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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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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思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思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思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思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思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思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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