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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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赵顼以自己理解的“权变”，也达到了目的。王安石还得为他所用。
　　司马光的九份“辞呈”，成了流俗言论的代表。他呼喊的“匡正缺失”，成了为吕诲、吕公著等人的公开呜冤。他的存在，成了保守因循的象征。他必须离开京都了。但贬往何地呢？皇帝赵顼不愿司马光离开京都太远，应当带着书局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埋头在古书堆里，为自己题赐的《资治通鉴》而竭尽才智。王安石也许出于对友谊的考虑，建议仍赋与部分地方实职。君臣各说各的想法，但没有争论，似乎都在避免“顶牛”。
　　苏轼的《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成了居心险恶的诽谤。他的“欲速则不达”的论点，成了反对“变法”的借口。他的《论专断》，成了心怀叵测的煽动。谢景温密合苏轼“往复贾贩”一案，恰好成了苏轼人格伪劣的暴露。皇帝赵顼提出要严惩这个“以权谋利”的无德臣子。王安石也许为了保护朋友，建议先行“立案勘查”。皇帝赵顼这回依从地点了头。
　　韩琦的进宫谏言，成了老一代臣子反对“变法”暗地活动的证据，并牵连到久已无权、久已无言的范镇、欧阳修、张方平等人。他的返回京都，被视为“晋阳之甲”的前奏，并牵连到为皇帝谋事析理的同修起居注孙觉。韩琦的兵权被削。
　　拥护司马光和苏轼的朝臣们也在“梅枝雪水团龙茶”的芬芳中得到判决。他们都将离开自己现任的职位，离开繁华的京都，分别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过那种空有仇恨而又无可奈何的生活。
　　王安石是这场较量中的胜利者。他战胜了自己的老友司马光和苏轼，排除了德高望重的韩琦的干扰，征服了年轻的皇上。今后，他将单独负起这个时代的风云，在一条充满危机和艰险、既听不到任何警告、又看不到任何路标的崎岖山路上攀登。凭他伟大的想象将只去眺望顶峰上的秀丽，依他“执拗”的性格绝不屑一顾脚下的深谷。
　　皇帝赵顼在这次较量中投下了最大的赌注。今后，他将在一种声音中，再无需反复分辨、反复选择地去创造超越祖宗的业绩，中兴这个日益虚弱的王朝。他将满怀希望地等候“三五年必成其功”。同样，他也只愿看到山顶的秀丽，而不愿理会脚下的深谷。
　　这对君臣就这样在自身完美的幻想中，开始了孤独而勇敢的跋涉。
　　一个月后，“变法”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机构、人事调整逐步展开。冲击由弱而强，渐渐卷向司马光、苏轼。
　　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皇帝赵顼诏命韩绛为参知政事。韩绛与王安石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半年来，得“应声虫”绰号。此诏一出，群臣立即明白，关于“司马光将任执政”的传闻宣告落空，而且王安石在中枢的势力得到了加强。
　　五月，皇帝赵顼诏令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其事务归中书门下（东府）处理。这个侵权机构的撤销，表面看来，是采纳了司马光、苏轼的谏言，消除群臣的不满。而实际上使“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重要成员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等，一股脑涌进中书门下，占据要津，执掌了政务。郑绾、舒亶、李定、谢景温等新进入物，也占据了谏院和御史台。东府中书门下和谏院、御史台成了王安石控制的天下。
　　六月，皇帝赵顼诏令罢韩琦高阳关、其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之职，只领大名府路安抚使一职以示宽宥。容韩琦度其残年。同时，诏令罢同修起居注孙觉之职，黜知广德军。孙觉所担心的“晋阳之甲”，首先把他自己从皇帝身边清除了。
　　七月，皇帝赵顼以苏轼妄自出策试之题“论专断”为由，诏令停止苏轼开封府推官之职。并暗地派遣人员去苏轼送父亲苏洵灵柩归蜀途经的州、县，向船夫、仪官查究“往复贾贩”一案。
　　八月，皇帝赵顼诏令刘攽通判泰州。
　　九月，皇帝赵顼诏令四十九岁的御史中丞冯京任参知政事；诏令四十九岁的河北安抚使吴充任枢密院副使；诏令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出知永兴军。
　　篇二十一　　司马光、苏轼府邸
　　司马光和苏轼失意于朝廷　天宇间飘撒着晶莹的雪花，飞扬着两颗不惧寒冷的灵魂。
　　腊月，一阵罕见的大雪，从夜半时分漫天纷扬而落，覆掩了大地，覆掩了京都，覆掩了皇宫、街巷、酒楼、妓院迎接元旦佳节的花灯、彩带、春联、喜幛和满街满巷张贴的《奔马图》，覆掩了南御苑“射弓”的场地和半个月来几千工匠修建的彩楼、看台、跑道，也覆掩了董太师巷司马光的庭院和外城西冈苏轼的府邸。
　　雪，洁白无瑕，公平地对待着强者和弱者，喜者和愁者，得意者和失意者，并用雪水的寒冷和晶莹，洗涤着人们脸上、心上的各色涂物。
　　司马光庭院里的一切，似乎都静静地沉入了昏眠，唯有假山上那株苍劲虬枝的短松，在飞雪中抖擞抗争，孤傲而充满凄楚。
　　苏轼的府邸，已成为一座冰雪封闭的方城。雪漫曲径石阶，冰裹树干校条。梨树上的鸟鸣和梨树下的欢歌早已绝音。
　　大雪仍在落着。
　　从这一年的五月起，苏轼就很少走出这座方城。风云骤变，雷声不息，他不愿走出这座方城去牵连朋友，朋友似乎也不愿走进这座方城为他添乱，冷落便一日甚于一日。
　　七月，因策问出题“论专断”而被皇帝停止开封府推官职务的诏令一出，他在刹那之间，就成了一个被皇帝端出来，挂起来，供人们观赏的异端怪物。亲朋目呆，师友失神，行人撇嘴，四邻侧目。任妈的头发全白了，夫人王闰之以泪洗面，子侄们不再嘻笑，歌伎琵琶、倩楚、胡琴等黯然失神，门房老人木讷无语，连远在百里之外的弟弟子由（熙宁三年，苏辙改任陈州教授）也一日三惊地来函询问。
　　心酸，孤独，屈辱！因忠贞而遭贬的进谏者。
　　苏轼真的为老人、夫人、孩子发愁、忧心了。任妈已年过六十，还能经受得起千里贬途的风霜雨雪吗？夫人季璋即将临产，还能经得起颠簸折磨吗？孩子，自己的、子由的，大的、小的，九条幼小的生命，何以饱其饥肠饿腹呢？
　　朋友们因受自己的牵连一个一个地被逐出京都了。欧阳（上非下木）（欧阳修之子）、张恕（张方平之子）、李常、黄实现时在哪里？“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罪愆深重啊！没有告别，其情可感；没有送行，其疚莫赎。唉，就是能够为朋友折柳送别，又能说些什么呢？
　　在这无尽的孤独、哀怨中，驸马王诜悄悄地来访了。把朝廷对“往复贾贩”一案暗地查究的消息，带进了书房，带给了还在梦中的苏轼。苏轼的思绪全乱了：他惊骇——根本没有料到朝政之争会是如此的残酷；他愤怒——根本没有料到对手会是如此的不择手段；他恐惧——根本没有料到有人会操起朝制刑律之剑；他悲哀——根本没有料到这天外横祸会是如此的荒唐。
　　他张臂狂笑，捶胸呼号：欺人啊，欺天啊，欺万古不灭的神灵啊！
　　他咽泪叹息，默默地吞下了这苦冤之果。他终于明白，自己的被停职、搁置、吊挂展览，原来不仅是因为几句刺目逆耳的“论专断”，而是在等待着身败名裂的诛伐；自己的被暂留京都，不作贬逐，原不是朝廷的仁慈，而是等待着最后判决的囚禁啊！
　　他举起酒杯苦饮。王诜劝他呈表自辩，并愿意通过贤惠公主之手将奏表直呈天庭。他感激地摇头谢绝了。他放下酒杯，举起酒坛痛饮，激愤狂呼：“苍蝇点白，我卑视他们1志不可屈，我苏子瞻等待着刑律之剑……”
　　大雪仍在落着。
　　此时的司马光也很少走出他的庭院。但他不像苏轼那样日夜不安地为失败的痛苦所煎熬，而是满怀愤怒地顶着袭来的狂风暴雨，进行着单枪匹马地顽强抗争。他闭门谢客，独居书房，不顾妻子张氏的劝阻，不顾儿子司马康的哀求，凭借着尚未失去的“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地位和权力，奋笔疾书，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政见，更加大胆、尖锐地向皇上的诏令和朝廷出台的新法进行谏奏、抨击，把一份一份的奏表交给儿子司马康送进大内。表现出一个正直的谏官大无畏的可贵品质和令人惊讶的“固执”。
　　当皇帝赵顼诏令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吕惠卿、曾布等人进入中书门下占据要津时，他书写奏表，赞颂皇帝废除这个“侵权生事”机构，却强烈反对王安石所用非人。再次申述自己的吏治观：“治在得人，不在变法”、“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
　　奏表写就，要儿子上呈。司马康看完，汗浸额头，惶恐地说：“父亲，这……此时上呈，合适吗？”
　　司马光掷笔于案，不容迟疑地吩咐：“立即上呈！”
　　当皇帝赵顼诏令“罢韩琦高阳关、其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之职”时，他书写奏表反对，大胆为韩琦辩白，尖锐地指出“……所谓‘晋阳之甲’，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中外闻者无不骇愕。窃唯执政之意，止欲禁塞言者，使不敢复言……”这分明是指责皇帝了。
　　司马康看完表文，大惊失色，劝阻说：“父亲，我们不能自投罗网啊……”
　　司马光闭目静坐，只说两个字：“上呈！”
　　当皇帝赵顼诏令“停苏轼开封府推官之职”时，他挺身而出，为朋友抱不平，立即书写奏表，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诬陷朝臣。“……今迁安石者如苏轼辈，皆肆行诋毁、中以危法。”
　　司马康看完，沉思良久，提醒父亲：“……据朝臣传闻，苏子瞻被停职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论专断’，而在于‘往复贾贩’，朝廷正在暗中查究。父亲知道，朝廷有制：官员‘贾贩谋利’者，与盗窃、贪污同罪，案情严重者，是要杀头的。此非政见之争，乃刑律之案。”
　　司马光喟然叹息：“谣啄之词，连你也相信了。这是朝廷的悲哀，也是人世间的悲哀，苏子瞻只能以酒浇愁了。上呈吧！”
　　当皇帝赵顼诏令刘攽通判泰州时，司马光立即意识到贬逐自己的诏令即将下达，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京都了。他心胸沉闷，但不恐惧。他明白，自己一旦离开“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位，也就失去了向皇上直接进谏的权力。他必须在贬逐诏令下达之前，再对皇帝进行最后一次谏奏。即使这最后一次谏奏和一年来所有的谏奏一样，不为皇上理睬，以至招致更为严厉的惩罚，自己也问心无愧了。于是，他让妻子张氏备了几样小菜，烫了一壶清酒，在独自浅饮之后，便关起书房的门，坐在烛光下，彻夜不歇，写出了他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年来最后一份谏奏表章。
　　在这份奏表里，他根据朝廷现已推行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中的缺失流弊，进行猛烈地抨击。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唯钱是求”。“广散青苗，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募役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信任狂狡之人，妄兴水利，以劳民费财”。并嘲讽王安石是“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
　　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政见之争日益残酷所产生的激愤感情和性格上的“固执”，使司马光在经略上、感情上、态度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谏奏，不再是为了匡正“变法”中的缺失，而是全面否定新法的一切。他从另一个方面和吕诲、吕公著等人走到了一起，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
　　鸡叫了，夜将尽了，奏表写完了，他打开书房的门，想要到屋外清爽一下近于发晕的头脑。他突然愣住了。夫人和儿子站在门外，神情紧张而疲惫不堪地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他打量着脸色苍白、已力不能支的夫人，歉疚地一笑，把夫人搀进书房，同时把写就的奏表交给了儿子。
　　昏黑的黎明。
　　沉寂的书房。
　　突然儿子司马康跪倒在司马光面前：“父亲，这份奏表，还是不要上呈为好……”
　　夫人张氏惊问：“康儿，奏表上有不该说的话吗？”
　　司马康抬起头来，痛切陈述：“父亲，一年来上呈的谏表，皆为‘匡正新法缺失’而发，忧国忧民，语重心长，皆不为圣上听纳，反而招致今日之灾。天知你心，地知你心，人知你心，当无憾矣。可这份奏表，全非新法，且言词锋利，意多偏颇，不仅嘲讽执政，而且非难圣躬，徒招杀身之祸啊！”
　　司马光冷漠不语。
　　夫人张氏轻声劝阻：“我们也有一家老小，有些话还是不说的好……”
　　司马光望着将熄的残烛，仰首自言：“为人谋而不忠乎？我居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四年，不能致圣上于舜禹，愧对天下啊！明知说而无用，但心之所使，情之所驱，不能不说！况且，时不我待，位不久居，若现时默而不语，只怕今后再没有说话的时候了。我们有家室，奈天下家室何？我们要生活，奈天下黎庶何……”说着，泪水滂沱而下，不能自己。
　　夫人张氏伏在司马光的肩头泣咽。
　　司马康拿起奏表，望着相抱而泣的父母，走出了书房……
　　奏表上呈了，皇帝赵顼诏“司马光以端明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出知永兴军”之令下达了。
　　意料中的“罢官”是一种轻松的解脱，意料外的“新任”却是一种痛苦的重压，立即把司马光引向逝去的一段难以忘怀的痛苦岁月。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恩师庞籍再次遭贬出知并州，自己随恩师至并州任通判之职。是时，西夏国王赵谅柞年幼，外戚讹庞执政，并臣服于大辽，侵边之事复趋激烈。恩师指派自己去麟州了解边情，以便作出决策。“剑客苍鹰队，将军白虎牙，分兵逻固水，纵横猎鸣沙”，将士们是忠勇可敬的。可麟州城外屈野河西那荒凉无垠的草原，稀疏的白榆细柳，磷磷的纵横白骨，衬托着肆虐横行的西夏铁骑，令人气愤难捺啊！麟州守将武勘、郭恩、黄道元等，提出在屈野河西筑碉堡两座，驻兵以阻西夏兵马内侵。自己同意了，报请恩师庞籍获准。初夏的一个夜晚，武勘等亲自带领兵将千人涉河西行选点筑堡。黎明时分到了一个名叫忽里堆的地方，被西夏兵马包围伏击，激战终日，全军阵亡，武勘夺路逃出，郭恩、黄道元被俘，酿成了血漫黄沙的“麟州事件”。朝廷接到奏札，派侍御史张伯玉来麟州查处，钦差下车伊始，不问情由，即夺了恩师庞籍的权柄，并要恩师交出所有公文，以待惩处下属。可敬的、知风知雨的恩师，在清理公文时，焚毁了与自己来往的信件，保护了自己，担负了全部责任，结果以“擅筑堡于边以败师徒”之罪，被贬往青州。武勘更惨，发配江州。自己由于恩师的保护却逃脱了惩罚，调回京都任太常博士词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负责保管和传送有关选举官员方面的文书、档案事务。
　　“逃罚”的内疚，愧对恩师的内疚，羞见发配者的内疚，有罪于阵亡将士的内疚，使自己心绞如割，昼则投著辍餐，夜则击席浩叹啊！于是，剖白“麟州事件”真相，投案自首，以求得到心灵上的宽慰。可诉罪于同僚，得到的是“呒然阳应，腹非背笑”；请罪于上司，得到的是“逆加排折，不容出口”。唉，世俗是成是败非的，要真实地主动承担罪责，也没有人相信！无奈，向朝廷上呈《论屈野河西修堡状》和《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请求“独治臣罪，以正典刑”。可得到的回答是“借机以沽名钓誉”！唉，处世难，作人更难啊！只有厚着脸皮出入宫门，低着头颅走路……
　　可今日，“出知永兴军”，又是一次去麟州吗？
　　夫人张氏以为司马光在这新的任命面前陷于一种艰难的抉择，便说：“无官一身轻，何必再在官场上熬心血呢。‘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故乡南原的晚霞清风，足够我们暮年享用了。”
　　妻子随口吟出的李商隐的诗句，勾起了司马光心底的迟暮之感。光阴流逝，离开家乡已三十三个年头了。真是思念故乡的溪流旷野、莽林竹丛，还有年老多病的哥哥啊！是时候了，该飞鸟归林了……
　　儿子司马康亦神情沉重地说道：“父亲，出知永兴军之诏是断乎不可接受的。朝廷五月罢魏国公韩琦高阳关、其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六月、七月又大批贬逐朝廷重臣，九月、十月朝廷老臣欧阳修等也相继离京，西夏驻京使者不是瞎子聋子，西北边境形势骤变与此有直接关系，决不可以一般边境纷争看待。八月，西夏兵马进犯大顺城，永兴军兵败环庆路。九月，永兴军铃辖郭庆、都监高敏兵败身亡，大顺城为西夏兵马占据。现永兴军兵无斗志，人心惶惶，朝廷掩人耳目，不作声张，已命‘应声虫’宰相韩绛为永兴军宣抚使，前往京兆府。在此捉襟见肘之时，突然命父亲出知永兴军，我怀疑有人不怀好意。况且，父亲久居翰林，与军务无涉，又着意于书局，与征战隔绝。以不谙军情之资，而理军旅之事，岂不荒唐！再说，失去皇上信任的官是难当的。韩绛为宣抚使，上司其事，父亲纵欲有为，岂可得啊！”
　　司马光默默地静听着：一个年轻娃娃已看事多思多疑。喜乎？悲乎？大家重文治，朝廷有几个会用兵之人？老夫岂不知前途的险恶！可烽烟边疆，司马光能畏缩而躲避吗？他的迟暮之感，陡然化作苍凉、悲壮和不甘落伍的情结，在心头滚动起来。西夏兵马的铁蹄，大顺城残破颓废的墙垣、环庆路流离失所的黎庶，一幕一幕地在他的眼前闪动，而“事君能致其身”、“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等先贤圣哲的教诲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响着，他的一腔热血沸腾起来，喃喃自语：“枢密副使之高位可辞，此诏之鞍马劳顿坚不可辞！”
　　司马光以豪迈慷慨之声教诲儿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为人臣者，分君之忧，死而后已！”
　　说完，他提笔展纸，工整地写了谢恩呈表：臣司马光叩头奉诏。荷恩至重，任责尤深……恳请朝辞进对。
　　司马光掷笔于案，大声吩咐儿子：“立即上呈大内。”
　　夫人张氏怆然摇首。
　　儿子司马康拿起谢表，一声叹息，快步走出了书房。
　　“朝臣典范”司马光在送上谢恩呈表的第二天，便排除了几个月来积淤在胸中的不快、委屈和愤懑，在等待皇帝的“朝辞进对”中，紧张地进行着奔赴永兴军的准备。他让妻子张氏带着女婢返回涑水老家，以解其妻日后身居京都的孤独和寂寞，并拂照他年老的哥哥司马旦。他叫儿子司马康从户部借来有关西北边陲近年来的政情、民情文书，从兵部借来军情奏札。重任在肩，他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不谙军务，他不敢有丝毫的侥幸。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废寝忘食地参阅研究，像在史料中探索历代的兴衰成败那样，在文书、奏札中思索着强兵安民的策略措施。他把一颗心全然置于一个新的职责，竟在一个多月内三次昏厥于书房，而不为家人所知。
　　《强兵安民三策》终于拟定出来。
　　腊月十五日，儿子司马康闯进书房，传禀了皇帝恩准“朝辞进对”。司马光闻讯而起，冒着漫天如席大雪，向大内延和殿走去……
　　大雪落着。
　　除了驸马王诜敢来看望苏轼外，苏轼的表兄文同也不避风险地常来苏府。文同不仅用表兄弟的情谊宽慰着倒霉的苏轼，而且每次来访必然携带画卷一束相赠。文同以画竹著称，他也许想用他笔下的山石竹木、水波烟云为他的表弟解忧消愁，希望子瞻能在欣赏自然情趣中，忘却这庭院之外的苟苟营营。也许他别有深意，在他馈赠的画卷中，十之八九是“做千秋雪霜，阅古今之气”的高风亮节之竹。
　　今日，文同又冒着大雪，踏破苏府的凄清，来到苏轼书房。进屋的刹那间，他惊愕地顿住了脚：这书房完全变了模样！洁白的四壁，挂满了自己笔下的竹子，书房成了千姿百态的竹林。主人苏轼也变了模样，长须散发，形容枯槁，活像一个脱却凡尘的浪迹散人。
　　文同，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梓州永泰（四川盐亭东）人，时年五十二岁。其人皇祐元年举进土，工于诗、文，善篆、隶、行、草、飞白，尤擅画竹，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现供职史馆。他身高六尺，生性澹泊沉稳，木讷少言，言则有意，虽自号笑笑先生，但终日难得一笑，似乎已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语言，全融于作画的意境。在朝廷“变法”的炽热争斗中，他一直置身事外，懒于参与，既不议论新法长短，也不议论流俗好坏，终日作画，逍遥于笔墨。谁知风雨无遗，祸从天降，因他与苏轼交往密切，近几个月来又经常出入苏轼府邸，前些天竟接到审官院下达的诏令，命他出知湖州。按惯例看来，这分明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和警告，而他却泰然若常，依旧来往于苏府，依旧和比他年少十八岁、口无遮拦的小表弟品茶论画。
　　苏轼半个月来，日夜坐卧在文同用笔墨营造的一片竹林之中，观竹、赏竹、思竹、念竹、琢磨竹，用以排解朝政纷争积于在胸中的块垒，抗拒压在头顶的厄运，驱散深夜惊悸乍起的恶梦，充实逝若流水的光阴。人啊，有血、有肉、有灵性，何必在牛角尖里发疯，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何必念念不忘那些已过去了的是是非非呢？远古是过去，近古是过去，去年是过去，昨天不也是过去吗？感谢文同表兄，他的这一片笔墨拯救了苏轼快要发疯、发癫、发狂、发魔的生命啊！
　　苏轼在终日赏竹中，已写出了《净因院画记》《文同墨竹跋》论画的文字初稿。他没有示人，也不曾就教于行家里手，今天文同踏雪而至，天赐良机。文同刚刚落座，苏轼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来：“幽居方丈之内，无所事事，观赏表兄之作，聊有所思。小弟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表兄以为然否？”
　　文同把玩着手中的茶杯，眯着一双眼睛。他之作画，随心而挥笔，随意而泼墨，情之所至，从不考虑“常形”、“常理”之义。子瞻今日论画之语，乍听而觉无奇，细思之，始觉其语甚妙。是啊，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自然风物，可由画者随心曲而创造，观者难以某一固定形态责之，故无常形，领略其情态也。“无常形”三字，道出了艺术之奥秘，乃超越自然之论。而“常理”之说，自然是“依乎天理”之“理”，也就是自然本身的情态了。他眸子一亮，“嗯嗯”两声，表示赞同。
　　苏轼得到鼓舞，他立身指点四壁，手舞足蹈，高谈阔论：“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识啊……”
　　文同不动声色地静听着，思索着，不时地微微点头。是啊，当今画苑之弊，有人借画以售欺，有人于画而遗意。子瞻之语，中时弊矣！其实，今日朝廷，何尝不是此弊啊！他突然觉得，子瞻的论画而不限于画，而是在追觅着人世间一切事物含有的一种奥秘。
　　文同正入深思，神情慌张的任妈推门而入，向文同打了个招呼，情急地对苏轼说：“大郎，闰之就要生了！”
　　苏轼一惊，顿时颓然，依旧呆望着壁上的山石竹木，喁喁诉说：“任妈，请看，表见所画之竹，真可谓得其理啊。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畅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
　　文同茫然。他慢慢站起，打量着神情深沉的苏轼，突然觉得面前这个才华横溢的小表弟，在这场朝政风波的煎熬中，确实变得成熟了。
　　任妈当然不理解苏轼的画论，更无法理解这画论之外的哲理。但她明白，自己用奶汁喂大的大郎，在这半年的煎熬中，心血快要熬干了，即将出生的孩子，会在大郎心力已显不支的肩头，又增添了一份难以负担的重压。她心疼之极，咽泪而语：“大郎，朝廷的事，啥也别想了。闰之在床上叫着你的名字呢。”
　　苏轼搀扶着任妈，强颜为欢：“生生不息！如是而生，各当其处，合乎天造啊！表兄不是外人，苏府要添人丁了，我们举杯以贺。任妈，我陪你迎接一个新生命的降生吧！”
　　文同一时不知所措。他今天是来向苏轼告别的，告别的话还没有说啊，只好“嗯嗯”两声，又坐回竹凳上。
　　苏轼搀扶任妈向门口走去，驸马王诜恰于此兴高采烈地闯进书房。他把手中的一坛杜康酒举过头顶，高声叫喊：“子瞻，好消息！水落石出了……”
　　大雪落着。
　　皇帝赵顼一个多月来，在南御苑临时因围的“射弓场”里，冒着寒风跃马张弓，在禁军骑射教头的指点下，为即将到来的“御苑射弓”而刻苦习练。这异乎寻常的鞍马生活，不仅使他在骑射上有所长进，而且锻炼了他的体魄和意志。他自然明白，自己是永远不会成为高明的射手的，只愿自己的身体力行，能使“保甲法”切实实施，不再出现弄虚作假之弊，从而促发无数的神射手出现。所以，他的心境是愉快的。
　　延和殿内，皇帝赵顼刚听完王安石关于“御苑射弓”具体安排的禀奏，深为吕惠卿的组织才能所鼓舞，更为南御苑即将出现的一场盛世壮举而醉心。
　　不是吗？“御苑射弓”在隐没二十年之后，在自己的手里恢复了，朝廷将出现励武之风。这正是朕“励精图治”之所企啊！
　　昔日的“御苑射弓”，只是年节期间君臣相聚的一种娱乐。今天，朕将借此对诸国使者进行别开生面的召见。朕要用行动告诉他们：大宋皇帝决非软弱之君，朕将以文治武功显示于四邻。
　　这次“御苑射弓”，将是“菊花会”、“万灯会”后又一次对“变法”的张扬。“保甲法”中的义勇习武将以此为号角而推向庶民百姓：“募役法”实施后的卒伍将以此为法而严格训练。朕要以此而晓谕群臣，“变法”之举，朕不会再有分毫的迟疑了。
　　皇帝赵顼欣然恩准了王安石关于“御苑射弓”程序上的全部安排，如置身于祥云瑞霭之中，周身轻松，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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