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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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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第的不幸是，他遭到两股火力的夹攻。首先是极左派和工联主义者，他们虽然害怕和憎恨外国的独裁者们，但显然甚至更加害怕和憎恨一个本国独裁者的前景。其次是极右派，他们同情外国的独裁者们，虽然也害怕这些独裁者，但远不及害怕他们自己国内的左翼分子。
在法国社会党内部有一种思想倾向，他们认为，首先，德国是无法抵抗的；其次，重整军备只能有利于国内的反动派。因此1938年12月24日在巴黎举行的社会党会议上，和平主义派的领袖保罗·富尔宣称，“如果他们要以强大的军备和联盟来拯救和平，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独裁”；又说“同德国进行军备竞赛，将毁了他们，而且还是不会获得安全，因为德国的人口出生率是法国的三倍，它的化学工业则是法国的十倍”。这倒不是勃鲁姆的意见。虽然他也忌恨对他自己的社会立法的每一个威胁，但他还是有着爱国主义的意识和责任感的，他早先担任公职的经验也更加强了这种思想品质。所以勃鲁姆就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该党必须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参与保卫国家，国家的防务则必须达到最高的效率。这项决议案由大会以四千三百二十二票赞成通过，但有二千八百三十七名代表投票反对，一千零十四名代表弃权。在1939年3月7日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又有四千二百十八票赞成在某些条件具备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裁军问题，还有三千一百四十票则赞成无需任何条件即可召开这种会议。
英国议会的工党，在这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英国有组织的工人的真正而有效的代言人。就这点而论，它确实是胜过法国社会党的。而且，可以毋庸置疑地说，英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对国家的责任感，总的来说要比法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强些。一旦英国工人运动充分认识了局势的真实性质，它就毫无保留地投入重整军备运动，而且比法国工人干劲要大得多。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为止，它还是倾向于认为来自政府的对它自己的独立性的威胁，要比来自希特勒的任何威胁更大些。
就是这样，阿瑟·格林伍德因为对“慕尼黑之冬”期间实施军备计划而在工业中引起的大规模活动感到吃惊，1938年12月6日就在下院表示：“已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指引我们，我们不想再容忍任何‘德比方案’，也不想容忍以见不得人的方法来实行征兵的任何尝试。”以非熟练工人代替部分熟练工人和在工业中征兵，仍然是工党害怕的两个主要魔鬼。工党表示相信单靠自愿的努力，就可以充分保证国家的防务而丝毫无损于民主自由；它也批评现有工作中的缺点，但只要采取一些控制管理方面的措施就能加以改正。1938年10月28日，工党发表了一个宣言，标题是“全国为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工党对人民的号召”。宣言建议改进防务工作和组织，呼吁成立一个国防部，以及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人力。11月3日，工党又在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谴责政府在9月危机期间在保卫平民方面的“公认的毫无准备”（这一动议以三百五十五票对一百三十票被否决）。当国民服役方案提出时，政府再次向工党保证这是志愿性质的，工党才表示赞同。1939年5月31日，在南港召开的工党会议上它再次对政府的防务工作提出批评。会议通过了一项由执行委员会起草的声明，主张设立一个国防部以协调防务工作，设立一个供应部以协调供应工作，并对军队工作的改革提出详细的建议。
关于重整军备的经费来源，无论是通过借债还是征税，反对党对政府的大事筹款并没有怎样攻击，而是更多地指责政府没有能采取充分的措施，以防止款项的过多一部分以利润形式落入承包商的腰包。从重整军备一开始，政府就已经对这个问题一再提出保证。早在1935年便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就私商承造武器的问题提出可能被认为是必要的改进意见。工党抱怨政府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执行该委员会的建议，而且有些军火厂商的利润比1935年时高出了百分之二百。1939年2月20日，多尔顿竭力主张“我们的军火帐单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靠向发军火财的人征收重税来支付”。甚至连一名民族党议员奥斯丁·霍普金森这时也宣称：
我们花去的钱，直到现在并不都是完全值得的。……我们以很低的固定利率预付给飞机制造商们大量的钱。用这种办法我们大量地增加了他们的投资的价值。……如果要纳税人在重整军备时期提供工业的资本，那他就有权利得到与所付出的相等的价值。……现在已经是应该采取严厉的步骤的时候了，应该替纳税人和国家把被掠夺去的巨额利润中的一部分再收回来。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利润是被一些对飞机工业的有效生产毫无贡献的人骗去的。
最后，在1939年6月20日，实行了一种新的军火利润税。对每年军火合同收入不少于二十万英镑的厂家，在1939年3月31日以后终了的任何一个会计年度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课征百分之六十的税款。但工党觉得如没有完善的政府控制，就很难完全达到目的。它之所以如此坚持主张成立一个供应部，其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正如征兵这个争论问题所表明的，工党不愿意为彻底的组织方面的变更付出不可避免的代价，尽管这种变更是它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而提出的要求。当征兵法案第一次提出时，艾德礼既根据理论上的、也根据实际上的理由表示反对：
我们反对实行征兵，因为我们相信，就以加强这个国家来说，当它应该是坚强和团结的时候，征兵却将使它变弱和分散。……在征兵的背后，每一个工会会员都知道，存在着从工业中征兵的危险。……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它有一支正在迅速增长的空军。它必须为它们提供军火而且无疑还要以军火来援助它的盟国。它不能够，在此之外，再提供一支庞大的大陆军队。……纯粹在人员的数量上算计，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自由党也反对征兵法案，理由是“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比用强迫的方法更能得到广泛、强烈的响应。志愿入伍的制度，也最符合英国人民的历史和传统。”然而，这项法案一读时投的反对票（工党一百三十八票，自由党七票），与其说是激烈反对这事本身，倒还不如说是主要表明：要捍卫长期所遵循的原则，对张伯伦的政策的不信任，和因未与他们商量而引起的愤怒。然而工党在5月4日开始的二读辩论中仍坚持其反对意见，而且这是在希特勒第一次公开要求归还但泽、并宣布废除1934年的德波协定和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以后发生的。艾登呼吁全院一致通过这一措施，以此来向朋友们、同时也向敌人们表明英国反抗侵略的决心，但是他的呼吁没有成功。安奈林·贝文甚至走得更远，竟暗示说张伯伦只不过是屈服于希特勒的恐吓。“我们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获得胜利。他使我们丧失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英国制度——志愿入伍。……他们（政府）除了作另一次卑鄙的尝试来反对国际赃物的重新分配以保护他们自己之外，还能拿什么理由来说服青年们去打仗？”在辩论的最后一天，艾德礼说：“隐藏在这一法案背后的感情，并不是想要满足国家的迫切需要，而是想要征兵。……在捍卫自由的名义下，我们的自由可能受到摧残。”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则要求，在征召人力之前应先征用财产，实行军队民主化，保证工会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以及土地国有化。其他工党议员，甚至威胁要通过他们在选民中的影响来抵制征兵。5月8日这一法案二读时，工党所投的反对票从一百三十八票增加到一百四十五票。但是在这次投票中，自由党发生了分裂：有五人投票拥护政府，其余弃权。在审议委员会中，工党迫使进行了二十四次分组表决，最后一次是在三读时进行的，因而三读表决一直拖延到了5月18日。在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比批评政府最尖锐的温斯顿·丘吉尔更加强烈地感到这一措施的必要性；也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好地为这一措施辩护。关于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他后来写道：“它使自由党和工党党人丧失了指责当前政府的任何权利。他们只能太清楚地表明他们自己的对付事情的办法。”他接着以他特有的宽宏大量的姿态补充道：“现在他们要显示一种更加真实的办法了。”
1938年10月4日，达拉第在国民议会就慕尼黑协定发表一项声明时宣称，“只有当我们的国民生产能够让我们以平等的地位同周围各国人民对话时，我们才能维持和平。”同一天，他提出了授予他特别权力的要求。他告诉国民议会说，“倘若你们不同意一种完全没有异议的努力，国家就不可能去对付那些我感到即将来临的可怕事件。”他答应到11月15日就放弃这种特别权力，并且同意不干涉四十小时工作周的原则，只是限制它的影响范围。然而，他暗示国防工业的某些部门延长工作时间也许还是必要的。10月22日，内阁决定对国防工业中拒绝延长工作时间的人加以处罚。11月12日，刚上任的财政部长雷诺公布了他的三年计划。在计划中四十小时工作周，原则上的确被保存下来了；但是每周工作五日的制度被取消了，工作日数延长至五天半或者六天。无须劳工部预先批准，每个雇主都有权要他的雇员每年先加班五十小时。在国防工业中，拒绝加班加点工作的人，得立即予以解雇，而且六个月内不得在国防工业其他部门被雇用或领取失业津贴。
1938年11月16日在南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法国总工会指责政府的行动是“一种侵犯工人阶级的政策”。11月25日它作出决定，在11月30日举行一次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达拉第坚决要求，在他准备就雷诺延长劳动时间的计划进行协商之前必须取消罢工，从而部分成功地破坏了这次总罢工。但是用纪律来约束工人或对不守纪律的工人进行制裁的任何尝试，总是招致以进一步罢工和骚动形式出现的报复行动。当行政当局要参加总罢工的那些人个别地申请重新雇用（从而使他们成为“被监视的人”）时，圣纳泽尔海军造船厂的一万工人立即举行罢工（12月1日）。第二天，据估计有五十万以上的工人受到罢工的影响，被关在工厂门外。土伦的三千名飞机制造工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达拉第准备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对付罢工工人，但是当他的某些手段激起强烈的抗议时，他奉担了责任。“如果工厂被占领了，那就必须把占领者赶出去。……是我下令使用催泪弹的。”不过，正象他实际上承认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来到巴黎，才引起这种严厉行动的。
在此期间，1938年11月5日，空军全体后备飞行员向工厂工人发出了一个呼吁，要求他们加速飞机的生产。呼吁书宣称，空军的生存正处于危险之中，广大平民的生存则与空军的命运息息相关；空军能否保卫法兰西的国土，有赖于法国的工人阶级。1939年1月28日，总理又收到三个最重要的退役军人组织的领导人的来信，请求政府实行工业和经济动员，以使军火生产能达到最大规模，并在工厂中实行严格的品德纪律和技术管理。但是处于困境的总理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与工人们维持一种暂时的妥协，在现阶段绝不宜再引起这种根本性的争论了。相反地，在1939年2月7日，他反而宣布对因参与总罢工而受到处分的全体工人实行赦免。
已经可以看出，达拉第在极力使法国强盛起来的过程中，陷入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的交叉火力之中。右派的观点可以说是反映了企业主的漠然置之或者从中作梗的态度。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态度对重整军备和生产的影响，比起极左派的策略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要轻微得多。达拉第曾说过，共产党“当然可以自称是一贯地鼓吹决不妥协的，甚至不惜以战争为代价”，可是“它却又在同一时候既要求重整军备，又怂恿工人们坚持四十小时工作周制度”。社会党是国民议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它尽管发现共产党人是令人不愉快的合作者，可是还不准备公开与之决裂。达拉第因此必须谨慎从事。慕尼黑会议以后，当政府要求授予特别权力时，社会党人只答应不投票反对这项动议，如果政府保证不过分改动各种社会法规的话。他们在投票时弃了权。极右派和共产党人则投了反对票。同英国的情况一样，与左翼反对派之间的主要麻烦在于，他们不相信政府会不去利用可能授子的任何特别权力来永远限制或取消工人得来不易的行动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右翼反对派也不愿意帮助政府重整军备，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重整军备最终只能为“赤色分子”的目的服务——从最坏方面说，会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法国；从最好方面说，会去插手干预西班牙或中国。
据丘吉尔说，1938…1939年度英国的整个军事开支达到了三亿零四百万英镑，而当时德国至少是十五亿英镑。有趣的是，这个十五亿数字正好是英国1937年…1942年五年中全部国防开支的最初预算总数。不过，当时很快就承认，这个数字必将超出。但是这种领会并没有引起绝望或者害怕国家破产的情绪，而只是发生了一些争论，如筹款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不过，也有人害怕和顾虑会发生过分的利润获得，实行突然而又很重的加税和取消当前的社会进步计划等等。总之，人们很不愿意象德国那样，把那么大的一部分国家税收和其他潜在资源用于重整军备。
为了避免增加税收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张伯伦在1937年曾要求并且获得了议会的批准，通过募集四亿英镑的国防借款来取得重整军备所需的额外经费。到1939年2月为止，仅动用了一亿九千七百万英镑。但是由于预计防务支出总额需五亿八千万英镑，又由于政府的政策是从借款中取得大部分的防务经费，因此财政大臣在2月间决定要求授权借款八亿英镑（即1937年批准数的两倍）。和1937年时的情形不同，这一建议得到了公众很好的接受，因为他们本来害怕增税将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政府借债被看作是医治贸易萧条和失业的一个有效药方。人们并相信，至少在经济衰退得到医治之前，不必担心通货膨胀。当然，最大的好处是，借款的办法可以使国家的大部分税收改用于长期的福利项目，这自然要比用于破坏性的和浪费的战争准备上更得人心了。
在从1939年3月6日通过国防借款法案到战争爆发这六个月中，重整军备的成本费用确实是在不停地猛涨。财政大臣在1939年4月25日提出预算案时说，在1939…1940年度国家总支出十三亿二千二百万英镑中，六亿三千万英镑将用于国防（比他在2月间预计的多五千万英镑）。到7月13日，他又一次把防务预算提高到七亿三千万英镑，并说明其中将近五亿英镑准备用借款来筹措。4月里他曾说过，国家的财政状况现在完全取决于防务。但是如果考虑到很大一部分的费用是靠借债得来的，以及西蒙在7月间说过的那些话，那么财政大臣的这种说法就可能要引起一些疑问，西蒙说“尽管有了这个确实是十分巨大的负担，……我们今年在社会福利事业上大约也要比七、八年前再多花费五千万英镑”。他还说：“我们居然能挑起这双重担子，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的确，是很了不起；不过，只要这种“巧妙的安排”持续下去，重整军备就只能是事倍而功半，而且也不可能赶上德国的步子。
为重整军备而筹集资金时，法国同英国一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顾虑的阻挠，而且它比英国更为不利，因为它的财政状况极其虚弱。和英国不同，它始终没有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真正恢复过来。而在一定程度上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行公债以筹集国防经费的建议，在法国就比在英国能得到更热烈的响应。1937年3月和1938年5月两次发行国防公债，每次都在几天之内就超额认购完毕。勃鲁姆极其成功地发行了第一次的公债，但却没有能将第二次的建议执行到底，因为他同时遭到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的激烈反对。他们不惜以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坚决不让勃鲁姆的政府掌握足够的资金以便它能继续维持下去。只是依靠拥有特别权力的达拉第，才有了可能制造出一种发行公债所必需具备的信任气氛。
雷诺在1938年11月28日提出的1939年度预算，估计花在军备上的费用是二百五十五亿五千一百万法郎（按当时的比价，约合一亿四千二百万英镑），比前一年增加了大约一百二十六亿法郎。的确，在1938年11月12日写给甘末林的一封信里，达拉第坚持说，这二百五十五亿法郎必须被看作是来年全部防务支出的绝对限额。因此，要求甘末林提出一份按紧急次序排列的需要用款的清单。为此，他以国防军总参谋长的身份于1938年11月25日召集了一次三军参谋长会议。但是后来他抱怨说，在这次会上参谋长们又一次面临了一个既成事实，即一些决定都是在没有任何一位参谋长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由政府预先作出的。
然而，在1938年11月2日接任财政部长的雷诺身上，后勤部门的长官们却发现了这样一位部长：他比他的前任们更加同情他们的需要，而且似乎也更加有办法能向他们提供所需的经费。就这样，在年底以前（1938年12月28日）政府又宣布，来年的防务支出将增加到四百一十亿法郎。同时雷诺还警告说，支出的巨大增加并不一定表示军用物资的产量有大幅度的增长；顺利而迅速的生产受到阻碍，这就意味着钱花得不得当，没有得到它的全部价值；制造得快一些应该意味着造得更便宜一些。空军部预算的报告起草人1938年12月29日对参议院讲的话也含有同样的意思，他说，一架飞机的平均价格是三百万法郎（一万七千英镑），他们的目标是每月生产五百架。因此，每个月的飞机账单将是十五亿法郎，这同过去二十年平均每年用于空军武器的全部经费差不多相等。
又过了仅仅四个月，政府决定必须再筹集一百五十亿法郎的防务经费。1939年4月21日，它宣布了一些激烈的财政措施来筹集资金，并加速整个重整军备的步伐。在解释这些措施的一次广播演说中，雷诺一开始就坦率地提醒人们，法国正面对着一个有八千六百万人口、每星期工作六十小时的国家。国此，政府决定使每周工作四十五小时制成为“可以允许的”。在公用事业中这将使它们可以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公共工程必须削减，酒精局撤销后将能节省十二亿法郎的开支。军火利润将限制在百分之十以内，并且必须缴纳附加税，可高达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一百。
雷诺的经济和财政改革是很有成效的。所以，在1939年7月5日向英美报纸联合社讲话时他才可以宣布说，普通预算是十年来第一次取得平衡，就业人数有了增加，出口额正在上升。他说，现在超时工作的人是去年11月份的十倍；同时，失业人数比1938年6月减少了一万四千人。6月份流回法国的黄金比前一个月增加了一倍。然而，雷诺自己后来写道，假如经济和财政改革在军备竞赛开始之初就实行，假如在那时就以1939年四百一十亿预算数字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用来建造和装备工厂，那么，法国的命运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的了。但是法国人民当时并不要求这样。
被雷诺获得的成就和他对防务问题的特别关心所鼓舞，参谋长们拟订了一份1940…1943年的广泛深入而又综合全面的军备计划。他们聪明地决定，首先应该设法使政府批准他们认为实施这一计划所必需的款项。但是，正如甘末林后来所写的那样，财政部还没有“改掉它的老习惯，总是目光短浅，对任何事业都要吹毛求疵”。陆军要求的是八百亿法郎，空军是七百五十亿法郎，海军则是四百五十亿法郎。军火制造总监雅科梅现在实际上已掌握了一切有关军火制造的问题，他在与财政部秘书长密切配合之下，于1939年7月24日告诉陆军参谋部军备处长说，这些估计数字太高了，必须减少。国家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也许有必要放慢某些定货的生产速度，有一些企业可以从每周工作六十小时改回到四十小时。这实际上等于是破坏为增加生产所作的一切努力。甘末林直接向达拉第呼吁，并附上一份关于陆、海、空三方面一天战争所需费用的估计，用以说明在防务准备上花费几十亿法郎还要犹豫不决，是多么的荒谬。最后，财政部同意了最初提出的数字——至少在一些最急需的项目上是这样。
第三章 工艺技术的落后
英国政府并不想否认慕尼黑危机暴露了英国防务方面的缺陷；它倒是想要表明，虽然自己并无过错，可是挑战却在它准备就绪之前就来临了。张伯伦1938年11月1日在下议院就是这样说的：
我要请尊敬的议员们记住，我们的重整军备计划是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现在只是处在计划的第三年。要是说因为在第三年中什么事也没有完成，所以这项计划已经失败了，这就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从来也没有打算要在三年中完成这项计划。我怀疑是否有可能把一个五年计划压缩在三年中完成，如果我们在计划一开始时就这样做的话。
后来在辩论中提到这种防务状况时，一名保守党议员就很自然地要问：“我们国家或任何别的国家从那个声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它是否意味着在1941年我们完全重整好军备以前，就只好让德国去任意胡为了吗？”另一位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布思比说：
好多年来，大臣们一直在使我们对于我国防务的真实状况产生严重的错误印象。……听了有些大臣的演说，……你也许会想到大炮和飞机正在象倾盆大雨般地落到他们的身边，多得几乎成了一个使人难以处理的问题。的确，有时人们是会觉得对德国人十分抱歉的。
这里显然是暗指协调防务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1938年10月26日在斯图平顿的一次讲话，他说，现在他们是处于重整军备计划的第三年，“可以公平他说，几乎每一种我们需要用来完善我们防务的武器和装备，都象一股潮水般地正在滚滚而来”。
自从1938年9月令人痛苦的真相暴露以后，人们愈来愈感到这种所谓“潮水般滚滚而来”的说法要变成现实是不大可能的了，除非对国防需要的供应系统来一次彻底的大检查。自从重整军备开始以来，对于设置一个供应部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辩论；现在它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支持者。1938年10月21日陆军国务大臣在加的夫发表演说时几乎毫无掩饰地提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布思比称之为“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报纸，它在原则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插手干预工业，只要这是可以避免的”）在10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也表示赞同。11月10日和17日分别在上院和下院提出了对首相就国王致辞所发表的施政演说的修正案，要求设置一个供应部，但它不能拥有广泛的强制性权力。在11月17日的辩论中，张伯伦（他在11月1日已经告诉下院说，经过考虑他认为，设立一个供应部将弊多利少）坚持认为，赞成设立一个供应部的人并没有能够使他相信，设立这样一个部将会使防务工作获得比以往更快或更好的效果。然而，达夫·库珀在发言中总结了当时的情绪：“我听了每个人的演说后，发现除协调防务大臣的演说外，大家普遍感到一切都不太好，如果供应部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还得有别的改进办法。”
最后，张伯伦在压力下作了让步，同意设置供应部。但是1939年4月20日建立的、8月份开始工作的供应部，只是在这一问题上各种不同观点妥协的产物。这件事和实施征兵一样，表明政府受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冲击以后，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它只限于对陆军和民防系统进行供应，至少暂时是如此。3月29日，本土野战军的建制增加了一倍，扩大军需供应已成为紧迫的任务。尽管通过的法案使这个新建机构完全可以扩大为一个有充分职权的供应部，然而原来的供应海军和空军的机构却丝毫没有变动。但即使是这个有点象是被阉割了的、改设的机构，也直到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才开始执行工作；而且到了那时它又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是这种混乱在一年或两年以前会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同它在计划和生产都已大大地向前发展了的时候所起的消极作用相比较的话。
法国防务毫无准备的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达拉第来负。自1936年以来，他一直任国防部长，并兼陆军部长；但他避不采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而没有这些措施，计划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就永远无法满足。整个工业体制需要改建，整个经济组织需要置于控制之下并予以加强；但若没有一个专门为此而设立的军备部，这一切就都做不到。多年来极力主张设立这样一个部的，不仅有在法国地位相当于丘吉尔的雷诺，甚至还有思想更为消极的甘末林。但是，1938年3月22日在讨论战时组织国民的法案中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时，达拉第断然宣布，发布军队动员令的那一天，他将同意建立这样一个部，但不能在这之前。他宣称，他不打算在和平时期把一个战时经济强加于法国；他也没有为提案报告人的下述议论所动摇：德国直到整个工业已经被动员以后，才开始扩充军队；如果等到战争爆发后再建立一个军备部，那就太迟了。
达拉第与张伯伦不一样，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一直到底。他在战争爆发后十一天（1939年9月14日）才建立了军备部；虽然领导军备部的多特里以极大的努力开始工作，也无法弥补初期延误所造成的损失。期待他去付诸实施的战时生产计划，不是因为要执行早先延误了的大批订货而受到妨碍，就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工厂、机床、原料或技术工人而不得不中途放弃。劳动力是这关键时刻所有问题中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军事动员吸干了工厂的男劳动力，而这时也正是工厂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而且，尽管很早就预先计划好把某些必须保留的专业人员不包括在总动员范围之内，据说在飞机厂工作的大多数专家到动员时仍然被征召走了。由于这个原因，单从陆军中就又不得不召回了十三万人。然而，召走他们时，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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