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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银行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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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锍錾模诙未笳狡诩洌胰舜蟛糠质奔涠荚谀抢锒裙Ｔ绯科叩阒樱依锏哪腥饲巴idgah，那是一片空地，许多人集合在那里祈祷。我们做祈祷，阿訇开始布道，几千人排在他身后。所有的人都穿着新的 Eid 服，空场上充满传统香水的气味。祈祷做完以后，我与兄弟们拥抱，互致“Edi快乐”，然后排成一队去触摸父亲的脚，以示敬意和问候。上过坟，并且付了法定的 fitra 税（给穷人的 1。25 公斤麦子）以后，我们开始去拜访各家亲戚。在一个月的斋戒之后，甜肉和美味的面条吃起来更香了。
姐姐莫姆塔兹做的甜食最棒。那年她做了一些我最喜欢吃的rashomalai（一种混着小白颗粒 popy 种子和芒果肉的浓牛奶）。我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她做的酸奶和 chira（一种加入甜芒果和香蕉的美味麦片）。
莫姆塔兹比我大 20 岁，长着鹅蛋脸，一双热情的黑眼睛。虽然她 17 岁就结婚离开了家，但就像一个替补母亲，她总是把照看弟妹们当作自己分内的事。1977 年这个 Edi ul Fitr，孩子们都在我们身边，互相召唤着，笑着，吃着，玩着。但莫姆塔兹默默地握住我的手。她是多么好呀！她对我，对我们大家，是那么的关爱！看着她的眼睛，我回忆起 1950 年的那一天，我坐公共汽车和人力车飞奔到她家，告诉她弟弟阿尤布出生了。我气喘吁吁，万分激动。她大笑着拥抱我，召唤她的邻居们通报这个好消息。我们吃啊，庆祝啊，直到深夜。第二天莫姆塔兹打好了包，搬到家里来帮助母亲照料小阿尤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环顾左右，我的姐姐莫姆塔兹和图努，我的兄弟萨拉姆，易卜拉辛，贾汉吉尔，阿尤布，阿扎姆和莫因努，我为我们的健康和幸福而感谢真主。我们真是幸运。
1977 年 10 月，在一次去首都达卡的旅途中，我的一次偶遇大大改变了我们将贷款给乔布拉穷村民的努力方向。出于一些与格莱珉无关的个人原因，我造访了孟加拉农业银行，那是我们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在那儿我偶然遇到一个熟人，就是那个银行的董事总经理。A。M。阿尼苏扎曼（A。M。Anisuzzaman）先生是个极为健谈开朗的人，一看见我，他立即发表了一长篇激烈的演说。他独自说了很长时间，攻击我和其他学究们躲在象牙塔里，没有为孟加拉做出应有的贡献。那真是一场猛烈的攻击：
“你们这些学究令我们失望。你们没有尽到你们的社会责任。这个国家的银行体系糟透了，全是腐化、贪污和肮脏。每年，成百上千万的塔卡悄无声息地被人从农业银行偷走，没有一个人为任何事向任何人负责。你们这些有着白如百合的双手的学究们，有你们舒适的工作和出国旅行，你们肯定不负责。你们都全无用处。完全没有用！在这个社会所看到的东西让我厌恶之极。没有人想到穷人。我告诉你，这个国家让人感到耻辱，它就活该有这么多问题。”
阿尼苏扎曼不停地说啊说，等他终于慢下来以后，我说：“好吧，先生，听到你说的这些我很高兴，因为我恰巧有个可能使你感兴趣的建议。”
接下来我大致说明了我的乔布拉试验，并解释说，我的学生们是不拿薪水志愿工作的，“他们捐献了他们的时间，而我用我的实习预算来付那些费用。那些贷款正得到偿还，贷款者的状况正在一天天好转。
但是我确实为我的学生们担忧。整个试验只是由一根细线维系起来的，我需要机构的支持。“
阿尼苏扎曼仔细地听我讲。我看到他被我的想法吸引，他激动起来了。
“你们和贾纳塔银行有什么麻烦？”他问道。
“他们坚持要我为每一笔贷款担保。我要去美国三个月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一些会议，而他们坚持要把贷款文件寄给我，要我签字。你可以想象，那有多么不实际！”
他摇摇头：“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很高兴。我本来可能多少年都根本碰不上这么一位热切地想帮忙的人的。我解释说：“贾纳塔银行不能对我们的项目提出拒绝，因为没有拖欠还款的。但是他们总要花两到六个月才肯批一笔新贷款，每一笔都要经过达卡的总行审批，而且每次碰到一个问题，他们还要再多花几个月时间才能从指挥链的上端再绕回来。这样运作十分困难。”
阿尼苏扎曼不耐烦地挥挥手，“你们不能这样下去。这很荒谬。现在告诉我，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从农业银行？”
“对。”
“嗯——”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我想，我希望农业银行在乔布拉建立一个分行，由我支配。我会订立它的规章与操作程序，招募我自己的工作人员。你们要允许我发放总额达一百万塔卡的贷款。给我一百万塔卡的限制，给我一年时间，然后盖上盖子放手让我去工作。
一年以后再打开盖子，看我是不是还活着。如果你们喜欢我做的事，就延长那个项目。如果不喜欢，就关掉那个分行，不提这件事，把我当作一个试验。如果根本没人偿还我们的贷款，那么最多你们也就是亏损了一百万塔卡。“
“好的。”阿尼苏扎曼说。他拿起电话，对他的秘书说：“给我接吉大港地区经理。”他捂住听筒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吉大港？”
“明天。”
“坐下午的飞机？”
“对。”
电话中传来另一个声音，阿尼苏扎曼说：“我的朋友尤努斯教授明天要从达卡飞回去，他将在下午五点钟到达校园。我想要你在他的居所等他，我还想要你听从他的指令。无论他怎么说，无论他想要什么，我都命令你那样做。你明白了吗？”
“明白，先生。”
第六章 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2）
“你有什么问题吗？”阿尼苏扎曼对着电话说。
“没有，先生。”
“好极了。那么，我不想听到说有任何事情出了问题。我不想听到尤努斯教授向我抱怨说，他的命令没有被遵从。你明白吗？”
我从阿尼苏扎曼的办公室走出来时仍然觉得有些头晕目眩。我看到一个姑娘正在外面的大街上扫地。她极瘦，光着脚，带着一个鼻环。
像达卡大街成千上万的清洁工一样，这个女人一天干到晚，一周干七天，才能刚刚勉强维生。然而她还算是一个“幸运者”，因为她有一份工作。为了这个女人，为了所有那些甚至不敢奢望一份清洁工工作的女人们，我要发展我的贷款项目。此刻，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
第二天下午，农业银行吉大港地区的经理在我的起居室里等着我。
他十分紧张的样子。我告诉他头一天发生了什么事，阿尼苏扎曼多么热情地赞同我的学生们和我正在乔布拉村做的事。那个经理解释说，我需要写一个项目建议书。他会带几个同事再到我家来，起草一份正式的书面出资申请。
第二天是星期一，五个人来到我家。他们问了我许许多多的问题，一些我从没想到过的事：我需要多少贷款者？多少雇员？我提供什么样的薪金水平？我需要多少保险柜？我尽可能地回答了那些问题。几周以后，我收到了寄来的一个大信封。那是一份建议书，基于我告诉他们我想做的事所做出的一部复杂的洋洋巨著，充满了官僚的行话，甚至连读一页都极为困难。它什么也没说。我拿过一支笔，用我自己的话草草记下了我初始的想法。我的提议简明扼要。我第一要改的就是这个分行的名字。我写道：
Krishi 银行以“农业”这个专有名词作为它的名称，而我并不希望这个分行与农业有关联。在孟加拉，农夫并不是最穷的人。相反，与没有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相比，那些拥有土地的人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我想要这个分行覆盖乡村的各行各业，诸如贸易、小手工业、零售业，甚至是走街串户的叫卖。我想要它成为一个乡村银行，而不是只关心收成与农作的银行。所以我选择“格莱珉”格莱珉（Grameen）出自“村庄（gram）”一词的形容词形式，意为“乡村的”，或是“有关村庄的”。这个词。
几个月过去了，阿尼苏扎曼终于有了消息，他要我去达卡会面。
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下以后，他点了一支烟，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的董事们说，我无权去做我正在努力的这件事，”他说，“因为你是一个外人，不是银行的一个雇员，我不能把我在银行业的权力授权给你。”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了他的问题：“尤努斯，你真的想开一个我们银行的支行吗？”
“不，一点儿也不。我只想借钱给穷人。”我回答说。
“你还想当教授吗？”
“嗯，教书是我唯一会做的一件事。我热爱教书。”
“我不是在对你施加压力。我只是在把我的思考讲出来。”阿尼苏扎曼把头向后靠回去，向天花板吐了一口烟。“你可以放弃你在大学的工作而成为我们银行的一个雇员。那样，我让你做我的副手就容易了，我就可以授权给你而不怕董事会的不满了。”
“谢谢你，但我对成为一个银行家没有真正的兴趣。”我回答说，“我还是愿意当个教授。我有一个系要管理，有学生和教授们要照看，还要适应大学里的一些政治环境。我只是用我的左手做这项减轻贫困的工作，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愿意提名我的一个学生来做那个分行的经理。”
阿尼苏扎曼凝视着办公室的窗外，任他的香烟缭绕散发。我可以看出，他头脑中正在转着各种各样的主意。“如果我不让你在法律上负责那个分行如何？从官方上讲，那个分行由该地区经理监管，但是从非官方上讲，他会做你吩咐他做的一切。他会从你这儿接受命令。如果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他会到总部来，而我会批准的。你要提交一份那些目前正在乔布拉村为你工作的学生的名单。他们中的一个人可以成为那个分行的经理，其他人可以成为银行的雇员。”
想到我的同事们——阿萨德、努加罕和詹娜——平生第一次，终于要有实实在在的有薪水的工作了，我不禁莞尔。“我会称它为格莱珉分行。”我说。
阿尼苏扎曼点点头。“农行的格莱珉试验分行。听起来如何？”
“非常好。”
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他站起身来，我们走到窗口旁。窗外，城市的喧嚣正在奔腾涌流，我看到一些带着婴儿的赤脚乞丐，睡在街边的女人，还有四肢残疾、身体消瘦的孩子们。
“城市的穷人是另一个问题。”阿尼苏扎曼长叹一声说。
“如果我们能在乡村减轻贫困，涌到达卡阻塞街道的穷人就会减少了。”我说。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祝你好运，教授。”
我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我虽然仍是大学的一名全职教授，但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管理我们的农行乔布拉分行上面，工作人员仍是我原来的那些学生。工作进度比与贾纳塔银行合作时快了一些，而且我不再需要亲自为每一笔贷款担保了。但是，我们的贷款者仍不足五百人。虽然有许多成功的个例，但是看起来，我们并未在村庄积年已久的贫穷之中造成很大的突破性进展。
1978 年初，我应邀主持由中央银行组织的一个名为“资助乡村穷人”的研讨会。那个研讨会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主办，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些专家出席了会议。这些美国专家辩说，借贷给农民的关键是要把利率定高。他们认为，有较高利息的压力，农民就会更加持续地还款。
这在我看来是讲不通的。我辩驳说：“孟加拉的农民在绝望的时候，无论向他们收取多高的利息，他们都会借钱的。他们甚至会去向一个威胁要拿走他们所有一切的高利贷者借钱。”会议室中的那些人不安地看着我。“我会付给农民一种负利率。”我解释说，“我会借给他们 100塔卡（大约 5 美元），如果一个农民还给我 90 塔卡，我就免去他那10 塔卡的债。你们看，借贷给农民的真正问题是把本收回来，而不是利息。”
我当时是在故意挑衅。这些政策专家们想使贷款成为十分困难的事，于是就只有那些有经验的农民和手艺人才敢借钱。而我则想把这件事搞得容易一些，这样，人们就会更愿意偿还他们的贷款了。
一位年长的银行家对我的讲述甚不耐烦。“尤努斯教授，”他开了口，“您的乔布拉试验算不了什么，与我们所经管的国有大银行相比，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并不是平白无故就花白了头发的。请让我们看到在整个地区、而不只是一个村子取得的成功吧。”
他的挑战并没有使我吃惊。大多数银行家都没有拿我当回事，他们曲解我扩展项目的动机，并坚持认为，那在全国水平上是行不通的。
第六章 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3）
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希特库马尔甘戈帕德海亚（Asit Kumar Gangopadhaya）先生自始至终地倾听着。会议结束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否认真地想扩展我的试验。我告诉他是的。一个月以后，他邀请我出席一个由那些国有银行的所有董事经理出席的会议，讨论我的提议。
经理们对我的态度宽容而居高临下。当甘戈帕德海亚要求他们支持时，他们说：“当然，根本没有问题。”但那显然是为了取悦他的随口应承。实际上他们非常保守。他们认为，那些贷款者偿还贷款都是因为我是个可敬的大学教授，小额贷款项目所以能在吉大港奏效是因为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城市。我试图解释说，穷人并不上我的大学，他们的亲人中也没有人会读会写，而且我在学术方面的声望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围桌而坐的董事们听不进去。如果我真要展示这个试验项目是可以被任何其他银行复制的，我就得辞去教授职位做一个银行家，在另一个地区建立起一个格莱珉分行。
最终，我还是那样做了。吉大港大学批准我离职两年。1979 年 6月 6 日，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情形，我就正式加入了坦盖尔地区（Tangail）的格莱珉分行试验项目。
选中坦盖尔是因为它离达卡很近，便于达卡的官员判断试验项目是否对村民们产生了任何真正的影响。他们同意，每一家国有银行提供三家分行允许我们使用——其中一家小银行只提供了一家分行——这样，我们在坦盖尔一共有了 19 个分行，在吉大港有 6 个，还有我们已经在乔布拉村建立的农行试验分行。突然之间，格莱珉壮大到了25 个分行。
坦盖尔正处于宛如战时的动荡之中，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运动中名为“人民军队”的地下组织的武装团伙在乡间肆虐。这些游击队随意开枪，毫无顾忌地杀人，在每个村子我们都碰到倒毙在路中间、吊死在树上或被枪杀倒在墙边的尸体。乡间到处散布着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当地的社区负责人大多为了保命逃跑了，躲在邻居家里或住到坦盖尔城的旅馆里。整个地区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秩序。
我们，一个羽翼未丰的银行试验规划，面对流血和杀戮，能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为新招募的那些要独自在偏远的村庄工作生活的分行经理与银行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深感担忧。更糟的是，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是有极端倾向的年轻学生，他们很容易受到武装的左倾游击队的影响。（我们过后发现，事实上，一些工作人员在开始为我们工作之前，一直都是“人民军队”的活跃分子。）
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稍微动一下都会使人筋疲力尽。白天，路上空无一人，人们站在树下，祈祷来一场突然的夏日暴风雨。我们经过的村子十分凄凉，人们极度贫苦消瘦，于是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这是人们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在那些允许我们使用的银行分行，职员们因为工作负担被加重而对我们愤愤然。他们无数次地拒绝提供服务或是和我们找别扭。有一次，情况恶化到那种地步：我们自己的一个员工用枪瞄准了一个当地的商业银行经理，威胁说，如果再不拨给格莱珉的贷款者更多贷款就当时杀死他。我们不得不解雇了那个工作人员。受到威胁的经理要求调回达卡，那件事使得我们和那家银行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尽可能地自己多做工作，而没有依靠那些靠不住的国有银行的工作人员。结果发现，那些前“人民军队”分子都是出色的工作人员。这些地下斗士们都很年轻（通常是 18 到 20 岁），工作努力，有奉献精神。他们曾经想用枪和革命解放这个国家，现在，他们又在同样的村庄里奔走着，向一无所有的人们推广小额贷款。他们需要一个事业来为之奋斗，我们将他们的精力引导到更有建设性的事业上，而非恐怖主义。只要他们放下枪，我们就很高兴地雇用他们作为银行工作人员。
一开始，只有乔布拉村的几个骨干人员和我同来：我的年轻同事阿萨德、迪帕尔和谢赫阿布杜德戴杨（Sheikh Abdud Daiyan）。
随后，当情势比较安全以后，我将同在乔布拉村工作过的两个女同事也带来了：努加罕和詹娜。我搬到一个还没完工的建筑里，我住三层的小房间，工人们仍在我周围工作着。在拉马丹期间，我打破了每日的斋戒，吃传统的清淡的伊夫塔（ iftar）晚餐：用糖和碾碎的椰子腌甜的碎米（ chira），用红辣椒炸过的鸡豆，芒果片，还有撒上绿辣椒和洋葱的炸过后磨碎的兰豆（lentils）。
我的办公室里没有卫生间。白天我需要方便的时候，不得不去打扰我的邻居。在最初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当地人的慷慨使我保持高昂的情绪。夜晚，经常会有一个住在邻近破茅草屋里的老人给我端来pantabhat，那是将剩米饭泡在水里发酵，浇上炸辣椒、生洋葱，再加上剩菜。但是格莱珉有规矩，不得接受任何贷款者或村民的食物或礼物。我只得很不情愿地谢绝了他送来的食物。
我的每一个小小的决定都必须在达卡中央银行的每月例会上进行复审。例会由参与这一试验的各银行所有董事经理参加，这是一个迟缓拖沓的过程。例如，我们在第 37 号决议上浪费了两个小时，就是否该给银行工作人员配备手电筒以便其在乡间走夜路而争论不休。一个董事经理认为，孟加拉的乡村生活不应该被手电筒的输入而“毁坏”，他想要我们的银行工作者使用老式的灯笼和煤油灯。与那些不断指责格莱珉改变了孟加拉乡村的社会根源的社会人类学家一样，这位银行家不愿允许引入任何听上去非传统的东西。富足总是带来变化，这又能算得了什么障碍呢？我为能带来变化而不遗余力。如果那个董事经理生活在坦盖尔和吉大港最穷的村子里的话，他也会全力那样做的。
1980 年 3 月，我在达卡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再婚仪式。我和薇拉的婚姻几年以前就结束了。1977 年 3 月在生下我们的女儿莫尼卡不久，薇拉决意离开孟加拉，她说，这不是一个抚养孩子的好地方。虽然我们仍然彼此相爱，但就是无法在同一个地方定居达成一致。薇拉拒绝留下来，而我无法放弃孟加拉。我们非常悲伤地协定在那年 12月离婚了。与来自和我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薇拉相对照，阿芙罗兹贝格姆（Afrozi Begum）是曼彻斯特大学高端物理学方面的一位孟加拉研究员。她和我一样，在东西方世界都能应付裕如。结婚后的几个月里，阿芙罗兹仍在英国完成她的研究，我在坦盖尔工作，但很快她就到坦盖尔来和我团聚，同住在办公楼的三层。从那时起，我们总是住在离办公室很近的地方，甚至今天，我们还是生活在办公大楼的楼群中。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我们有了女儿迪娜阿芙罗兹尤努斯（Deena Afroz Yunus），她生于 1986 年 1 月 24 日。
到 1982 年 11 月，格莱珉银行的成员增长至 28000 人，其中将近一半是妇女。我们是如何从 1979 年的 500 名乔布拉成员而达成这一飞跃的呢？我们的坦盖尔扩展的成功没有任何奥秘，但是最重要的，肯定是我们的银行工作者和经理们的努力与献身精神。很早我们就认识到挑选富有活力的年轻人来管理分行的重要性。使人吃惊的是，先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人最合适做这件事。以前的工作经历会使刚参加工作的人分心，难以专注于格莱珉的理想与独特的操作程式。
第六章 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4）
许多年轻经理都将格莱珉看作是一个重大的机会，他们喜爱试验与冒险带给人的快感。经理负有建立起当地格莱珉分行的责任，他要为未来办公室选址，并画出那个地区的地图。他要就那个村子的历史、文化、经济与贫困状况等写出报告。为了使格莱珉广为认知，那位经理会将相邻几个村的包括村长在内的人都请来，参加一个“发布会”。
会上，一个格莱珉的高级官员详细解释本银行的运作程序，请村民们自由选择是否接受格莱珉及其所有规章，或是拒绝它。如果被拒绝，本银行就保证离开这个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要求我们离开，但我们想从一开始就做得很清楚，即：由他们选择是否接受我们。
在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工作是高度专业的，从规划到设计再到实地一对一的接触，件件工作都是如此。访问格莱珉的客人经常问我：“是什么使得格莱珉的员工或经理如此不同于其他年轻人的？他们为什么会乐于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呢？”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在于对银行雇员们的培训规划，而那一规划就是出自 20 世纪 8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在坦盖尔时那些每周非正式的工作会议。
大多数人在谈论有关扶贫规划的培训时，他们的意思是指要教给穷人新的技能。而在格莱珉，如果我们有任何为贷款者的正式培训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我们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他们塑造成反贫困斗士的精英团队。
任何有硕士学位，或者至少通过了学士学位所有考试的 28 岁以下青年，都有资格申请成为我们银行的一名经理。我们在全国性的报纸上登广告，收到了大量的申请。这些申请人中半数都有可能成为格莱珉银行的一流经理。但是由于我们的培训设施有限，对申请人面试之后只能筛选出有限的人选。我们要求入选者到培训机构报到，在那儿接受两天讲解介绍之后，就被分派到各个支行去，在接下来的六个月时间里，在那里继续接受培训。在他们离开以前，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仔细观察一切。你们今后的任务将是，自己建立起一个格莱珉分行，它要处处优于你实习了六个月的那个分行。”
这样，接受培训者通过观察其他人如何掌管我们的一家分行，来发现并了解格莱珉。我们使每一个新加入的年轻工作者沉浸在格莱珉的文化中，沉浸在穷人的文化中，教给他或她去看重赤贫者那未被开发的潜力。我们的培训课程很简单，但是艰苦严格，大部分是自学自教，没有阅读材料，也没有计算机教程。我们发现，孟加拉的村庄使年轻人对生活得到的了解，比从任何书本都要多得多。在这段时间，我们鼓励他们对所见的一切提出批评，提出任何修改或改进的建议。
当重新汇聚在达卡总部的培训部时，他们向同事们讲解自己的改进建议。这些经过一段实地实习的学员们总是会带来清新的空气，还带来敏锐的观察与尖锐的批评。在他们的报告里经常会指出，我们神圣的规章被违反了，或是我们钟表般精准的运作正在崩溃。他们的主要计划包括修改运作方式，对违规者进行严惩等建议。在接下来的公开辩论中，这些批评会渐渐的不复那么锋芒毕露，但在他们的报告中，确会有许多真实的东西。我们鼓励这些焕发精神的辩论，因为革新只能出自宽容、多样化和好奇的氛围之中。
与我们的经理不同，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硕士学位，他们只受过两年大专教育。如果进入政府机关，他们可能是地位较低的服务生或是办公室的勤杂人员，处于办公机构等级制度的最底层。我们每年都接到成千上万的要求成为银行工作者的求职申请，不幸的是，我们只能接受大约十分之一的申请者。
我们有意招收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学员。来面试的应聘者中绝大多数人（男性的 85％，女性的 97％）以前从没来过达卡。他们的父母常常得要卖掉庄稼、树木、奶牛、羊，或是首饰，来筹集他们应聘之行所需的费用。至少有一半申请人得靠父母借钱筹集旅费，其中许多是从放贷者那里借钱。我们的申请人中多半都是在面试当天到达达卡，因为他们在当地没有亲朋可以借宿，也没钱住旅馆或招待所。
几乎我们所有的申请人都是具有强烈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善良的人。大多一天祷告五次，那是一个穆斯林需要做到的。银行的工作艰苦，但入选者都很看重这个工作给予他们的安全感、尊重、自信与机会。他们在格莱珉工作的前景非常美好，虽然我们付的工资只相当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初级工资，但我们发现，那些工资高得多的私有银行很少能够将我们的工作人员挖走。是什么使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此忠诚？是工作本身吗？是培训吗？是他们之间结成的友谊吗？是他们个人迎接挑战的感觉，以及他们从帮助自己的国家而实现的自我价值吗？
我想，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会有他或她自己的原因。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鼓励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政治与社会状况，而且我们信任他们能够对客观现实做出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在员工中间建立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坚定地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我们的工作是从中挑选最好的方法。
与其他商业银行不同，我们的工作人员更把自己看作是教师。他们帮助贷款者充分开发其潜力，发现自身的力量，以从未有过的程度扩展他们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确是教师。我也把自己看作一名教师。格莱珉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曾是我在吉大港大学的学生，他们更把我看作是一个老师，而非老板，这使我很高兴。和老板在一起，一个人必须中规中矩，但和老师在一起，关系就更随便，甚至可以是精神层面的关系。人们可以更自由地讨论自己的问题和弱点，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必惧怕引发官方的惩罚。传统的银行官员需要他们的办公室，他们的文件，他们的办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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