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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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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傅连璋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他知道红军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在作出决定之后周恩来给他报了信。周实际上是总参谋长，参加决策。然而，发号施令的是李德，他的命令又自然而然地得到党的总书记博古的拥护。即使周有不同意见，他往往也是以一比二处于劣势。所以他的任务就是作为—个优秀军人去执行上级的命令。
没有人同毛商量，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这毫不夸张。在党的领导层中占统治地位的“苏俄”派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早在两年前，他就失掉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仅剩下了有职无权的一个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他主持地方会议，近几个星期，对于都地区的情况进行了有名无实的调查。于都是一个傍河的县城，他那时住在一条小巷深处一所舒适的灰砖房里，紧挨着于都北门。他和二十四岁的妻子贺子珍住在一起。这时，贺子珍已是第四次怀孕了，预产期是第二年的二月份。
当时传说毛泽东在于都受到了软禁。他虽是政治局委员，但不能前往瑞金同政治局磋商，他同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多年来，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但看来，他显然未被软禁。与本书作者交谈过的长征时期所有重要的幸存者和当代中国党史学家及档案管理人员都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在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并执行这一决定的日子里却要把毛派往于都，这种主意至少是难以被人理解的。毛也不可能那么急切地需要亲自去于都搞他的“调查研究”。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一九三四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泽东转到苏联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显然是李德的主意（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对此只宇不提）。但是莫斯科没有同意。共产国际认为，尽管它和毛有分歧，但是毛的威信和名字还是有用的。另外，据翻译伍修权说，毛曾声明：“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
气氛很紧张。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保安的一条街上看到博古时，毛告诉斯诺：“那个人曾经要置我于死地。”假如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时，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说明确实有过强迫毛留在苏区的计划。
毛到达于都后，很难再去离于都有一两天路程之遥的党政中央机关了。不过，他的私人警卫员还没有被撤掉，而且他依旧可以在于都和附近地区自由行动。
毛在于都的生活和他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云石山的生活很不一样。在云石山时，从一个石崖往上走两层石阶，就到了他住的一所漂亮的小庙，离红军总部不到一英里。他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时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庙的一厢，这使他们俩有机会进行密切的交谈，后来发现这些交谈是非常重要的：那时，毛可以随便出入红军总部。但由于他的意见无人置理，他也就很少前往了。政治局开会他很少得到通知。由于他是苏维埃主席，所以中央政府机关他还是要去的。那地方不远，名叫沙洲坝。中央政府机关占据了一座一九二二年由杨氏家族建造的颇为壮观的祠堂。毛在那里住过一年左右。杨家词堂里有一座雅致的两层议事厅，暗红木架房，石板铺地。朱德和妻子康克清，陈毅和周恩来也住在这里。不过，朱德夫妇象陈毅（直到他负伤以前）和周恩来一样，通常是在前线。
有意把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这时，和其它一些紧张的时期一样，毛泽东又是疾病缠身了。从一九三四年仲夏到十月，由于身患疟疾，他时而卧床不起，时而只能勉强活动一下。他总是精力很差，情绪低沉。
这也是自然的，因为，由他主要发动的这场革命运动、他和朱德所建立的军队、他在五六年前所开创的苏区以及他建立的整套机构，如今都落人了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那位神秘莫测的代表李德和他的献媚者博古的手里。博古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而他看起来也确是如此。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同他势不两立，军事指挥机关也把他摒弃在外。毛泽东表面上显得很平静，其实却心急如焚。对于力量的对比，他并非一无所知。他知道，那时正聚积着一股反对李德和博古的强大力量。当他的追随者林彪和忠于他的聂荣臻这两位主要的军事指挥员溜进他在于都的小院，坐在长凳上向他请教的时候，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小心地问他：“我们向何处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也知道怎样用同样隐晦的话来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什么，也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但他守口如瓶，因为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他相信，这个时刻不久就要到来。
过了近五十年之后，聂荣臻回忆说，当时他和林彪急切地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去向问题。但是，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些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
十月十日，阳光明媚。正午刚过，一群人开始在梅坑——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大约有一百多个男人和二十到二十五个妇女，看上去不象是军人。他们都是被派往休养队的——老、弱、伤、病和妇女。每人一袋干粮，十斤米，但愿够吃十天的。另外，每人还有一条毯子，一包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可能还有一个手电筒（这是最难找到的），一些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带上都接着一个大搪瓷杯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这群人中年纪最大的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他已年过六十，因此为他配备了一匹马。董必武那时是四十八岁，他和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他的同志们都认为，如果当时把他留下来，肯定是死路一条。徐特立五十七岁，他曾是毛的老师。徐特立精瘦、幽默，长着一脸胡须。他有一匹马；蔡畅也有马，她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妇女。此外，还给毛的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配备了马匹。
很快，这支杂牌军被编成了排和班，每个男女成员都领到了一杆红缨枪，以备队伍一旦遭到攻击时作为自卫武器。落日时分，党的保卫部门负责人、整个非战斗部队的指挥员、曾当过水手的邓发出现了。他一反平日的严肃态度，讲着广东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同这支队伍开玩笑。他想活跃人们的情绪：“这可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呀。我们有音乐家、剧作家、作家。如果我们想演一台戏，那可是万事俱备。”气氛果然活跃了一点。队伍在暮色中向于都进发了。这是红星纵队的一部分。为了使他们不致迷失方向，沿途每隔一段就有红星标记指路。
毛是过些时候才离开的。他还有任务，其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十月十五日要给留在于都的党的干部们讲话。他必须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还要让他们了解今后的局势，并告诉他们红军主力离开后，他们应当如何工作。这时，于都城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成千上万的部队开进于都，然后又离开，或者过江，或者南下去安远。
当然，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相信他们要去打一场大仗，也意识到他们要冲出包围圈。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这使他们很吃惊），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十天的粮食。然而，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何在，却一直小心地不予透露。
疾病缠身、面带菜色的毛泽东仍在接受傅连璋医生的治疗。这时他正在对一群党员干部讲话，他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他的讲话内容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无疑是传达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明部队要冲出包围圈，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号召干部要照常工作；告诉大家部队进行了分编，红军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他们不会永远离开，他们会回来的。毛泽东坚信，革命最终必定胜利。
这是一次高、中、低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队的首长和党的整个最高领导机关已经上路了。中央机关十月十二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入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象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这太夸张了，还是毛说得确切。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
毛泽东明知危险乃至致命的撤退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的蓬勃发展的根据地。他们悄悄地行动，希望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现在是需要坚韧不拔、下定决心的时刻，不允许提任何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毛泽东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再过多久蒋介石就会发现这些蠕蠕而行的队伍。没有一个指挥员不为那些如牛负重的挑夫们担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挑着他们能够肩负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动两英里都很困难。
工兵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一带，河面不过二百五十英尺或三百英尺宽。河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人和马匹可以毫不费力地涉水而过。五座浮桥分别架设在于都两侧几英里长的河面上。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
第二章 “赤匪”的兴起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昌登上飞机，亲自前往动乱的西北地区进行视察。这时，他确认此行一切顺利，非常顺利。和往常一样，他的夫人、宋嘉树漂亮的小女儿美龄陪他同行。自他们结婚以来，美龄很少远离蒋介石的身边。他们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的美琪饭店举行婚礼的。一千五百位客人应邀参加，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美以美牧师宣布他们为夫妻。一个俄国乐队演奏乐曲《新娘来了》，另有一位美国男高音演唱《请答应我》这支歌。这次，蒋介石首先要在陕西省省会西安逗留。
在对“赤匪”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和目前第五次“围剿”的四年中，蒋介石长时间住在南昌。他认为，由于采用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新战术，共产党人已是四面楚歌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翻脸对付他的共产党盟友时，苏联顾问撤走了，他随即聘用了德国人。蒋介石的刽子手们砍掉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头颅，以致到后来，他们的胳膊酸疼得都举不动屠刀了。
苏联顾问是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时代来华的。蒋介石试图继承孙中山的衣钵，用他自己瘦小的肩膀来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苏联加伦将军和其他几个人曾经赢得了当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敬重。不过，假如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鞭长可及，他肯定会把所有这些人，连同斯大林在中国的特别代理人鲍罗廷统统杀掉的。后来为了争夺权力，蒋介石决心不惜杀死中国所有的共产党人。
但那是另话了。不过，蒋介石对那些在江西同他作战的共产党指挥员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的时候，蒋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匪首”之一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曾是仅次于蒋的第二号人物、该校政治部主任。还有很多人也进过黄埔军校。毛泽东却从未进过黄埔军校。蒋介石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但对毛的情况却了解的很多。他当然也认识那另一位厉害的“赤色”领袖——年长的朱德（四十八岁）。朱德参加共产党之前是一位军阀将领，还抽过鸦片。
即使蒋介石轻蔑地将这些人称之为“匪”，他也绝不能低估他们。七年来，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却未能把他们消灭。现在，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帮助，他觉得消灭他们的日子已不远了。
希特勒把自己最好的将军之一——汉斯·冯·塞克特——派到中国。塞克特制定的碉堡战术，即将置共产党人于死地。
在冯·塞克特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上一年共修了三干个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这些碉堡在共产党人周围逐步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困。冯·塞克特将这包围圈越缩越小，切断了被围困地区的贸易，使那里的大米或玉米无法出售；没人能出入这些地区；农民们好几个月吃不上盐，用不上煤油，买不到棉布。
还有另一方面的变化。在蒋的第五次“围剿”之前，共产党人一直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把国民党军队引进苏区腹地，然后用伏击战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共产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并以成千上万的国民党俘虏来补充自己的兵员。
后来就不是那样了。现在，共产党人正在同蒋介石进行正面的、代价高昂的战斗，以保卫他们的土地，似乎每一寸土地对他们都是宝贵的。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一战，他们和国民党军队打成僵局，至少伤亡了八千人，也许更多。蒋介石的损失也差不多。但是蒋介石可以通过拉夫来补充损失，共产党则不能，即使共产党能打赢这种战争，他们也无力承担因此而造成的牺牲。
蒋介石乘着他那架崭新的，闪闪发光的福特三引擎飞机北上时，踌躇满志地展望着前景。共产党人使他无法积聚力量来对付地方军阀，而这些军阀又无时无刻不在策划反对他。扫清共产党人以后，他甚至可以争取到一个外国盟友，这样，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就更有力了。日本人占领了满洲，现正威胁着中国内地。希特勒在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人——希特勒或许可以悄悄地帮助蒋介石。苏联人也可能帮忙，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打仗时，斯大林是不会帮助蒋介石的。不过，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面对日本的威胁，一个在蒋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对斯大林来说是大有好处的。
蒋介石从南昌向北飞行。他飞过长江，飞过南方的大片稻田，飞过黄土高原的山丘。共产党人还被围困在赣南那个角落里，包围困越缩越小。让他们去挣扎吧。这回他们可跑不掉了。照《民国日报》的说法，“今年他们就要被消灭了。他们四面楚歌，溃败已指日可待了。”蒋介石回来后，就要下令发起最后的进攻。
蒋介石坚信，共产党在江西的气数已尽。对于这一点，南昌城里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提出异议。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人们只是模糊地感到共产党的存在，而南昌则对共产党比较熟悉。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城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接着南下，企图拯救被蒋介石血腥扼杀在上海的革命，从那时起，共产党就已闻名南昌了。
南昌起义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他相貌英俊，才华横溢，能言善辩。他一生都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高级职务。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他自称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和同代的许多中国青年一样，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激进的学生运动，漂洋过海到欧洲（巴黎和柏林）去工作（法国的雷诺工厂）、学习，并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建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其高潮是北伐战争。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一九二六年从广州出发，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作为盟友并肩参加了北伐战争。北伐的目标首先是武汉，第二步希望直取北京。周恩来奉命前去帮助上海的工人起义，却因时机不成熟前两次起义被镇压下去。第三次起义宣告成功，几十万工人涌上街头，夺取政权，准备迎接蒋介石和北伐军进上海。
然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一声号角在上海吹响，迎来的不是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期待的革命胜利，而是一个“头颅的筵席”。就在工人们手举旗帜，准备欢呼“国民革命军万岁”和“蒋总司令万岁”的时刻，蒋介石和他在黑社会的旧友们达成了一笔交易。法租界稽查局长、青帮头子黄（金荣）大麻子和他的帮徒开始行动了。帮徒们在闸北、南市、吴凇和浦东地区扑向工人，蒋指挥的北伐军却袖手旁观。大刀挥舞，机关枪呼啸。
死难者不下数千，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砍头，还有的被活活扔进了烈火熊熊的火车头锅炉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取周恩来的首级。共产党指挥部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东方图书馆内。工会领导人顾顺章刚从楼里逃出来，过了一两分钟楼门就被砸开了。
多年来出版的各种书刊报道都说周恩来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但又逃脱了，可能是化装一个女人。安德烈·马尔罗在他描写上海惨案的小说《人的命运》中也讲到了这件事。但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告诉埃德加·斯诺：“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大屠杀的次日，周恩来由六名卫兵和顾顺章陪同，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二十六军军长是白崇禧将军。第二师的任务是“恢复治安”，它正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周知道二师里有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军官。他和顾顺章到那里去是要对当时发生的镇压情况提出抗议。但他和卫兵们一到二师，就被缴了械，而且被关押起来了。
二师指挥官赵舒是国民党的党代表，同情共产党人，他的女儿是个共产党员。但赵当时不在。接待周思来的是副师长司列，原以为他的态度会比较友好。因为他的弟弟是地下党员，他本人在黄埔军校时当过周恩来的助手。
但是司列的态度很坏。他们争论得越来越激烈。显而易见，他根本不想放周恩来走。最后，赵舒赶来，把司列叫到隔壁房间。人们可以听见他们争得很厉害。过了一会儿，两人回来，向周恩来道歉，交还武器，把人全部放走了。周恩来向党的总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然后秘密地到武汉去了。如果没有赵舒出来干预，周恩来恐怕会象他无数的党员同志一样，葬身在血泊之中了。
正是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这位瘦瘦的身着灰色衣服、手提黑色皮包的年轻人，于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最后一周悄悄地住进了南昌的江西大旅社二十五号房间。没人知道周思来登记时用的化名是什么。大旅社是南昌最好的旅馆，建于一九二二年。时至一九八四年，它依旧矗立在南昌繁华的商业中心，周围是些商店、办公楼、饭店和银行。当中，这个十字路口挤满了黄包车，车夫们拉着银行家去他们的办公室，拉着阔太太小姐们到豪华店铺的漂亮试衣室去。
大旅社是外省中国式建筑的一个典型，中间有一个院子，两边是讲究的房间，后面是一个装饰辉煌的宴会厅。这里有穿着软底鞋、彬彬有礼的招待员，能干的厨师，考究的饭菜和一种富裕、幽雅和古色古香的气氛。
这个星期，周恩来并非是大旅社里唯一的稀客。其实，大旅社从顶楼到底层都被占满了，地方军官们租了房间作为专用。住在二十号房间的是国民党二十军军长贺龙，他是个脾气有点古怪的共产党同情者，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方面军将领叶挺住在二十 四号房间，他是正式党员。九号房间是刘伯承（他失去了一只眼，所以人称“独眼龙”），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军队指挥员。林彪没有开单独的房间，那时他资历很浅，只是一个排长，但他后来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事务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朱德也没有在这里预定房间，他住在自己的司令部里。朱德是在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不过对外是保密的。此时，他是南昌国民党省政府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军官教育团团长，这也是党中央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并派周恩来去领导起义的原因之一。
南昌起义一举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周思来组织了二万人的部队支援这次起义，而忠于政府的军队只有一万人。
但是对革命者来说，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这时，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位二十九岁的新代表刚刚抵达中国。他叫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颇受斯大林的赏识。罗明纳兹对中国一无所知，可是斯大林却认为可以依靠他执行命令。他也确实带来了一项命令，这是斯大林的亲口信，断然下令停止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罗明纳兹宣布，如果坚持举行起义，共产国际将不允许它的顾问参加，（那时还有几名顾问隐藏在中国），也不允许把共产国际的资金用于这一行动。
这项命令是在行动开始前二十四小时下达给周恩来的，他断然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决定继续准备起义。
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那天天气晴朗。八月的南昌，天气炎热，无雨。他们把大金鱼缸倒空，里面装上开水送到干渴的队伍。士兵们都在院里露宿，那时的南昌是一个只有十二万人口的省会。到一九八四年，它已经是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纷乱的大都市了。
天亮之前，城市被起义军攻占。国民党伤亡约八千人，共产党损失极小。不知道周恩来当初是否打算守住南昌，不过，南昌实际上是守不住的，因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军立即派兵进逼南昌，而起义者们还指望张发奎支持他们，即使不支持如果能保持中立也好。
三天之后，共产党人撤出南昌开始南下。到八月六日，南昌又回到了国民党手里。一起南下的朱德安慰部队说：“这就象一九零五年的俄国一样。”他指的是一九零五年俄国那次未遂的起义，列宁把这次起义称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预演”。 ‘不管其军事结局如何，南昌在中国革命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群杰出的人物聚集到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刘伯承、叶挺、林彪、肖克和聂荣臻——都成了领导人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的“十大元帅”中有好几位都出自这些人。为纪念南昌起义，八月一日在中国被定为红军建军日。
中国没有一个省份象遥远的江西那样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共产党人。江西多山，一条大河——赣江从南向北纵贯全省，然后流往鄱阳湖，汇入长江。
江西地方偏远，赣南很多地区十分贫穷，当局很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这块山峦起伏的土地上，这里没有公路（到三十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如此），只有山间小径，人们把东西背在背上，人和马、骡成单线尾随而行。山路太窄了，连大车都难以通过。于是，江西成了造反者的避难所。赣江是江西的大交通干线，也是唯一的商业动脉。这里没有铁路。全省充斥着文盲、疾病、贫穷和愚昧。（江西省人口一九四三年是一千三百七十六万一千人，一九八零年增至三千三百一十万）。
毛泽东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他正忙于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是一次以攻占长沙为目标的农村起义。毛出生于离长沙不远的韶山的一个富裕中农家庭。他早期的很多革命活动都是在长沙进行的。他熟悉农村，在那里他创造了自己的革命哲学——充分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哲学。这些使他常常和那些比较因循守旧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由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说教者和由苏联训练、受苏联的熏陶的一群中国年轻人发生争执，他们中很多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先是受卡尔。拉狄克和尼古拉·布哈林的影响，后来又受一位非常年轻但又极为固执的苏联人巴甫尔·米夫的影响。米夫对中国一窍不通，不久前还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二十六岁就成了斯大林在中国事务上的重要代理人。
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发动秋收起义“使用一面他自己设计的旗帜——一颗红星中间有一柄锤子和一把镰刀。，起义结束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率领所剩的约一千人来到通往井冈山途中的文家市村。在文家市，他站在里仁学校泥泞的操场里临时搭起的讲台上高声问他的部下：”我们有没有胆量把革命进行下去？“人们答道：”有 ！“
井冈山是峻峭的岩层露头组成的山脉，海拔四千至五千英尺，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与江西的分界线。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偏僻了。井冈山位于两省交界处，向两边伸展，没有道路，森林茂密。千百年来，这里是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认真地调查过井冈山一带的情况。
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井冈山正好符合他当时的需要——在这里，可以聚集力量，可以检验他酝酿中的暴力革命理论，还可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教育农民；用湖南人的话说，毛泽东是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也就是说，他通晓长沙地区的情况。井冈山这个名字对他并不陌生。政府鞭长莫及，整个地区由王、袁两股土匪控制着。袁自称大刀会，在茅坪周围活动，王的领地在山上。
近来，毛泽东听说王、袁表现出某些有觉悟的迹象。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他们允许一支共产党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到上海去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一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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