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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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约没有条款说要索取战争赔款或强行规定苏军占领芬兰领土。红军将撤离佩特萨莫地区及其蕴藏丰富的镍矿区。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有英国的利益——蒙德镍公司的开采权。另一方面，芬兰工业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木材、造纸和纸浆工业，都分布在卡累利阿地峡。因此，割让的地方估计相当于芬兰百分之十至十四的最好的土地和经济资源。此外，塞马运河在维普里的进出口这时也落入了苏联手中，因而，俄国人就控制了芬兰东部的全部水道和湖泊网。居住在割让地区的大约有五十万人，约占芬兰人口的百分之十，据说在和约缔结后就迁出了。
　　条约并未给予苏联权力来对芬兰内部事务施加任何影响，或干预芬兰的防务或武装力量。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克制，推测起来大概由于苏联怕被卷入已与英法处于对抗地位的欧战。
　　推测莫斯科和约能否使苏芬关系有一个持久的基础，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克里姆林宫原来对芬兰的要求，就是打算加强苏联在欧洲主要冲突中的战略地位，条约的签订使它在芬兰湾以及波罗的海中心占有支配的地位。在陆地上，这项条约也为苏联西北部各口岸的防务提供了便利。
　　所以，从军事观点来看，苏联表示满意是有道理的。但在政治上，随着欧战的演变，莫斯科不知芬兰将起何种作用的疑虑并未消除。固然，德国严格信守与克里姆林宫协议的条件，把苏芬冲突看作只是苏联自己的事情。固然，西方企图干预这场冲突的计划已经落空，挪威和瑞典的中立暂时也制止了欧战向北蔓延。但是有迹象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依然处于盟国战略范围以内，从而也就是处于德国要对之采取反措施的范围以内。这符合苏联领导人的根深蒂固的信念：战争不可避免地要扩大。因此，他们必然担心，芬兰人对于媾和条件的怨愤，以及挪威和瑞典在整个冬季战争中如此强烈地流露出来的亲芬情绪，当西方盟国把战争扩展到北方时，可能成为极易利用的因素。莫斯科必然考虑到了这种前景，所以在和约实施以后，接下来就是防止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结成一个哪怕是纯粹防御性的同盟。
　　在芬兰，刚刚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战败的悲痛，对苏联未来意图的重重疑虑，交织在一起。可是，几个星期以后，原来对德国在这场冲突中所持态度的愤慨，对盟国躇踌不决和延误战机感到的失望，以及对瑞典拒不在这场斗争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激起的恼怒，统统开始被一种新的认识所取代：如果芬兰想要生存下去，就不能单枪匹马地去干。果然，和约签订之后不久，芬兰就得到了挪威和瑞典的保证，表示要重新考虑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在这变化无常的时期，一个国家要重整旗鼓，首要的关键之一就是防务问题。
　　因此，芬兰人虽然忙于重建家园和安置卡累利阿难民，仍然毫不迟延地开始重建国防。重整地方政权；从国外购买装备；修建了新的兵营、道路和运输线路。沿海地区，在瑞典人的指导和财政援助下，修建了新的防御工事。芬兰民族的意志没有破灭，一旦需要，芬兰人随时准备再拿起武器，为祖国的独立而战。
　　1940年3月14日，挪威议会深孚众望的议长查尔斯·汉布罗在议会中评论这个和约的条款时说，芬兰新的东部边界只能看作是临时的边界，必须重行调整。莫洛托夫坚决认为，汉布罗的讲话，还有“瑞典活动家”的某些声明，以及“芬兰国内也在大事渲染的东部边界问题”，都表明了拟议中的芬兰与挪威和瑞典结盟的真实目的是要对苏联进行报复。芬兰人举出的种种理由是说明：芬兰的意图是尊重其义务；这个同盟将纯粹是防御性的；如果芬兰企图报复，瑞典和挪威并不是恰当的盟友。但是所有这些理由全都不起作用。莫洛托夫依然不信。他说，芬兰与挪威、瑞典之间的“所谓防御同盟，是完全违反和约的”。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使这场争论暂时搁置，但苏联并未因此放松警戒。在这一年中，莫洛托夫曾两次重提此事。第一次在9月，他谈到他听说芬兰与瑞典已经结成秘密同盟；第二次在12月，那时苏联驻瑞典公使柯伦泰夫人向他报告说，有一项协议正在商谈中，该协议的含义是要使芬兰的对外政策听命于斯德哥尔摩。
　　1940年4月北欧战争的发展趋势使莫斯科解除了与西方盟国立即发生冲突的忧虑，可是也在恶化苏德关系上起了作用。早在1939年10月底，德国海军舰艇出现在芬兰湾，就使得苏联政府忧心忡忡，根据苏联的要求，柏林同意把德国从事经济战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更西面的水域。这时丹麦和挪威已处于德国占领之下，因此保持瑞典领土的完整就成了苏联急切关心的事了。1940年初夏，德国在西欧节节胜利，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一个警告，苏联政府要不失时机地摘取苏德合作的最后一批果实，并要举国作好准备抵制德国的攻击。苏联在向德国表示祝贺，在发表公报消除疑虑的同时，把边界线迅速推向波罗的海沿岸，推向多瑙河口，而把国内的工农业置于战备体制之下。
　　苏联政府认识到，苏联友谊的价值，对于取得这些胜利的德国来说，已经大大下降。前途困难重重，这也反映在芬兰的局势中。有时风平浪静，如在阿兰群岛的地位问题上德国依然是俄国的忠实朋友；有时，摩擦局限在政府机构或外交往来的范围内，如在挪威峡湾建筑防御工事的问题或佩特萨莫的镍矿问题；有时，局势造成两国严重不和，如因芬德军队过境协定而产生的问题。紧张始终存在，苏德关系日趋恶化。
　　这一时期的苏芬关系，必须根据上述形势来估量。6月27日，即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莫洛托夫着手与巴锡基维解决阿兰群岛的问题。他断言芬兰已在阿兰群岛设防。而苏联政府认为，如在该群岛设防，必须根据一项正式协议和苏联联合进行。此外，苏联政府还要求有权掌握防务情况。莫洛托夫承认，这些要求超出了和约规定的义务。他把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希望参加开发佩特萨莫镍矿的要求与芬兰迫切需要缔结贸易协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讨论。苏联的要求是如此坚决，致使芬兰政府在缔结正式协定以前，就开始撤走了阿兰群岛上的部队和军备。在谈判过程中，芬兰人争辩道，1921年缔结的旧公约为他们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若无各签约国的同意，不能更改。可是莫洛托夫不同意“向全欧洲遍发照会”，他要求芬兰在按照该公约采取任何措施时都要与苏联磋商。芬兰人固执地维护自己的主张。莫洛托夫恼羞成怒，称他们为无可理喻的人。他又说，至于跟德国人打交道，根据经验，“就是大事情也只要几天就能解决”。10月11日，协定签字了。它规定芬兰必须使阿兰群岛非军事化，并且将来也不再设防，不能把它供给别国军队使用。苏联驻阿兰群岛的领事馆将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
　　这样，尽管莫斯科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问题的解决却拖延了很久。在另一个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问题上，即苏联与汉科之间的陆上交通问题，在苏联人看来，芬兰人依然是顽固不化的谈判者。而要在两国之间建立一般的和平友好关系，借助于这种关系，使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和谐地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更难完成。事实上，苏联的外交在这方面明显地碰了壁。芬兰人对俄国意图原有的怀疑，他们反对苏联对政府的概念，以及他们由于俄国入侵和随后芬兰的败北而感到的悲痛，这些都是无法消除的。而要消除他们对苏联政府是否愿意遵守和约的疑虑，也同样办不到。莫斯科非但不对芬兰怀有这种情绪的重要人物进行安抚，反而采取一项更为简单、但从长远来看是难以收效的政策。苏联政府通过报纸和外交行动支持“芬苏和平友好协会”这样一类的“同路人”。
　　这一政策招致芬兰舆论更大的对抗。从苏联的观点来说，更危险的是这种情况为芬兰和德国重修旧好铺平了道路，因为芬兰人感到，自法国瓦解之后，不再有希望从英国得到支援了。这就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中最敏感的一点即苏德关系上产生了反响。
　　甚至在缔结和约时，芬兰公众对德国普遍感到十分痛心的时刻，一些有权势的芬兰人士仍然认为德国能够使芬兰与莫斯科保持均势，并继续希望德国愿意这样做。继坦内尔之后任外交部长的维廷教授也抱有这种看法，他力图和德国能够取得更深一步的谅解。他的努力很快就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舆论随着德国在西线的节节胜利，“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向亲德。
　　德国外交部对待这一提议非常谨慎。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布吕歇尔告诉维廷，秘密的（“暗中的”）合作将受到欢迎，但在表面上德国的态度只能依然是冷淡的。可是，在柏林的其他部门，却活动得更为起劲。戈林的密使费尔特延斯中校瞒着驻赫尔辛基的德国公使馆，伪装成贸易代表，于8月18日到达赫尔辛基，去问曼纳海姆，芬兰是否准备让休假的德国军事人员过境，是否准备让德国的军需供应过境，往返挪威北部。而芬兰方面以后则可从德国获得武器。曼纳海姆元帅在与政府磋商之后，于8月19日作了肯定的答复。德芬之间的谈判，起初纯粹是在部队代表之间进行的，后来达成一项为德军过境提供方便的协议，于9月22日签字。早一天，德国的第一批军队已经运到瓦萨。
　　这些谈判顶先没有通知莫斯科。在柏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起这个协议以后，莫洛托夫就援引苏德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于9月27日向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蒂佩尔斯基希提出抗议。克里姆林宫知道，这时芬兰已为德国的渗透敞开了大门。
　　到秋天，芬德关系已成为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它是1940年11月希特勒和莫洛托夫会谈时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那时，用魏茨泽克的话来说，希特勒“已把保护伞牢牢地罩住了芬兰”。
　　第四章　1939年秋季希特勒的“和平攻势”
　　到9月的第三周，德苏两国对东北欧的瓜分事实上已经完成。就在德军与红军在波兰国土上会师的那天，波兰对这两个侵略国最后的有效抵抗在这一地带已被击溃。波兰既已经覆灭，当时依然幸存的东北欧国家就统统只好任凭苏联和德国摆布了。波罗的海三国是不设防的小国，只要何时夺取它们方便，随时都可以把它们置于苏联统治之下，就象后来很快做到的那样。至于芬兰，结果证明，苏联不经过战斗就不能使它就范，尽管如此，芬兰在“冬季战争”中由于得不到西方的有效支援，最终被迫接受苏联政府的条件，这一结局早在1939年9月底以前就已在意料之中。
　　因此，在这一阶段，希特勒在东北欧的直接战略目标已经达到。波兰已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被抹掉，这完全符合希特勒直到那时为止的策略，而在这个当口，他却需要把和平的触角伸向他的对手，已被消灭的波兰的两个西欧盟国法国和英国。
　　我们可以肯定，对波兰闪电战的胜利，在希特勒心目中是一个得意的杰作。在慕尼黑时，他固然由于吓唬得英、法和他勾结起来使捷克斯洛伐克听他摆布而自鸣得意，但这种得意的心情，也许因为对这场不够劲的胜利感到失望而有所冲淡，因为在这场胜利中他的吸血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这一贪欲在对波兰的战役中如愿以偿。在作战中，德国武装部队的新式装备和战术之高明得到了辉煌的证明。德国机械化部队在摧毁波兰军队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威力和速度，使全世界不寒而栗。波军虽然英勇，终因武器陈旧这一致命弱点而无济于事。对波作战无疑是希特勒和德军参谋总部一致的意见。将领们和希特勒都肯定这一局部战争必然胜利，但是将领们是凭他们的专门军事知识来判断的，而希特勒却凭他那不可思议的直觉。美中不足的是，对波兰的袭击带来了一个不想有的、讨厌的结果：和英、法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可能比德军参谋总部更轻率地冒险把德军的机动兵力都投入了波兰战役。而使第三帝国面临只有最薄弱的兵力守卫西壁的险境。但是，希特勒曾根据法国和英国的作战心理作了估计，推测这两个西欧盟国当德军精锐在东线作战的时候，不敢趁机正面进攻西壁；而德军参谋总部则大概是从理论上而不是从个人感情上根据德国在波兰作战时西线双方潜力的对比来进行估计的。在这一点上，事实再次证明希特勒的大胆比德军参谋总部的小心要正确。可是，在波兰被消灭后德国应付西欧对手时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的看法却又完全一致。他们都希望能诱使英、法接受东北欧的既成事实，尽管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根据不同的考虑而这样决定的。
　　德国的将领们之所以希望与英、法媾和，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对西欧的袭击若与这时已胜利结束的对波兰的袭击相比，乃是一项严峻得多的军事任务。而希特勒面对在西线有可能遭遇一场积极的进攻战这件事，态度却要沉着得多，在这一点上，从短时期来看，由于不久以后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德国进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和法国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再次证明他是正确的。不过，尽管希特勒为他的军事直觉这最后一次的闪现所鼓舞，他在1939年秋季仍然为了自己独特的理由也想同英、法媾和。在原则上，他反对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一直是他指控德皇威廉二世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的主要罪状之一。德国进攻波兰，激起了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这样，希特勒就违反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原则；同时，尽管他正确地预见到英法的战争行动将不过是“虚张声势”，尽管他迅速地结束了波兰战事，从而把自己从开头一段短时期内从事两线作战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他却别有理由——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际上的——希望这时能与两个西欧对手媾和。希特勒的手法，正如丘吉尔所识破并指出的那样，是“一个一个地”对付他的受害者，而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地使自己腾出一只手来，以便玩弄花招，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乃是他的天性；这时他如果能与法、英媾和，他就能腾出双手来，对看来最有希望成功的下一个目标采取行动。东南欧可能落入他的罗网，那时西欧国家和苏联会袖手旁观，虽然感到不安，但是犹豫不决。接着，在希特勒认为最适宜的时机，在西欧国家默许之下，也许甚至在它们心照不宣的赞同之下，可能对苏联发动进攻。最后，也许兵不血刃就能使法国和英国与一个横跨西壁和乌拉尔山脉这整个空间的德国巨人谈判，求得一个政治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尽管表面温和，但是久而久之，将使英法听任这一庞大的第三帝国摆布。
　　可能正是出于这些主要的考虑，使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发动了这场“和平攻势”。他的将领们，还有人民，固然也都渴望和平，但这一事实对他的影响可能并不太大。他认为自己比将领们高明；同时，他自信能够驾驭德国人民，也正由于他是一个真正能蛊惑人心的煽动家，知道与群众的关系是自己的生命线，因而对于他们的情绪很敏感。另一方面，在法国，不仅公众，而且接近政权中心的有影响的阶层，也都渴望和平。这种情况，希特勒了解得清清楚楚，这大概是他希望这场即将对西方展开的宣传攻势能象不久前对东方的军事攻势取得同样成功的主要根据之一。在法国，失败主义情绪弥漫全国，这一点为波兰战事结束后十二个月之内的一场军事考验所证实。不过，正因为法国当时的情绪如此消沉，如此漠然，以致除了在军事上惨败以外，没有什么能使法国政府完全改变它公开宣布过的政策，即与英国结成同盟，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推翻纳粹政权，恢复东北欧的原状。
　　这是希特勒在1939年秋天的第一个失算。第二个失算是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变化：1939年3月15日占领布拉格已经激怒了张伯伦和他在唐宁街的内阁同僚，以及英国人民。固然，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爆发，张伯伦和他的同僚曾有迹象表明渴望恢复他们原先的绥靖政策。但这些现象都是靠不住的；而且，无论在希特勒袭击波兰以前，还是在他胜利结束这一战争之后，即使英国政府再度想要向希特勒让步，看来任何这类行动，无疑只能导致其下台。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和希特勒达成的“最后”解决办法，都由于希特勒方面突然发动新的侵略而迅速完蛋。自从1939年3月15日起，英国人民对于一直生活在这种反复无常的状况中感到了厌恶和腻烦。这时他们既已鼓起勇气要和希特勒打一仗，他们就下定决心，除非和约的条款有可能得到贯彻，就不再和德国议和；他们的这一决心就是要坚持战斗，直到彻底打垮纳粹政权。希特勒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决心的力量，就是英国人民自己也还没有正视它的全部含义。此刻，他们的情绪仍然是被动应付的。他们坚决反对任何进一步的绥靖做法，不过还没有准备好作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乃是主动地谋求胜利所需要的。然而在英国，不论政府也好，人民也好，情绪都不是失败主义的，与法国当时普遍存在的情绪不同，这是希特勒的秋季和平运动触上的第二个暗礁。他的第三个失算是他希望——尽管这也许只是他的一线希望——谋求罗斯福总统从中斡旋，以使法国和英国接受德国的条件，这些条件假如不是由美国提出，就极少有可能被英法接受。但是间接从德国方面传出的消息说，华盛顿政府并不愿意向伦敦和巴黎提出这样一项和平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将使纳粹政权继续在德国执政，并承认德国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征服波兰。
　　这就是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的“和平建议”及其遭到英法拒绝的政治背景和心理背景。
　　当德国对波兰的军事进攻将要以德国在局部战争中的完全胜利告终的迹象刚刚变得明显时，德国在政治上的花招就已准备就绪了。早在1939年9月9日，戈林在柏林一家兵工厂讲话时就谈了下述几点意见，以后希特勒对之又加以发挥，这些意见是：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个波兰决不允许复国；希特勒这时希望和平；该由张伯伦来决定何去何从；德国对法国并无要求。法国人是否意识到他们正在被英国当作走卒，受其愚弄？戈林开了头，接着希特勒本人9月19日在但泽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
　　德国的要求是有限的，但也是不让步的。……我没有对英国和法国作战的目的。……波兰决不能按照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形式复国。这一点不仅要由德国，而且也要由俄国来保证。……当英国宣称战争将继续三年的时候，我只能对法国士兵表示同情。
　　在对方的首相和总理中，达拉第首先作了答复。9月22日，他在广播中拒绝希特勒的建议时郑重地宣称，德国企图离间英国与法国的关系，离间法国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是决不能得逞的；同时他又郑重地赞扬了英国的备战努力。根据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他这样做也许是很重要的。9月28日，德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已“最终解决了波兰国家解体后所引起的问题”，并“从而为东欧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这种情况，两国政府共同表示相信，结束德国和两个西欧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将真正地有利于各国人民。10月3日，张伯伦在英国下院阐明，这一声明显然含有下述两点内容，“暗示建议媾和，如果该建议遭到拒绝，结果就是几乎不加掩饰地进行威胁”。
　　（他继续说下去）没有任何威胁能迫使我国或法国背弃我们为之进行这场战斗的目标。……德国现政府的任何空口保证我们都不能接受。……如果……建议提出来，我们一定要根据我刚才讲的话对之进行审查和考验。
　　10月4日，达拉第在巴黎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说了与早一天张伯伦同样意思的话。
　　10月6日，希特勒重复了他的和平建议，这次是在柏林的国会大厦。他重申，关于允许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复国一事，他连听也不要听；尽管他在列举德国在东北欧的目标时，提到要建立一个新的“波兰国家，其组成和管理，既要防止它再度变成反德活动的温床，又要防止它再度成为反对德国和俄国的阴谋中心”。他还重申了其他意见。他说：他丝毫不反对法国；他也愿意与英国达成谅解。他希望德国原来的殖民地能归还给德国，但这一要求不是最后通牒。“在西方继续维持目前现状是不可思议的……让那些视战争为更好解决办法的人来拒绝我伸出的手吧！”他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德国决不象它在1918年时那样投降。10月10日，希特勒在体育宫开始1939…1940年度的冬赈运动时强调了最后这一点。
　　10月10日，达拉第通过广播对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大厦的演说作了答复。这位法国总理这次又郑重地赞扬了英国的备战努力，并嘲笑了德国离间两个西欧盟国的企图。10月12日，张伯伦经过与法国政府及各自治领政府磋商以后，在下院宣布断然拒绝希特勒的建议。张伯伦正确地阐明了希特勒提议“建立他所谓的欧洲安全的稳定因素”，实际上就是要别人“承认他的征服”，并“承认他对被征服国家为所欲为的权利”，张伯伦声称，“要英国接受任何这样的基础是办不到的。”
　　德国总理演说中的建议是含糊的、不明确的，而且也未含有改正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错误做法的迹象。……因此，其结果是清楚的。德国政府必须用明确的行动，并对他们打算履行的诺言作出有效的保证，来为他们希望和平的诚意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则我们一定把自己的责任进行到底。现在要由德国来作出抉择了。
　　如果把张伯伦在这个场合让德国人民抉择的内容分析一下，那就是，要么由德国人自己来废黜希特勒，要么眼看着由英国和法国用武力来废黜他；因为，事情很明显，只要希特勒继续执政，他就既不会放弃已经非法攫取的领土，也不会保证——除了重复他那破了产的诺言——将来不再坚持同样的方针。在希特勒方面，他要求英国和法国默认他直到此时为止从事侵略的全部成果，以交换他那些已成为口头禅的甜言蜜语，而事实总是证明这些甜言蜜语比希特勒在其中吐出这些话的空气还要轻浮。两个西欧国家与德国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宽，以致除非通过战争的烈火，没有使之弥合的希望。的确，此时双方都认识到，德苏两国的消灭波兰和瓜分东北欧，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东北欧的战争状态，将由西欧和大西洋地区的战争状态继续下去。这破灭了希特勒的幻想，而希特勒对这一新的前景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又将使英国和法国的幻想遭到破灭。但在这时，英法政府却仍在设想着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认为它们不需要采取大规模的、积极的军事行动，单靠进行封锁缓慢地施加压力，就能逐步地使德国就范。而希特勒则别有打算，这些打算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将使他的对手大吃一惊。
　　附录：关于苏管区和德管区之间人口迁移的俄德协定
　　1939年8月23日的德苏协定，把东欧划分成德苏势力范围，其早期后果之一，就是德国和苏联及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这时处在苏联势力之下）谈判订立协定，把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移到德国势力范围去。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为此目的而达成的协定中，迁移必然是单方面的，因为在德国势力范围内没有波罗的海国家的少数民族可用来交换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签订的这些协定及其后果，将在本卷的另一章中阐述。在1939年9月28日、1939年11月3日和1940年9月5日签署的有关德苏协定中，不但规定把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移到德国势力范围之内，而且也让德国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有权迁移（换句话说，就是注定要被驱逐）到苏联势力范围内。1939年9月28日德苏协定的条文，适用于双方“管辖下”的地区，根据1939年11月3日的协定，这些条文，不仅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波兰领土，而且也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苏联领土，后来又根据1940年9月5日的协定，也适用于在两次大战期间属于罗马尼亚领土而于1940年6月并入苏联以后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
　　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协定，其制订和实施无疑都是出于德国的主动，可以推断，德苏协定也是德国提议的。这些都是德国方面的积极行动，它们看来象是一种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此类事情中唯一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在1939年8月23日与苏联谈判德苏两强如何瓜分东欧时，是抱有诚意的。在苏联管辖区散居的德意志人是一支潜伏的第五纵队，正是第三帝国从其居住在德国境外一些地方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所组织起来或将组织起来的那种类型的第五纵队。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居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在把这些国家并入希特勒欧洲的政治策略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希特勒本来可以同样利用在南蒂罗耳的奥地利德意志少数民族，但是为了获得法西斯意大利的友谊而付出一部分必要的代价，他有意放弃了这一做法。关于这一点，他曾以协议的形式向墨索里尼表示了他的诚意，让南蒂罗耳人自由选择，或是迁到勃伦纳以北，或是留在祖传的家园被无情地取消国籍。可以预料，希特勒这时要撤出散居在苏联东欧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人，一定对斯大林作了相应的保证，说他打算象尊重意德勃伦纳分界线那样忠实地尊重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俄德在东欧的分界线。然而在协定将要签订时，斯大林也象希特勒本人一样肯定地知道，希特勒所有这一桩接一桩的侵略行动，其最终目的是要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在东方谋求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如果希特勒的计划得逞，这个“生存空间”会远远超越已划定的分界线，把苏联的心脏挖出来。怎样解释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与当时行动之间这一明显的矛盾呢？
　　最可能的解释似乎是这样：希特勒一实现他在东方获得“生存空间”的第一步计划时，他就发觉，他受到缺乏人力的牵制，甚至不能开拓他已征服的东方领土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