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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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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红军来说，是否真正得到广东军阀答应提供的情报，这都无关紧要，因为红军本身已有一笔特殊的秘密财富，它可以侦听和破译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电讯。红军对蒋介石拥有的这一优势，就象二次大战中的盟国能够破译绝密的德军电讯一样。红军有这种本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周恩来。自一九三零年始，周就负责党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同莫斯科关系密切，安排中国的专业人员在苏联接受电子、暗语、密码和破译方面的训练。更令人叫绝的是，他还安排地下党学习魔术师哈利·胡迪尼的特技，一旦被捕，他们就可以打开手镑脚镣逃脱。至于他们是从哪里受到这样的训练，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在江西根据地初建的期，红军还没有可以发射到上海的无线电台。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们从蒋军手中缴获了两部一百瓦的电台，不久以后，在俄国受训的第一个重要的电文破译专家刘鼎从上海来到苏区。他把整本密码都记在脑子里，从此，毛泽东就能够同上海、并通过上海，同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了。
刘鼎开始了截听和破译国民党电台联络的工作，而国民党方面似乎从未在这方面起过疑心。
开始，国民党仅使用简单的密码或根本不用密码。第一次围剿期间，他们用明码发电，第二、第三次围剿期间，他们便用了简单的密码，这种密码不用什么特殊技能即可破译，而红军的侦听工作早已顺利进行多时了。后来担任电子工业部 （原四机部 ）部长的王诤就是这一工作的负责人，他可以破译国民党前线部队联系的全部电文。几乎没有一次红军不知道蒋军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国民党军队自己还没有接到电文，红军却已得到了。
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也在忙于同一任务。长征开始后，他不断向一方面军发出截获的国民党电文。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一连几天彻夜坐在电台边，监听电讯往来，并向一方面军发去重要情报；但他不知道发出的电文对方能否收悉，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知道一方面军究竟在何处。有时候，一方面军的电台功率不足，无法同四方面军联系。
共产党勤奋不倦的侦听工作使当时仍在上海的李德能够清楚地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和战斗命令，胜过了解红军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国民党电文抄件。
由于报务员和设备器材长期紧缺，红军要想方设法俘获敌方的报务员和缴获器材（红军对敌方的医生和他们的药箱也有一个专门的俘缴计划）。为了鼓励被俘的报务员留下来工作，红军给他们各种优待，如额外报酬，优厚的食物供应等。一些报务员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对红军来说，这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由于设备紧缺，电台在长征中只用于军团之间的联络，同下级单位联络都使用电话或通信员。通信连要背着大捆的电话线走在司令部的前面，并在侦察队选定的地点架好线，这种办法非常累，效率低，并且经常造成通信兵的伤亡。
根据红军自己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军队从未截获过红军的电文。
随着红军长途跋涉，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高层指挥员的生活方式要服从通讯工作的需要。白天，全军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或者边打边走，除了战场上紧急联系外，指挥员没有时间阅读报告。只有夜幕降临，安营扎寨后，电台才开始工作，通信员才匆忙返回，也只有在这时，指挥员才能对战况有所了解。
作为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者，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已经习惯于夜间工作，而今战场上的局势又迫使他们连续彻夜不眠地工作。战士中流传着许多毛和周半夜三更还在工作的故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休息的呢？ 部队每天清晨六点钟开拔，战士和干部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收拾营地，吃一顿米粥，喝点茶水。领导人起床的时间是八、九点钟。此时他们的炊事员或警卫员已经出发三个小时了。他们在三小时路程的地方生好了火，做好了领导人的早饭。在这三个小时里，领导人通常是睡在自己的担架上，被抬到吃早饭的地方。他们被结实的担架员抬在肩上，就象摇篮中沉睡的婴儿一样。
“他们知道后面没有追兵。”一九八四年担任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的李一氓这样说。他在长征中同干部团在一起，经常看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说：“除了养成吃安眠药的习惯外，睡担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有害的影响。”
直到十月底国民党才察觉到红军转移的一点风声、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搞清楚已经发生的情况。
这一点直接反映在国民党报纸的报道上。十月十八日的南昌报纸发表了一篇祝贺十四日攻克所谓“兴国模范区”的消息，据说该地从七月起就被包围了。当时，蒋介石正在西安，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成都。十月二十七日同一家报纸报道说，“赤匪”正企图突围逃跑，并说攻打信丰和安远的红军被击溃，损失达万人。还说是毛泽东和朱德指挥这些行动的。同一篇文章还说到红军已向瑞金方向撤退。次日，这家报纸又发表了一大堆失实报道，二十八日宣布宁都攻陷，三十一日宣布“赤匪根据地”已被粉碎，红都已从瑞金撤往他处。
另一家国民党报纸于十一月八日报道说，共产党屡遭失败，但依旧“十分顽强”，“彻底剿灭，尚需数月”。
诸多新闻报道中没有一篇对实际发生的情况提供任何线索。诚然，有一篇报道提到红军正试图逃跑，但重点是指对某些城市的争夺，而红军这时对夺取城市根本毫无兴趣。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一日，南昌的报纸头版刊出社论，标题是：“前赤区的清理工作”，文中提到共军伤亡近万，被俘四万。这一天，南昌召开了市民庆功大会，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实际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已一败涂地。或许这是由于蒋本人不在南昌的缘故，或许是由于谨小慎微的冯·赛克特顾问担心共军埋伏而禁止军队穷追猛打。国民党军队先是筑好碉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慢步前进。根据秦兴汉将军的看法，最早在十月三十日，国民党才开始意识到共产党正在采取重大的行动。
在十一月以前，以及在穿过第四道封锁线遭到攻击之前，红军没有受到敌机轰炸，敌机的空中侦察也很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到达湘江，国民党才大规模地动用了空军。这是一支由约二百架飞机组成的战斗轰炸机部队，进行空袭时通常三架一组。红军撤出瑞金后很久，国民党还在轰炸瑞金。
蒋介石情报工作的失败是惨重的，而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无知却更为严重。在《纽约时报》一九三四年十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次提到蒋介石，没有一处说到红军，没有一丝一毫有关中国的白银买卖和铁路事故的消自这个月《纽约时报》的大新闻是棒球世界大赛，糊涂的迪安，希特勒，日益激化的西班牙危机以及连日报道的林白绑架案。总之，这家有闻必录的报纸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消息。
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长征已经开始，三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
第七章 担架上的“阴谋”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农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瑜在六星期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
他们沿路乞讨，这是肖渝的主意。两人身无分文，衣杉褴褛，带着破伞和小包。装着笔记本和换洗内衣，他们靠农民、偶尔也靠城里人的施舍为生。
这次外出周游既是一次探险，也是次考察。他们发现，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们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开始用分析的眼光来研究农村。
这次与肖一道外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一九二七年一、二月考察农民运动的预演。当时中国革命正风起云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旗帜下一同北伐。毛这时回到农村，开始进行历时五个星期，足迹遍及湖南五个县的旅行。正是在这一次旅行的基础上，他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报告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
毛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写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
只能选择第一条道路，这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丝毫疑问的。“一切革命同志须知：”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无须为“过分”问题担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追，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
基于这些调查的结果，毛泽东才坚定地高举起农民运动的旗帜。后来，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
毛泽东和肖瑜的旅行以及历时五个星期的农村调查，也为日后的长征做了准备。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上的肌肉变得坚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博连璋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傅大夫一直鼓励他多吃点东西。一天晚上，他给他带来一只烧鸡。但他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蒙蒙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担架的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那时患了肺病，不时地吐血，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团的领导人。长征开始后三天，他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厂道路。
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样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上海，进了进步的上海大学。他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但他支持过他们的观点。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他善于演讲，虽不象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在担架上和簧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入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入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这些布尔什维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后来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由同样年轻的帕维尔·米夫及其追随者把他们象填北京鸭一样填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逝世后，四人帮被逮捕和粉碎，在邓小平领导下树立起一种新的、较为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把毛泽东从造神者手中歪曲丁的形象中解脱出来，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代。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一九三四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果了四年。长驻莫斯科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大量外流时，他没有象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前。
毛泽东出生并生长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这四十英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省城。韶山冲和中国大部分村子——样，是个家族性的村庄，村里两千居民大多都姓毛。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强壮的、尽力想发家致富的农民。在俄国人们称之为富农，是士些冷酷无情、野心勃勃、贪婪而爱财如命的人。他的祖父把家里的土地卖给了放债人，父亲又把这块地买了回来，并设法积攒了四英亩土地，每年产七吨稻米——在当时来说，他们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了。
毛的父亲下决心要让他的长子上学念书，部分是从自身利益考虑——他很快地发了家，从事粮食买卖和放债，自己却没有文化，极需要有个儿子能写会算，能记帐——同时他也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会声望。
毛泽东七岁上学。他从四岁开始就象所有农家孩子一样在地里干活。他上的是一所乡村和私塾。在五年的时间里，熟读了《论语》、《孟子》、《左传》 （左丘明为注释《春秋》而撰著的）。
许多年之后，毛对自己学过的四书五经又加以贬低。他对罗伯特·佩恩说：“我从八岁起就讨厌孔夫子。”但实际情况是，他把五经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到处引用孔孟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论点。在他的最后十年里，报上常常发表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贵宾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书房从上到下都堆满了中国线装古书。中国的古典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体现在他后来发展的复杂的个人哲学体系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古为今用”。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中国最好的教学机构之一——的课堂笔记，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把孔、孟的思想结合到自己的哲学中去的。孔子和孟子主张改变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中心的地位。
毛泽东在他的笔记（《讲堂录》）中抄录了孟子的话：“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毛在这段引语下面又加上北宋政治家范仲淹 （989——1052）的一句话：“三思而行”。
这些准则将贯穿在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中。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杰出的传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
他熟记《三国》和《水浒》中的许多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反复阅读这些稍加故事化了的中国史实。他多次对这些故事进行评论，并且在游击战争中参考这些故事用兵打仗。他的敌人挖苦他在井冈山和长征中是按照《水浒》中的办法来打仗的。他们说对了，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恭维。
他阅读了两千四百年以前有关中国军事战略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以及清朝末年曾国藩和胡林翼对之所作的评注。这两人密切共事，以曾——胡著称，正如后来毛泽东和朱德被称为朱——毛一样。
毛泽东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这是他对世界进行更广泛探索的坚实基础。他发现了十九世纪后期批判腐败的清帝国的改革派，特别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呼吁中国朝资本主义和现代西方制度发展。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他的父亲却要他专心学习算术和记帐，认为哲学探索毫无用处。
他的母亲对他早年有很大的影响。他崇拜她，一再表示对她爱戴。她是位勤劳、善良、有思想的妇女。她乐意帮助他人，有时把米饭给挨饿的农民吃——但她这样做总是避开冷酷的丈夫的。她是虚诚的佛教徒，在她的影响下，毛也信佛。母亲生病时，他就求神拜佛，保佑她恢复健康。十五岁时，他还到离韶山一百英里以外的衡山大庙去拜佛——衡山是中国古代五座圣山之一。象所有的拜佛者一样，他几步一拜，一直拜到衡山。
母亲于一九一九年去世时，毛还写了一篇悼词。
不久，毛便不再信佛了，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留下了深刻的佛教痕迹。李锐是一位学者，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后来被毛放逐，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他认为佛教使毛相信，社会变革必须先破后立。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讲堂录》里写道：“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和父亲争吵一番以后，才争取得升学的机会。他父亲一心要他在附近的湘潭为一家粮商干活，为以后一起经营不断兴旺的毛家家业作准备。此时，毛家已是个殷实人家，他与两位弟弟和堂妹都各有自己的房间，父母占用厢房，另有冬夏分用的厨房及一间宽敞的起居室。房子还有个侧厢，大概也是毛家的，由姓邹的亲戚居住着。现在任何一位参观者都能看出，这决不是贫苦农民的茅舍。屋外有一个很好的鱼塘，可以养鱼，养鹅和鸭，还有宽敞的粮仓。附近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房子了。
他在与父亲的争吵中获胜。一九一零年初，他进入东山高小，学习自然科学、英语和中国古典书籍。他从未掌握一门外语，但晚年还努力学习英语，想强记一些刺耳的音节。他表现了写作和演讲的巨大才能。学习中他交了两个朋友，即肖氏兄弟肖三和肖瑜。
毛泽东的眼界由于学习再次开阔起来。肖三借绘他一本书，叫作《世界英杰传》。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拿破仑、卢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鸿等人的故事。华盛顿使他着了迷。许多年以后，他还对埃德加·斯诺说：“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听说美国的，这篇文章叙述美国革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赢得了胜利，建立了国家‘。”他曾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象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如果说，那些年里他已开始考虑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此时。毛泽东又知道了中国改良运动的两位领导人。一八九四年日本打败中国以及一九零零年发生义和团运动以后，改良运动风起云涌。这两位改良运动的领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毛泽东发现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的影响已在下降了。湖南农村对外界的消息不很灵通。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绪死去两年之后，毛泽东才听说。
但是他前进的步伐正在加快。经过一段时期的阅读和思考之后，他来到长沙，恰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剪了长辫子，这是象征反抗旧制度的行为。他投身于动乱之中，写了一篇文章，暴露了他头脑里的混乱思想。他呼吁成立新政府，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有点象（美国）由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和乔治·麦戈文分别当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政府。接着，他借了一双胶鞋，打算匆匆赶往多雨的武昌去参加革命。在他启程之前，革命已发展到长沙，他便报名参加了新革命军（但这并不是太革命的军队）。
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校 （他曾考虑进警官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甚至教怎样制作肥皂的学校 ），后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 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卢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逻辑》，孟德斯鸿的《法意》，以及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阅读中国诗词和希腊古典文学的中译本，就象吃面条一样，狼吞虎咽地阅读各种书籍。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到十八、十九纪欧洲哲学，再到当代社会批判。许多欧洲作品都是中国的改良派严复翻译的。毛泽东阅读了他翻译的每一部著作。
毛泽东饱览了丰富的中、西方思想精华，于一九一三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作文大写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博学而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老”徐特立 （他后来同毛一起进行了长征 ）、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学——蔡和森、何叙衡、陈昌、罗学瓒和张昆弟，他们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但全部在革命中牺牲了。
李锐在研究了毛泽东那个时期的笔记（《讲堂录》）后，感到难以区别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和杨教授的思想，两人的思想似乎融为一体了。毛正开始把自己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种较为有条理的学说。他在佛雷德里克·泡尔生的《伦理原则》一书上批注的一万二千宇笔记就是明证。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后来，他把这一点发展成这样一条原理：“知识来源于实践。”
长沙师范学校大门的石头上刻着“实事求是”。这是“徐老”的手迹。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格言当作他政治哲学的基础。
他学习知识如饥似渴。过去他从未读过报纸。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报纸。现在，他对能弄到的每一份报纸，决不放过任何一页。
泡尔生是康德的信徒。于是他又开始发现了德国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学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学们的推崇，被他们誉为在品德、勇气和学识方面均属第一。有些教授认为，他过于标新立异，太爱挑剔，太喜欢打破常规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学，未来的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家里感叹道：“中国如何才能有一位象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伦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谁能象他那样清除人们的旧观念，发展新思想呢？”
他毕业时二十五岁。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辨，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的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他正在为领导这一变革作准备。
他努力使自己了解外部世界。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他知道冯·兴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罗·威尔逊、克里孟梭和福熙等人的名字。他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情况的书刊，并以乔治·华盛顿作为自己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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