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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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段锡朋父女游明孝陵，天蓝云白，段锡朋却让女儿看树下泥筑的土屋和半死的老牛。“看着他们穿什么，住什么，”段说，“大多数人就这么活着的。这是我们这辈的过错，也就是你们的责任了。”
　　1995年，作家邓贤已经在他的长篇巨制《日落》中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曲解了历史，现在纠正还来得及。”他在另一部历史反思著作《大国之魂》里说：“历史可以忘却，但不应篡改。”
　　信念第十九
　　我死后，华夏文化亡矣
　　章太炎说：我死后，华夏文化亡矣！
　　林则徐被流放，临行前将在广东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日报》、《粤东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图样，统统交给魏源。魏以关山路远之辞劝林保重，林说：“善始者不必善终，如不出逆料，则徐此生无能为也，寄意丹青，徒发清议而已。唯愚兄所托著书之事，望贤弟刻意为之，务使大清臣民早开智慧，舍此则无可御侮矣！”
　　曾国藩认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拜上帝，不仅是他的敌人，也是全民族的敌人。他在“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没有趁机逃走，她对来劝她离开者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8年11月10日，梁巨川在北京投湖自杀，遗书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为本位，故不容不殉。”突现了其“必将死义以救末俗”的志愿。梁的自杀，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新旧两派的人物都对他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极大的敬意。
　　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他的理想就是办一份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相信新闻记者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对于他的捍卫言论自由，冯玉祥给的评价是：“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陈其美有一口头禅：“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除此之外，他为人题词书赠还爱写以下一类壮词：“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惮鼎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有万夫不当之慨，无一事自足于怀。”
　　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
　　民国时期，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有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给人家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五四运动时，李大钊年仅30岁，年轻的教授说：“只要你心中的光明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3年秋，冯玉祥在任“陆军检阅使”时，原配夫人刘德淑病逝，有些原来抱独身主义的北京姑娘，放弃了永不嫁人的主张，想成为陆军检阅使夫人。冯玉祥选择的方法很特殊。他采取当面考试的办法以定成否。他问对方：“你为什么和我结婚？”许多姑娘羞涩地回答说：“因为你的官儿大，和你结婚，就是官太太。”或是说：“你是英雄，我爱慕英雄。”这样的回答，冯玉祥将军都是摇头，以表示不可！当马伯援介绍李德全和冯玉祥见面时，问李德全为什么要和他结婚，李德全爽直地说：“上帝怕你办坏事，派我来监督你！”冯对这一回答，频频点头，认为这个女子不凡，随即奠定了两人结婚的基础。
　　杜威、胡适和蒋梦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屎克螂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快到上面时忽然滚回原地，屎克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结果仍遭遇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胡适和蒋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1927年7月，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父亲林良英问她毕业后打算做些什么？她说想考协和医科大学。“协和？那得几年？”“8年吧。”林巧稚故意说得很轻巧。　　继母在一旁大声嚷起来：“啊，8年？那得多少钱啊！”“每年总要四五百个大头（银圆）吧。”林巧稚嗫嚅着低下了头。“上大学干什么？女孩儿家，嫁个好人家才是真的！你现在已经是20出头的人了，再上8年学，还嫁给谁呀？”继母说。林巧稚倔强地回答：“那我就不嫁，一辈子也不嫁！”
　　由于跟北伐军许崇智产生矛盾，使许春草对武装革命大大失去信心。从1923年起，他就不再参与国民党活动，基本上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回头来致力于民众运动，日本特务及台湾流氓多次阴谋暗杀，许春草毫无畏惧。他从来没有携带自卫手枪，更没有保卫人员。有一次，朋友来告：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接受任务，非杀许春草不可，劝许谨慎。许春草说：“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陈长福无法害我。”
　　鲁迅从不以为在上海“亭子间”的写作会脱离社会，他说：“这也是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鲁迅去世前：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蒙文通年青时曾请教何拔儒：“先生，主流历史学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说：“历史不是一次就写定的，谁写在最后，谁写得最好。”何讲了自己在留学期间听到的许多故事：发现集合论的康托尔、发现非欧几何的罗巴切夫斯基、发现群论的伽罗华，都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康托尔、罗巴切夫斯基很年轻就获得了教授头衔，但是他们产生了新创见后，不被自己的老师、朋友、亲人、同事所理解，并备受打击，被逼疯，被逼死或被逼去参加决斗。这种现象也许长期难以改变，因此他愿意埋名乡里，多做些具体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捕，他在狱中以“六面碰壁居士”写诗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军越过长江，上海被解放迫在眉睫，很多知识分子考虑离开大陆去台湾。林同济的父亲认为孩子有太多“不良”记录，“以你这样的思想，和共产党相处你是会遭殃的”，他劝儿子尽快动身去台湾。林脱口而出的话是：“中国若亡了，吾与汝偕亡。”
　　20世纪50年代初，陈寅恪对自己的学生汪钱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陈寅恪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认为：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戏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讲是互不嫌弃
　　1962年的夏季，李万春带着内蒙古京剧团进京汇报演出。章诒和受父母命前去登门拜望，告辞的时候，李万春一家人把章送到大门口。李万春握着章诒和的手说：“回去给令尊大人问好，给令堂大人问好，再替我问候黄（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这四个人是什么人？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级的四大右派，被统战部圈定为农工党的“章黄李（李）反党集团”。李万春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右派帽子与发配内蒙，皆源于此。章诒和大为感动，一下子哭了。李万春不知所措，李的夫人李砚秀在一旁劝慰道：“别难过，戏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讲的就是互不嫌弃。”
　　殷海光说：“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雷震在狱中洠в械屯非�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來是硬的。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中国大陆的政局（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每每中的，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轻松回答：“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
　　蒋勋偶尔路过一家裱褙店，看见台静农的一副对联：“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在蒋眼里：“台先生的字体盘曲扭转，仿佛受极大阻压的线条，努力反抗这阻压而向四边反弹出一种惊人的张力，笔画如刀，锐利地切割茫然虚无的一片空白，”蒋因此震动，“书法在中国已经不是为了视觉享受的艺术，书法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美学”。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成舍我16岁时立下志愿：“办一份真正独立的报纸。”他从事新闻业80年，坚信“新闻是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府的力量”。
　　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
　　自觉第二十
　　不愿和人再谈文学
　　1898年，曾朴认识了陈季同将军后，方才知道西洋文学的源流派别和重要作家的杰作。他曾劝林琴南用白话翻译外国的“重要名作”，但林听不懂他的劝告，他对胡适说：“我在畏卢先生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
　　容闳家贫，在别人资助下才接受了启蒙教育，后随美国友人到美学习，交付不起学费时，学校向他提条件，要他毕业后从事传教活动，他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应择最有益中国者为之。”毕业后，他又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国内，他说：“我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姚公鹤说：“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所在，每不准华人之擅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惟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蹋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公园禁止华人于理较欠圆转，不得已，就苏州河浜，南自白大桥起，另建华公园，为华人游息之所。此项公园建筑，远不逮西公园，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树木尚少攀折。呜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康有为写出《大同书》后，秘不示人。他解释说：“方今为据乱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苏报》案发生后，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孙中山请杨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时，杨度拒绝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沈曾植说：“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五大臣出国考察遇刺，绍英受伤较重，端方急欲启程时他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孙中山前妻卢夫人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孙中山反对纳妾，认为需征求卢夫人意见，是否同意离婚才好办，于是，孙写信给卢，申明离婚的理由，卢夫人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卢对人说，对孙先生，“我确实帮不了手，我常识唔够，更唔识英文。我又缠脚，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样可以帮先生呢？”
　　1920年10月，在梁启超等支持下，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等由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派到苏俄采访。瞿秋白在途中商量调查方法，因为他们并无新闻记者的经验。俞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
　　陈独秀曾有“万恶孝为首”之说，一度社会上宣传说他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问他有关讨父团的事情，陈回答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丁文江在频繁的野外调查与学术行政的改进实践中，对政治之于各项事业的高度相关性有了亲切的体认。李济在一次与丁的谈话中就被明确告知：“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这样的行动主义者自然就有了努力问政的理由。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诗说自己：“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
　　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势加重，无法讨论统一计划，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均告束手。张静江、胡适之推荐中医。但是孙中山不愿服中药，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
　　郁达夫敏感。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怀疑革命投机者引发左右的攻击。国共分裂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讦，革命同志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联除了他的名，他长时间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帽子。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我来剑桥，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到英国留学了，就读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直到后来，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任鸿隽曾对新入学的学生说：“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才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
　　西南联大开学，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康有为先生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慷慨陈辞：“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辞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叙》一文中，他说：“……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雷震在狱中可以看报，但是报纸被切割得厉害，很多地方都成为天窗。雷抗议，监狱负责人说：“有问题的新闻你没权利看。”雷震说：“就算你们说得对，可是你们一切割，背面那一块没问题的也给切掉了，那一块我有权利看啊！”监狱方面没办法，就改用墨来涂，不再切割了。但这种做法只是掩耳盗铃，重要的新闻，还是可以“补”上。雷震举例说：“李宗仁回国的新闻给切割了，可是过几天看到白崇禧责备李的新闻，就可以推断出那天被切割的新闻是什么了。”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殷海光口述遗嘱，在遗憾对不起太太和孩子两事后说：“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待，《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在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赵树理抨击时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出之。有一个时期，很多作品对农村情况多粉饰夸张，他回乡住了一阵，回来做报告，说农村的情况不像许多作品描写得那样好，农民还很苦，城乡差别还很大。他举例说，我这块表，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这是块“五驴表”！他因此受到批评。
　　解放后，群众运动不断。葛剑雄曾记谭其骧晚年，为又一次运动的结束写了一份小结，葛见谭写得奇快，不像学术文章那样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惊奇。谭长叹一声：“咳，解放以来这样的东西不知写过多少，无非是骂自己吧！”
　　“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
　　梁思成说：“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
　　有人说，冯友兰的哲学著作一直含有“应帝王”的成分，随时代政治风气变化而相应改变。但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里，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尽。经历了多年的反复与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说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也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柏杨青年壮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忆时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钟开莱对沈从文说：“数学研究到达一定境界，就像文学创作中写抒情诗。”沈从文因此写道：“表达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
　　成舍我说：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自由这两个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与那些不让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他晚年对舒衡哲说：“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曾对友人说：“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
　　陈岱孙在北大为他举行的95岁寿辰上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
　　教化第二十一
　　坏人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姚学塽极为赞赏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为师，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