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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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60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食
　　周恩来爱吃什么？平日吃什么？吃东西忌什么？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内容。
　　有人说，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自然是喜爱吃江浙风味。他的厨师桂怀云就是江苏人，说明他喜欢江浙风味的饭菜。
　　这话不准确。周恩来的一生，去过地方太多了，其中生活战斗过较长时间的地方，不但有东北、天津、江西、安徽、湖南、陕北、重庆、南京、北京等饮食风格迥异的中国各地，而且有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等世界各国。总理是个很讲究“入乡随俗”的人，不爱吃的东西吃几次也就适应，慢慢变得爱吃。他爱吃的东西还会少吗？
　　比如狗肉，这曾是总理最讨厌的一种食物。
　　从我一到周恩来身边，就知道他讨厌狗肉。因为那时的革命队伍中，江西出来的老红军很多。江西人是湖南人的老表，亲戚，所以这两地的人都爱吃狗肉。不但吃起来香，聊起来也香。周恩来一听聊狗肉，就厌恶地皱眉头：“那东西我连味都闻不得，想不出你们怎么会馋狗肉？”
　　遇上江西、湖南的同志吃狗肉，周恩来一定避开，嘴里念念有词：“我才明白五台山的人为什么都讨厌鲁智深；他本来不错，就是喜欢吃狗肉……”
　　当时我跟随周恩来在重庆，重庆周公馆的“馆长”就是龙飞虎。这个人的名字很反映他的性格，他就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从西安事变时跟随周恩来，已经很熟很有感情。
　　龙飞虎特别爱吃狗肉，他不理解天下怎么还会有人不爱吃狗肉？周恩来不吃狗肉是多大的误会和不幸啊！
　　“太可惜了，周副主席一定是受骗了，误会了。”龙飞虎对我们工作人员嘀咕，“怎么还会不吃狗肉呢？这么冷天，狗肉多暖身子啊。”
　　当时正是冬季，重庆潮湿阴冷。这种潮冷有时比北方的低温更容易僵化人的肢体。龙飞虎想个主意，做了闻不出狗肉味的狗肉，并给我们讲一段假回民不吃猪肉的故事。说一位同志虽不是回民，却从来不吃猪肉。有次请他吃猪肉馅饺子，骗他说是羊肉的。因为放的调味品浓，加上长期吃不到肉，太缺油水，所以这位同志一个劲说饺子馅很香。吃完了，才告诉他是猪肉馅。从此这位同志就吃猪肉了。
　　龙飞虎用同样的办法，做了狗肉请周恩来吃。他也不多语，反正是红烧肉，不说红烧什么肉。周恩来不知道，也就大口小口地吃了。
　　饭后，龙飞虎笑眯眯问周恩来：“周副主席，身上暖和了吧？”
　　“吃过饭当然身子暖了。”周恩来很舒适地回答。
　　“还是狗肉暖身子。”龙飞虎先含蓄一句。
　　“什么？”周恩来睁大眼，接着打了一个呃。
　　“周副主席，今天请你吃的是狗肉。”
　　“啊？”周恩来勃然变色，将手按在了脖根，像有些恶心，可也吐不出去了。他发起脾气，厉声责问龙飞虎：“你怎么强迫人哪？你就这么个搞法子啊？胡闹台！”
　　龙飞虎并不害怕，低着头听骂，也不多解释。周恩来心地善良，发多大脾气不会伤害人，所以听他骂不会产生思想压力。
　　周恩来顾不上多骂，忙拿了香茶水漱口，又连喝几口，压压胃里的翻腾。末了还捏几叶茶片含嘴里。龙飞虎已经溜跑了，我们都忍不住笑，周恩来也只剩了苦笑，对我们叹口气：“唉，龙飞虎这个人哪，侵犯人权，骗我吃狗肉。”
　　后来，周恩来多次说这个话。那时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国家的。大讲“人权”，讲滥了，讲假了，但那时国民党搞恐怖统治，侵犯人权的话常可以听到。周思来就常说起“龙飞虎骗我吃狗肉。”其中当然不乏亲昵。毕竟龙飞虎是出于关心爱护周恩来。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接受狗肉了，并且渐渐吃出好味来。建国后，金日成首相常来中国访问。朝鲜人更爱吃狗肉，周恩来多次请金日成到家作客，吃淮阳菜，也吃狗肉火锅。
　　吃狗肉火锅时，周思来和金日成吃得开胃开心。金日成说：“没想到周总理也这么爱吃狗肉。”周恩来说：“这要感谢我过去的一位秘书龙飞虎，他骗我吃狗肉，我当时还骂了他，可毕竟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渐渐能吃狗肉，爱吃狗肉了。可见接受一种新事物不容易哟……”
　　此后，周恩来多次为吃狗肉的事表扬龙飞虎，说帮助他接受了一样新事物。
　　1959年，周恩来陪金日成到广州参观，广东省的同志宴请金
　　日成。周恩来事前向金日成打招呼：“今天广东省委的同志请你吃蛇肉。这是广州的名菜，你怕不伯呀？”
　　金日成笑笑说：“总理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这也是接受新事物么。”
　　骗周恩来学会吃狗肉的龙飞虎，后来作了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有一次，他想总理想得厉害，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25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50元2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不过，有些食品是无法像龙飞虎骗总理吃狗肉那样行骗的。比如总理太累太热了容易流鼻血，但有时鼻血流得也叫人莫名其妙，好象无缘无故就发生了。
　　邓大姐特别相信中医，坚信中医比西医更能“正本清源”。她请一位老中医给周恩来检查，老中医详细地望、闻、问、切之后，不慌不忙说出一番道理。中医学里那些玄奥的词句我听不懂也记不住，但那基本意思我是明白记住了。
　　老中医说周总理“火大”，不能吃长翅膀的东西。比如鸡，鸡的正常体温就比人高出2到3度。周恩来火大，怕热，吃了带翅膀的飞禽就容易上火流鼻血。他最后的结论是：周总理忌食飞禽，特别忌食鸡和鸡汤。
　　邓大姐很相信中医的“正本清源”，便严格规定炊事员不要给总理吃鸡和鸡汤。这件事要换成毛泽东，大概马上会顶牛唱反调，越不叫吃他就非吃不可。但周恩来不会专门唱反调。又非原则问题，他取“无所谓”的态度。
　　我当卫士长后，与卫士高振普商量。我们不信总理吃不得鸡，但又不能当面跟邓大姐唱反调，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在家从不给总理吃鸡，总理也从不提出要吃鸡；外出开会给总理安排点鸡丁鸡块吃，总理也从不说他不要吃鸡。我和小高终于得出结论：总理吃带翅膀的飞禽，并非一定要上火流鼻血。
　　但我们从不明说。还要尊重邓大姐对中医的相信，在邓大姐面前，总是态度一致地向客人解释：“总理不能吃鸡，吃鸡他容易上火流鼻血。”
　　先讲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人们对总理爱吃什么，平时吃什么，忌食什么就可以有大概的了解，也就好理解我下面所做的具体介绍。
　　总理爱吃的东西很多，可以点出一大串；不爱吃的东西极少，几乎具体说不出什么东西，只能比较而言。比如有人说：“总理爱喝豆浆，不大爱喝牛奶”就是比较而言。其实总理既喝牛奶也喝酸奶，只是比起豆浆来，更喜欢喝豆浆罢了。
　　经过这种比较，这里所说总理爱吃的，都是他点出名来索要过的饭菜。
　　总理爱吃冰糖肘子和红烧鲫鱼，常主动向我们索求：“弄个冰糖肘子吧？”或者：“搞点红烧鲫鱼行不行？”
　　抗美援朝时，美国人对我们的运输线狂轰滥炸，为对付美国人的轰炸，总理连续工作几十小时，只是靠茶水面包来支撑。
　　那天上午，聂荣臻、吕正操等同志走后，我忙去劝总理：“该吃点东西了，总理。您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了。”
　　“嗯，是感到虚了。”总理疲惫地搓搓脸，手掌从脸上搓下来时，两眼在手掌的上方睁开望住我：“能弄个冰糖肘子吧？”
　　我说：“你两天没睡了，还是搞点开胃的菜吧？”
　　总理开始拿桌上的电文，准备批阅，一边摇摇头说：“你不了解。我吃甜的也开胃。我身体还好，活动量越大越需要补充热量，冰糖肘子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于是，我忙去吩咐桂师傅做冰糖肘子，并且懂了，总理每天消耗热量多，吃冰糖肘子可以补充。
　　总理的客厅兼着餐厅，工作忙时，也常在办公室吃饭。那天我们把总理请到了餐厅用餐，因为多少天了，他没吃一顿正经饭，总是在会前会后或汽车上，随便凑合着吃几片面包就算一顿饭。
　　看总理吃冰糖肘子真是一种享受，他吃得越香，我们心里越甜。总理无论多累多困，食欲总是不错，因为他需要能量。他不像毛泽东工作忙起来就把吃饭当成负担；他不吃则已，只要吃到好东西，必要津津有味地品咂享受，真是吃得有声有色，叫人看了打心眼里跟着香。
　　可是，主席那边来电话了，找总理。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只要是主席找，哪怕他刚吃了药入睡，也必须马上叫醒报告。所以，他放下没吃完的冰糖肘子就匆匆往出赶。
　　一般情况，只要主席把总理找去，那就没钟点了。也许谈事情讨论问题很久，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总理马上去办理，不会很快回来。所以餐桌上的饭菜就得收拾了。
　　总理的习惯，上顿剩了饭菜，下顿一定要热来继续吃，决不许倒掉。天气热时，怕食物放坏，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吃掉。遇上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会“帮忙”吃掉。总理下顿吃饭，必要问及上顿剩下的饭菜。如果听说被我们吃掉了，他便点点头：“只要没浪费就好。”
　　“吃到肚里不浪费”是他的原则，吃进谁的肚子他从不计较。然而，对于冰糖肘子和红烧卿鱼就不同了。
　　总理刚出门，又一溜快步地赶回来，对我说：“哎，忘了告你，冰糖肘子留给我啊。”他说到这里，稍稍一顿，忽然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吃够，我还想吃。”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悠一热。平时我更多的感觉是总理可敬，只有这种时候，那一贯可敬的感觉才会被另一种更强烈的可爱之感所替代。我笑着说：“放心吧，总理，我会看好。”
　　总理匆匆地走了。我向所有能接触到冰糖肘子，有可能吃掉冰糖肘子的工作人员打招呼：“都老实点啊，冰糖肘子是留给总理，的，谁也不许犯馋！”
　　那以后，我和炊事员桂师傅为总理安排食谱时，隔几天一礼拜的，总要安排一顿冰糖肘子或红烧鲫鱼给总理吃。
　　总理还爱吃红烧狮子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17年的时间，逢年过节，总理和邓大姐必要请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桂师傅就成了贵客，总理和邓大姐总要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桂师傅笑呵呵地在一旁指点油盐酱醋糖的摆放位置，帮手忙脚乱的总理打打下手，气氛欢乐祥和。
　　抗美援朝停战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总理抽闲下厨的情况时有发生。他说“这是一种休息”，又说“做饭是一门艺术”，“搞艺术是一种享受”。
　　总理亲自下厨做菜，必要请我们作客。过节请大家，平时抽闲下厨，也要请在场的人一道品尝他的手艺。在我的印象里，总理下厨，红烧狮子头是必做的一道菜。每次做好了，会亲自端盘子送到我们面前。他走路总是一溜快步，配上腰间系的围裙，真有些像小饭馆里的勤快热情的服务员，有时还要欢快地招呼一嗓子：“哎，红烧狮子头，这是我最拿手的菜。”
　　总理很少强调“最”字，但是对红烧狮子头用上了“最”字。“最拿手的菜”、“保留节目”、“看家的手艺”和“家乡菜”，都是用于红烧狮子头。据说狮子头属淮阳菜系。
　　周恩来在春天的时候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红烧肉与毛泽东的红烧肉有不同。毛泽东的红烧肉就是肉，顶多是加些辣子，极少放菜的时候。周恩来的红烧肉喜欢和萝卜一起红烧。北京的“心里美”和变萝卜可以和肉一道红烧，但总理更爱吃的还是水萝卜，又嫩，味道又鲜。那时没有“大棚菜”，不像现在不论季节地能吃到四季新鲜菜，那时吃菜季节性很鲜明。水萝卜是春天的重要鲜菜。所以，每到春天，总理就不忘提醒吃顿红烧肉。
　　有次开会回来，总理沿路看到成堆的新鲜水萝卜摆在菜市场，心情很好，一到家就对值班卫士姜贵春吩咐道：“小姜，你和桂师傅说一声，给我烧点红烧肉吃。”
　　桂师傅一听就明白，他自然是把小水萝卜同肉一起红烧了。
　　总理还喜欢吃烧豆腐；抽闲下厨，烧豆腐也是他的一个拿手菜。不过，我们都把他的烧豆腐叫熬豆腐。并且懂得有句老话在民间很流行，叫做“钱油熬豆腐”。
　　起因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有天抽闲下厨，自己动手做饭招待几位加班的同志。每逢总理下厨，在“家”的工作人员都喜欢跟到厨房围观学习总理的手艺。（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称作家）
　　总理抓着油瓶往锅里倒油。他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倾斜油瓶，油还没滴出来时就几次抬高瓶口，好不容易才滴出几滴油进锅。他看看锅底，又看看油瓶，再小心翼翼地滴出两滴油，就收起了油瓶子。
　　他掀起眼皮望望围观的“群众”，笑着耸一下肩，自我解释说：“放那么多油干吗，现在这么困难。油放少点，钱油熬豆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豆腐做好了，烧豆腐成了熬豆腐，不过味道更嫩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油熬豆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欢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白菜、豆腐、粉条，用肉汤一炖，别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热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粗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潮起浪涌，喝得两眼湿漉漉，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和黄土……”
　　还有一次，他要高梁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高粱米饭。到现在还是馋这一口。”
　　从1958年开始，总理和邓大姐规定：他们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到困难时期，总理和邓大姐又规定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而粮食又是将粗粮比例提到一半以上。国家完全渡过困难，到了1964年夏收之后，细粮的比例才提高，但也是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精米。
　　总理由于忙，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吃饭谈不上规律，也论不得习惯。不过，能够在家吃三顿饭时，还是可以说出点“规律”或“习惯”的。
　　总理的早餐应该叫“早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像现代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早饭要吃好吃饱。”
　　总理的早餐多数是在中午前后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豆浆。偶尔也喝过一碗奶或一杯酸奶。这种喝奶的时候很少，除非是我们为了给他补足热量而规定了食谱，只上牛奶不上小米粥或豆浆，他也就喝了牛奶。
　　如果喝小米粥，他会就点咸菜吃。他喜欢的咸菜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嚼起来咯吱有声。
　　喝过稀的，还会剥一颗煮鸡蛋，沾点盐吃。经常是边吃边进了办公室。工作太忙就不进饭厅，把早点拿到办公室，他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点到为止”。
　　这个“点”，应该是点心。总理有时以鸡蛋当点心，有时也吃片面包片或蛋糕之类点心，吃得很少，他说：“点心点心，就是一点儿么。”
　　午饭在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在夜里12点前后吃。如果不是忙得进不了餐厅，那种正式用餐是两菜一场。如果同邓大姐一道用餐，或临时有客人一起用餐，就是四菜一场。
　　这种正式用餐，食谱是由我同保健医生及炊事员根据营养保健，所需热量及口味变化来调剂安排。
　　主食以米饭、面条、炒面、馒头、烙饼、玉米面贴饼和小窝头几样为主，变换着给总理上。比较而言，午饭吃米多，晚饭吃面多点。
　　主要的调剂还是在菜上。除了冰糖肘子、红烧鲫鱼、红烧肉、红烧狮子头、大烩菜、钱油熬豆腐之类前面点到过的菜，值得一提的还有：豆类菜；像蚕豆、豌豆、绿豆芽。
　　南方的绿叶菜；像空心菜、笕莱、鸡毛菜总理都很爱吃。
　　油菜、长白菜、圆白菜、油菜苔、肉末雪里红、素炒菠菜、栗子烧白菜，都是总理爱吃常吃的菜。
　　总理也喜欢吃一些小菜：煮盐水黄豆、炒咸菜、豆腐乳等等。如果喝酒，受欢迎的下酒菜永远有花生米。
　　爱吃是一回事，平日吃上吃不上又是一回事。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大量的时候是不能坐在餐桌旁正经吃饭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汽车上，会场休息室或匆匆的走路中吃饭。
　　在汽车上的饭，最多的时候是喝一杯玉米面糊糊，吃两片面包。面包里或夹几片香肠，或抹些果酱。有时也喝杯麦片汤。比较而言，总理更爱喝玉米面糊糊。
　　如果是在会场休息室，我们常给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打电话，叫他准备一碗热场面，总理可以在会议休息时，边听汇报边吃面，有汤有面，吃着还可以。国家经济情况好时，面里放些肉丝菜叶；经济困难时，面汤上只漂几片葱花。
　　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抽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玉米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一把花生米或煮黄豆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接触总理的领导干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流干了……
　　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豆角、白菜、萝卜、茄子之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春给总理端饭，上豆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很嫩。”
　　总理条件反射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春纳闷、惊奇，摇一摇头：“没处给。”
　　总理紧跟着摇头的姜贵春摇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类的水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无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50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饱吃好就行。
　　身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政府宴会，那是国家和政府拿钱。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身边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2级，邓大姐6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一律交公，交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2万元稿费，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交机要组秘书保管，根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入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济生活困难的亲属，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钱来支援家里遇灾或死伤亲人、生活遇到困难的同志；交党费、房租，私人用车交费等都要记帐。其中就有吃饭的帐目。家里买米面菜油自然有管理员记录的详细帐目，所有的请客也都要列帐，包括出去跳舞或参观，所有人吃冰激淋喝汽水的钱，总理都要自己掏钱。他要求我们记帐就是伯忘了付钱。一旦忘记付钱，那是要挨克的，并且会命令你马上去补交。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