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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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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不好作帐，又派人送还总理，说：“总理的心意我们全明白了，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这200元钱还是请总理收回。”
总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书送那200元给生活管理局，并且转告他们：“下次我还要来检查，看看到底修了没修，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了。”
王局长掉泪了，说：“总理这么关心人民群众，叫我很惭愧。我们再修不好，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总理啊……”
像许多用脑过度的人一样，总理入睡困难。无论住西花厅还是外出住旅馆、宾馆，他基本都离不开安眠药。
毛泽东睡觉难，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药，用药量比较大。周恩来睡觉难，却不敢多用药，怕吃多了醒不来而影响办公。他每次睡觉只服用一次安眠药，服药后如果还睡不着，那就苦不堪言了。因为总理压力大，睡觉时间一般只安排4小时，晚入睡1小时就少睡1小时，到钟点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于入睡的念头；往往是越急于入睡就越难以入睡。痛苦厉害时，也请保健护士作作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也算一种休息吧。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心里总有个盼头，暗暗喜悦。因为辛苦一年的总理，只有春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不存压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来。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总理平时几乎没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时候，都是到钟点就由我们叫醒他。叫不醒就摇醒，摇也摇不醒时，就须两人一架，把总理从床上搀扶起来，“强行”在屋里转几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泪。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他每天多则睡4小时，少则几天十几天连续工作，然后算个睡眠总帐。根据记录，平均每天睡不够2小时的时候很多很平常。
总理严重缺乏睡眠的情况，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经见到胡主席握住周总理的手不放，充满深情又很不安地劝说：“多睡2小时，你得答应我，以后每天多睡2小时，至少睡够5个小时。”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不行，2个小时确实做不到。折中一下，争取多睡l小时吧。”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l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时，值班秘书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床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3分钟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总理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是4小时，至于真正入睡的时间够不够4小时，那就说不定了。也许够，也许只睡着了二三小时，干脆没睡着的时候也有。
叫总理起床的那一刻，对总理对值班人员，都是一件痛苦、困难的事情。
一次，我和卫士小高准点来到他的大木床旁，连续轻声呼唤：“总理，总理，到点了……”
我们先是站着叫，然后俯身叫，然后轻轻摇晃他身体叫。他先后三次闪闪眼皮，旋即又合上了，始终没有醒。总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难过地对视一眼：
“怎么办？”
“豁出去挨顿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于是，我们两人眼泪汪汪地退出来，看着手表守在门口。我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一边看表一边交换目光地拖延了一个小时。我把心一硬，说：“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们又来到总理的床旁，连续地轻摇轻唤，总理终于醒过来，两手用力搓搓脸，像平日一样，奋力坐起身，马上以快节奏开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时间，脸上陡然变颜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们。我们忙低下头。
“怎么搞的？为什么晚了1小时！”
“总理……”我哽住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流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干行吗？你们除了打乱我的工作节奏，影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强行把他弄醒。有时叫醒，有时摇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床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奋力地振作起来……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们总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
“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
行
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
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78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海牌小轿车。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1990年。国家机关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风光得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干，出风头的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高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机老杨共3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第3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
总理正经睡觉困难，离不开安眠药；打盹却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现。这主要是在汽车上，如果没公事没陪客，短到两三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他都可以打个盹；而且说盹就盹，说醒就醒。
我当副卫士长及卫士长时，仔细观察过总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种形式或叫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就是前面讲过的在办公桌旁疲劳困乏到极点，身不由己地打起盹；头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刚挣扎着抬起来，马上又垂落，手中的笔也会失控地落下去，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点状道状的墨痕。当他的头大幅度地垂落时，会突然惊醒，忙捏捏鼻子，揉揉眉头，揪揪头发，然后抓起清凉油，用手指往太阳穴和额头上擦抹，一边望着文件上跑笔的墨污摇头。
另外两种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车上。
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压压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气，司机杨师傅警惕车开平稳，总理习惯地靠在沙发座的一侧，头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这种时候，他不会失控地把头向前垂，可以几十分钟一动不动，呼吸变得均匀绵长细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车到站，我们都是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总理。总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备生物定时器，每次都一样，我们的目光一触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睁开眼：“噢，到了。”
说着，用力搓搓脸，便精神焕发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车时间短，比如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三五分钟的时间，总理就不说什么“别吵，睡觉”之类的话，也无须把头朝右歪靠沙发座。他会坐正身体，全身放松，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总理是会气功的。这不是那种劈石碎砖的硬气功，也不表现在各种腹呼吸的运用，他的气功是在意念上对静的追求，由意念导引着全身血液的循环，肌肤神经的松弛，脑筋的高效休息。这种带有极大调理性的休息，效果是惊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种紧张，繁忙，有时激烈有时枯燥的马拉松式的无休无止的劳作中，当总理精疲力尽地完成一项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入定”，这几分钟的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当我们二十几名秘书与总理经年展开车轮大战，当全国所有的神经束都导向总理，源源不断输来各种信号，总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时，当总理常年累月超负荷运载，令人不可思议地睡眠少时，我便不能不想到总理那汽车上的打盹。沉睡几十分钟也罢，“入定”几分钟也罢，正是这见缝插针式的调理休息，维持着总理的精力和思维活动。
总理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仅是靠奉献精神和顽强意志来保证，也是靠了几十年艰苦奋斗所锻炼出来的具有科学性的休息方法来实现的。
总理坐车喜欢提醒司机老杨：“慢点，开慢点。”他喜欢提醒这句话，是因为他喜欢坐快车。他一生抢时间抢速度，能坐飞机就不坐火车，那么坐汽车当然希望车能开得“飞”起来，快一点就能多干一点工作。
基调是快，必要时就须关照司机放慢。
我的观察，当路上行人车辆多时，总理会关照司机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积水结冰，总理会关照司机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鲜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
雨小了，马路上积了不少水。总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倾着身体，双手扶着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街上的倩况。马路两边不但流动着雨水，也流动着自行车和行人。总理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慢点，再慢点，不要溅水，别溅水……小心，小心有水溅了人……”
总理就是这么细心，时刻想着别人。
总理坐车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1959年夏天，我们跟随总理，乘一辆嘎斯69吉普车去河北平山县的岗南水库。汽车飞快地驶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现了一辆马车，一个老农民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那时的牲口见汽车少，马被汽车惊了，乱奔乱跑翻到路边的沟里。
“停车，快停！”总理下令。司机刹住车，总理跳下车就奔去抢救人。那个老农民已经爬起身，看样子伤得不算重。可是总理不走了，下命令说：“赶快用我的车送老汉上医院检查，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我说：“总理，汛期快到了，岗南。水库那边还等您去汇报……”
总理摆一下手：“来得及。你们不要说了。”
一直等到送老汉的车从医院回来，报告老汉没什么危险，总理才上车继续赶路。
1960年在北戴河，总理的车经过一座木桥时，隆隆的木桥震动声惊了河对岸一辆马车。惊马朝桥旁的斜坡冲去，把车上拉的一名病号给掀了下来。总理马上下令，又是跑去病号旁。那病号长了一身毒痂，触目惊心，总理却像父亲一样毫不嫌恶，仔细察看了农民的病情，马上命令送医院。
到住地后，我们后怕的是，如果惊马冲过来，把总理的车撞挤到河里该多危险，总理想的却是那个病号，一进门就给医院挂电话，询问病情伤情……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有次总理外出，车开到府右街时，一个女孩子骑自行车猛地从临街胡同里冲出来，撞到总理的车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车上，当时总理的车已急刹住，所以女孩子没受什么伤。但是细心的总理发现女孩子衣服挂破一块，马上叫警卫去买件新衣服给那个女孩子送去了……
然而，总理坐快车也是遇过危险的。
记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总理定于下午2点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欢迎大会。
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右排左侧，成元功坐后排右侧，我坐前排司机旁位置。司机杨金明技术一流，两手在驾驶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我们的车速很快，箭一般驶出了阜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杨金明加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呢，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突然驶入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大卡车撞过来将把总理的座车在电线杆子上挤扁。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和完成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时，我扭转身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在我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我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成元功侧身用自己身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子敏如脱兔地窜向左，避开水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现在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我们，我们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家伙也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间，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了180度的大调头，嘎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我们3人都摔倒在座椅上。现在是车后屁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们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了。爬起身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再向我们追逐冲撞，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谋杀”行动。
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平平静静说一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
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色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驶入大门时，总理评论一句：“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成无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我跟总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调查那个卡车。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跑出来玩的。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对这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闯这么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电车压死了。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违反了规程制度。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拿出来示众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里就一股火，总觉得对这些人处理应该再重些。
第4个特点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来要去人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开至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之后再驱车去人大会堂。
在北京饭店上车时，周思来轻轻拍一下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
杨师傅说：“总理放心，我早记上帐了。”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钱归我管，工资表他一定要过目，就是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和外出用餐费等。他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算作私事，把去医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访及看望外国朋友这类亦公亦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车，都坚持自费。他乘车的记帐，先由我记；后来嫌我记的帐有疏漏，转交钟步云记。老钟遇空难后，就直接交由司机杨金明本人记帐了。总理说：“你开车你记帐，这样不会出现疏漏。”
帐记下了，交通部门如果忘记或没按时依照帐目从他工资里扣钱，交通部门要挨批，我们也会挨批评，责任是没有提醒交通部门扣钱。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会发生用私车漏交钱的情况。
周恩来无子女，但侄子侄女及亲戚并不少，这些人来看总理，那是坐公共汽车。周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有次，他的一个侄子一个侄女相约来看望，同周恩来邓颖超，一道吃饭谈话。出来时，已是晚上7点多。我从门前过，见他俩正焦急地小声议论：“唉呀，来不及了！”
“可能已经开演了，快走吧……”
我心里一动，停下来问：“你们要干啥去？”
“到工人俱乐部看演出，来不及了。7点半就开演……”
我看一眼表，说：“来来，我送你们去。”
我们这些人都会开车，我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部，回来正碰上邓大姐的秘书。秘书问：“你干啥去了？”我心知不妙，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应付道：“没干啥。”
可是这位秘书还是猜到了，报告了邓颖超。工夫不大，周思来和邓颖超一同把我叫去，像这样共同与我谈话还是少有的，可见问题严重了。我不敢说谎，老实承认用车送人了。并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出。”
“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头盯紧我：“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记住，这是不允许的。”周恩来干脆明白地警告一句。这一声至今响在我耳边。我再不曾用车接送过周恩来和邓大姐的亲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从未用过公车。我会开车，却一次也没用车办过一件私事。就是办公事，只要来得及，都坚持骑自行车，实在来不及了才开车。现在我离休了，老干部局定期发给我公里数，但我仍然没用过。没那个习惯。我的习惯是受周恩来影响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按规定都是乘专列。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及后卫车组成。这是安全部门规定的，不是周恩来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少乘专列，除非视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况，否则是不肯坐专列的。他只喜欢坐飞机。
他曾对我说：“坐专列太浪费，主要是浪费时间，工作不允许。”
周恩来乘专列时，很注意不要随意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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