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9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全懂得：这个行动会遭到反对，而且德国可能对挪威进行报复，但是他认为，出于战争的需要，英国非采取这样的行动不可。这一次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可是他在11月27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12月16日传阅了一份有关此事的备忘录，内阁在22日对此事予以考虑。在这期间，盟国的报纸刊登了德国在挪威沿岸击沉一些盟国船只的消息；但是后来知道，只有一条船实际上是被一艘在挪威领海内活动的德国潜艇击沉的。1940年1月6日，挪威政府得到正式通知，“英国政府正在采取适当措施以阻止德国船只在挪威领海内行驶和进行贸易活动”，为此，英国海军有必要不时“进入挪威领海并采取行动”。应科特的请求，哈康国王就此事向乔治国王说项，使这一决定撤销了。可是，英国政府对德国通过挪威领海从瑞典运输矿砂一事仍继续关注，因此科特作了尝试，企图说服瑞典把一部分运输从北海之滨的挪威港口纳尔维克转移到波罗的海之滨的瑞典港口律勒欧，但是没有成功，可以料到，主要是由于这种转移可能对瑞典与盟国的关系产生有害的影响。1940年1月底，英国建议挪威自己在其领海内布雷，挪威政府答应予以考虑。但是这个建议直到3月20日才交给国防部，3月的下半月，科特向英国政府并向盟国的报界提出，还是把这件事搁置起来对盟国有利，因为运至英国的矿砂增加了，而运往德国的矿砂则减少了。同时，俄…芬战争（1939年11月30日至1940年3月12日）已使挪威以及瑞典面临着局部被盟国军队占领的危险，盟军在支援芬兰的途中，顺便会控制纳尔维克和瑞典铁矿区。
在此期间，还有一些小的侵犯挪威中立的行为发生，如交战国的飞机飞越挪威领土。这类事件发生以后，只要能辨认出非法侵入的飞机的国籍，挪威总是立即向进犯国提出抗议。德国政府通常予以否认，而英国人（在芬兰战事中还有俄国人）通常则承认侵入并道歉。交战国军舰进入挪威领海，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不过，在这个阶段，这种事情难得发生。美国商船“弗林特市”号被德国海军俘获，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国际法中对如何释放被交战国在中立国领海内俘获的中立国船只，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挪威人允许这条船沿着挪威海岸继续航行。可是，当它的德国船长将船在豪格松停泊时，法律上的地位就改变了，挪威当局立刻放掉了这条船，把船上的德国军官和押送该船的船员扣留了起来。德国人提出强烈抗议并加威胁，但是当柏林方面知道挪威人企图行使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时，抗议就渐渐地平息了。挪威在这件事上采取的行动，提高了挪威政府的威望；但是在别的事上，尤其在德国海军辅助舰“韦斯特瓦尔德”号的事件上，挪威对德国却表现了不必要的顺从。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影响挪威中立的最重要的海军行动，是英国海军于1940年2月16日采取的，当时驱逐舰“哥萨克”号驶入耶辛峡湾，并强行靠拢德国的海军舰艇“阿尔特马克”号（它是“斯比伯爵”号的辅助舰）。海军上校（后为爵上海军元帅）菲利普·维安率领的一支队伍强登敌舰，打败了德国船员，救出了被“斯比伯爵”号俘虏而藏在“阿尔特马克”号上的二百九十九名英国战俘。在战斗中放了几枪，打死了四个德国人。按照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而论，英国的行动无疑是值得同情的，而英国政府也有可以争辩的法律依据。挪威白皮书声称挪威人允许“阿尔特马克”号驶入挪威的“外部”领海是有理由的，不过批评了舰队司令——他得到外交委员会的支持——让这条船通过卑尔根军港。但是另一方面，就在这同一份白皮书中，他决定对“英国的破坏中立”不予抵抗，却得到称许，理由是“一个中立国如其中立受到侵犯，按照国际法它并无义务使用武力来对付显然占优势的兵力”，而且，“我们急于要避免，由于耶辛峡湾之战的直接结果，挪威被卷入德国的一方作战”。科特在挪威议会中所作的一次说明中，声称抵抗将是没有意义的。这项声明同科特给英国和德国外交官的通知是矛盾的，通知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挪威今后将“开火”。但是，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这时终于感到，挪威没有能力，也许甚至不愿意，捍卫它的中立，这样，德国对挪威的威胁就开始包含着不祥的凶兆。希特勒这时明确地决定入侵挪威，而英国人则决定在挪威领海内的航道布雷，希望借此挑动德国进攻挪威，从而为盟国的军队不以侵略者而以救星的身分在挪威登陆开辟道路。这时科特通过华盛顿方面迫切要求盟国对挪威处境的危险表现更多的谅解；可是盟国对挪威的口气也变了，英国的政治家们这时再三声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应保持中立，而应为自身设想，参加到西欧国家一边来。
挪威从战争一开始就被卷入了海战，但它的中立政策却直到俄国进攻芬兰时才在军事…政治方面经受了第一次严重的考验。挪威人民的心情虽然都向着芬兰，但是在负责的政治岗位上，却没有人准备按这种心情行事。尤其是首相，他利用了自己的全部权力来保持最严格的中立，而科特则心甘情愿地执行了这项政策。此外，德国驻奥斯陆公使布罗尔再三警告挪威政府，说任何给予芬兰军事援助的正式行动将导致德国的报复。因此，政府不理会议会中以J·L·莫温凯尔和汉布罗为首的在群众中得到广泛支持的少数人的意见，即要求执行一项与群情相一致的政策。尽管态度这样谨慎小心，苏联政府在1月6日还是对挪威报纸上的反俄宣传提出了抗议。挪威政府的答复是坚定而庄严的，认为这一指摘不正确而予以拒绝，强调了挪威保持中立的坚定决心。就官方来说，俄国政府对这个答复是满意的，但是非官方的莫斯科广播在1月15日却说这个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局势从未让挪威忘记过，它这条国家之舟正在惊涛骇浪中航行；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挪威人在中立条例的范围内就自己能力所及给予芬兰全力帮助。科特于12月14日在日内瓦说，虽然同瑞典给芬兰的帮助相比，挪威的帮助似乎很少，“但是，在挪威，我们以前确实从来没有募集到象帮助芬兰这样大量的金钱和东西。”此外，当盟国在1939年12月底照会挪威（和瑞典），要求提供方便，以通过斯堪的纳维亚领土运送战争物资给芬兰，这两个国家都给予了方便，认为这样做并不构成对中立的侵犯。另一方面，当盟国在3月2日要求瑞典和挪威，万一芬兰呼吁盟国给予军事援助时，准许盟国军队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过境，这一要求却在3月2日和3月4日先后为瑞典和挪威拒绝。只有一次，能够看到科特稍微放宽了他对中立的严格概念，那是当他参加考虑在1940年3月12日俄芬和约缔结以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芬兰之间建立防务同盟的可能性的时候；但当苏联政府表明，这样的条约将被看作芬兰方面破坏和约时，这个建议就被撤销了。
在“阿尔特马克”号事件以后一星期，挪威同交战国的贸易谈判在奥斯陆达到了紧要关头。德挪协定——它得到英国代表们的赞成——于2月23日签字，而英挪协定却直到3月11日方才办妥，因为它需要得到英国各自治领的同意。1940年4月2日，张伯伦在下院提到贸易情况时，着重指出“我们缔结的所有战时贸易协定中，都有条款规定中立国自己国内的产品可出口到德国。”我们将要看到，他没有明确提到矿砂的运输，因为实际上这是瑞典的出口，但是科特认为，根据中立的条例并考虑到挪威在1939年9月1日给德国的保证，挪威必须准许并保护在它领海内的“和平运输”。可是，英国加紧了对这条运输线的控制，英国的军舰有时还侵入挪威的领海。
与此同时，在盟国原先的计划（与它们梦想给予芬兰援助以对付苏联有关）由于芬兰停止抵抗而遭受挫折和不值得再考虑以后，德国和盟国正在分别制订时间相同而内容类似的对付挪威的计划。
3月21日雷诺一当上法国内阁总理，就立刻开始催促英国政府再次采取侵入斯堪的纳维亚的政策。
这时决定，开始用原来的方法，就是在航道上布雷把敌人的船只赶出挪威领海的方法……来解决从纳尔维克以南运输铁矿砂这个老问题。在这以后，再在挪威领海内设下布雷区，不预先通知挪威政府。预料随后德国可能对挪威领土采取反措施；而盟国接着就可得到挪威的同意占领纳尔维克和南部的三个港口。……关于瑞典，前景不那么清楚，但是希望形势将使在纳尔维克登陆的部队能以卫护端典反抗侵略的战士的身份——不论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抵达矿区。
另一方面，德国人一直在加速推行占领挪威的计划。他们的行动原来打算在3月20日开始；英国的计划在3月28日得到最高作战会议的同意，要求在4月1日或2日向挪威和瑞典发出“辩解”的照会，接着在4月5日布雷。由于波罗的海的冰封久久不化，使德国人把日期推迟到4月9日，而英国的日期，也由于法国反对英国一项与此有关的在莱茵河布雷的计划而延迟了几天。英国给挪威和瑞典政府的照会于4月5日递交，那时在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首都，报纸已经对预料中的盟国的意图加以非难。布雷应当接着在4月8日进行。于是，就出现了德国海军和英、法海军同时集中到挪威去执行各自的计划的情况。不过，德国的计划是要在4月9日破晓以前同时对许多不同的地点进行一系列决定性的打击，而英国的计划则是“一连串有条件的登陆，并且只是在证明德国对布雷相应地作出敌意的反应时方才进行，而在那种情况下也要隔一天至四天半以后再进行”。
当挪威遭到1940年4月的危机时，它只动员了一小部分防守力量。它没有布雷，沿海的要塞只有一部分配备了兵力，陆军只有一小部分处于备战状态。尽管4月以前事态的演变令人不安，可是挪威的防务措施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中立警戒”的性质。科特认为——莫温凯尔、汉布罗和科特有同样的看法——局势没有1914…1918年时那么危险，汉布罗还认为，盟国的空中优势和德国的石油匮乏，将使德国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因此政府无意屈服于它的军事顾问们要求加强挪威战备的压力，特别是因为，按照挪威白皮书所说，汉布罗、莫温凯尔、延斯·洪德塞德在那时也施加了一些压力，要求限制军事部署。不过，这种说法为汉布罗所否认。国防大臣——按照陆军司令官洛克将军的说法——通常把这种事情让内阁的其他阁员或让外交政治司去决定，同时，军界对政治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情报也掌握得不够。海军司令官迪埃森将军在战后说，他当时认为敌军很不可能在挪威登陆，因此没有建议全部动用沿海要塞，甚至准备把这些要塞的大部分驻军复员回家。挪威议会在战后成立的调查委员会认为，就缺乏主动性而言，迪埃森将军比洛克将军应负更大的责任，因为领海显然比陆上防区更处在危险区域内。4月9日，科特在议会于哈马尔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确凿地证明了他当时对防务情况没有感到任何忧虑。
战后对外交部档案所作的调查，发现当时有许多警告说明德国对挪威的军事行动正迫在眉睫。“四月九日政府”在伦敦的成员否认知道这些警告。但是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4月5日至8日间，奥斯陆从挪威驻柏林公使馆连续接到了关于局势的权威报告，科特、扬伯格上校以及陆军和海军司令官都知道这些报告，但是政府的其他成员并未得到通知。第一个汇报局势严重的警告是挪威驻柏林公使阿尔内·谢尔在3月29日发出的。警告的措词一般，指出危险来自法国和英国而不是来自德国。4月3日，就是盟国向挪威政府预告英国海军将在挪威领海布雷前五天，当时驻伦敦的挪威公使埃里克·科尔班电告，他从工党的一个主要党员菲利普·诺埃尔…贝克处获得确切消息，英国人正准备对德国在挪威领海内的铁矿砂运输采取直接行动。4月1日以及4月4日又有警告，这次指出德国打算侵略。这些警告同发到丹麦的警告是一致的，实际上都是根据同样的情报。但是，直到4月5日，方才提到挪威本身肯定正在受到德国的威胁。在那一天，奥斯陆收到从哥本哈根、柏林、斯德哥尔摩发出的警告，哥本哈根发来的警告是根据丹麦政府从其驻柏林公使萨黑处收到的情报。4月4日，在议会外事委员会的会议上，曾提出要科特就这些“谣言”在柏林采取措施，科特拒不接受。他指出，这些谣言不是没有根据，从而不成其为危险的信号，便是确有其事。假使确有事，他也不会得到对方的答复。在战后受到质问时，他解释说，1939年12月和1940年也流传过这类谣言，但是后来没有成为事实。他不愿把这些新的谣言看得更严重。他不承认曾经从瑞典方面接到警告，特别是一则据称由瑞典国防参谋部电告挪威参谋总部的消息。
4月7日，挪威驻哥本哈根公使奥古斯特·埃斯马尔希发出了明确的警告，称德国将立即对挪威采取行动，德国舰队已经出发，向西驶去，显然开往一个比较远的地点。科特确信它是开往大西洋。奥斯陆方面之所以有无视这些警告的倾向，一个原因是政府和外事委员会当时都全神贯注地在考虑英国布雷可能造成的后果。不过，在4月8日下午3时，挪威驻伦敦公使馆在电话报告中宣读了一份紧急电报稿，报告德国舰队显然在向纳尔维克调动，科特立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海军部。消息说，当天上午曾在北海挪威海岸外发现德国舰艇，正在向北行驶，“非常可疑是企图对纳尔维克采取行动，能在午夜以前抵达纳尔维克”。几个小时后，传来了更为严重的消息。扬伯格上校在秘密会议上向议会报告说，据克里斯蒂安桑的指挥官报告，从“里约热内卢”号（当天上午在利勒散港外中了鱼雷）轮船上来了约一百名身穿绿灰色制服的德国人；他们承认船上有马匹和枪炮，并说听到谣言，他们是“应挪威政府的请求”前往卑尔根去帮助挪威人的。但这位国防大臣认为这件事只是另一次侵犯中立的行为，而不是即将发动攻击的警告。他也不理会参谋总长哈特莱达尔上校在4月5日、6日和8日再三敦促他考虑局势的严重性和挪威在南方兵力薄弱的情况。4月8日，哈特莱达尔上校的这些请求得到了洛克将军的支持，这两位军官出席了当天外事委员会的会议。哈特莱达尔在晚上催促扬伯格对他已提出的许多建议作出答复，扬伯格告诉他，将于次日上午给回音。当天晚上确是对事态进行了讨论，并起草了总动员的建议。扬伯格指出，动员工作需要三天时间，因此政府提出折衷方案，决定在厄斯特福尔动员两个营，这样可以调集得快一些。尼加德斯沃尔德曾明确地征询过国防大臣的意见，问他对这种不符合哈特莱达尔建议的做法是否有理由，并在得到保证两营兵力将足够使用以后，这个决定被采纳了。
4月8日午夜，海军参谋部报告，奥斯陆峡湾外有外国舰艇，正试图夺取防御工事，外事委员会召集会议，并于4月9日凌晨1时30分举行了会议，全体委员出席。这时接到报告，德国的进攻正向卑尔根扩展，于是政府决定动员军队。清晨5时，拒绝了由布罗尔递交的德国最后通牒，并决定总动员。在国王不在场的情况下，这个决定并不是正式的或书面的，但是认为，扬伯格上校应通知所有的军事当局。洛克将军后来证明，直到凌晨2时30分他才能同扬伯格通电活，说服扬伯格重新采纳他自己的动员建议，直到清晨4时至6时之间总动员的命令方始发出。国防大臣一直到最后都固执地企图把这个命令保持秘密，而保持秘密自然会大大延误它生效的时间。战后的调查委员会发现，总动员命令根本没有发出过，因为已经查明总动员工作肯定从未开始过，而参谋总部既然这样迫切地要求有这个决定，那就毫无理由认为，如果接到这样一道命令，它居然会不执行。对于这一事关重大的疑点，文件记录本身并未予以澄清。调查委员会对哈特莱达尔上校面临严重困难时的主动积极性深为赞许。他努力由自己负责来扩大动员令的范围。由于令人遗憾的疏忽，在德国人进入奥斯陆以前，没有把挪威广播电台破坏掉，尽管官员们曾要求下令加以破坏。结果使吉斯林（挪威纳粹党的党魁）和德国人能把电台接收，并在4月9日下午用以宣布成立吉斯林政府，撤销动员令和召回在海外的挪威船只。
第三章 荷兰：德国进犯以前的政治情况
1939年9月3日的时候，荷兰的情况同其他国家相比，是非常简单的：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东印度群岛或西印度群岛，它都没有任何政治纠葛。实际上，过去一百年的和平历史，加上依靠它的“不言而喻的中立”，使荷兰不仅不谋求与别的国家结盟和得到它们的保证，而且还加以拒绝。固然，荷兰是摇摇欲坠的国际联盟的成员；但在1936年，它已同比利时、卢森堡、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起，声明它不再受国联决议的约束，如果这是一个强制维护集体安全的问题的话。荷兰的政策是，坚定地中立和“保持适当规模的国家武装，从而不给任何人以任何可以避免的引诱来向其侵犯”。
当英、法对德宣战，而荷兰发现自己“进退两难，成为两大劲敌竞相奉承的目标”时，它不仅由于曾经出过力企图防止战争而赢得了威望，而且得到了德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保证——英国直截了当，德国则含糊其词——说它的中立将得到尊重；荷兰自己也在9月1日发表了中立声明。地面部队已在8月28日开始动员，海军处于警戒状态，到8月底，国内广大地区已为引入的洪水淹没。9月1日，宣布了战争状态。中立的政策即将受到考验：采用不过于讨好某一方的办法，例如当荷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出措词足够严厉的抗议，是否能使另一方失去进行报复（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发展到入侵）的任何借口。这犹待分晓。同样，荷兰拒绝同它潜在的盟国就荷兰本身或这些盟国万一受到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措施举行军事参谋会谈。在荷兰，人们普遍认为，万一果然遭到进攻，这种进攻将是来自德国方面。但是荷兰采取谨慎态度，决不公开流露出害怕德国进攻的心情，同时，对待交战双方的确也应当不分轩轾，一视同仁；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希望，荷兰在交了一百年的好运以后，“奇迹还会再度出现”。
荷兰人民，总的说来，也是坚决支持中立政策的，鉴于他们以享有发表见解的自由而自豪，这是对十六世纪的褊狭不容异说的反作用，同时他们认为，由于党派的众多和由于这些党派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争论加剧了彼此不和的程度，而有必要在国会选举时采用比例代表制，因此他们在中立政策问题上实际的意见一致，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荷兰共产党是由1909年脱离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反对派所成立，它于1919年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在国内从未有过多大势力，它在第二院的一百个席位中占得席位最多的时候是在1933年，共四席；1937年时，它只有三席。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8月21日公布后，使荷兰的共产党员和整个欧洲的共产党员一样，大吃一惊，在战争开始时，他们由于党的路线的这种改变而不知所措，无从发言。直到遭受侵略以后，他们才抬起头来，参加了抵抗运动，正象共产党人在其他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
由于荷兰人的容易分裂的性格，在荷兰产生过好几个国家社会主义团体。其中最强大而结果也是最成功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于1931年由安通·米塞创立，希望能对经济萧条所造成的人心不满加以利用。这个团体反对党派制的政府以及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国际主义，而赞成极权主义的领导。它在荷兰没有扎下深根，因为它被人看作是外来的，是德国式的，尽管它避而不提偏激的反犹学说，并对女王和奥伦治王室装出一副“虚假的爱国姿态”，但是未能因此而克服上述的不利因素。它于1935年在荷兰的欧洲领土上达到了全盛的时期；随后又在荷属东印度达到了顶峰。在占领初期，德国人并没有要米塞来管理国家——尽管他拥有一个现成的组织——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通常是不能胜任工作和一直是不得人心的”。虽然荷兰并没有实现俾斯麦的预言：“荷兰正在把自己归并给德国”，但在1940年时，荷兰不足九百万的人口中，德侨却有五万名之多，其中有许多人住在鹿特丹。然而，并没有听说他们对德国侵略者提供过帮助。
荷兰的遭劫是无可避免的。荷兰人自己在1936年3月7日以后所做的事，对他们毫无帮助；而他们力所能及的极少的几件事，却又放着不去做。他们不愿同其他任何国家，甚至同比利时，举行未雨绸缪的军事参谋会谈；当战争开始时，他们戴上了一副遮眼罩，既不向东方也不向西方去看看有什么威胁或安慰，而是靠着那根已经折损的中立芦杆，结果在1940年5月10日把自己的手戳破。希特勒早已决定，如果他同法国和英国交战的话，就将入侵荷兰。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会阻止这样做，那就是，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成员普遍希望，在西方采取守势来进行战争，推迟德国在那里的进攻，以争取时间来举行可能导致和平的“外交上的政治会谈”，以更新德国的装备，肃清纳粹体系，或使对抗部队积聚力量。但是，不论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方针如何，事情总是要希特勒说了才算数的。
荷兰同英、法、德的关系，有一个时期同海上战争行动引起的事件有关，它是同荷兰密切相关的。
三个交战国都公布了禁运货单（法国和英国的单子相同）；荷兰政府对此正式提出了抗议。它还抗议英国的“黑名单”（它坚持说，这份名单把中立国归入敌人一类，并以“宣布……对中立国强制执行联合抵制的办法，来惩罚这些中立国同交战国的合法贸易”）；抗议荷兰船只受到英国检查机关的长时间留难；抗议荷兰船上的人被带走；抗议邮件被耽误。英国的这些措施是使荷兰经常感到不满的原因，尤其在这些措施因为对德国的海上布雷政策进行报复而变本加厉以后；直到临近德国入侵时，英、荷之间才最后达成了暂时解决办法。9月6日，德国政府向所有的中立国——特别是针对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表声明。声明说，这些国家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如有任何单方面的改变，损及德国的利益，都将被德国政府认为是破坏中立。德国在海上的实力远逊于英国，只有在波罗的海除外，在那里，装运木材开往荷兰的船只被德国海军留难的时间长得异乎寻常。到了11月中旬，荷兰因水雷和潜水艇而遭受的损失开始急剧增加。荷兰抱怨交战国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和缺少空运而不能从伦敦和巴黎得到及时的消息，但德国的宣传却很活跃。
9月26日，荷兰有谣言说，波兰的战役业已结束，俄…德共同瓜分波兰的协定也已实施，希特勒回到柏林后将要提出“和平建议”，这是许多人所预料到的，但并不指望这一建议会被对方接受。到时候希特勒就将去西线，在那里发动攻势。德国军队大量集中在莱茵兰，似乎预示将有一次攻势。这并不需要采取防守战略，因为西壁防线按理已足够坚固，只需要适量的驻军就足以遏制任何进攻。10月6日，希特勒发表了预料中的演说，他说，这是他向盟国的最后一次建议。由于这篇演说的实质似乎是在表明德国旨在统治中欧，也许希特勒是打算表示愿意同西欧国家进行和谈。总之，对于这篇演说，荷兰外交大臣范·克勒芬斯是这样来理解的。荷兰报纸则认为，希特勒的“和平攻势”很少有希望得出什么结果。希特勒几乎没有表现出愿意让步的样子。的确，可能作出让步的唯一迹象，只是他着重地保证，将成立一个新的波兰国家。荷兰方面觉得，盟国这时应当宣布它们的作战目的，但是驻在伦敦的一个荷兰记者解释说，英国当时不能这样做，它正在为保存自己而战斗。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有过一些试图恢复欧洲和平的计划，其中有一些计划打动了荷兰。9月26日，在希特勒同瑞典人比尔格·达勒鲁斯会见时，戈林建议德国和英国的代表在荷兰会晤，以探索缔结协定的可能性。于是准备要求威廉明娜女王正式邀请两国的代表讨论停战。10月1日，冯·巴本（德国驻土耳其大使）从安卡拉来电，说荷兰驻该地公使P·C·菲塞尔博士同他谈论过由比利时和荷兰两国国王充当调停人，安排媾和的可能性，他还说，荷兰政府一定试探过英国政府，看它是否准备谈判。在冯·巴本的同一封电报中，还概述了英国驻安卡拉大使和荷兰公使10月3日就这一问题商谈的要点。
尽管范·克勒芬斯在企图弄清盟国从希特勒的演说中是否看出有任何媾和的可能性时，并没有得到鼓励，但是他仍向威廉明娜女王提出，应当重新提出荷兰在8月间提出的斡旋建议。比利时国王访问了海牙，11月7日，两国国王向英国国王、法国总统、德国总理提议，利用他们的斡旋来为公正的和平奠定合理而牢固的基础。教皇以及挪威和瑞典政府一听到这个建议，立刻热烈地表示支持。荷兰人认为该建议加强了低地国家在道义上的地位，但并不指望因此得到多少实际效果。11月12日来自英、法两国的电报答复实际是说，必须由德国首先采取行动；里宾特洛甫在15日给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代表的口头答复是（德国驻海牙公使冯·策希在11日曾说过，德国政府将“仔细研究”这个建议，从而稍微解除了荷兰的忧虑），“在英、法两国政府粗暴地拒绝采取和平行动……后，德国政府也只得认为事情就此作罢”。
荷兰和比利时的建议之突如其来，使这两国的人民感到意外。由于有报道说德国军队在荷兰边境集中，由于德国报纸警告比利时不要与荷兰缔结同盟，并警告荷兰不要向英国的封锁措施屈服，加剧了他们的紧张。在荷兰，已经投票通过了一笔新的、为数一亿盾的特别防务拨款；引入洪水的区域内的工事在加紧建造；海牙的守军增加了一倍；石油和糖实行了配给；大城市中采取了预防空袭的措施；荷兰的十一个省份中有八个省的部分地区在11月1日已�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