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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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边”虽可免于灵州兵败，但朕的“中兴业绩”却是缈茫无期了……“
　　夫人臣自为计与为人主计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虏，无以为功；为陛下计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
　　赵顼心头一凛，“为陛下计，惟天下安、社稷固否”，他的头脑似乎一下子清醒了：若五路兵马全殁于灵州，国家精锐兵马尽矣！天下何以安？社稷何以固啊！
　　他情急挥手，截住了章惇的朗读：“章卿，呈此表者何人？”
　　章惇急忙拱手回答：“禀奏圣上，此表署名滕甫。”
　　“是知筠州的滕甫元发吗？”
　　“禀奏圣上，正是此人。”
　　蔡确在章惇朗读奏表声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帝赵顼神情的变化。他自以为看得清楚，奏表中论述曹操用兵的巧思，曾使皇上激动向往；奏表中阐述兵法上“同舟遇风则吴越相救”的哲理，曾使皇上怦然动心：“聚重兵境上”，曾引起皇上的猜疑；而“为人主计”已使皇上厌恶了。精明的章体，也有失算的时候。他抓住时机，霍地站起，跨步出列，向章惇发难：“臣蔡确恭奏圣上。章惇大人今天的举止使臣惊讶，殿堂之上，竟敢指鹿为马，欺君蔽上，其罪当诛！”
　　群臣震栗。
　　皇帝赵顼面色阴沉：“蔡卿，你之所奏，使朕茫然。”
　　蔡确扑咚一声跪地：“圣上明察。这份奏表的炮制者，根本不是知筠州滕甫，而是贬往黄州的罪犯苏轼！”
　　张璪瞠目。
　　蒲宗孟木呆。
　　王安礼、孙固惊诧。
　　皇帝赵顼惊愕，目视章惇，厉声叱道：“章惇，你知罪吗？”
　　章惇跪倒在高台之下，低头不语。
　　“呈上奏表！”
　　章惇双手举起奏表，梁惟简接过，转呈皇上。
　　赵顼接过奏表仔细地翻阅察看。
　　他面色凝重，双手在微微抖动，眉宇间浮起一层浓重的忧思。
　　这分明是苏轼的字迹，这种字迹展现在眼前，似乎神奇地加重了这份奏表的分量。那字里行间显露着一颗苏轼“为人主计”的忠心，似乎促动着他的心向“退兵守边”一边转移，但心底又腾起一连串憾恨、疑虑和焦躁，“退兵守边”将证明自己“用兵西夏”决策的失误，将招致群臣的轻蔑，将挫伤黎庶的期望，也将贻笑于邻邦。
　　下不了这个决心啊！
　　他打量着眼前的宰执大臣，希望得到臣下的支持。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蔡确的脸上：“蔡卿，章惇欺朕，你何以得知？”
　　蔡确面色从容地拱手答对：“禀奏圣上，这份滕甫署名的奏表，是十月八日由筠州府衙上呈朝廷的。臣与王珪大人在参阅承办中，察其文风不似滕甫大人行文之朴实，其文理亦不似膝曹大人为人之忠恳，且筠州距灵州战地数千里，妄议边情更非滕甫大人之所肯为，故暂时搁置于政事堂，遣人去筠州察其实情，始知这份奏表乃苏轼假胜甫之名上呈。圣上明察，苏轼行事如此藏头咸尾，联系其阶往之桀傲慢上、讪谤朝廷，臣痛惜其戴罪黄州而不知侮改。章惇大人与苏轼相交数十年，情谊之深，朝野皆知，当熟知苏轼的文风、字迹，然而今夜竟胆敢放殿堂之上欺君蔽上，臣甚感蹊跷……”
　　赵顼盯着蔡确而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急剧地思索着：搁置奏表与扣压奏表何异？只怕是心中无边情之危，只有一个鲠｜喉的苏轼啊！这也是一种“人臣自为计”吧！他深感失望。
　　跪在蔡确身边的王安礼，此时已猜知了章惇为苏轼回京铺设途径的用意，也看穿了蔡确逆闭苏轼回京道路的用心，便挺身站起，拱手禀奏，为苏轼辩解，为章谅解危：“禀奏圣上，我朝群臣之间，代友上书、代友论事、代友呈表、代友辩诬，乃朝政修明之体现。欧阳修有《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代杨推官泊上呈日相公求见书》，堪以为荣。今苏轼以戴罪黄州之身，代滕甫大人上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足见其不忘君恩，不忘朝政，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乞圣上恩予嘉奖，以励天下仁人志士之心。圣上今夜召对群臣意在征询‘应变之策’，以扭转灵州会师诸路失协之危，若所献之策可取，何必拘泥于呈策人是谁？滕甫也好，苏轼也好，不都是圣上的臣子吗？切不可因有人‘甚感蹊跷’而疑移。十月以来，灵州战地形势急剧变化，‘塘报’纷至，多为西夏兵马截我后路、烧我粮秣、暗袭夜扰之事，种种迹象显示，西夏确有引我深入之图谋，苏轼的‘奏表’正是缘此形势变化而发，今赵离‘塘报’告急，事危矣，乞圣上从速决断，退兵守边，保存精锐之师，以图再取……”
　　皇帝赵顼凝视着王安礼，心头浮现出王安石的身影：和前与介甫，虽政见不同，性情有异，然耿直无伪、心底无私，堪为兄弟。良哉斯言，事危矣，是该从速决断了。
　　张璪素与王珪、蔡确、蒲宗孟同心，蔡确的禀奏已勾通他们之间灵犀上的相知。他知道，王安礼的禀奏已使皇上的思索落在苏轼的奏表上，便站起出列，拱手禀奏，直接对准苏轼的奏表开刀了：“禀奏圣上，臣聆听了章惇大人朗读的苏轼奏表，甚为惊讶。这份奏表字里行间，充斥着猖狂清谈、不臣不忠之气，苏轼所膜拜的，是奸臣曹操；苏轼所轻蔑的，是英明的人主；苏轼所赏识的，是西夏的‘坚壁清野以抗王师’。这份奏表的要旨，依然是‘桀傲慢上，讪谤朝廷’，公然反对圣上‘用兵西夏’的决策。圣上明察，苏轼在这份奏表中，提出‘法当缓行’、‘聚重兵境上，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若依此行事，贼虏何时可灭？疆土何时可复？圣上中兴业绩何时可见？现‘灵州会师’情状尚未完全明了，断不可骤然退兵守边，以示弱于西夏。臣斗胆上奏二事，乞圣上明断：其一，请圣上敕令陕西转运判官李稷，速运粮秣、金银、钞帛，犒劳五路兵马，以昭圣恩。其二，请圣上速遣忠信可倚之臣前往灵州督促，整饬五路，合力图敌。圣上，大宋臣民都翘首京都，盼望圣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啊！”
　　蒲宗孟一直在思忖着，“攻取灵州”原是皇上威望的寄托，是“天纵英明”的体现，是“元丰改制”业绩之所在，而苏轼的奏表，只不过是皇上业绩功亏于篑时的一副苦药。苦药是难吞的，只有灵州战地还跳动着一点希望的火花，皇上决不会轻易地“退兵守边”。现时最需要的是坚定皇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信心。他挺身而出，针对皇上心中的疑窦，拱手禀奏：“臣蒲宗孟禀奏圣上。据臣所知，知河东军王中正，平日懒散，不习操练，将纵兵骄，自入夏境，望空而行。因畏惧西夏兵马暗扰夜袭，每夜二更即令军中灭火，禁止造饭，遂使士卒食乏多病，引起士卒不满，营中曾有‘当先杀王昭宣（王中正曾任昭宣使）和赵漕运（囗）乃溃归’之流言。故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夜飞马送来的‘塘报’，究竟有几分真实，臣心存疑虑；五路兵马主帅李宪，长期任职官中，其忠毅干练，圣上知之极深，主持军务以来，捷开兰会之役，擒敌首三人，俘敌酋二十余人，斩敌二千有余，筑兰会等州。九月，收复米脂，进驻银川，歼敌八万，其功大焉，怎可凭河东军一漕运所呈的一份虚实莫辨的‘塘报’，轻论五路兵马主帅之失误。李宪失期未至，或有所图谋，亦未可知。至于苏轼假滕甫之名上呈的这份奏表，若作文章观赏，挥笔洒脱，洋洋荡荡，层次分明，论据妥切，足以销魂荡气；若作‘应变之策’详考，乃纸上文字，毫无可取。如这份奏表中有‘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搜乘补率，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之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之议，实在是近于梦话。圣上明察。现时五路兵马已逼灵州城下，能突然调回边境鸣金擂鼓吗？章惇大人今夜以这份奏表上呈，只怕是因为与苏轼的友谊太深了……”
　　蒲宗孟用调侃轻蔑的话语贬低了赵离“塘报”和苏轼奏表的份量，似乎也减轻了赵琐心头的重压。争欲急功、自崇权威终于压倒了边情的险危和心头的慎虑慎思。
　　王珪从皇帝赵顼闪亮的眼神中察觉到蒲宗孟禀奏的功效，当蒲宗孟的禀奏声一停，他便抖擞精神站起：“臣王珪禀奏圣上。五路兵马会师灵州，已成合围之势，断不可功败垂成，失去战机，遗恨千古。苏轼假滕甫之名呈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虽猖狂不臣、干扰圣思，但一片忧国之心，似可宽恕。现灵州战地诸路失协，皆因监军李宪失期迟至所致，乞请圣上速遣大臣宿将整饬诸路，合力图敌，即可收‘攻取灵州’之利。臣仅奏：内侍押班李舜举忠信可倚，行事稳健，曾制置径原军马，熟知边情，长于御将，可暂代监军之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谙熟兵书，通晓战阵，每议边事，见解不凡，平日常自吁叹：”西北唾手可得，恨将帅怯耳‘！可任五路兵马指挥之责……“
　　枢密使孙固大骇，勃然站起，拱手禀奏：“禀奏圣上，蒲宗孟大人、王珪大人之议，臣不敢苟同。蒲宗孟大人以为苏轼的奏表只可作文章观赏，难道蒲宗孟大人的禀奏也只可作‘杂掰’听闻吗？征战之事，人命相搏，社稷安危所系，明知西夏在设伏陷阱，诱我深入，何必要自招溃败，孤注一掷？请问蒲宗孟大人，你能断定赵离的‘塘报’是谎报军情吗？你能断定西夏的‘诱敌深入’不存在吗？你能断定‘诸路不协’是假的吗？”
　　蒲宗孟惊慌无语。
　　“蒲宗孟大人既然不敢拍着胸脯断定，那么，苏轼的奏表就是一个值得详考的‘应变之策’。圣上，苏轼所奏，乃从大局出发，灵州退兵虽有种种困难，但总比全军覆灭于灵州光彩合算得多。圣上若能采纳苏轼之策，臣愿荐举一人，前往灵州战地，宣示圣上谕旨，协成诸路将领之和，确保五路兵马安然退居境上。”
　　皇帝赵顼询问：“此人是谁？”
　　“司马光。”
　　赵顼惊讶：“司马君实！”
　　孙固急忙跪倒：“圣上，司马光虽不知兵，但人望品德，朝野称颂，将士德服，大辽、西夏，亦弹其日月肝胆，且十年前曾知永兴军数月，与西北诸路将领高遵裕、种谔、刘昌柞、王中正等颇有交往。司马光前往宣示圣谕，必将昭泽圣上恩德于军营。臣乞求圣上明断！”
　　皇帝赵顼凝望着白须漫胸、目光期待的亲信老臣孙固，神情默然。他心里明白，孙固是在借机奏请司马光早日返回朝廷。可现时，边情危急，朝廷纷争又起，是司马光重新返回朝廷的时候吗？
　　王珪、蔡确、张璪、章惇、王安礼、蒲宗孟都在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皇上的决定。
　　良久，皇帝赵顼微微摇头，决断地说：“和父先生，朕知道你的一片忠心和用心，朕不忍年老的司马光驰骋于疆场啊！朕意已决，与西夏决战于灵州！”
　　孙固老泪滚落，仆伏于地。
　　皇帝赵顼扶案而起，发出谕示：“诏令内侍押班李舜举、知制诸兼御史中丞徐禧立即进宫！”
　　梁惟简跪地领旨。
　　突然，跪地待罚的章惇仰起头来，高声呼号：“圣上，良策当纳，良臣当用，今日朝廷，需要苏轼和司马光啊！”
　　皇帝赵顼闻声色变，把冰冷犀利的目光射向章惇。
　　孙固、王安礼一时木呆了。
　　篇三　洛阳　独乐园　流觞溪畔
　　春寒料峭的“耆英会”唱和　苦情苦泪的“靡哲不愚”　司马光著书的过度劳作，加速着躯体的衰老，终于“中风”
　　病倒于钓鱼庵
　　十一月底，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奉诏前往西北战地指挥五路兵马攻取灵州去了，给京都居民增添了一股热血沸腾的兴奋。同时，被贬逐的知开封府文彦博来到洛阳留守御史台就职，把内政边事的窘迫和朝廷中枢的纷争悄悄地带给了闲居洛阳致仕、遭贬的老臣们。这些“伏枥老骥”个个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朝廷内政边情的进展。
　　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五日巴时，著书于钓鱼庵的司马光，正在伏案删定唐代长编，神情肃穆地为唐僖宗（李儇）中和元年农民造反军首领黄巢攻入长安的一段文字润色加笔：“……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忽然司马康推门进入：“父亲，文彦博大人来访。”
　　司马光闻讯惊异，住笔出神。
　　司马康走近书案，低声说：“文彦博大人任西京留守一个月来，听说已筹建了一个诗酒社，名曰‘耆英会’。”
　　司马光自语：“‘耆英会’？是年老英贤相聚之意吧？”
　　司马康急忙作解说：“是这个意思。据洛阳街头传闻，这个‘耆英会’是文大人仿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遭贬后卜居洛阳，与胡果、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李元爽、僧人如满等耄耋老人宴游洛阳香山，诗酒相聚而成‘九老会’的古例成立的，其旨为‘徜徉山水、林亭、名阁、古刹，以恰天年’。并以‘尚齿不尚官’为序，以‘年满七十’为岁界。”
　　“洛阳都有哪些人参加？”
　　“听说七十九岁的郑国公富弼大人，七十七岁的司封郎中席汝言大人，七十六岁的朝议大夫王尚恭大人，七十五岁的太常少卿赵雨大人，七十五岁的秘书监刘几大人，七十二岁的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大人，七十二岁的太中大夫张问大人，七十二岁的朝议大夫王慎言大人，七十岁的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大人都入会了。连身在大名府。家留洛阳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大人也投书文彦博大人，申请加入‘耆英会’。”
　　“洛阳街头有何反应？”
　　“听说文彦博大人离京来洛阳前，皇上曾以‘西都旧士女，白首伫瞻公’的赠诗送别。荣天子之言，洛阳街头对‘耆英会’的成立是一片叫好声。”
　　司马光骤然感到一股冷飕飕的寒风逼人：这些参加“耆英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十多年来因为反对“变法”被皇帝贬逐、致仕的人物。这些志同道合者的集会结社，就不怕朝廷罪为“结党谋反”吗？“耆英会”的出现是一种征兆，可这“征兆”预示着什么？天下人心的变化？朝廷纷争的深入？还是一群遭贬者失去理智的疯狂？使他更为不解的是，朝廷对此事为什么没有反应！是中枢重臣根本不知“耆英会”的出现？是宰执大臣们忙于西北边境的战争无暇顾及？还是皇上有意借用唐代“九老会”的遗韵遗风消耗这些耄耋之臣的余热残火呢？唉，自己离开朝廷十二年了，京都的一切，朝廷的一切，都茫若隔世，看不清，说不清了。他突然想到“耆英会”的倡导者文彦博，这位辉煌于仁宗年代，执权于英宗年代，对抗“变法”十四年至今不悔的潞国公，是素以胆识谋略称著的，如何此时也变得孟浪昏债了？也许该会一会这位六十年来的“不倒翁”啊……
　　司马康见父亲沉思不语，便低声说出自己的想法：“父亲若此时不便会见文彦博大人，我就以‘外出造访’四字谢之。”
　　司马光置笔掩卷，吩咐儿子：“弄水轩备茶接待潞国公！”
　　文彦博，字宽夫，山西介休人，时年七十七岁。仁宗天圣年间举进士，累迁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使、如泰州，曾呈表论军队制度上“将权不专、军法不严”之弊，并稍有成效，对加强西北边防有所贡献。庆历七年（1047年）任宰相，与枢密使庞籍合议裁减冗兵，颇有进取精神。皇祐三年（1051年）被弹劾罢相，出知永兴军。至和二年（1055年）复宰相之职。嘉祐三年（1058年）出判河南、大名、太原等府，封潞国公。英宗皇帝即位后，任枢密使四年，政绩颇佳。皇帝赵顼即位后，因其反对“变法”出知洛阳。元丰三年，出知开封府。元丰四年五月，反对朝廷“用兵西夏”，被斥为“流俗无为之论”，十月，两次上呈奏表，论征战师老兵疲之状：“……臣闻昨来西师出界，中辍而还，将下师徒，颇有饥冻溃散，以碍人众，不行军法。今便欲再举，何以励众？又，运粮远涉，颇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没。伏望圣慈深察王师之举，必有边将谋臣首开端绪以误大计，若不深责，无以励后……”王珪、蔡确怒，反弹文彦博“虚言怨谤”，皇帝遂贬文彦博任西京留守。这位三次任中枢将相的潞国公于去年十一月下旬移居洛阳，不仅带来了朝廷纷争未见结果的祸福现实，而且以其不甘寂寞的愤心悲怀，串连于致仕老臣之间，联络感情，交流政见，经时月余，终于建造了“耆英会”这个议论朝政的讲坛。
　　文彦博虽年已七十七岁，但脑力仍健，并不糊涂，他同时代的人物，死亡的死亡，致仕的致仕，现时还混迹于高官职位者，唯他一人。近六十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处人处世经验，三次担任中枢将相的显赫经历，使他练就了超人的敏锐洞察力。他此时看得清楚，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开京都，已有六个年头，这六年中，变法的主要人物已零落四散，“王安石变法”已名存实亡。在这“名存实亡”的过程中，上至中枢宰执大臣下至州府官吏，人心失落，法纪松弛，道德沦丧，糜费成风，物欲泛滥，贪黩横行，已构成了大宋一百多年来最为可怕的危机。朝野忧国之士，皆悲怀痛心而吁叹；城乡朴纯之民，皆忍怨含怒而诅咒。可皇上和宰执大臣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仍然打着“变法”的旗号用兵，耀武邀功，全然不知大祸将至。兵事无常，若万一失败，朝廷可真的要出现一场翻天覆地的混乱了。“耆英会”的倡导和成立，完全是他这种认识和心境的产物，希望能在这老臣聚集的洛阳，唤起人们“心存魏阙”的波澜，为来日可能出现的混乱纷争作未雨绸缨之备。他之所以援唐代诗人白居易“九老会”古例而行事，正是为了用优游闲散、诗酒浪迹、遗情世外的外表，掩饰其所图所为。他毕竟是用心深沉的，通机哄然而起加盟于“耆英会”的十二位朋友，大都是风烛残年，纵有臂撑苍穹之心，却无柱砥中流之力。在默默数通洛阳城中千百人物之后，他把目光紧紧盯住了独乐园里的司马光。
　　司马光的声望，在王安石“变法”停滞之后，已成为朝野仰望的一面旗帜；司马光的品德，已因冷居独乐园十二年不妄言朝政，成了“臣道”的典范；司马光的博学才智，将因《资治通鉴》的成就而居文曲之位；司马光的居官清廉、为人忠贞简朴，已赢得黎民百姓的心。更为重要的是，皇上已有起用司马光之意。文彦博每思念至此，均展眉捋须高呼：“司马君实，你当为‘耆英会’中人啊！”
　　司马光在弄水轩接待了文彦博。
　　今天的文彦博是偕画家郑奂来访的。他身着裘袍，头戴皮帽，脚著棉靴，颈围狐尾，拄九节藤杖；面色红润，朗目流盼，剑眉似雪，白须冉冉，神情雍容自若，一副长者之风，居上而轻拂屋宇。
　　画家郑奂，时年五十三岁。形容消瘦，性情随和，木油寡言。一身蓝色布袍，一顶短檐高帽，一条黑色围巾，手携一只画囊，颇具潇洒之气。但在文彦博的神采风度掩抑下，几分文人洒脱，已变为一派寒酸了。
　　司马光之于文彦博，在年龄上已居晚辈之列，且因其恩师庞籍任枢密使时，文彦博官居宰相之位，两人同居中枢，相扶相助，并有“合议裁减冗兵”而共遭御史弹劾之谊，司马光遂以事庞籍之礼事文彦博。三十多年来，岁月沧桑，庞籍早已作古，文彦博亦居官外府，政事无涉，相聚极少，近十二年来，司马光居洛阳独乐园专意著书，不问园外之事，与文彦博也就断绝了交往，但那种“师生之谊”在司马光心里仍然是不移不减的。
　　主客相会于弄水轩，司马光对文彦博执弟子礼以跪拜祝福，对郑奂执朋友礼以拱手问好，并亲自执杯敬茶，侍立一侧，态度极为恭谨。文彦博捋须大笑作答：“流光飞梭，恍惚之间，已逾三十多年了，不期当年庞籍公门下的谏水神才博学郎已经是鹤发阔额了。君实啊君实，你现时已是朝臣典范、天上文曲、四海人望，仍如此恭礼而立，不减当年，文彦博可真有如坐针毡之感了。来，来，来，你我相对而坐，品茶共语，一不尚官，二不尚齿，岂不更为亲切融和吗？”
　　文彦博以长者风趣的训教开始了十二年来首次相聚的交谈，使司马光一时窘迫而不得不从，便拱手告坐：“谢潞公教诲。恭敬不如从命，司马光合罪僭越了。”
　　文彦博反客为主，为司马光执壶斟茶，借机谈起移居洛阳近一个月来的观感，风光、气候、习俗、饮食、婚娶、游宴，话无定题地寒暄起来。
　　坐在一侧的画家郑奂，既不饮茶也不插话，悄悄打开画囊，展纸墨于桌案上，一会儿打量着文彦博，一会儿打量着司马光，挥笔泼墨地作起画来。
　　司马光与郑奂交谊亦深，郑奂是独乐园的常客，举止已不拘俗礼，往日与司马光谈诗论画，多为简要提询、静听解说，偶有诘难，亦简短数字而已，已达相知以心，不以语言之境。
　　此时，因司马光根本不知“耆老会”成员均有画像挂于“耆英堂”，反而以为文彦博初至洛阳，郑奂跟踪相随，展纸作画，是为文彦博留取须眉皓白之神采，便尽心尽力地应和着文彦博的妙语机珠和神采飞扬，为长者尽晚辈辅成之谊。
　　文彦博在兴致越来越浓的寒暄中，巧妙地把话头转入了正题：“洛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君实耐得辛苦，耐得清冷，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祈钱拜金的世态中，埋头冷室十二载，坐冷板凳著文章，真算得上是一个冷透心肠的奇人了。但不知宏篇巨著《资治通鉴》进展情况如何？”
　　司马光心中突地腾起一股暖流：此公尚知冷室著书之苦啊，比起几年前那些“谣言啄伤”的中枢大臣简直是圣人再世了。他不愿谈十二年冷室著书的清苦，但不能不谈朋友们的功绩。
　　他谈到刘攽贡父的强学博敏：“……典籍所载，太史所录，俚闻录记，故事旧章，孔墨百氏，阴阳鬼神，贡父无不涉知，真可谓超绝一世。惜乎朝廷不怜贡父嗜史之心，硬是贬往泰州去了。”
　　他谈到刘恕道原的博闻强记：“……上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道原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道原了若指掌，讨论编次，多出道原，遇史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道原解之。惜乎因治史而殁身。”
　　他谈到范祖禹的智能明敏，好学能文：“……遍间旧史，若鲸吸川，别白是非，不少借隐，躬耕冷室，用力最勤，唐史长编近七百卷，皆出淳甫之手。设书局十二年间若无一淳甫，其状如何？不堪想啊！”
　　他谈到《资治通鉴》的现状：“《资治通鉴》一书，篇帙浩繁，计约为三百卷左右，今定稿者，仅十之六七，然光近党力衰，精力似已不济，目视近昏，齿牙无几。但愿天公能假光三四春秋，以成此书，则光无所求了……”
　　郑奂仍在默默地作画。
　　文彦博立即接过司马光的话题，抛出了自己此行之所图：“君实啊君实，何苦执著如此？蜜蜂筑巢，尚知戏游花丛；蜘蛛织网，尚知夜作昼眠，你何劳逸之不分啊！《诗经》有云：”靡哲不愚‘，是说圣哲之人也有糊涂的时候，这句千古妙语，却偏偏叫你证实了。你治《资治通鉴》，当知魏武曹操有几句吟唱：“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恰之福，可得永年’，离开清冷的书斋吧，走出狭窄的独乐园吧，丢开你日夜守而不舍的《资治通鉴》吧，随我到一个舒心畅怀，无忧无虑的地方去……”
　　长者毕竟是长者，倚老卖老的长者往往是不容争辩的长者，司马光突然感觉到此时的文彦博仍然是三十年前的朝廷宰相，自己此时已完全进入了三十年前太常礼院掌管文书的角色。他神情惶惶然，急忙拱手请教：“潞公所言‘舒心畅怀，无忧无虑’之地何在？”
　　“洛阳‘耆英会’。”
　　司马光几乎惊讶出声，但见文彦博朗目炯炯，如火相逼，一副自信自得之状，他欲断然拒绝的回答噎在嗓间吐不出来了。真是一日为师，终生门下啊！他慢慢吞回卡在嗓间的话语，佯作不知，拱手恭敬询问：“潞公所谓‘耆英会’者何？”
　　“‘耆英’者，老英雄之谓也。会而结社，乃仿唐代诗人白居易‘九老会’之所为。”
　　“宗旨何在？”
　　“开筵坐花，飞觞醉月，鼓腹而歌，以乐其生。”
　　“耆英高贤何人加盟？”
　　“郑国公富弼彦国、司封郎中汝言君从、太常少卿尚恭安之、大常少卿赵丙南正、秘书监刘几伯寿、卫州防御使行己肃之、太中大夫建中正叔、司农少卿慎言不疑、龙图阁直学士赵焘景元、太中大夫张问昌言，均已入会加盟。现时唯缺一人……”
　　“所缺何人？”
　　“执印挂帅之士，大宋之白居易白乐天啊！”
　　司马光急忙应声附和：“潞公德高望重，朝廷栋梁，文勋武功，世人共颂，天下学子高山仰止，朝野人心仰福所倚，当掌‘耆英会’之旗而无愧。”
　　文彦博捋须大笑：“老朽年已七十有七，行将就木，掌什么旗啊？唯愿以此衰老之躯，充当马前走卒之役，鸣锣开道，为贤者鼓吹，为能者呼号。连日所思，已为‘耆英会’觅得一位执印掌旗之人。”
　　司马光急声询问：“此人是谁？”
　　文彦博从容作答：“司马君实。”
　　司马光大惊失色，“啊”地一声呆住了。
　　画家郑矣作画完毕，掷笔于案，捧起画像展于司马光面前：“司马公请审视，‘耆英堂’里唯缺公之形容啊！”
　　司马光惊慌站起，面对文彦博，拱手弯腰，声音发抖：“潞公，此事万万不可！司马光才疏学浅，遇事懵懂，生性呆滞，拙愚无比，怎能‘开筵坐花’？司马光既无酒量，又无诗才，行酒无令，猜拳头晕，怎能‘飞觞醉月’？司马光黄面白发，骨瘦如柴，齿牙无几，胸背相贴，怎能‘鼓腹而歌’？只怕是敲破肚皮，也敲不出一缕声响的。再说，‘耆英会’以年七十为岁界，光今年只有六十四岁，怎敢僭列耆英高贤之列。潞公，请你网开一面，饶过晚生吧！”
　　郑免看着司马光惶恐怜乞的样子抿嘴笑着。
　　文彦博却频频点头，似乎动了恻隐之情，挽司马光之手娓娓而语：“君实啊君实，你的申辩和难处，真使我心肠发软了！我知你平生好学，学则锲而不舍，锲而有成。‘开筵坐花’，必能改变你迂阔之性，‘飞觞醉月’，必能消散你忧郁之思，‘鼓腹而歌’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