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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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顼舒了一口气，双手抚着苏轼，感情诚挚地说：“‘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简略而明了！先生三言，朕当深思。”
　　苏轼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望着年轻的皇上，泪花朦朦了。
　　篇八　王安石书房　福宁殿
　　琼林苑召见的秘密，加剧了朝臣们的胡乱度测　猜疑也悄悄渗进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者之间的友情
　　皇上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的消息、在当天晚上就传遍了二府、三司。官场宦海腾起的风波，在这个晚上突然打了一个回旋，急剧地向相反方向卷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官员和御史台、谏院官员的心情来了一个颠倒，喜悦和焦虑换了一个位置。
　　第二天清晨，知开封府吕公著和谏官刘琦、钱（岂页）、孙昌龄等奔走相告，聚集议商，四出打听，企图摸清苏轼、司马光参奏的具体内容和当时皇上的反应，以便确定他们再次上表抗争的言词。吕公著找到同修起居注孙觉询问，孙觉茫然不知。
　　宋朝中期，修注官记录皇帝言行，除朝会、经筵、行幸从其出入作简略记录外，主要有三种办法，一是直录皇帝言行。即皇帝在后殿阅事，在前殿视朝，允许修注官侍立作记。二是臣僚录报帝语。即皇帝召见臣僚议事，不允许修注官参加，召见次日，由臣僚告知修注官或由臣僚录记“圣语”封报起居院。三是百司供报修注事件。五日一报、十日一报，一个月报，其内容为进贡谢辞、游幸宴会、赐赏恩泽、风俗善恶、风云气候、奇异物事等。
　　同修起居注孙觉，也许是出于必须执行第二种录报方法，便答应了吕公著的请求，立即奔往苏府询问。
　　孙觉，字莘老，江苏高邮人，时年四十一岁。身体魁梧，髯长而美，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是苏轼的密友，与苏辙相交亦厚。当年苏洵购置西冈庭院，孙觉曾解囊相助。
　　孙觉在苏府与苏轼、苏辙交谈终日，得到的“参奏”、“圣语”只有十六个字：“山南海北，海阔天空，品茶论道，议论古人”。因为苏轼在会见孙觉之前，就得到苏辙的再度忠告，早就把他说给皇帝的三句谏言：“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压在心底，没有说出。孙觉大为失望，傍晚时分，回到家里，当着朋友的面长叹一声：“苏子瞻也学会耍滑了！”
　　但也怪，就是这声无可奈何的叹息，竟引起朋友们更大的兴趣，“苏子瞻耍滑”，不正说明内中有不好言明的秘密吗？他们请求吕公著亲自出马去司马光府邸再探。
　　吕公著，字晦叔，安徽凤台人，时年五十岁，是仁宗朝宰相吕夷筒的儿子。此人沉静老成，与司马光相敬相重，交谊极深。他深知司马光和皇帝不寻常的君臣关系，也深知这位“朝臣典范”决不会像苏轼那样的品茶胡扯，更深知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品德：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人短，从来不在妻儿面前议论朝政，从来不在迩英殿外议论皇帝的言谈笑貌、悲欢苦乐。吕公著之所以应了众人之请来到司马府邸，完全是一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人在极愁极乐时，都愿意和朋友谈谈心，以发泄其心中块垒。但愿司马君实也和常人一样，在极愁极乐的发泄中，能流露出几句重要的消息。
　　吕公著在与司马光将近两个时辰的交谈中，这位白须黄脸的“陕西子”连“琼林苑”三字也没有提及，自己几次提到“变法”两字，都被这位“朝政典范”用话岔开了。吕公著深夜垂头而归，面对朋友，苦笑而已。
　　事情愈发神秘。“猜疑”原是在各自疑虑的轨道上寻找谜底，琼林苑君臣会见本身就是一个共同的轨道。眼前朝野风狂浪卷，君臣会谈不可能不涉及。忧国忧民的苏轼和司马光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不申述自己的主张。越是不透露风声，越说明天机不泄。众人进而推断：“变法”大约要煞车了！于是，他们在品茶、饮酒中等待着“变法”煞车的惊雷传来。并把这殷切的希望通过酒气的挥发和茶香的飘散，传给了各自的亲朋故友，又通过亲朋故友的酒气、茶香，传出府邸、衙门，传向京都喜欢小道消息的人群……
　　第二日晚上，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吕惠卿、曾布、章惇、谢景温等人，也聚集在他的书房里。
　　书房的烛光亮着，窗外无数夏蚊，黑蒙蒙一片，嗡嗡不息地呐喊着。
　　王安石身着黑绸短衣，斜倚在一张长形竹榻上，一只手支在耳沿上，机敏的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间的肌肉无规律地搐动，显示他心底正飞速寻觅一个新的决断。人间若确实存在传说中的那种“耳眼心手，同时并用，以耳知事、以目明事、以心决事，以手行事”的奇人，那就是王安石这样的人了。
　　曾布神情忧郁地说着自己的看法：“……圣上召见苏轼和司马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移进琼林苑，分明有避开执政之意。更为奇怪的是，今天已是第二天，皇上既不视朝，又无谕示，会不会有突变可能？今天一整日，朝廷沉寂得出奇啊……”
　　曾布所谓的“突变”，就是暗传于二府、三司的“变法”可能煞车。他听到了，吕惠卿、章惇、谢景温等也听到了，他们都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王安石开口。
　　王安石不移不动，眉宇间肌肉渐渐隆起，形成一个下宽上尖的三角形。
　　谢景温一直注视着王安石的反应，当他看到王安石眉宇间的三角即将形成时，立即从怀里拿出一叠材料献策说：“可以断言，三个月来一直沉默不语的苏轼和司马光，在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中，决不会再作哑巴的。皇上今天的沉默和朝臣们暗地的雀跃，就是一个可怕的预兆。要粉碎这股暗流邪风，必须向几个有声望的人物开刀……”
　　王安石抬起头来，注视着杀气腾腾的谢景温，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表示。
　　谢景温接着说：“我半个月来查访得知，判尚书都省张方平曾散布流言，攻击‘变法’，说‘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这个张方平，原是苏轼、苏辙的恩师……”
　　室内沉寂无声。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竟然污蔑‘变法’是‘残民之术’。这个范镇，原是苏轼、苏辙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引荐人之一。且范、苏两家又有世交。更为有趣的是，范镇的重孙范祖禹，现时又被司马光借到书局供职。而司马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忠于皇上，他有一首写王昭君的古风诗不无深意：”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着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借古人而舒发心志，这不是对皇上的怨恨吗？“
　　王安石一惊，霍地站起，瞥了谢景温一眼，若有所思地踱步徘徊。
　　曾布被谢景温的手段吓懵了，茫然不知所措。
　　吕惠卿不动声色，他注视王安石。
　　章惇也被谢景温弄得心惊肉跳：这是冲着苏轼、司马光放暗箭啊！
　　谢景温继续陈述他的战术：“擒贼擒王，只要拿下这些头面人物，才能制止‘突变’的发生。而拿下这些头面人物的有效手段，就是向皇上弹劾他们貌似忠诚而反对‘变法’的罪行。我已写成了一份奏表，不知是否可用？”
　　王安石面色阴沉，眉宇间的三角形似乎已呈紫色。章惇看得出，王安石心里正有一场风暴，片刻便要雷声大作了。他的心“怦怦”跳动，一时喘不过气来。然而，王安石忽然缓缓摇头，随即把紧皱的眉头一展，停止踱步，又坐在竹榻上。
　　王安石的心绪在经历一段激烈的煎熬之后变得从容坦然了。他看得清楚，谢景温要以范镇和张方平为筏，向苏轼、司马光大开杀戒，以回击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这完全是“猜疑”产生的报复，是荒唐无据的！
　　他盯住谢景温，疾言厉色：“师直，你知道司马光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吗？那是十六年前在群牧司时，司马君实和我深夜饮酒后的一首唱和之作。如果说这首诗里藏匿了司马君实对皇上的怨恨，能有人相信吗？我不也成了司马君实的同谋者吗？王昭君就是王昭君，诗就是诗！‘咱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两句，我看倒是司马君实的神来之笔，深刻精妙地剖白了昭君心灵。司马君实是脚踏实地之人，决非阴谋行事之徒！苏子瞻虽然口无遮拦，决非无中生有之人！我们‘变法’者心胸要刚正，决不可望风捉影、深文周纳，妄织人罪啊！”
　　谢景温面红耳赤，把手中的奏表悄悄塞进怀里。
　　王安石转头询问吕惠卿：“吉甫，‘均输法’、‘青苗法’的条款和实施方案敲定了吗？”
　　吕惠卿一直注视着王安石神情的变化，从王安石对谢景温“杀伐”建议的训诲中，他发现王安石的心是软弱的。他的脸上浮起了一层莫名的微笑。但从王安石平静的询问中，他猜到这位软心肠执政的心头，定然又萌生了新的方略，立即取出“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呈上：“‘青苗法’因为子由有不同见解，诸多条款尚在争议。‘均输法’已经成文，请执政最后敲定。”
　　王安石立即接过“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拉近几案，移来烛台，对吕惠卿说：“吉甫，谈谈你对当前朝廷动荡的看法，越详尽越好！”
　　吕惠卿应了一声，谈了起来……
　　王安石端坐在案前烛光下，展开《均输法》，目视、手批、耳听、心决，忙忙碌碌。
　　吕惠卿毕竟是一个才智出众，辩才极佳的人物，对当前政局的分析，充分显示了他观察力的深透和敏锐。他说：“三个月来，我们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震动死气沉沉的朝廷，震动因循苟且的官吏，震动惧怕‘变法’的重臣，震动沉迷不醒的黎民。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我们自己却因此而害怕了……”
　　王安石目不旁视、手不停笔，大声称赞说：“好！‘变法’伊始，就是要雷滚九天，惊动鬼神！”
　　吕惠卿受到王安石豪气感染，提高声音继续说：“现时，‘均输法’还没有出台，‘青苗法’还在难产之中，其它新法正在研究拟定，‘变法’尚未真正开始，我们何罪之有？‘议行变更科举考试’一事，针对的是培育书呆子的教育旧制，与天下英才何碍？与黎民百姓何干？范镇说‘变法’是‘残民之术’，分明是无的放矢！张方平预言‘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实在是杞人忧天……”
　　王安石边阅文本，边随口吟出几句诗来：众人纷纷何足竟，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
　　……
　　王安石突然笔停手歇，中止吟诗，低头仔细看着《均输法》，挥笔修改，同时头也不抬地催促吕惠卿：“吉甫，接着谈你的高论吧！”
　　吕惠卿听了王安石即兴吟出的诗句，心境觉得坦然了。既然王安石觉得不必浪费精力与反对者去争辩，自己何必找气生呢？况且，王安石把反对“变法”的头面人物看作王莽，把自己比作圣人周公旦，可见已经是胸有成竹了。他觉得再说些什么都是多余的，便概括几句，作为自己议论的结语：“至于御史台、谏院一些官员的反对，恐怕只是一种本性罢了！”
　　王安石正在挥笔勾划着，闻吕惠卿之语而大声询问：“吉甫，你说他们的本性是什么？”
　　吕惠卿回答：“维护旧法。”
　　王安石扔笔抬头，纵声大笑，以掌拍案，连声称赞：“一语抓住要害！他们立足‘维护’，不想‘开拓’，恋旧而拒新，守死而畏生。此种官员，能有出息吗？”遂即又吟出两句诗来，完成了他那首未竟之作：“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
　　曾布这时凑趣说：“妙，全诗居境高阔，立意鲜明。最后这两句，铮铮铁骨，毫无畏惧。一个人是好是坏，并不在人们如何议论，而是由自己行为的好坏决定的。”
　　王安石点头：“千古皆然。我们变法者，只要本身刚正、清廉、光明、磊落，断不会被人骂倒，一定会赢得千古胜负。子宣，这份《均输法》，劳你尽快工整抄写，我要连夜进宫，呈奏皇上。”
　　曾布应诺接过。
　　吕惠卿看得出，王安石要抓紧时机反击了，便试探地提醒：“现时已将近亥时了。”
　　王安石笑着立起：“我子时进宫，一日之始，必定吉利。你们都安歇吧。”
　　王雱此时已将王安石的即兴诗背诵抄写于笺纸上，呈王安石过目：“阿爸，这首诗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可以留集的。”
　　王安石接过，目光一扫，笑着说：“理太直而诗意少，若为苏子瞻所知，又要说味若嚼蜡了。”说着，一撕一团。
　　谢景温急喊：“可惜，可惜啊……”
　　吕惠卿一笑，说：“王公子已牢记于心，会流传于世的。”
　　窗外亥时的梆鼓声敲响了。
　　亥时梆鼓，传进大内，传进福宁殿，拂动了内寝外厅里的烛光，惊扰了两天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夜徘徊、俯首焦思的皇帝赵顼，提醒了恭侍一旁的皇后。她轻步走到皇上身边，低声劝说：“官家，已是亥时了，入内安歇吧。”
　　赵顼闻声站住，抬头望着皇后，吁叹一声，微微摇头，又在室内徘徊起来。皇后望着赵顼，暗暗垂泪。
　　皇后，河南沁阳人，时年二十三岁，是真宗赵恒朝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其父向经曾任定国军留后。她贤淑聪颖、容颜秀丽，性情谦和；头上绾簪的粉红珠花，衬托着一双晶莹深情的眼睛，更显庄重秀美。她不似仁宗皇后（时为太皇太后）那样胆略超人，也不似英宗皇后（时为皇太后）那样的聪颖过人，却有着女人罕见的雍容大度、柔静平和。三年前，她以曾祖父的余荫和当时女子的德、才、容、工走进颖王府邸，与当时只有十八岁还不是皇帝的赵顼成了亲。她长赵顼两岁，以秀丽的容颜、温柔的性格与大姐一般的关切，赢得了赵顼的欢心和情爱。一年多颖府内如胶如蜜的生活，连结了两颗相恋相爱的心。在甜蜜的沉醉中，总嫌时光易逝、岁月短促。可现时，当皇帝了，当皇后了，朝廷“变法”了，忙碌代替了安闲，愁容代替了笑脸，昔日的欢乐已经逝去，忧郁、沉默、紧张、泪滴占据了这华丽的宫宇。白天没有尽头，这夜晚也没有个头啊！
　　赵顼昨日傍晚从琼林苑回到福宁殿后，就废寝忘食反复琢磨着苏轼、司马光晋见中的一言一语。
　　苏子瞻对贾谊的评论，似乎在诉说他自己的抱负。难道他在“自用其才”、在“持志忽耐”、在等待时机吗？可这个“时机”又是什么呢？苏轼对商鞅的评论，似乎是有所暗示，难道这次“变法”也和商鞅“变法”一样，也会出现功在安石、罪在安石的结局吗？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秦王朝兴盛了、败亡了；汉文帝和贾谊相会了、离散了；难道朕也在走这条道路吗？苏子瞻最后的三句谏言是明确无误的，“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虽不反对“变法”，不也在谏奏朕要稳健行事吗？也许现时马车奔驰得太快太猛，该勒勒缰绳了。
　　司马光的全部谈话，像一位师长那样的清晰、殷切、中肯和褒贬分明。他赞扬王安石“识高而学富”，并为王安石近日受到的非议辩解：“介甫无他，只是执拗耳”、“介甫固大贤，其失于用心太急，自信太笃”。公允之论，甚合朕心！朕没有看错王安石，也没有看错司马光啊！新进之臣以“守旧”之名罪司马光，诬而不公，不能信。
　　是啊，司马光在谈论中，曾议及吕惠卿，认为此人“奸巧非佳士”、“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必此人也”。询问其依据，司马光坦诚而语：此人城府极深，看不透，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司马光知审官院，知人颇深，这种感觉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凭感觉对待一个臣子，特别是一个才能超群的臣子，则是荒唐的。再说，“变法”伊始就更车换马，不正是为抗争的御史、谏宫长气添力、提供口实吗？而御史台、谏院之设，不也是为匡正朝事的缺失吗……
　　没有个头的夜晚，折磨着年轻的皇帝。他在“决”与“不决”之间徘徊着。他毕竟只有二十一岁，当皇帝只有两年，而且是第一次经受朝政纷争的考验，他的胸腔里那颗容量不大的心，还没有变得“冷酷如铁”或者“冷漠如沙”。他正在皇宫这座炼狱中经受着煎熬……
　　篇九　　皇宫　王府　苏府
　　一个惊人的消息从皇宫传出　家伎、官妓、娼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　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　一篇离奇的《奸论》哄响京都　罢贬狂潮席卷而来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之后的半个月里，朝廷异常平静。除了王安石每日进入宣德门处理朝政日常事务外，“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都似乎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丧失权力的臣僚们，熬着早至的酷暑沉默着，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皇宫里的一切动静。
　　六月初，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内皇宫传出：皇上焦虑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驾临福宁殿探视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见，受到了皇太后的严厉训斥。
　　这则消息明显地意味着“变法”要完了。可靠吗？御史、谏官们没有查实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员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确有深夜福宁殿探视皇帝“病情”之行，便深信无疑。于是，他们着魔似地欢腾起来。家蓄歌伎者，饮宴歌舞，通宵达旦；家无歌伎者，重金聘请，日以继夜。以致院街、马行街、曲院街、鸡儿巷、麦秸巷、杀猪巷有点名气的酒楼、妓院的歌伎、娼妓供应不敷，甚至曾出现争请之战。京都的文人们兴致极高，但因囊中羞涩，只能携拥野妓、暗娼夜游御街，在路灯荧煌和月色朦胧中狂舞高歌。
　　家伎、官妓、娼妓、暗妓、野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啊！
　　六月十一日，一声霹雳，“均输法”出台了。“均输法”宣布：为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朝廷拨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的费用。发运使掌握淮、浙、江、湖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都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交易蓄买”，贮存备用，供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同时，以陕西转运副使、五十三岁的薛向为东南六路发运使的实施机构出现于京都。派往一淮、浙、江、湖推行“均输法”的新进官员，突然从京都一下冒了出来，乘车的乘车，策马的策马，旗帜堂皇，轰轰隆隆，示威般地穿过东西大街，分六路奔驰而去。
　　府邸里的歌舞，哑了，停了。
　　家宅里的酒宴，凉了，散了。
　　御街上的夜游，冷了，垮了。
　　御史、谏官和二府、三司的官员们又一次遭到了嘲弄。他们怒火中烧；从大内皇宫传出的消息原来是假的！一定是王安石故意放出来，用以掩盖“均输法”的出笼。真是欺世骗人的卑鄙伎俩啊！
　　他们骂对了。但放出假消息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吕惠卿。这个“伎俩”，不是出于吕惠卿有意嘲弄，而是出于他性格上的“奸巧”。一种超越众人才智的“奸巧”啊！
　　重臣们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均输法”的出笼，简直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出笼的重演，完全是故意蔑视二府、三司。而薛向任东南六路发运使的设置属官和六路新进官员车粼粼、马萧萧地游街出京，则完全是“招待新进勇锐之人”的扬威仪仗。王安石啊，骄赛阴贼之徒！
　　他们骂的当然也有理。王安石确实有些“骄蹇阴贼”。如果说“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是“操之过急”，那么，这个“均输法”的出笼，就是“突然袭击”了。错而不改，变本加厉，还不够“骄蹇阴贼”吗？但，这种“骄蹇阴贼”也是他们反对、弹劾、抗争造成的，不“骄蹇”，“变法”就得煞车；不“阴贼”，新法就不能推行。王安石“用心太急，自信太笃”的执拗性格和刚毅果敢、锐意进取、不待时日、不畏艰险的品质决定了这次“突然袭击”的出现。王安石的本意也许是为了避免激烈的抗争，但却引起更加激烈的争斗。
　　二府、三司失却权力的大臣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们，开始在沉默中聚集力量，盘算谋略，睁大眼睛注视“均输法”的实施中有何纰缪，准备伺机反扑。
　　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在淮、浙、江、湖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设置机构、招徕官员、组建官船、招募客舟。开始了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均输，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从中盘剥，以图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设想。
　　汴河上的漕运船队一日一日地增多，桅杆如林，锦帆蔽空，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粮百货渠运而来。漕运号子声震动京都，日夜不停，为繁华的京都又增加一景：“汴河锦帆”。
　　在日夜回响的漕运号子声中，闭门不出的司马光，以他特有的沉稳，投入了日以继夜的书局事务，又送走了半个月时日。前天，他的助手刘攽因其哥哥刘敞（字原父）病故将近周年，回江西新余老家扫墓去了。他的另一位助手刘恕，因已调书局供职，也返回翁源县交割事务去了。书局的工作暂停，这就给了他潜心研究《均输法》条款的足够时间和精力。
　　司马光研究“均输法”的初衷，原只是想摸清皇上突然决定加速推行新法的意图，其中也许含有寻找其中谬误的动机。但在一夜半天的研究之后，他竟奇异地萌生了兴趣，认为这部“均输法”若能切实实施，也许真是一部求治有效的妙方之一。他顺手推开儿子司马康送来的午饭，闭目凝神地悉心琢磨。
　　范祖禹走进书局，看见桌案上未动的饭菜和展开的《均输法》文本，以为老头子又在为“变法”生闷气了，不觉微微摇头，迟疑片刻，轻步上前，低声叫了一声：“老师……”
　　司马光忽地睁开眼睛，目光闪亮，顺手就把《均输法》文本推给范祖禹、激动地说：“淳甫，这是介甫制定的《均输法》，你看看！”
　　范祖禹以为司马光因气愤所致，急忙宽慰：“老师正在治史，不必为眼下的事情过分操心。”
　　司马光看出范祖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笑说：“治史为了资今。否则，治史何用！”
　　范祖禹愕然。
　　司马光兴致极好：“这部《均输法》，是介甫才智之所集，很值得一看的。”
　　范祖禹惊讶了。这部“均输法”文本，他已在祖父范镇府邸看过了，结论是“纲”极佳而“目”极缺，缺少预防消极后果的措施。他不敢把这个看法告知祖父，因为祖父根本就没有理睬这样的文本。他此刻来到书局，就是想探知司马光对这部文本的看法的。如果能借重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力，把自己的看法奏知皇上，以弥补此法之缺，不是比御史、谏官们的一味反对强多了吗？他了解司马光这个老头子的为人，在朝廷群臣面前，神情严峻、不苟言笑，语不虚发，令人敬畏，但在与后生学子的交谈中，却慈祥随和、乐于争辩，毫无凌人之气。出于尊敬，他捧过“均输法”文本，坐在司马光对面，请教说：“能为老师赞赏者，必有创见之处。请老师示知。”
　　司马光持须而语：“我朝建都汴京一百零八年来，为供应皇室、百官、军队、市民之需，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粮盐百货。近几十年来，官吏因循，不问丰年灾年，不问需要多少，不问价钱贵贱，一律照章而行，致使运费浩巨，供应不协。物品缺时，高价收购；物品多时，半价抛售。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左右市易，上赚国库银两，下敛黎庶之银。此法主张粮盐百货漕运官营，强调‘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之原则，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之资，并提出”从便交易蓄买“，以避免富商大贾之盘剥，也许可解国库匮乏之忧。”
　　范祖禹头点：这就是他认为的“纲”极佳之处。但“目”呢？老头子不会见而不察吧？他再次拱手请教：“老师教诲，我记住了。此法有无偏颇之处？”
　　司马光慈和地望着范祖禹：“历代安业乐富之道，在于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此法立意于官营，必压抑商贾之交流，乃为偏颇之处。矫枉过正，也许是一时之需，介甫有意为之。我所虑者，此法匆忙而出，实施官吏未加精选，未经教育，新进锐勇之士，又不明宗旨，不解分市深意，如果借法弄权，或假公济私，则此法之害，烈于富商大贾矣！”
　　范祖禹瞠目，自己看到的是“‘目’极缺”，而老头子看到的是“祸所倚”，比自己深刻多了。他情急地说：“老师既看到福之将至，祸之所倚，何不立即奏请圣上，或转告执政，匡正所缺，以完备新法。”
　　司马光神情一震，面色忧郁起来，旋即吁叹一声，闭目摇头。似乎在说：介甫急功，皇上近利，箭已发出，欲停不及。若再烦言相扰，独讨皇上厌烦、介甫怨恨耳！
　　范祖禹看出了司马光的疑虑。
　　他突然想到风华正茂、言无所忌的苏子瞻。此人素来敬重司马光，亦为皇上所赏识，也许能够转呈老头子之所虑于皇上，便站起恭身询问：“老师有意会见苏子瞻否？”
　　司马光蓦地睁开眼睛，惊异地打量着范祖禹，神情肃穆地叮咛说：“淳甫，从今以后，你也少晤苏子瞻吧。你两家有世交之谊啊……”
　　范祖禹愣住了。
　　此时的苏轼，正在苏府庭院梨树下，歌舞酒宴，款待他的朋友章惇。
　　章惇今天是骑着他心爱的“秦岭玉”来的，现时就系在庭院内的假山旁。此马不算高大，脚力一般，但体态极为神气：浑身雪白，通体如玉，短鬃秀尾，笋耳亮目，颇具飘逸之韵；其反应灵敏，善解主人之意，为章惇自得而乐道。今天，赤色辔头饰其脑，红色鞍鞯覆其背，玉体飘火，更显神韵。苏府上下人等，围而观赏，啧啧称赞。章惇曾任商州令，政绩颇佳，此马乃商州的一位朋友去年来京时赠与的。
　　章惇今日是为调解苏辙和吕惠卿日益紧张的关系来到苏府的。苏辙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之职后，奉王安石之命与吕惠卿共同制定《青苗法》条款。“青苗法”是“变法”在乡村中的根本措施，用官府贷款之力，发展农业生产，消除富豪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抵制土地兼并和农村贫富日益严重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