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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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象陶所写的那样，毛不愿意再生活在樊笼里，他要“复得返自然”。
　　这种情绪是不会长久的。毛在取得庐山的胜利之后，便无情地朝“大乱”前进。一九六三年，他写了另一首诗：
　　“只争朝夕……。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就在他那次著名的畅游长江之前，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一下。”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乱”滚滚而来。毛亲自掌舵。他以冷峻的目光紧盯住自己的目标——他的老战友，那些“害人虫”，拿朱德的话来说，那些在长征中和他同吃一碗饭的人，那些毛认为由于胜利而丧失了革命热情的人。现在，他要进行一场新的更加伟大的革命。如必要，他可以单枪匹马地干。这场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将摧毁一个目前不完美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不完美的制度，并同时摧毁那些意志衰退、不完美的长征战友。任务是严酷无情的，但这将为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扫清道路。毛此时的思想完全沉浸在对这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憧憬之中了。
　　第三十一章　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赣北新建县一处从未启用过的军校校长住宅的小院里，每逢夕照西下，梧桐树开始投下长影时，邓小平就走出红砖瓦房，开始散步。他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脚步在红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从窗口看着他散步。邓小平当时正被流放，时刻都在看守者的监视之下，她也受到同样的监视。
　　她后来说：“看着他那坚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一定更明确、更坚定了，他为今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当年，那些穿着灰褐色制服、身负行李背包、肩桂粮袋、腰挎驳壳枪、脚穿草鞋、目光坚定的人们，为了自己向往的前景而艰苦跋涉，翻山涉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自那时起，漫漫的长征岁月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
　　看来，他们当时所向往的这种前景在思维敏捷的邓小平的头脑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邓小平这个最不可能（或许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领袖的人，现在却已成了中国的领油。
　　当时，邓小平在贵州的五岭、川滇边界的金沙江江畔和陕北的黄土高原并不驰名。一九六九年他被关在新建县的营房的那些日子里，邓小平这个名字也不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个象邓小平那样有气魄。邓多年来稳步地、几乎出奇地上升。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长征后、他曾担任刘伯承师长的第一二九师政委。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战，后作为第二野战军，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一九四九年十月—日，当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随后，邓成了毛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总管。一九五二年，他来到北京。他参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书记、政治局委员。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都不在话下。一九五七年，他陪同毛赴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摊牌。在中国国内，他的工作是主管农业、工业和教育。
　　邓小平没有变。他还是襟怀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实实。他察觉到了大跃进的灾难，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他不象另一些人，到庐山来时口袋里揣着两份不同的发言稿——彭德怀得势时用一份，毛取胜时则用另一份。
　　麻烦就在后来。毛后来说邓（和刘少奇）“见了我就象如丧考妣那样”板着面孔。或者象“文化大革命”的一位领导人陈伯达所形容的那样：“要与邓小平平等讨论问题，比架梯登天还难。”
　　这就是邓，他反击了，他采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问题时所采用的办法，作了自我批评、但没有奏效。他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邓销声匿迹。他被软禁在家中，不许与外界联系。他的孩子们都四分五散，挨批斗，并被选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他的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断了，下肢瘫痪，还不许就医，造成了终身残疾。一九六八年十月，邓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后扶养他成人的继母都被送到长征启程的江西。在江西，邓小平住在南昌郊外一所空着的步兵学校里的一幢两层楼房里，那里曾是校长的住房。象中国当时的所有学校一样。这所步兵学校也因“文化革命”而早就关闭了。
　　象许多参加过长征的入的遭遇一律，邓小平过了三年这样的监禁生活。他当时六十五岁，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炉子取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曾在雷诺汽车厂里做过工。此刻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机工手艺。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机厂里劳动，他操作机器、她则擦洗电线线圈。在二十分钟的来回路上，每次都有武装看守监护。这条路很滑，邓有时滑倒。没有得到许可，他们是不准讲话的。
　　下午，他们在自己园子里劳动，养鸡、种莱。他们把钱省下来，希望能把孩子们接到身边来。他们最小的女儿毛毛（邓榕）和幼子邓梓方（他因皮肤黑而得绰号“小黑人”）在陕西农村的生产队劳动。
　　邓小平没有受过拷打，还获准从北京带些书来。晚上，他看书，有时看马、列的书，有时看中国历史书籍，有时看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他的继母做针线活。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晚间新闻。
　　他们渐渐地与一起劳动的工人建立了友情。在这段漫长的禁闭时期，邓打过桥牌吗？　看来不可能。要打也只能三人打，他与缠绵病榻的妻子和年迈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继母一起打。象延安时期的许多人那样，邓逐渐喜欢上了桥牌。一些国际桥牌手认为邓打桥牌具有世界水平。当权后，几乎天天打桥牌。万里是他的牌友，万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他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初期就成了斗争对象。据说，有时他还与杨尚昆将军打脾。另一个牌友是人大副秘书长丁光禄。纽约的桥牌冠军凯瑟琳·魏与邓打过桥牌，称邓是桥牌好手。他告诉她：“打桥牌使我思维保持敏捷。”他打牌争输赢，但不赌钱。输者得钻桌子，邓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他总是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了起来。由于他的身材矮小，钻桌子对他来说比较容易。
　　打桥牌和玩扑克牌在延安时期都很流行。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有时一夜一夜地在一起打牌。毛打起来就不愿停手。根据斯诺的看法，他是个“大赌徒，但不善于下大注吓倒对方”，他打牌喜欢下大的（但是假的）赌注。海伦·斯诺报道说，毛常常一个人自己玩牌，他整小时地玩兰米牌戏。
　　在“文化革命”中，邓首先考虑的是他残废的长子的身体状况和切身福利。一九七一年，他获准把受伤的朴方带到江西。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条件很差，躺在床上，编织铁丝篮子，挣一点钱。接到江西后，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邓夫妇和邓的继母尽力照顾这个年轻人。卓琳尽管自己身体不好，还亲自看护她的儿子。邓给他按摩，并帮他洗澡。以后，邓开始请求当局把儿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适当的治疗。直到一九七三年，邓朴方才获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后，邓终于通过中国当时在纽约联合国的代表黄华的帮忙而得以将邓朴方送到美国去诊治。美国医生说，邓朴方的治疗耽误太久，下肢已无法康复了。他现在担任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长。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邓和夫人被召去参加会议，听政治报告。自一九六六年他们被捕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时，邓朴方和毛毛都已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当邓和夫人由武装警卫押送回家时，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着母亲来到厨房。在厨房里，母亲悄悄地在女儿手上写了四个字：“林彪已死”。
　　一九七四年二月，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长的毛时代行将告终。“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它的破坏性甚于一场战争，工业颓于崩溃，教育被取消，党被搞得四分五裂。刘少奇等许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思维和情绪不稳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帮”同伙暂时受挫，但准备卷土重来。周恩来患了癌症。
　　毛再次求诸这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本来，毛完全可以象他对待刘少奇那样把邓打得稀巴烂，或者象贺龙那样，最后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没有这样做。他把邓找回来，说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说他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就直接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毛还说，邓是个好战士，懂得如何与俄国人斗。象邓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
　　随着周恩来的体力逐渐衰弱，邓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事务。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他们说邓步子迈得太快了，太缺乏耐心了。邓希望中国走上正轨。他感到时间紧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国已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谁已被害、谁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干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了解人们已付出的代价，正象他自己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一样、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产这种荒唐的做法对经济的破坏，他知道军队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潜伏在毛身边的“四人帮”正在用他们的恶毒思想来影响这位老人的意识，邓深知这一切的危害。
　　尽管邓聪敏能干，但他无法拨快时钟。由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的去世，以及后来人们为悼念周而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再次把邓拉下马来。但时隔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倒台了。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说服和激烈的争论，他再次掌了权。
　　这就是掌握中国前途的人。他顺乎天意、人心，为履行他的职责，他不仅花了精力和发挥了独创精神，而且实践了他在新建县步兵学校院子里一晚又一晚散步时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些思想说来也很简单。首先，使国家重新走上轨道，把“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压制下去（因为他们毕竟曾获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整顿军队，使工厂‘恢复生产，让年轻人正常上学，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来，为他们平反昭雪，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有益的作用。
　　然后，再争取实现最中心的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使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中国之外的许多人，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都认识不到这项目标的艰巨。靠小窍门或“大跃进”一类的口号是不可能实现这项目标的。中国什么都需要：技术、科学、教育、消费品、食品等等。它还必须制止人口增长，才不致淹没在婴儿的人海之中。它必须使农业增产，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这些任务，邓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网，使他看到了——他带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个没有旧框框的中国真相。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毛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但是，此时他们开始公开说，共产党宣言己发表一百多年了，马克思研究的社会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而且马克思也从未研究过中国，他怎么可能对一个他所处的十九世纪无法想象的技术超级世界提供答案呢？　列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沙皇俄国，而那与一九八五年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呢？　毛了解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封建农民社会，那也过去很长时间了。
　　然而，现在已是一九八五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进。中国也必须有超音速的解决办法。中国必须寻求现实和答案。它再也不能靠口号和空话过日子了。正如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随着时代发展。”
　　这是令人兴奋的想法。仓促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很容易的。老一辈的党员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总书记所说的“新长征”。随着邓小平让那些参加过长征的杰出老人退休运动的开展，军方也越来越急躁不安了。
　　但是，年复一年，邓小平的劲头越来越大。他在位于中国渤海湾海滨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会儿，接着对他的朋友说，他感到精神抖擞。他说，“我的任务是设法活得长一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中国。
　　邓在他的新长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这就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象他家那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中国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辈人之间的关系，从未象现在这样因共同的经历而变得如此密切。不仅象邓这样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年轻一代引进了新思想、新见识，他们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识出乎意料地来源于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学习。如果现在中国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业、利润刺激、个体化和企业家精神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国后，向他们的父母亲介绍了他们对西方的亲身感受。
　　在进行新长征的同时，中国实行了邓小平所说的“开放政策”，经济、技术和贸易实行开放，学习外国文化，其他思想体系和学习外国的技术，使中国得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洋为中用的方法。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不象中国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事实并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当时中国的首都还在长安（今天的西安），中国号称有多达一万名外国人，这个大帝国的繁华首都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专家、艺术家、商人、学者等等。随着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衰败，孤立主义、闭关自守、排外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来都不是内向的。它向中国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汲取各种思想和启示。
　　正如历史学家李锐所指出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毛“对西方不感兴趣”；他的社会比较封闭，更符合前清的传统。邓则相反，他如饥似渴地寻求新思想，对中国从西方获得的新东西非常感兴趣。
　　自长征结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神与团结。它甚至证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泽东本人晚年可怕的异想天开，从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一条毛根本不会选择的道路，但目前人们对长征的认识还是很不完整的。也许中国人会说，再过一二百年，我们也许能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次长征。眼下我们可以象中国那样来看待长征——这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
　　编后记
　　本书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今年已七十八岁。在他漫长的记者和创作生涯中，曾为反映现代战争而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足迹深入到苏联卫国战争前线，遍访世界大战的许多战场，以他犀利的目光和鲜明的观点，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内幕。他的许多报道和作品早已誉满美国、蜚声世界文坛。他的名著《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已成为反映二次大战中苏联前线情况的经典作品。这本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书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一出版，立即引起全美的轰动，《时代》周刊等许多报刊大量报道，接着欧洲、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也竞相表示要翻译出版。
　　从事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写作，是索尔兹伯里多年来的夙愿。他极其崇敬埃德加·斯诺，并深受其感染和影响。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序言中曾写到：“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今天以实际行动完成了这位先行者的未竟事业和意愿。为了写作此书，索尔兹伯里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并于—九八四年专程来到我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他的七十岁的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他以红军般的勇敢和坚毅，不顾年迈（当时七十六岁）有病（心脏病），怀揣心脏起博器，带着打字机，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坚持越过了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七十四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沿途他考察体验了自然界的复杂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象，向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了解历史和现状，了解民俗风情，遍觅革命遗迹，博采轶闻轶事。更为重要的是，他有机会亲自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我国现今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会见了不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多方探索和考证了长征中的一些问题，正如地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直到弄清事实为止”。因此，全书不仅反映了长征这段壮阔的历史，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参加过长征并正在领导新长征的我国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各异性格和多姿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我国国内经过重大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出现的一本颇具特色的文史兼备的新著。
　　本书汇集了不少关于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有作者对中国革命历史事件及其领袖人物的坦率评述，充分地表达了一个外国作家自己的观点，这对我国读者，尤其是各级干部及文史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作者多次表示了以此书献给中国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愿望。为此，我们特组织翻译出版了这部书。
　　今天，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又即将来到，海内外不少读者和出版界人士，希望能将索尔兹伯里这本《长征》重新出版，为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我们重新校订出版了这本书，遗憾的是作者索尔兹伯里已与世长辞了。我们谨以重印的新书告慰于故去的索尔兹伯里，寄托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索尔兹伯里先生生前对中国怀有友好和坦诚爱护的感情。但他毕竟是一位外国作家，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现实的变革，由于无法切近观察而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动乱之后，他曾一度产生过迷惘，在某些言论和著述中对此曾有过非议。但他很快便有所察觉，对中国政府强调稳定表示了理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他的情绪一下又振奋起来，认为前一年他所写的书中有些看法要修正，渴望能再次访华，写出新作品，以作弥补。可是，正当他为访华努力奔走之时，1992年九、十月间，他病倒了，患了中风症，于1993年　5月去世　就在他患病前两个月，他在给中国一位友人的信中写到：“我这次去中国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走，看看广东、深圳和上海。我读到的许多情况都是令人激动不已的，香港定会为此感到高兴。但我担心南方的飞速发展，会不会把北方甩得太远了。不过我想，只要加把劲，北方也会很快赶上的。我特别希望看到的是，—个重振当年雄风的上海。”字里行间表露了对中国的深情、友好，又是那么率直、坦诚。同样表现了他客观、正直的鲜明性格。
　　本书在翻译校订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得到了外交部、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的具体帮助。作者索尔兹伯里本人在访华期间又曾会见了本社领导及有关人员，交谈了如何反映中国红军长征及写作、出版此书的有关问题。今年二月间又专为本书写了序，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很多同志参加了本书的校订，特别是索尔兹伯里访华期间的陪同译员张援远，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和研究员阎景堂，以及人民大学教授胡华等同志，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本书译文忠于原著，只对原文中一些明显的差错之处，进行了校正。但由于翻译出版的时间仓促，对有些史料，特别是作者采访记录和引用的国外资料，未能一一核对，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九九四年六月
　　再版修订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