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粟裕认为情况紧急，不能再迟延了，必须当晚全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方志敏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先头部队由粟裕带领立即前进。
　　先头部队沿中路斩关夺隘，在粟裕率领下于上半夜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一带。粟裕一边同省委和省军区联系，一边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
　　第二天没有来。
　　第三天没有来。
　　第四天还没有来。
　　粟裕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去联络接应，均未能联系上。
　　起初隐隐约约听到山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中共闽浙赣省委通知粟裕：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再以后就是方志敏、刘畴西被捕的消息。
　　后来，少数突围的将士辗转找到了先头部队，粟裕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到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人的重围，由于众寡悬殊，又兼红十军团指挥失当，除一小部分突围，大多数将士在战斗中牺牲了。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北上抗日光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寻淮洲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吏！①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共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粟裕的感想是：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在暴风雨般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我们的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潮及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②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胜利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迸师。粟裕被任命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
　　粟裕和刘英率挺迸师向浙南进军。根据形势的变化，吸取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粟裕率挺进师开辟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后移至浙南。
　　挺进师的游击区域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缘。
　　浙南游击战争，从1935年初开始，到1937年9月中旬与国民党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
　　浙南游击区，是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进入国民党统治腹地发展起来的。
　　粟裕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的中共组织被破坏，没有红色根据地和游击区作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有革命传统，浙江有些地区的地形对挺进师开展游击战争有利。从全局来看，当时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主力红军吸引在北上途中。长征路上是主战场，相对而言，浙江的国民党力量比较空虚。并且还有几个在南方坚持战斗的老苏区，可以和挺进师相互支援。先遣队在浙江没能站住脚跟，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挺进师接受先遣队的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就可以在浙江站稳脚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粟裕还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和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刨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粟裕的根据是：其一，仙霞岭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挺进师可以与其他两省的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又可以利用三省之间国民党的矛盾；其二，仙霞岭一带群众基础比较好，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为挺进师的游击战争创造了群众条件，当地有一个青帮组织，其首领与国民党积恨已久且与挺进师已有联系，可以成为挺进师的初步依托；其三，这里大部分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挺进师隐蔽和机动。
　　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共有四百多人，主要是怀玉山突围的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此外还有一些康复后的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工作人员。在这四百多人之外，闽浙赣省委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
　　挺进师下设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的规模相当于连，但都是团级干部担任领导。
　　挺进师的参谋长是王蕴瑞，政治部主任是黄富武。
　　粟裕率挺进师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闽北党组织联系后，再去浙江。
　　挺进师南下，首先必须通过国民党布置在信江以北的几道封锁线。部队在粟裕率领下，经过充分准备，以一天七十公里的急行军，巧妙地通过了封锁线，胜利到达闽赣边境。
　　挺进师进入福建边境，突然遭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伏击。这次战斗，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被保安团打坏了。从此，挺进师同中共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挺进师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前，曾向闽北党组织通报，请他们派人接应。
　　但当粟裕打垮拦路袭击的敌人进入闽北根据地时，却到处碰到敌人，找了几天，不但没找到闽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反而发现了署名“李德胜”的劝降告示。粟裕明白了，原中共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这个叛徒正带着国民党的队伍在闽北清剿。李德胜把挺进师进军浙江的秘密出卖给了国民党。所以，粟裕的部队遭到国民党保安队的伏击。
　　鉴于李德胜叛变，粟裕只好放弃原定计划，自己率部队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那里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有较强的战斗力。粟裕率领挺进师在外围先展开活动，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进行各个击破。
　　3、4月间，挺进师在浙闽边境迸进出出，往返作战，一度打到江山，又在武夷山、洞宫山区，辗转作战，后来又游击于龙泉河以南。先后打了大小十几仗。
　　国民党军纠集了大批保安团队，并调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企图南北夹击，消灭挺进师。
　　4月下旬，挺进师被敌人合围在斋郎地区。国民党部队有三千多人，五倍于挺进师。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部一千二百人从东北进攻，福建保安第二团团长马洪深部一千余人从东面进攻，近千人的地主武装从东南进攻。
　　挺进师当时只有五六百人，但战斗力极强。
　　国民党军依仗人多势众，先派出地主武装打头阵，计划先用地主武装扰乱和消耗挺进师，然后出动主力，一举聚歼。
　　挺进师军事和政治攻势齐下，地主武装不到半天就全部瓦解。
　　李秀部骄横轻进，深入到挺进师的伏击圈里。挺进师集中火力，给以突然袭击，杀伤三百余人，俘虏约二百人。李秀的手被打断，他率残部仓皇逃窜。挺进师穷追十五华里。马洪深部见势不妙，不战而逃。挺进师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
　　经过调查，粟裕决定选择龙泉、浦城、江山、遂昌一带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这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1935年5月，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地区，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这个青帮的首领陈凤生接触过进步思想，受过1928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1930年，陈凤生领导了攻打国民党枫坪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另一位首领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进步思想影响，中途归国，回乡办学校，尔后加入青帮，但他积极学习并传播革命知识。陈凤生和卢子敬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他们领导的青帮会众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有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挺进师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后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参加了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挺进师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粟裕决定留第四纵队牵制敌人，命令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根据地并建设根据地。其余的队伍辗转游击，以掩护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
　　为挺进师规定的任务是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他运用在井冈山跟毛泽东学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他要求将士们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挺进师的前身是红十军，是赣东北的子弟兵，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中，千里转战，已锻炼成长为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反而要从头学起。不少干部已不愿意也不习惯分开活动。
　　起初，粟裕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会合。可是，刚过了三天，他就带着小部队回来了，人也瘦了，眼睛也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跟大部队一起走。
　　后来，粟裕改变方式，不让小部队出去大长时间，从三天，到五天，然后慢慢加长。这样，小部队单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信心也逐渐增强了，甚至可以派一个班长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
　　游击战争的必要条件是依靠群众。
　　在新开辟的根据地里，群众不了解红军，加之语言不通，群众又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被国民党胁迫着离开村庄。有时，挺进师连向导也找不到，筹措粮食给养更困难。
　　为了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高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群众说明情况，请群众带路，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洋。
　　群众有了接触红军的机会，认识了红军是工农子弟兵，于是不再相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红军接近了群众，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积累了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
　　浙西南山区的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加之旱涝成灾，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面对这个现实，粟裕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
　　当时，保安团队被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围，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红军则放开城市，辗转于广大农村。
　　红军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区别情况处理土豪劣绅。
　　5月17日，红军袭占了松阳县古市镇，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
　　5月21日，红军袭击龙游溪口，镇压了国民党的一个公安分局局长。
　　浙西南的群众觉悟了，行动起来了。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一个局部的高潮。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积极拥护。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被摧毁，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国民党浙江当局为浙西南的红军之崛起感到震惊。此前不久，《东南日报》报道“浙省无匪迹，……治安绝元问题”，转而又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下令进剿，企图把红军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粟裕率领一支红军在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无异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共产党的武装堡垒。蒋介石是浙江溪口人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蒋介石当时必欲除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而后快，他更不能容忍粟裕在他的家乡附近耀武扬威。
　　1935年8月，国民党开始策划对红军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
　　这时，红军主力正在长征途中。蒋介石派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认为红军已是插翅难逃。
　　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来称为“八一宣言”。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本着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蒋介石把“安内”放在“攘外”之前，专意剿共，无心抗日。
　　保安团对付不了浙西南的红军，蒋介石决定调其主力部队来“围剿”。
　　他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浙赣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这个指挥部最初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红军抗日先遣队，以后一度移至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的共产党武装力量。7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蒋介石必欲消灭浙西南的红军。
　　卫立煌和罗卓英认为浙西南的红军游击队只不过是红军的残余，只需“清剿”而不必“围剿”。他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叫“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由罗卓英统一指挥。在罗卓英的手下，有六十三个正规团。其中一大部分用来对付粟裕和刘英领导的红军。
　　罗卓英是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这支队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兵员充实，有较强的战斗力，后来发展为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罗卓英手下的师、团长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著名人物。
　　罗卓英的部队于8月间开进浙江。他的“围剿”部署是：第十四师三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三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三个团在东南，浙江四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五个团在西南，部子举“剿共军”的四个团在西北。
　　罗卓英还布置了大批机动部队，合计共三十二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加上地主武装，号称四十个团，用来“围剿”千余人的红军挺进师。
　　粟裕没有想到蒋介石拿这么大的力量来对付浙西南的红军游击队。他认为浙西南红军所直接面对的可能是宣铁吾指挥的四个保安团和十余个保安大队。
　　8月初，粟裕指挥部队向国民党的保安武装发起了“八一”大示威，以期打破宣铁吾的围剿。
　　这次“示威”给了敌人保安团队以有力的打击，但也过早地暴露并消耗了浙西南红军的力量。
　　面对如此众寡悬殊的情势，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关系重大。
　　粟裕想起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指挥反第一、二、三次“围剿”和朱德、周恩来指挥反第四次“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粟裕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靠游击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这里情况又有别于当年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朱毛会师形成红军主力。在战争中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因为中央苏区有相当力量的主力。而浙西南的红军则不具备主力优势。这是一支游击队，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在正常情况下，一次至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
　　于是，他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坚持在原地牵制敌人，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9月下旬，粟裕率部从根据地中心区南下，在敌人两个师的结合部突破封锁线，进入闽浙边境。
　　罗卓英非常狡猾，他查明红军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闽浙边境后，并没有派数万大军追赶不足千人的游击队，而只派出大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游击队，几十个团的主力仍旧死死围困住红军的游击根据地。
　　从9月中旬开始，罗卓英血洗浙西南红军游击根据地，直到次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
　　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福建省寿宁县与以叶飞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闽东特委会合，遂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刘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司令员兼省委组织部长，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长，陆大英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粟裕与叶飞汇合之际，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已到了陕北苏区的吴起镇。
　　粟裕的主力部队虽已跳出敌人的合围，但国民党用来追堵的五个团虽不及国民党投入“围剿”兵力的六分之一，却已相当于挺进师主力的十倍。加之处在国民党腹心地区，有国民党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与国民党正规军配合，挺进师的处境仍十分艰难。
　　面对这种局势，粟裕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他命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的括苍山一带发展，其余的主力部队集中力量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浙南一带，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粟裕认为浙南比浙西南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1924年这里就有党的活动，1929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在这一带的武装斗争给这里的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平阳、福鼎之间尚有党组织活动，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
　　粟裕率部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县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之间，据此向东南和东北发展，直至东海之滨。
　　局面打开后，由刘英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粟裕则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并打击敌人，掩护并保护省委在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一度丧失，但沥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争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地开展起来。罗卓英的三四十个团的“围剿”，未能奈何粟裕的这支千把人的队伍。
　　由于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被敌人打坏，从此粟裕他们便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召开遵义会议，清算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浙南的党组织无从知晓。
　　在革命转入低潮之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应取何种方针，其认识并不十分明确。
　　挺进师成立之初，粟裕和他的战友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进入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浙江省立脚生根。前四个月的斗争进展比较顺利。
　　后来，比游击红军强大几十倍的国民党军队血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取得的革命成果遭受严重摧残。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下，粟裕回顾浙西南的游击战争历程，产生了一些想法。
　　在浙西南，红军游击队基本上是按照当年中央苏区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建党建政。
　　创建游击根据地之初，采取这些做法，对于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打开局面，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从坚持长期斗争的角度看，打土豪分田地的打击面大了一些，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他社会阶层。况且浙西南红色政权的中心区离铁路不过几十里，这样一个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小小的公开的红色政权，目标突出，力量弱小，经不起敌人的反复打击。鉴于上述分析和思考，粟裕设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根据其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弧立敌人，并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以增强红军游击队对敌斗争的力量。
　　当粟裕把上述想法同刘英商讨时，刘英认为粟裕的意见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因而甚为反感。
　　刘、粟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
　　中共闽浙临时省委是在失去了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由浙南和闽东两个游击区的党的负责人，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协商一致成立的。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浙南方面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双方都不知道遵义会议的精神，“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仍然存在。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双方都有气，发生了一些误会，以致产生了矛盾。
　　临时省委应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但作为临时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刘英却想“统”掉闽东。他几次提出留叶飞在省委工作，藉以把叶飞调离闽东。
　　粟裕不赞成刘英的意见，他认为这样不利于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和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也不符合组建临时省委的初衷。
　　粟裕认为刘英给闽东游击师派的政委人选不当，可能对双方团结起不好的作用。
　　刘英未能采纳粟裕的意见。
　　临时省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经常分开活动，刘英实际主持临时省委的工作，他常常以省委的名义把个人的意见强加给其他同志。
　　闽东方面对刘英的做法有疑虑和反感。
　　粟裕感到为难。他虽从中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但收效甚微。
　　1936年2月间，转战于闽浙边境的粟裕遇到了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他写了一封信托这位政治部主任转交给闽北军分区负责人黄道。黄道在党内是有威望的老同志。在闽北、闽东、浙南三个游击区党的负责人中，黄道的资格最老，威望也较高。粟裕希望由黄道牵头，召集会议，商讨三个游击区今后的配合问题。
　　刘英此前也给黄道写信联系过，当他得知粟裕给黄道写信的事后，刘英甚为不满，并引起了恐慌。
　　1936年3月间，刘英写信给叶飞，说临时省委已于2月2日决定叶飞兼组织部长，要叶飞到省委工作。当时粟裕是省委组织部长。粟裕认为，刘英当时既想把叶飞调离闽东，又想撤掉粟裕的组织部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罗卓英经过几个月的“围剿”之后，把主力部队从浙西南红军游击区集结于城市和交通干线。
　　刘英判断敌人的“围剿”已经结束，他要求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回到浙西南地区去恢复工作。
　　粟裕认为敌人主力虽已集结，但仍在附近城市和交通干线，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断定敌人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至于何时进入浙西南游击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
　　针对这种分歧，刘英以省委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恢复工作的决定，并派许信馄任挺进师政委会书记。
　　挺进师主力进到浙西南地区的外围，了解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已牺牲，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已经化整为零，转入隐蔽斗争。国民党的堡垒林立，罗卓英的主力部队虽已集结，但国民党的保安队和地主武装仍在继续“清剿”，敌情仍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也认为，挺进师主力如钻到敌人的包围圈里，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势将遭到毁灭性的失败。
　　许信馄坚持要执行刘英的决定。
　　粟裕却当机立断，率部队在浙西南地区进行了几次奇袭，随即转到外围去打游击。
　　这件事加深了刘、粟之间的矛盾，并且在一部分同志中传扬开来。
　　1936年秋，刘英以省委名义给活动在闽浙边境的粟裕迭去一封信，要求粟裕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刘英还派来一支武装部队监督执行。
　　粟裕十分震惊。但他还是执行了刘英的命令，把叶飞扣押起来。
　　在把叶飞押送省委的路上，遇敌人袭击，叶飞乘机脱身。在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尚未尽除，党内仍存在着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做法来处理党内矛盾，造成矛盾激化。叶飞如被押送到省委，后果将不堪设想。
　　叶飞脱险回到闽东，闽东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关于叶飞的逃脱，刘英始终认为是粟裕精心安排的，因为粟、叶两人的私交甚好。所以，粟裕一到达临时省委，刘英立即召开会议，说叶飞、黄道反对刘英，“分裂省委”，粟裕也参与了其事。
　　黄道本不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叶飞和闽东党组织已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所以刘英只能“声讨”而已。
　　倒是粟裕将直接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斗争。
　　刘英对粟裕采取了对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粟裕监视起来，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在斗争粟裕的会议上，刘英把粟裕转战闽浙边境，给黄道写信、叶飞中途脱身，都说成是参与“分裂省委”的活动。把粟裕与自己在浙西南问题上的分歧，说成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甚至把粟裕进入浙江之初在浙闽边的游击活动也说成“一开始就对进入浙江没有信心”。
　　当时，浙南的党和红军已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同闽东、闽北兄弟地区的关系又搞得不好，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遭受了敌人的严重摧残。在这种情况下，浙南内部又出现如此严重的危机。
　　怎么办呢？
　　粟裕想，在如此极端严重的时刻，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决定相忍为党，相忍为革命，被迫违心地作了“申明”。这样，对粟裕的斗争才告结束。
　　从此以后，粟裕和刘英就分开活动了。刘英主要坚持在浙南地区，粟裕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
　　刘、粟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存戒备之心，每当必须汇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反对蒋介石消灭异己和对日妥协的政策，联络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国”
　　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