。
　　第二次带正秀去拿药。二分场各种声音更是不绝于耳。除了劝阻的，还多出了嘲讽的，就是没有赞成的或含糊其词的。
　　我在学校学过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种概念。对于周围人们对我的各种非议，反而激起了我的逆向思考，不知这叫不叫反作用力或者叫逆反心理？反正带她第二次拿药后，在人们的议论声中，我心里倒真的有些认真起来。
　　我曾向医生咨询，慢性肾炎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医好？后期症状如何？医师的回答不仅令人沮丧，简直令人恐惧。但这只是当时的感觉，过后却连最淡薄的顾虑也没留下一点。
　　半个月之后，她又来了。这一次看上去情况更好—肤色生动了许多，脸上也不时露出一点笑容，说话的声音也显得脆亮。他拿出化验单给我看，比上次更让人高兴。这是前两年在县医院省医院甚至还用过上海医院花大钱买的药也从未有过的效果。
　　我真不敢相信那仅花一元钱一包的根根、皮皮、叶叶竟有如此奇效！
　　不知是什么力量的驱使，就象是鬼使神差，以前只字未提的事，此时我居然一步到位，脱口而出：“我们结婚吧？”五个音节一句话，没有征询的意思，更无恳求与乞怜，而是落地有声，坚定不移，不容置否。
　　她说：“我的病是不能断根的。”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病没好不能……同……。”
　　我说：“没关系。”
　　她说：“我可能没有生育能力。”
　　我说：“听天由命。”
　　也许是我还不算老的一生，经历的事情太多，每逢大事小事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宿命”的怪圈中排徊，而且还会搜寻一些所谓依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生活中，常见有些男男女女仗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找对象如挑良种，既要门当户对，又要郎才女貌，情投意合……然后甜甜蜜蜜地你恋我爱，欢天喜地共入洞房。然而，这些令人羡慕的戏水鸳鸯，婚后并不一定如婚前设计的那样称心如意。……或曰性格不合，或曰生理有碍，或疑第三者插足，或天灾突然降临……。谁能肯定幸福之家永远幸福？
　　生活中的另一种类型却常给人以鼓舞。有的男女婚前身处逆境，生存艰辛，他（她）们只求惨淡度日，从无奢念。他（她）们凑合谋生于草堂陋室，却是夫唱妇随，互敬互爱，齐心协力，相依为命，最终冲破困苦的重围，打造出一个丰衣足食、长幼和美的幸福之家。谁敢说不幸之人永远不幸？
　　有时侯，精心设计的如意算盘，行动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而糊里糊涂做的事，却说不定就是糊里糊涂地好。诸葛亮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时的我，心里只有四个字：听天由命！
　　那段时间，我不知中了什么邪，脑子里尽装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再加上其他一些说不清的什么东西，让我对一个毫无感情、重病在身的女人作出了终生相伴的决择。我生平第一次如此不屑众议，独断专行，就这样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命运，托付给了未来，更是托付给了侥幸。
　　我对傅正秀说：“你这次回家一定要把结婚证明打来。”她同意了。我以一种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心情等待着她的到来。
　　往后的日子将是什么？这是我不愿多想却又不得不想的问题。我揣着的是一个天大的未知数，其最后结果祸福难料。福兮祸兮？谁予我知？每当心念到此，我就会有意无意地咳嗽两声，清一清嗓子，然后哼一段我最喜欢的小曲，借以驱散所有的疑虑。
　　九月的一天，正秀带着证明来了。她对我说，她的哥哥嫂嫂并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因为哥哥是大队出纳，嫂子是妇女队长，双双都正在申请入党，怕我影响了他（她）们的前程。她哥哥每天从大队来来回回，老父亲摧他给妹妹顺便打个证明，可哥哥就是不干。老人家生气了，说：“你们不打我去打。”便赌着气亲自到大队给女儿开具了那张盖着红印的从此连着我俩命运的纸条子。
　　本来新婚大喜应该挑个良辰吉日，可我的婚事始于听天由命，那么就一切顺其自然吧。第二天我们就到公社领了结婚证（后来我偶尔看到一本旧历书，顺便查阅了一下，发现这一天恰好是一个最不宜婚嫁的日子，农村旧称“空房”日）。我们没有添一件新衣，没有置一件家俱，甚至床上连一床双人被也没有。
　　本来那年家里给我弹了一床双人被，一九六九年，一对比我还穷的青年新婚，没有被子，我就给了他们。现在我自己新婚就只有那床单人被了。反正天气不算冷，两人挤紧点，勉强可以过夜。只是那张单人床是后来换的，比原来的小多了，无法躺两人。我就请分场的一个木工在靠墙的那边打了两个木桩，上面搁一块木板，把床帮宽了几寸，挨着躺两人没问题。新房很快就全拾掇好了。我们的第一个家就安在这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里。
　　除了队长和王结，我没有对任何人正式通报过。没想到下午还是有不少人前来贺喜，而且手上还捧着东西，上面用红纸写着“恭贺新婚之喜”一类的祝辞。有的送锅炉，有的赠碗筷，有的送水瓶茶缸，有的送砧板菜刀……我真感激人们善解人意，送的全是当日就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
　　看来还得郑重其事。我临时决定，晚上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请各位前来一聚，以谢众人。
　　我向队长借了几十元钱，赶紧买了点香烟糖果。为了给婚礼添光增彩，提高一点婚礼的品位，我还盛情邀请分场领导光临，并请分场副主任为我们主婚。
　　虽然没有下请柬，也没通知外地亲朋。简单的仪式，微薄的接待，婚礼同样热热闹闹，喜气洋洋。主婚人讲了一番祝福的话以后就该吃喜糖发香烟了。数量不多分完为止，难免有没拿到一颗喜糖一支喜烟的。但没有一人离场，也看不出有人不悦。婚礼继续进行。没有别的节目，大家伙硬要胡闹一阵。为了让大家尽兴，只有让他们使出一切刁钻怪招向我“发难”。但没一个能难住我，所有难题一一被我破解。只是要我介绍恋爱经验这一条把我给鲠住了。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恋过爱。
　　我还有什么恋爱经验可谈呢？我甚至连她的基本情况都不太清楚。例如他的文化程度，婚后我才知道，原来她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正秀本人并没有说假话，因为我从未问过她。只是她姐姐，也不能算是欺骗。有一次我问她，正秀读了几年书？她犹豫了一下说：“听是听说是初中毕业。”我说，有初中毕业足够了，我还没进过初中门呢。就这样，我对这个“初中毕业生”相信不疑。
　　婚后，当我知道她连小学一年级都没念完时，并不吃惊。读了书又怎么样？现在是没读书的姓无，读了书的姓资，没读书的治人，读了书的治于人。我还得感谢她姐姐，当时如果她照实说了，说不定还会坏了这桩美事呢！
　　正秀是个诚实人，婚后不久，许多事情都对我实话实说，毫不隐瞒。她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她四处求医治病，可病情总是不见好转。父母就给她信起了迷信，曾请过一个叫田实的盲人给正秀算了一命。田实在模棱两可的祸福推断，似是而非的吉凶预测之后，竟说出了几句让正秀全家震惊的断言。
　　他说：“正秀二十岁这一关难过，如果闯过了这一关，就会平安无事。”他特别叮嘱正秀满二十岁的那一天一定要小心注意。
　　怎么小心，如何注意？他没有说。可正秀和她的父母却把这事记在心里。现在，正秀又告诉了我，我心里也就多了一点牵挂。
　　我原本是不信这当子事的，但田实说得如此玄乎而肯定，着实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悬念。正秀出生于一九五三年古历正月初三约晚上八、九点钟。也就是说一九七三年正月初三晚上满二十周岁。按我老家的风俗，我们新婚，第一个年一定要双双回家。这样，她的二十周岁生日正在我的堎下老家过。
　　这一年，我们古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家，从这一天起，我就一直把正月初三晚八至九点这个时刻牢记在心里。越接近这个时间，心里就越紧张。
　　正月初一早晨，我亲自书写并亲自张贴在门楣上的“开门大吉”横批被一阵风吹落下来，掉在我面前，我心里一惊，赶快不声不响地捡起来，又重新贴好。那几天只要哪里稍有一点异动，心里就产生一种怪怪的警觉。
　　有些事情总是有防无大错。正月初三这一天，我更是小心谨慎。特别是吃过晚饭以后，总觉得关键时刻到了，但又想不出更好的防范措施。我就要正秀到下屋一个辈份很高的人家，找几个妹子打扑克，并特别交待她不过十点不能回来。想用这种办法来避开那个凶险的时刻。
　　晚饭后，她唤了几个女孩子到下屋打牌去了。我在家里一不看书，二不干活，规规矩矩地坐在凳上，安安静静地等待那个神秘时刻的到来。
　　八点钟过了，九点钟过了，十点钟过了。我侧耳细听，下屋打牌的热闹声依然不断，这就说明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我心里在庆幸平安的同时，也带着几分对那个盲人田实的藐视——区区一个乡村盲人岂能推断生死祸福，纯属欺人之谈。
　　十点半，刚刚顺利过了二十大关的她，轻轻哼着“大海船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首当时最流行的歌，高高兴兴回到家里。时间很晚，见她平安回来，大家就放心地准备睡觉。我和正秀上了床，宽了衣，吹熄油灯，相拥而卧。
　　我们躺下不足五分钟，就觉得情况有些异常：正秀全身开始发抖，不一会抖动幅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抖得那张破床都晃动起来，发出吱扭吱扭的声响。接着她双手紧握拳头，牙齿咬得咯咯响。我伸手在她鼻孔下一试，好象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连摇带叫几声“正秀正秀！”她毫无反应。我吓慌了，赶快叫醒我妈点亮油灯，只见正秀面无血色，口吐白沫，双脚并拢伸直，全身似是在逐渐僵硬变凉。
　　见此情形，我与母亲都没了主意。已是深夜又是雨天，外面一片漆黑，医院又在三四里之外。再说这般光景，去请医师或送医院已是来不及了。母亲本也懂得一些治病救人的常识，此时我问她怎么办，母亲也只是无声地摇头叹息流泪。
　　情急中我想起了村里有一个早几年从外面回来定居的老人，我们平时叫他柏宗叔。据说他年轻时练过武术，懂一点推拉接照。我对母亲说是不是请柏宗叔来看一看？母亲摧我赶快去请。
　　柏宗叔的屋就在我家附近。不一会我就把老人请来了。他一进门见情势危急，立即动手，在所有的关节和主要穴位处，这里推拿一阵那里掐捏几下……忙碌半天，毫无反应。我急得汗流夹背，母亲愁得锁眉傻眼。柏宗叔做完全部动作，累得全身湿透。他住了手站直了腰，舒了一口粗气，微微摇了摇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天啦！我作了什么孽啊，为什么把所有的不幸都泼到我的头上！我流着泪压着悲，向柏宗叔哀求：“柏宗叔啊，你一定要救救她啊！”
　　柏宗叔低头想了一会儿，从包中找出一根好象很久未曾用过的钢针，长约一寸有余，粗如五号铁丝，他说：“这是最后一手，如再无效，我就无能为力了。”
　　只见他左手拇指掐住仁中，右手紧捉钢钉，略作运气之后，往穴位正中使劲一戳！随着钢针插入穴位，只听正秀微弱地发出“哎哟”一声，身子蠕动了一下。柏宗叔拔出钢钉，双手用力挤压下钉处，直到冒出一泡乌血。柏宗叔一直凝重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松了一口气说：“总算转过来了……没事了。”
　　正秀咬紧的牙慢慢张开了，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动了，僵直的身体慢慢舒缓了，胸脯的起伏也灰复正常了。不到十分钟她居然坐了起来，就象刚睡醒似的，揉揉眼，打了个哈欠，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第二天清早，我赶到医院请了一位在当地算是有点名气的医师来给正秀看病。他左看右看，又用听诊器左听右听，然后又详详细细地问这问那，怎么也发现不了正秀有什么病。医师最后说：“她没病”。
　　然而，医师还是有些不放心，把我拉到一个僻静处问：“你了解你的妻子吗？”
　　我说：“不太了解。”
　　他说：“你老婆可能以前得过癔病（我们家乡一带叫‘猪婆疯’）。”
　　我说：“从来没听说过。”
　　后来我问过她家里人，都说正秀病倒是病过，可从来没得过什么猪婆疯。
　　此后，正秀的身体一直很正常，当年的十月就生下了我的大女儿慧，两年后又生了儿子刚，一九七八年再生下我们的老三霞。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姐弟先后都考取了大学，都成了正正规规的大学生，如今都已成家立业。虽然我与妻子常有碰撞，但儿女们的奋发长进也算拉近了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补偿了父辈的一些缺憾。我与正秀结婚已三十多年，她的肾炎病从未复发过。其间，为防万一，我经常摧她到医院检查。每次的化验结果都属正常。现在她的身体依然结实硬朗。
　　至今我还常会思考这个“正月初三”的问题。对盲人的话我怎么也找不到可信的根据，但我敢肯定，事情本身必有某种缘由。每当想到这件事时，我就会觉得它有可能与我的不轨行为有关。假如我也象她的前夫那样循规蹈矩，就不会有她的怀孕和生育，正月初三的奇迹就有可能不会出现。也就是说，奇迹的发生，正是她怀孕导至的体质剧烈变化的一种反应，而这一剧变的时间又正巧撞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所以我想，她的病体康复，可能是草药与怀孕的综合功效。这是我的外行话，不知是否有些道理？
　　第八章谁能告诉我
　　导读﹒偶感（十一）
　　如果人都能心正无邪，明察秋毫，就会少有许多不该发生的故事，少有许多冤假错案。然而，新婚的爸爸为了一次文艺会演——他分明是在执行顶头上司的嘱托，分明是在小心谨慎地办事。可还是有人揪住一条莫须有的小辫，狠狠地举起了闷棍……！爸爸能承受这突然的一击吗？
　　待后请看——八、谁能告诉我之一、相煎何太急！
　　第八章谁能告诉我之一相煎何太急
　　故事再回到新婚最初的日子。
　　不管怎么样，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心里多少会有一些快乐。更为开心的是，那段时间又正值为参加县里汇演排练节目。这是我的特别爱好，新婚伊始，每天鼓乐欢鸣，轻歌漫舞，难得一时惬意。双喜临门，我理当竭一技之长，拿出几个象样的节目到县城舞台展示。
　　这次文艺盛会是县革委会宣传组下文，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而举办的。文件要求每个公社（场镇）至少要派一个代表队参加。为了搞好这次汇演，文件还点名从各地抽调部分业余作者，文艺骨干提前到县文化站报到，协助主管部门搞好这次汇演。我是被点名提前赴县的人员之一。
　　二分场艾书记很重视这次文艺汇演，一接到通知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